生命与法同在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我原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幸遇法轮大法后百病全消,并了解到法轮大法才是真正的修炼,从此与佛教彻底了断,一心修炼法轮功,并坚定信念,决心信师信法一修到底。

九九年“七二零”后,我因坚定修炼多次遭迫害。但是,不管环境多恶劣,迫害多嚣张,我靠着信师信法的正念,闯过一个又一个关难,在师尊一路慈悲的呵护下,坚定的走到了今天。

算起来,我曾三次被关洗脑班、三次看守所、三次劳教所。每次,我都是靠着对师对法的坚信,靠着师父的慈悲呵护,闯过一个又一个魔难,从来没有向邪恶低过头。不论是在洗脑班、看守所还是在劳教所,我天天背法,持续不断的发正念,我背的最多的是《论语》、《道法》,此外,还背《位置》、《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建议》、《路》等师父经文和《洪吟》。一般我每天将《论语》、《道法》背九遍,余下的时间背其他经文或《道法》中的片段,让自己一直溶于法中,不被常人思想干扰。我感到不论多么艰难,始终信师信法,从不迷失,与我不断背法、溶于法中有很大关系,背法使我头脑清醒,正念坚定,每当邪恶拿来邪悟的东西,我一看就知道是邪的,不能接受。

下面,我将自己修炼大法以来的点点滴滴写出来,见证师恩浩荡,并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

从佛教徒到大法徒

我从小身体很差,自会吃饭起就吃药,经常住院,长大后浑身是病,弱不禁风,我从不逛街,因为我没力气,每天下班回家,要先在床上躺会儿,才有一点力气做些家务。后来又患有颈椎压迫神经,右手臂不能动,冷热不知,无法医治。

我家祖辈信佛,祖母及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我,从小听的都是佛教故事,十分相信神佛。八八年我在南京拜师当居士,后又去镇江拜了一位很有名的高僧为师,但这些都没能让我从病痛中解脱。

为了治病,我还学了十多种气功,哪个气功师办班我都参加,也没见效。九四年底听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特别好,急于求医的我就找上门去,辅导员告诉我法轮功是修炼,不是治病的。我一听很失望。后来,一个朋友送我一本《法轮功》,我很喜欢看气功书,就高兴的看了。后来洗脸的时候,突然感到没有知觉的右手知道冷热了,我太高兴了!第二天我兴奋的告诉单位同事,法轮功真是高层次的功法。

但是我仍然照信佛教,把每天去炼功点炼功当作锻炼身体,很快我的膀子能动了,全好了。期间,慈悲的师父多次点化我。比如,我一走進别人家的佛堂,唱佛机就不响,我一离开就响,两三次如此。我心里暗想:看来我炼的这个气功(法轮功)层次很高,但还是不明白法轮功是修炼。

一九九六年六月,南京赛虹桥宾馆举办辅导员培训班,我被人邀去旁听,几天听下来,我终于明白了法轮功是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是真正的修炼,而不仅仅是祛病健身,也明白了不二法门的法理,末法时期的佛教已度不了人。在师父慈悲牵引下,徘徊一年多的我,把佛教中的经书、佛像等全部送人或送往寺庙,与佛教彻底了断,把气功书全部销毁。我正式走入了法轮功修炼,一心修炼法轮功,信师信法一修到底。

亲身实践“真、善、忍”,心性得到了真正的提高,身体也好了,为国家和自己节约了不少医药费。那时我们单位每年给不报销医药费的奖励100元,我破天荒得到奖励后,把这些钱都捐献给了希望工程。我的同事、朋友、家人看到我的变化,也都纷纷走入了大法修炼。

一次,我看了《密勒日巴佛修炼故事》,一看就哭,控制不住的抽泣,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总感觉有什么说不清的因缘牵动着我的心。在我后来历经重重魔难的修炼中,密勒日巴佛忍苦精進的坚强意志,始终激励着我放下生死,金刚不动。

人们口耳相传着大法的美好

我长年照顾瘫痪的父亲。九八年十月,父亲再次住進南京一家部队医院,住“47床”。在照顾父亲期间,我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更多有缘的人,向医务人员和病友大量洪法。大家都非常接受,包括负责为我父亲治疗的副院长,我不但给了他全套大法书籍,还给他看了一部队医院老院长写的修炼体会,他更加相信法轮功。一次,副院长在政治学习时间组织病区的医生、护士在小礼堂看师父讲法的录像带,看完后,副院长说下午开会就讨论这个,他说:“如果这个社会上人人都学法轮功,这个社会该多好啊!”

