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鸡东县退休教师孔令芝，今年六十岁，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炼功前，曾动过两次大手术，宫外孕和剖腹产，大出血差点死在手术台上。手术后，肠粘连，凉点就肚子痛，每天捧个热水袋，经常休病假，之后身体就一直不好。极度消瘦浑身无力的我，风一吹就要倒，再加上气管炎，关节炎，神经衰弱，妇科病常年纠缠着，不能正常上班，家务活什么都干不了。同事都说你怎么整天愁眉苦脸！一身的病能笑出来吗？对生活没有任何乐趣，悲观厌世，痛苦万分，觉得我随时都会死，活着只是一种煎熬。
一九九六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的标准做，身体逐渐好转，上述的病症全都消失了，真正的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好，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在家里家务活也能干了，在单位想说想笑，象换了个人一样。
二次被非法关押在鸡东县看守所
九九年七二零，中共迫害法轮功，派出所片警到家里逼我买诽谤大法的书，让我不再炼，不上访保证书上签字。单位领导逼着写不炼功的保证书，翻我的办公桌搜走大法书。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因为对政府比较信任，为了澄清法轮大法是被冤屈的事实，我决定进京上访。当时天安门广场遍地是警车警察，十分恐怖。在二十几号的一天，天气很好，我和同修踏上天安门，打出“法轮大法好”条幅，几分钟后，被警察抓上警车，送到天安门派出所。屋里的同修有的被关在铁笼子里，院子满满的，我们好几百人一同背李洪志师父的《论语》，背的很齐。在广场没来得及打出的条幅，都拿出来了，警察就抢条幅，同修高喊“还师父清白”、“法轮大法是正法”。下午，把我们往北京各个派出所送。
我被送到崇文门派出所，然后挨个审问。我被警察的伪善所欺骗，告诉他们我的住址，他说送我到火车站，结果把我送到鸡西办事处，到那把我的钱都搜去了，那天一天没吃饭。被关在这的还有张艳敏，史迎春，李素香三位同修，过了几天赵玉梅又被劫持来了，看人多了把我们转到地下室。
几天后，鸡东县国保大队长李清华的妻子恶警刘淑珍和张少华给我们戴上手铐，在火车上把史迎春铐在卧铺上，劫回鸡东，关在鸡东看守所养鸡的屋子里，屋里一股鸡粪味，隔壁的鸡常叫，睡在冰凉地上。吃的是发霉的玉米窝头，冻萝卜汤，没有一滴油。我们是零一年元旦被非法关押到四月二十六日，被勒索罚款三千元。
当时中共邪党县委书记于祥曾在会上讲，“宁可放一个杀人犯，不能放一个法轮功”。我从看守所出来时，腿都走不动路，浑身没劲，瘦的吓人，县里给单位下令不让我讲课，当勤杂工打铃。
二零零一年的冬天，鸡东县教育局让我去看诬蔑大法的录像，我不去。前进派出所片警马龙海，崔光日，刘勇抄了我家，把我拘留十五天。
第三次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戒毒劳教所
由于写揭露恶警迫害我们的事实真相，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再次被绑架。我们绝食九天，不签字，送劳教所我体检不合格的情况下，鸡东县国保大队长李清华报复我，通过不正当手段，硬把我劳教一年。原鸡东县国保大队长梁子义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死后，有人给李清华写信说，下一个该轮到你了，李怀疑是我写的。
在哈尔滨戒毒所被非法劳教时，每天坐一个一尺多高小凳逼我们看诬蔑大法的电视，写思想汇报，写作业，不让闭眼睛，整天不让上床休息，强迫写 “三书” 逼学员“转化”，所有的信件警察先检查。每天都早五点起床，在地下室里挑卫生筷子，装牙签，粘广告，修补布等超负荷的做奴工活，一分钱都不给我们。很多人得了疥疮，奇痒，我回来时，瘦的我丈夫都不认识我了。
第四次被非法抄家，被迫流离在外至今
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前进派出所片警张驰等三四个人到我家平房非法搜查，没有出示搜查证（事后补的）抢走我的VCD一台、大法书、光碟若干、师父法像、电脑一台、旧打印机一台，并纠缠我丈夫，后又逼我丈夫到我家楼房进行非法搜查。
片警张弛和国保大队何文明，孙作恩，于洪君等十多个人到我家，没有钥匙，派人撬锁，硬是撬开楼门，把我家翻的一片狼藉，抢走笔记本电脑一台，新打印机一台，移动硬盘一个，MP4两个，我的身份证，还有大约五百多元左右的现金，大法书籍和师父法像。当时我没在家，为了避免恶人对我的进一步迫害，我被迫流离在外。
二零一一年初，鸡东县政法委书记石连双和鸡东县政法委副书记陈万波下令停发了我的工资和所有的福利待遇，工资达六、七万元。
同修的一段话说出我的心声：“我们没想要什么，更没有想要谁手中的权力。那些都是修炼人要放弃的执着，我们就是想把这一切真实的情况来告诉人们；反过来讲，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党不可怕吗？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党能制造、编造“自焚”来为迫害升级找理由？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党能不施麻药来活摘修心向善的善良群众的器官卖钱？讲真相，一天不停止迫害，就一天都要讲下去，一直要讲到天地复明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