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潼南县付小红自述遭受的毒打折磨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一日】在江泽民“腐败治国”的指导下,我丈夫在生活作风上的不检点,导致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出现了重大裂痕,我也因此一病不起。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我修炼法轮大法后,李洪志大师将我从死亡的边缘和巨大的病痛中拯救了出来,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我原谅了丈夫和“小三”,化解了怨恨。

我叫付小红,重庆市潼南县柏梓人,法轮功学员,潼南县“教工之家”招待所退休职工。丈夫叫吴建生,一个女儿叫吴晓燕。

修炼法轮功后,我的病不翼而飞了,身体恢复了健康,渾身上下变得身强力壮,整天有使不完的劲。我听了师父的话,我明白了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的宇宙法理,知道了这一辈子为什么会遇到丈夫有外遇这种事:因果报应,也许上一辈子我做了对不起他的事,造了业,欠了他的。我决心遵照师父的教导,始终善待他人,包括自己的亲人和打骂过我的人,不计前嫌处理好了丈夫,以及和丈夫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田某,邓某﹝邓现在公开和吴建生同居﹞的关系。

后来,我一边修炼法轮大法,一边自谋职业,开了一家瓷砖门市,做起了销售瓷砖的生意。我从生命的尽头和迷茫中挣脱了出来,让我心中充满了对李洪志师父的感激。

第一次被非法关押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后,法轮功受到江泽民流氓集团无端地迫害,我深感不能接受。这不太冤了吗!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我将瓷砖门市关锁了,和几个同修坐火车去了北京。

我们进了国务院信访办,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了我们的正当诉求。后来由国务院信访办的官员联系,将我们一行几人接到重庆市驻京办。在重庆市驻京办住了几天。重庆驻京办电告重庆市潼南县六一零,派人到北京,将我们从北京押回,关在潼南县公安局临时关押室内,对我们几个妇女进行了非法搜身和非法审讯。在公安局被关了三天三夜,在第三天的深夜两点多钟,将我们全部押解到潼南县看守所非法关押。正值严冬季节,县六一零警察将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投入牢房,晚上睡觉却不给被子盖。我们要炼功,要背师父的大法,四十几岁的所长黎志贵﹙音﹚对我们大声命令道:“要炼功的,跟我站出来!”我们几个人,齐刷刷地都站了起来。气得他恼羞成怒大吼:“不许炼功,不许背法!”一次,他看见我们在牢房内炼功,火冒三丈,飞起右脚朝一个法轮功女学员踢去。结果那个女学员并没有被他的气势吓倒。黎志贵这一脚则因用力过猛,鬼使神差突然一转,整个脚掌踢进了牢房门的钢管空档里,卡在了两根钢管空隙之间,拔不出来。痛得他嗷嗷直叫。随后,黎志贵魔性大发,强迫他手下的劳改犯用“鸡啄米”式酷刑﹙用一副手铐将两手腕铐在两大腿下边,铐得很紧,两手掌零距离。人处坐势,逼迫人弯腰低头,同时戴上脚镣。﹚来折磨我们。那些年轻的劳改犯都从内心里不愿意给我们戴这种刑具,他们小声地对我们说:“阿姨,‘鸡啄米’戴起恼火﹙痛苦﹚得很,我们实在不想给你们戴。没办法,不给﹙你们﹚戴,所长要罚我们。我们给你们戴松一点,好不好?”我们就宽慰那些年轻人,那些年轻犯人很受感动。

黎志贵用这种酷刑给我们连续戴铐了五、六天。我们仍然集体打坐炼功、集体背师父的《洪吟》。最后,黎志贵无可奈何地软了下来,他制服不了我们,也就不再管我们炼功学法的事了。

中共潼南县610把我推进县看守所关了一个月,后来又转移到县拘留所非法关押。

县610的人员放出话来,要我写什么“保证”,才放我出去,我不写,他们就通知我父亲,拿钱把我赎出去。我父亲是潼南县一位小有名气的教师。不仅毛笔字写得好,画也画得好。我父亲有个学生,叫蔡聘﹙音﹚,是县公安局的局长。我对县610的人员说:“家里人拿钱,我不出去。不要我家里人拿钱,我就出去。无罪释放我,我要出去!”