当时,我周围人来人往,有人想学法轮功,别人就会说快去找“47床”。父亲的病床号都出了名。从副院长到医生、护士、病人不少人走入修炼。

一天,一个外地的癌症病人闯到我们病房,他癌细胞多处扩散,已无法医治了。我给他看大法资料,第二天他就跟着我去炼功,随后把刚刚开的几千元的药扔了,说现在开始专修法轮功,结完帐回家去了。两个月后,当他红光满面的出现在医院时,大家都震惊了,他连原来秃了的头顶都长出了头发。他告诉我,这次来南京主要是为大家请宝书的,原来他和妻子在当地洪法,已建立了一个炼功点,他成了辅导员。象这种情况还有好几例。经济困难的农村来的,我就赠送全套书籍及录音录像带。

我用大法“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得到人们的信任。我每天一大早去附近炼功点炼功,护士把病区楼门钥匙都交给了我

父亲的单位经济状况很好,我陪护的床位费可开在医药费中报销,但我坚持自费,有个别医生要我用我父亲的名字开药,我接过单子用自己的钱取药,不走父亲的帐,后来他们知道了,就再也不好意思让我开了。周围人都说修炼人就是与别人不同,很多人都觉的修炼法轮功的人真好,品德高尚,不占一点单位的便宜,待人又友善。这也促使更多人想走入修炼。

大法遭迫害 弟子讨公道

九九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午,九十高龄的父亲离开了人世,我收拾完后,当天离开了那家医院。后来得知那天正好大家去省政府请愿。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这个人中小丑启动中共邪恶的运动机制迫害法轮功。南京市法轮功炼功点的义务辅导站站长、片长马振宇、庞浩、艾志青等五位同修被警察抓走,我为此两次去省政府请愿。

七月二十二日凌晨五点多,我来到省委,大门外两侧已有不少人,好多是外地来的同修,他们那里也有人遭绑架,原来是全国的统一行动啊!早晨,我和同修们手挽手排列在省委大门两侧的人行道上等待代表们進去谈判要人,在我旁边的是一位盐城来的老大爷。不一会儿来了很多警察和便衣,并开来了好多辆两节车厢的大公交车。警察把我们全都赶上公交车,我们不肯上,警察就打、拖、拽,同修彭继龙的头被打破。在车上我们集体背《论语》、背《洪吟》,马路上的行人都看着我们,有的人在抹眼泪。车把我们拉到一个学校的阶梯教室,那里好几个教室关着许多法轮功学员。中午我们都没有吃饭,有的在默默的背法,有的小声切磋。直到下午来人把我们赶回家看“殃视”。

看到电视滚动播放诬陷师父、诽谤大法的节目,想不到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利用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造假,欺骗世人,毒害众生,想不到这么好的功法不让炼了,我十分难过,以为政府不了解情况,作为大法修炼者,我有责任把大法的美好,自己的亲身感受和切身体会去告诉政府。第二天一早,我又去了省政府。

一大早,路上的行人较少,我在离省委还有一站路远的人行道上,就被警察抓上了警车。原来离省政府几站路远就戒严了,不给通行。下午,我被公安分局带回,又被单位从分局带回。单位要我写保证,我说我没犯错,不写。一个要好的同事(她曾学过几个月大法)来劝我说,你就写不炼功,反正你也不练气功了,你照修你的大法不就行了吗?由于学法不深,法理不清,对修炼的严肃性认识不够,又碍于情面,我糊涂的写下“不炼功”,还错误的认为这样也蛮好,两全其美。同事替我在上面写了“保证书”,我也没制止,后来与同修交流,才明白做错了,心中痛悔万分。我做了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的事啊!这是对大法犯罪,给大法抹黑。后来我在明慧网发表严正声明,下定决心,今后一定要做到“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1]。

九九年十月,传来山东同修赵金华被恶警打死了的消息。为了给大法、给师父、给同修讨还公道,我们觉的应该到京城去鸣冤上访,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我与十多位同修踏上了進京上访之路。

临走前,一要好的同事来看我,我告诉她我要去北京上访,可能回不来了,这家里你需要什么拿什么吧!我姐姐不会要的(因我没结婚一人生活),钥匙我也不戴了,给了她,她当时就哭了。我安慰她也许能回来,不要难过。我一个人没家没小的应该走在前头,为大法而献出生命我感到无上的荣幸!我把钱全带上了。

在北京,因为我们没带身份证,住宿不好找,还在郊区的麦田里过了一夜。十月下旬,北京天气已经很冷了,即使将雨披紧紧的裹在身上,我们这些南方人还是冷的直哆嗦,我们干脆不睡,站起来炼功。后来住在北方同修安排的住宿地,与全国各地来的同修学法切磋,法理上有了很大提高,心性得到了升华。我们十几人分坐两辆面包车去天安门,我们这辆平安返回,另一辆还没進天安门就给抓了。回来后得知大光路派出所和我们单位已到北京找过我,我被派出所关了两天。

决不交书

九九年八月的一天,派出所上门来搜书,我正好不在家。派出所在门上留了一个条。我回来后,同修来了,告诉我她把书交了。我说怎么能交呢,这不是出卖佛吗!她说不交书就要坐牢,我说坐牢就坐牢。我准备了几件换洗衣服和牙刷毛巾,提了个小包到了派出所。警察说:“你来了,要交大法书。”我说:“书我还要看呢,不能交!我反正衣服都带来了,随你们吧!”晚上很晚时,我被单位保卫科接走,心很坚定,我没有交书。

九九年从北京上访回来后,为了防止我再去北京,我被监视居住。白天两个居委会主任来我家,夜晚两个同事睡我家。我与她们洪法、讲真相,她们都知大法好,都知我从一个“药罐子”变成了一个健康人。我每天学法炼功,她们不管。

一天,我与居委会主任讲大法真相,她问我为什么有病不给吃药,我告诉她师父没有讲有病不给吃药,并把大法书拿出来给她看,没注意派出所的两个警察闯了進来,他们拿起我桌上的书,一看是《转法轮》,拿了就走。我上去抢夺,没抢下来,急得眼泪直掉。想想没保护好大法书,我伤心的痛哭。后来居委会主任赶紧到同修那儿找了一本《转法轮》给我。

“这是非法拘禁”

九九年十二月的一天,我得到一份同修的修炼体会交流材料,我觉的写的挺好的,就想复印几份给大家看看。在南航附中复印店,老板发现印的是法轮功资料,打了110报警。不一会儿,110和大光路派出所的警车都来了,我听那老板跟警察说,这回除了钱外,是否应该给他送一面锦旗。可怜的老板啊,为了一点名和利,不惜出卖自己的良知助纣为虐!

当时就这事还被列为刑事案件,由白下公安分局刑侦科审讯我,问我资料的来源,无论他们拍桌子、打板凳,威逼恐吓,我始终不吭声。第二天,南京电视台及南京所有报纸都没有图像的报道了此事,还说什么“此案还在审理中”。一些同学从电视报纸上知道我被抓后,主动为我疏通关系,找警察想保我出去。警察说:“其他案件可帮帮忙,但法轮功的案子绝对不行,这是政治问题不好通融。”可见中共迫害政策的残酷。

我被非法拘留一个月。从看守所出来,我仍被单位监视居住。每晚两个同事睡我家,白天她们把我送到派出所关在留置室,晚上她们再来接我。在派出所留置室,我背《洪吟》,跟警察、嫌犯讲真相,他们都承认法轮功好,并说,那天复印店的老板举报后,值班警长迟迟不出警,110警车到后他们才到,警长说他一听报案知道就是我,在所长打了三次电话催促、责骂下才出警。

一天,一名男同事知道我被关在派出所后,对我说:“这完全是侵犯人权,实质是非法拘禁,是违背宪法的。”从此,我再也不肯去了。警察说那就到居委会吧,我坚决不去,同时提出不让同事来我家陪护。单位也说人手紧,抽不出人来,根本不想派人来。至此结束了几个月的监视居住,恢复了我的人身自由。

破除精神病院的迫害

二零零零年五月的一天,白下公安分局、大光路派出所、单位来了十多人,想骗我去精神病院,说给我检查检查身体,还骗我说很多功友都在那里,正好让我们见见面。我态度非常坚决,说:“不去!你们问问左邻右舍、单位同事,我有没有精神病?我们家也没有精神病史,我没有精神病,为什么要让我去检查?”

警察从早上七点一直磨到晚上九点,最后让我写一个不去北京的保证。我告诉他们,这个保证我更不会写。晚上十点,他们把我交给单位保卫科才离开。

过了几天,派出所说市局要来人跟我谈谈,我本着救度世人、讲清真相的慈悲,准备了茶水瓜果,礼貌客气的接待了他们,跟他们讲述我修炼大法后的亲身体会以及大法真相,有理有据的回答了他们的提问,包括开天目、功能等方面的问题,谈的非常融洽。事后得知,那天来的并不是市局的人,而是南京精神病院的主任及两名医生,是来给我做鉴定的,结果医生说我思维清楚、理智,精神正常。

被农科所洗脑班迫害十五天

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日,我被警车强制从家里带到南京市江宁区农林科研所的一个洗脑班,这是南京市办的第一个洗脑班,关押了大约二、三十人。我将《转法轮》放在一个袋子里套在脖子上,挂在胸前的衣服里。洗脑班三人一个房间,派出所和单位各派一人监管,我坚持每天学法、炼功不耽误。发的攻击大法的书我不看。临走时,我悄悄把攻击大法书里师父的照片撕了下来,带走珍藏。我被洗脑班非法关押十五天,还被勒索七百元钱。

在看守所里开创学法炼功、讲真相的环境

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我仍常去月牙湖炼功,直到二零零零年九月我因做真相资料被绑架。

二零零零年九月的一天傍晚,一位同修打电话约我出去面谈。这位同修因发真相资料已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半个月了,她终于出来了,我真高兴!匆匆吃完饭就出了门。虽然才半个月,同修瘦了许多,她说:“我把你讲出来了,警察讲保证不抓你,他们说不讲资料是谁给的案子就不好结,讲出来这个案子就结束了。他们一再保证不会去抓你我才讲的。你放心好了,没事的!”我说:“你怎么能相信邪恶的话呢?那是骗你的!我今晚不能回去了。”我想怎么办呢?我去哪儿呢?我身上还没钱。同修说,“这么晚了,不会去抓你的,你明天一早到我老家躲几天。”我又没有其它办法,就这么办吧!