后来,中共潼南县610张良一伙设圈套,派人到拘留所,叫我到公安局去问个事情。我不知是他们设的诡计,上车到了县公安局。进得县公安局,一见到我家里人,我想,他们肯定是骗了我家里人,收了我家里人的钱。我说:“你们骗我家里人,拿了钱,我不出去!”我就往警车里钻。他们好说歹说把我请到局长办公室,关上门,请我坐下,要我在拟好的“保证书”上签个字,我说:“我又没有犯法,我签什么字?我不签!”几个警察凶相毕露,抓住我的右手,就往桌上按,眼看我的手被按到桌子上时,我愤然说:“放开!我自己来!”几个人一下子就松开了我的手。我一把将桌上的笔抓起,使劲朝窗子外边一甩,笔就不见了踪影。气得几个警察连忙把我父亲叫过来,跪在我的右脚边,向我求情。潼南县国保支队队长张良却恶狠狠地说:“你看,你好坏!雷都要打你!八十几﹙岁﹚的人给你跪倒,雷不打你才怪咧!”我说:“雷打,只有打你们!是你们把我父亲弄来跪倒的。我没有犯法,我没有做坏事,是你们强迫我签字的。”我这一说,父亲听到后,伤心得大哭了起来。家里人趁机拉起我,走出了县公安局。事后,家里人告诉我,父亲被县六一零勒索了六千元的“保证金”和“遣返费” ,才结束了第一次的非法关押。回到家时,已经是二零零一年五月中旬。

再遭非法关押半年

二零零一年七月,我又上北京去为我师父,为法轮大法鸣冤。到了天安门广场附近,被中共警察吆喝着强行作恶——恶警们命令游客必须从放在地上的李洪志老师的大幅照片上踩过去,并将李老师的照片撕毁,才许进入广场。

这一丧心病狂的暴行,遭到了我和许多法轮功学员的抵制。还没有望见天安门广场的影子,我就被警察非法抓捕,关进了广内﹙音﹚派出所。关了两天,又把我转到北京一物﹙音﹚看守所,关了五天,我始终不说一句话,我也说不来普通话。最后,警察见我不吭一声,也许以为我是个“哑巴”女人,不得不把我放了。我就自己坐火车回到了重庆,再坐汽车回到了潼南。

回到家后,女儿跟我说:“妈!他们﹙张良之流﹚抄了我们的家,还对你发了通缉令。”我连忙去拉开放有《转法轮》宝书的写字台的抽屉。露出了金光闪闪的《转法轮》。我对女儿说:“你是看到的,我是打空手回来的。”女儿说:“妈,太奇怪了,太神奇了!”

张良之流妄想从我开刀,截获到一丁点信息,趁我不在家,将我丈夫绑架作人质,令他前面开路,后面警车压阵,强迫他把我们家和我的瓷砖门市打开,进行非法抄家,到处都翻遍了,连装修房子多余的,放置在阳台上的瓷砖都翻了个个儿,也没有找到他们所要的“证据”。

回到家的第三天,已是二零零一年的八月份,张良和罗永红﹙音﹚到我家,通知我下楼去问个事,一会就回来。他俩还向我家人作了保证的:“一会儿一定让她﹙指我﹚回来!”结果,我下去后,就被张良、罗永红等恶警绑架了。接着,又把我关进了县看守所。罗永红威胁我说:“付小红,你不说,别人都把你说了,你是怎么个接待的,是怎么喊那些人发的,我们都知道。”我说:“要这么说呀,你整法轮功整得这么凶﹙厉害﹚,这么展劲﹙卖力﹚,不晓得﹙不知道﹚你得了多少冤枉钱。”他气得吹胡子瞪眼睛,一个字也没有记下来。后来,他们又把我转入县拘留所关押。张良、罗永红之流绞尽脑汁想判我劳教或者送进监狱,但是我始终不承认邪恶的迫害。这次前后关了我半年,最后,他们不得已才把我放了。出拘留所时,罗永红要我签字,我一看拘留证上拘留天数一栏,填的是十五天。我就不客气地对罗说:“你们做假,关了我这么久,才拘留十五天吗?”他理屈词穷,垂头丧气地让我走出了县拘留所。