我回家收拾了两件衣服、牙刷、毛巾。刚躺下,嘭!嘭!嘭!的敲门声响了。晚上十一点多钟了,我怕吵了邻居,赶紧答应“来了!来了!”進来了派出所副所长和一个女警察,说“有点事到所里核对一下。我说带洗漱用品吧,一边拿起我预先准备好的包。他们还骗说不用带,一会儿就回来。

到了派出所,市局、分局警察全在。市公安局一处的张玄对我非法审讯,说《转法轮》他已看过多少遍了,他到天安门去很多大法弟子还以为他也是法轮功学员呢,有的还给他留下通讯方式。他想与我在法上谈谈。我告诉他们:我不想说一句话,这就是我现在的修炼状态。从那时起,我开始绝食抵制迫害。在派出所我被非法审讯了四天四夜,随后,又被非法关押到南京看守所。

我继续绝食,第八天他们开始给我灌食,有次灌食直灌到我喉咙口,胃全撑满,已经灌不進去了,却还用大针筒顶着肚子死死的硬往里压。恶徒们按住我的双肩、双肘、双膝、一个人在头顶抠住下颌骨使我的头仰着,我被她们按得死死的一动不能动。她们怕我吐,又捂住我的嘴,我难受无比,就要窒息了。最后胃承受不住压力,“嘭”的一声,喷了她们一脸一身。

我绝食争取到了炼功学法的自由。由于大法弟子不断讲真相,号房里的在押人员好些都知道真相。我继续给她们讲真相,号房环境很快正的很好,从号长到在押人员都对我很好,催我炼功。我炼功,她们就围在身边跟着学,我背《洪吟》,她们也跟着背。那时,师父的经文《排除干扰》刚出来,我常常默念里面师父的一句话:“我要的是堂堂正正修炼的弟子、金刚不破的伟大的神。”我要做师父堂堂正正的弟子,坚定的信师信法。

后来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半,被劫持到句东女子劳教所迫害,我走的时候她们都流泪,大家都舍不得我走。三次進看守所都是这样。

在劳教所坚持绝食反迫害

句东女子劳教所的环境极为邪恶,北京“帮教团”来搞强制“转化”,采取各种残酷卑鄙的手段对法轮功学员洗脑。二零零零年,我一進劳教所三中队,所长牛忠萍就找我谈话,我讲述了我修炼法轮功前是单位有名的“药罐子”,是慈悲的恩师把我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一个道德升华的人,我决不会做忘恩负义的小人。我的整个生命与大法同在,我视大法高于自己的生命。我把路堵得死死的,让邪恶对我死心。

我与同修切磋,指出“转化”是错误的。外面的同修设法送進来师父经文,大部份同修很快清醒过来,写了严正声明,共同签名,并由戴小敏起草,提出“无罪释放”等几点要求。

一次苏州同修小林抄写的经文被警察收走,大家齐心抗议。第二天一大早,我们集体炼功,所长牛忠萍看我们全在打坐,气跑了。上午大家不再去所谓教室,在监室集体学法、切磋。狱警开始干扰,把大家的被子、洗漱用品、行李包裹全部搬走。我们知道正邪大战开始了,大家坚持着,不动心,中午集体绝食,都不去吃饭。警察密谋把我们打散、拆开,从车间带出一二百个犯人,集中在操场上准备对付我们。这时,同修不知怎么一个个都把经文塞到我手中,我把经文全揣在怀里,扎紧了腰带,抱着放下生死的一念,不动心。随后,大家手挽手站成两排,高声背诵《论语》、《洪吟》等经文,我看到一位还有善心的胡姓警察流泪了。下午一点多钟,警察全副武装,把我们一个个强行抬走。最终我们全部被拆散,转到各小队。

我被抬到一个队按在床上,不得动弹。从那天起,大家开始集体绝食。新关押進来的四中队的同修声援我们,“法轮大法好”的喊声此起彼落,劳教所已乱成了一团。我们被分到各生产小队,继续绝食并拒绝干奴工。警察下令把我们抬到车间,我们每天在车间坐十五、六个小时。

劳教所成立了一个小分队专门强制灌食。盐城同修王建平,在强制灌食时,咬住皮管,余恶医(男)用老虎钳把她的牙齿撬掉然后灌。轮到我时,余恶医吸取教训,先用开口器撑住我的嘴再强灌。因绝食反迫害的人多,每人一天要被灌两次,灌食人员从早灌到晚。我和盐城同修王建平、朱素芳三个人坚持到最后,被送進句东劳教所大医院。在医院,我们继续绝食。王建平因生命垂危被保外就医。

大医院的潘、徐两位院长和一位妇科医生都还有善心,严冬腊月,别人值班给我们灌的都是冰冷的米糊,而他们值班灌的都是热的米糊。一姓杨的女恶医心狠毒,灌食的皮管从不清洗,她嫌脏,自己从不动手,叫包夹用皮管在我们的鼻腔内瞎捣。

我和朱素芳一起绝食,绝食到五个多月时,饿的很难受,一天,我们梦见两棵笔直的松树手挽手,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那几天,我真的不感觉到饿了,心中充满了信心。

有一次,刚灌下去,我就瘫倒在地,吐了一地,人休克;朱素芳吐的少,都吸收到了体内,出现明显的中毒症状,医院赶紧给我们挂水抢救。朱素芳后来全身浮肿,瞳孔放大,被保外就医。听包夹说,院长后来过问此事,得知是女恶医杨某在米糊内放了大量的食盐,她后来遭了恶报,腿脚浮肿,一个多星期没能来上班。

医院里就剩下我孤单一人。我仍坚持背法炼功,医院只当看不见。半年后,我被转回中队,关在楼梯肚禁闭室。同修告诉我师父出了新经文《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记的师父在这篇经文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我一切不配合,绝食抗议非法关押,不穿牢服、不挂牢牌、不报数等,多次被非法延期,长期关禁闭室。一次在女所小医院灌食时,我无意中看到灌食记录,上写×天×天自食米饭,任意填写。戴眼镜的李医生(较善良)看到我在看,慌忙拿走说:“不要看!不要看!这是糊弄上面的,上面要来检查。”这次,我绝食了七个月。

我被关在禁闭室,梅雨天,水泥地上都渗水,劳教所不给我床睡,就让我睡在地上铺的一张木板上,木板和被子都是潮湿的,“包夹”都喊腰、腿疼,我却哪里都不疼,而我修炼前就有严重的关节炎,是慈悲的师父在呵护和加持我。

一晚,我做了个梦,梦见一颗好大的杏树,上面结满了杏子,有青的、有黄的、有小的、有大的,其中有一颗最大的橙黄色的杏,在梦里师父点化我,那就是我,是师父鼓励我信师信法。那时,师父经常在梦中点化、鼓励我,我曾梦见过很多跳跃的鱼,有的鱼跳的很高,还有很多我都不记得了。

我共被非法加期十个月,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终于闯出了句东女子劳教所这个大魔窟。

党性灭绝人性的活例子

二零零三年二月一天晚上七点多钟,大光路派出所教导员朱益华派片警吴佳爱、副所长(瘦高个)伙同“610”骗开门闯進我家,以邪党要召开两会为由,将我和同修戴小敏绑架。那时我刚被劳教所迫害了两三年,才回来一个多月。

记的二零零零年五、六月间,当时还是白下区公安分局组织科科长的朱益华,要住院开刀,做子宫切除手术,保姆不好找,没有人照顾她,我去义务照顾她,不要任何报酬和礼物。在医院,我对她精心照顾、无微不至,帮她倒尿、擦身、洗衣服,同时告诉她大法真相,选择了一些真相资料念给她听,她都能接受,同病房的病人也听。我照顾她将近一个月直到她出院。出院时,还给她家中打扫卫生、床铺全部洗好,接她回家,直到她家来人我才离开。我并不求什么报答,也不要她为我做什么,但也想不到我从黑窝才回来两个月不到,她就把我绑架、送去迫害。我深深感到,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群体灭绝性的迫害,让多少人丧失了良知和人性,被中共邪恶的“党性取代和消灭人性”(《九评共产党》)。

闯出白下区洗脑班

我被抬出家门时,大声呼喊:抓好人啦!抓好人啦!我的手死死抓住门锁上的铁链子,恶警强行掰开,将我的手弄的血肉模糊,又用棉衣堵住我的嘴,将我强行塞進停在我家后门的黑车内。他们也知道做的是不光彩的事,因此选择在晚上、后门遮掩他们的暴行。

戴小敏被劫持進看守所,因被体检出肺不好被保外就医。我被绑架到白下区洗脑班。

在白下区洗脑班(当时洗脑班租用江苏社会科学院的地方),我绝食抗议迫害。“610”主任谢翀,用心险恶的安排南京电视台“社会大广角”节目的人来,说要给我曝光,让社会上的人看看炼法轮功的人怎么“自残生命”。面对记者的话筒,我揭露警察、“610”的谎言欺骗,控诉他们对我的迫害,我绝食是对无辜迫害的抗议。我对他们说:“你们要曝光,那就把我说的这些全部都录上,上电视曝光。”渐渐记者的话筒不再对着我了,最后采访不了了之。

后来,街道综治办主任来说:“不要你写什么了,回去遵纪守法,你只要点个头就放你回家。”我说我本来就是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要点什么头。

洗脑班结束后,白下区政保科黄水成等宣布对我非法刑事拘留,立即送走,给我铐上手铐,一个陪护当时就被这情形吓的大哭。两个恶警恶狠狠的把我从三楼拖下去,扔在地上。我身上被擦伤,鞋被拖掉,脚后跟在一层层楼梯上磨出了血,手铐在拖拽中越来越紧,手铐上的锯齿勒進肉里,紧勒在骨头上,后来回家好几个月手铐印才消掉。我一直背着师父刚发表的《师父的新年问候》里的一句法: “正念显神威 回天不是盼”坚定着正念,没有一点害怕的念头。

我被抬到看守所,一量血压已测不到了,看守所医生说要赶快送医院抢救。白下区几个送我去的恶警骂我装死,又把我抬到医院。在医院,我向医生讲真相,医生问我为何去北京,我告诉她是因为相信政府才去的,去反映自己修炼法轮功的真实体会,讲清法轮功真相,请医生帮助。医生点点头,从来没有为难过我。在医院呆了大约一星期,二零零三年三月底,我终于正念闯出了白下区洗脑班。我从医院回家后,一看家中被抄的一片狼藉,这次抄家是历次最严重的,连卫生间的排气管都被拆下来检查,给虚弱的我生活造成了很大困难。我桌上压在盒子下面的1000元钱也被抢走,至今都未归还。

我为此咨询律师,一方面对律师讲真相,另一方面,我也要用法律手段维护公民的正当权益。律师说他们内部有规定,一律不许接法轮功的案子,他对法轮功一点不了解,我就对他讲真相,我们交谈了很长时间,他明白真相后,对我非常同情和尊重,对无法帮助我表示歉意,最后一直把我送出门。

绝食两个多月 二次闯出劳教所

二零零三年底,为了让单位下岗、退休的更多职工明真相,我买了一千多张贺年卡,手写一千多份真相和祝福,在一次单位集体活动时赠送给每个同事。因为是贺年卡,大家都很高兴的接受。

一天我带了贺卡骑车,正准备去单位给没拿到的同事送去,一辆在外守了两天的黑车将我逼到马路边,白下公安分局的匡宇清凶狠的一把把我拽下车来,塞進警车。他们夺走我的钥匙入室抢劫,没有任何手续和清单,抄家时也不通知我姐姐(她家就靠近派出所)。我卧室门锁被踹断,门上带泥水的皮鞋印至今还在,我一直不擦,留作见证,这就是中共警察,完全是一派土匪流氓行径。这次我又被非法劳教三年。

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两个月后,我再次被劫持到劳教所。我不配合照相,包夹把我抬出去,放在地上,我躺在地上闭着眼。可能因为照片是闭着眼的不好贴牢牌,因此我一直没戴过牢牌。

迫害的形势越来越严酷。我梦到一个操场上站满了人,他们向我挥着手,那是等着我救度啊!我还有很多事要做!我再次绝食抵制迫害,我要绝食闯出去。

在女所小医院,余恶医每次给我灌食都用插管抽出来插進去,故意把食管和胃肠插破。绝食一个多月后,我被带到所外县医院检查身体。医院里的病人看我戴着手铐被两人拖拽着,都驻足观看。我大声说:我不是罪犯,我没有罪,我是南京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关在句东女子劳教所。两个包夹赶紧捂我的嘴,民众投来了同情的目光。我挣扎着大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修法轮功无罪!这时恶警董爱香赶紧叫包夹拖拉着我到B超室,叫医生先给我做。

我一心想的是尽快出来救度更多的众生,绝食近两个月时,我被保外就医。在这期间,我在梦中看到过一棵苹果树,上面有一颗又红又大的大苹果,有时梦到一束鲜花,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在鼓励我。

二零零四年,我被“保外就医”从劳教所回来两个多月后,警察以带我去医院复查为名,想再次将我送進劳教所,我坚决不配合,不开门,不去医院,此事后来不了了之。

第三次被劫進劳教所,绝食一年半

二零零五年九月,南京即将召开全国第十届运动会,一天,我买菜回来,刚走到大院门口,就被守候在那里的大光路派出所教导员匡宇清、片警吴佳爱绑架到派出所后,铐在椅子上。市局国保大队长肖宁健来了,说我还在外面乱窜,立即把我关回江苏句东女子劳教所,服完剩下的一年多刑期。一会儿,句东女子劳教所狱警董爱香、刘霞、小医院的陈狱医来把我绑架走。车子经过我居住的小区时,我指着我住的那幢楼告诉他们,我就住在那里102室,希望他们等法轮功正过来后来玩,他们都默不做声。一進劳教所,我就被值班的大队教导员周英以“安检”为名,强制脱去衣裤,连短裤都被扒下来,進行侮辱性搜身。为了维护自己信仰的权利,抗议绑架迫害,我一去就绝食。

为了不让上级知道还有人绝食抗议,避免在医院灌食留下记录。她们强行把我按在宿舍灌食。野蛮灌食中,每次四、五个人一齐动手,把我按在地上或床上,有的按头揪耳朵,有的按腿狠命掐,有的按肩压手臂。吸毒犯樊雅丽(河南人)、黄丽再捏着鼻子,捏不住就用毛巾包着捏,用勺子撬牙齿、压住舌头强灌。我的口舌被捣烂,被呛的上不来气,我挣扎着,她们就坐在我腿上狠命掐,把我两大腿全掐的青紫。樊雅丽扇嘴巴,掐拧我的脸,吸毒犯余晏(镇江人)将我的脸都摁瘪了,她的心肠狠毒,每次专门揪几根头发,撕裂般的剧痛,使我大声惨叫。为不让别人听到我的哭喊声,她们把门窗紧闭,外面放着高音喇叭。为了灌食时能揪住我的头发,夏天都不许我理发。

樊雅丽非常邪,经常殴打我,我常被她折磨的晕过去,她就掐人中或扇嘴巴,我的人中被掐烂,肿起老高。由于我不配合,她们就用湿毛巾捂住我的脸,结果把我的脸捂破蹭烂。有的包夹,比如卖淫女付小转(河南人)不忍心下狠手,常被余晏打骂;一个农村来的盗窃犯(安徽人),被她们骂的没办法,违心的摁住我的手臂,用膝盖顶我的肋下,由于她力气大,用力过猛,一阵剧痛,致使我的肋部在呼吸时一直疼痛。

二零零五年十月一日,恶警吴红燕当班,我被折磨的晕过去几次,她却一直低头玩手机,头都不抬,根本不管,完全一副草菅人命的态度,这次灌了二三个小时(平时只要一二个小时),她就摆弄了二三个小时的手机,灌完后她们刚走,我再次晕过去,无论怎么打耳光、掐、拧,我都人事不省。包夹赶紧报告,大队长刘冬梅与恶警吴红燕来了,问吴红燕怎么回事?吴红燕扯谎说:刚才还好好的。后将我送小医院急救。

每次灌食后,我满头、满颈、全身都是喷出的面糊汤,全身衣服被汗湿透,精疲力竭。有时拉肚子,上灌下拉,非常难受。为了逼迫我吃饭,酷暑灌完食有时不让洗头洗澡换衣服,导致我全身发馊、苍蝇飞来飞去,招来包夹的辱骂。冬天,恶警赵金礼(连云港人)叫包夹用我包内干净的羊毛衫擦,恶警董爱香叫包夹床上不要垫塑料皮,就是要把我床上的棉胎搞湿搞脏。

一天,大队教导员洪鹰来劝说我“转化”,并说哪怕假转都行,我没理睬。洪鹰便邪恶的让三个包夹做作业、抄四书,署我的名,包夹都抱怨她们天天得抄邪书。其实,恶警就是给她们洗脑,用邪书毒害她们,怕她们受我的正面影响。

我坚持绝食反迫害一年半,期间被非法加期了两个月,直至二零零七年三月结束冤狱回家。修炼前,我的肠胃很不好,能坚持长期绝食,这本身就是超常的,是因为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是因为有师父慈悲的一路呵护,不然我是绝对走不过来的,我是不可能顺利闯过这些魔难的。

第三次正念闯出南京市洗脑班

二零零八年奥运前,我被劫持進南京市洗脑班。之前,我就时常被警察骚扰,我不在家时,警察就用万能钥匙私自打开我的家门。记的大约二零零七年秋,我临时去照顾一个病人几个月,不在家,回来后发现放在抽屉内的一千元现金又没有了!后来问警察,警察就说不知道。

在洗脑班魔窟,我仍三点四十分起来炼功,白天盘腿坐在床上背法、发正念,思想清静,杂念很少。那段时间在家,我背法背的较多。

这时,师尊的法不断从我脑子里涌出来:“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2] “不管怎么样,师父是不承认它们的。你们也不承认它,堂堂正正的做好,否定它,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它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它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3]“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4]

我还想起了师父讲法时举过的一个例子:“有个学员一路讲着大法真相、喊着‘大法好’,不管带到哪儿,恶警说什么我都不听,你打我骂我再狠,我也就是这样。那个劳教所吓的赶快退回去:我们不要。因为他们想:我转化不了她,还影响一大片,(众笑)他们还拿不到奖金。(鼓掌)没有办法,那派出所那往哪儿留啊?没有办法,送回家去了。”[5]

我非常坦然,一点不怕。洗脑班头目高鹏飞拿着录音机、摄像机,左摄右摄,折腾半天,一边摄像一边骂“不信治不了你”,还说“正必压邪”。我心里真想笑,觉得他们正邪不分真可悲,我才是最正的。我想:我这个正念之场一定能压倒邪恶。我闭着眼睛,对他们的一切不看不听,盘腿合十,大声背法。区“610”吴勇、徐建平来过几次,我立掌发正念,不理睬他们,一会儿他们就走了。

后来,保安拿来邪党的“八个样板戏”,我制止他们,说:我不看邪党的东西!他们还在那放,我盘腿合十大声背法。第二天,恶人又弄来邪党的样板戏,并且说片子多着呢,每个人都要看。我想:正邪较量,我得加大力度!乘陪护人员不备,我冲出房门,在走廊上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我不看邪党的东西!法轮大法好!”我不停的喊,希望同修们听到都不要看,我的喊声惊动了所有关押的房间,极大的震慑了邪恶,他们都跑出房门看,保安将我抬進房间,赶紧把门锁上。从此再也没放什么东西,不管了。

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要回家,问别人要坐几路车,人家告诉我要坐八路车,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要在“法”上,正念正行才能闯出洗脑班回家。我不敢懈怠,每天坚持炼功、发正念,并大量背法。关押两个多月后,高鹏飞突然变脸了,说再这样学法炼功就劳教,我不动心,他叫陪护不让我炼功,我不理睬,平和面对,坚持我所做的。

一天,南京市“610”副头目周亚东来对我说:明天放你回家,你保证回去后“遵纪守法”,你就点个头吧。我依然说,我本来就是个好公民,我本来就遵纪守法,点什么头。第二天,被非法关押三个月后,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闯出洗脑班,正念回到了家。警察把我的MP3、MP4、电话本,一点都没动,全还给了我。

“共产党太邪了,难怪老天要灭它!”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底,我的家再次被十几个恶警翻墙入院,撬门扭锁,砸烂门窗,几厘米厚的防震玻璃被砸碎,门口一片狼藉,抢劫了哪些物品我现在还不清楚。我被迫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回,市国保头目肖宁健之流还在四处搜寻我,企图進一步迫害。

我家人去楼空,两年多来,大院里几百号邻居,天天从我家门前路过,目睹着我家被撬坏的防盗网、砸坏的门窗,这些被砸坏的门窗见证了邪党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邻居气愤的说: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没偷没抢,又没做坏事,更没杀人放火,不就是炼炼功、锻炼锻炼身体,告诉人家法轮功好,想让更多的人受益,干嘛整那么狠?!都坐了几次牢了,还要抓,这共产党也真是太邪了,难怪老天要灭它!反正一个人,在哪儿都是家!不要回来,远走高飞,不要再让这帮土匪抓住,好好保重!多活几年!

是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中共的邪恶,选择了摒弃中共,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保平安。不论邪恶如何迫害,都不可能改变真修弟子的坚定修炼的意志。我们没有罪,修炼法轮大法无罪,历史会给出公正的答复,历史将见证一切。

“我早就不想干了”

二零零七年,我从劳教所出狱回家,白下分局参与迫害过我的一个警察头目说:“现在我已不干了,我早就不想干了。”我为她迟到的觉醒而高兴!

本来警察是匡扶正义、惩恶扬善、除暴安良受人尊敬的职业,但在中共高压统治下,坚守良知,做一个有良心的好警察真的太难了!但是再难,也决不能推波助澜、助纣为虐啊!即使没有能力左右迫害政策,但是当让你们向好人开枪的时候,不妨把枪口抬高一厘米,打没打?打了,但没打着,这样回首往事的时候不至于内疚。更何况善恶有报是天理啊,迫害中,真正的受害者正是参与迫害的人,因为任何时候,人都要为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承担责任,本应制止罪恶、保百姓平安的警察,如今却在从事着执法犯法、迫害善良人的罪恶,这是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在拉你们这些警察往地狱奔、在拉你们走向不归路。

其实,南京警察不是都为邪党卖命的,也有不少有良知、有眼光的警察、“610”人员,暗中保护大法弟子和大法资料,不愿做邪党的替罪羊。曾有同修告诉我,一个警察抄她家时,拉开抽屉看到一抽屉大法资料和书籍,赶紧合上,在别的地方翻翻弄弄,最后转身靠在抽屉上说,这屋查过了,没有。还有的警察在抄家、抓人前,想方设法告诉同修的家人。是啊,把“枪口抬高一厘米”,善待法轮功学员,人们会记住你的善行,同时也为自己及家人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何乐而不为呢?

结束语

二零零九年三月,我供在师父法像前的一束银柳上盛开了两束浅黄色的优昙婆罗花,一束就有一百多朵,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

感谢师尊把我领上回归之路,让我找到了生命的真谛,让我在返本归真的路上不断修去人心,兑现誓约。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跌跌撞撞的走到今天。反思自己,由于学法不深,被旧势力钻空子一次次迫害,给救度众生带来了损失。现在,我唯有做好三件事,用更精進的行动,抓紧有限而珍贵的时间,弥补不足,不辜负师尊的期望,完成好历史赋予我的责任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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