被绑架到双江派出所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日左右的一天上午,我手里拎着菜,准备去六楼资料点,给同修做午饭。走到资料点的附近,发现那上边已有陌生人在张望,我就提着菜往下边走。另一只手插进口袋,将资料点房门钥匙捏着。当几个便衣警察对我进行又一次绑架时,我将那把钥匙甩出,“咚”的一下,打得很响。打到了那栋房子底楼的房门上,落到了楼梯上,几个恶警都没有看见。他们绑架我时,我拼尽全力反抗。几个不法之徒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将我一个女人制服。我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歹徒们把我塞进警车,我一直请师父加持:“我们这个资料点不能被邪恶破坏了;让同修拣到那把钥匙,通知同修快点撤!”恶警们把我绑架到潼南县双江镇派出所关押。我一直都在暗暗地请师父,求师父,告诉资料点里的同修,快点撤,快点搬。

一个C姓同修在里面坐立不住,她突然想到要去接她的孙儿,提前离开了资料点,下楼就发现了地上的钥匙。我是十点钟遭绑架的,那把钥匙在楼梯的地面上搁了一个多小时,却没有人发现,C同修一下楼就发现了,真是称奇。她把孙儿接回家后,返回资料点时,一个在院坝里住的老太婆,告诉她:“好像是付小红被几个人抓走了,是抬起朝那个车子里甩的”。C听说后,赶紧去叫开资料点的门,拿出从楼梯上拣到的钥匙,问:“你们看这把钥匙,是不是付小红用的?”A同修经过辨认后,确认是我用的房门钥匙。他们说:“怪不得说,听到下面有人在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只是没有听清楚是哪一个人的声音。”我一上午都没有及时到资料点去做饭,里面的人已经产生怀疑。尽管张良之流派人在附近蹲坑,同修们当机立断,当天夜里就将资料点的所有设备和资料,全部撤走了。撤完后,我虽然人被张良一伙关在双江派出所,但是,那天晚上,我心头猛然一阵凉爽舒服的感觉,通透全身,修炼的经验告诉我:资料点安全转移了。第二天,从两个审问我的警察嘴巴里,也证实了我的感觉。

在双江派出所关押期间,罗永红、刘勇(音)两个警察用手铐将我铐成“苏秦背剑”来摧残我。还准备将我吊到房间内的天花板上。他俩叫站在旁边的一个小警察去找吊绳,小警察出去后,碰到了双江派出所的一个“文化专干”,那“文化专干”跟小警察嘘了一句:“这个法轮功是吴厂长的老婆”。因为他俩到我们“教工之家”招待所住过旅馆,那个“文化专干”认识我。找吊绳的年轻警察明白了“专干”的意思,磨蹭了半天,等罗、刘快要交班了,才跑来声明,绳子没有找到。等到罗永红、刘勇一下班,别的警察就不愿意给我戴手铐了。八个小时一班,一天二十四小时三班制,只有罗、刘两个家伙当班时,才将我双手铐起来,吊在窗户上,还用一张桌子隔在我身体与墙壁之间,顶着我的腰部,以此来逼我屈服。不多时,我的双手就被手铐铐乌了,铐肿了,手腕铐出了血,铐子就勒进肉里面去了。我忍着剧痛,蔑视两个警察的残暴行为,他们就打我。说来也怪,当他们举起拳头想打我时,拳头却落不下来。在双江镇派出所,折磨了我四天四夜,一直不让我休息。

后来,张良见到我,说:“付小红,你恨我得狠吧。”我说:“我恨你啥子?我们大法弟子不恨人。其实,你也在遭受迫害。”他听后,嘿嘿一笑:“我也在遭受迫害?”我说:“是噻!只不过你遭受的迫害方式和我们不一样。”张良把我非法关在双江派出所时,那里的所长对张良的人骂不绝口:“你们得奖金,喊老子我们来出地方,用我们的电,年终了,我们还找不到个办公的地点。”

流离失所,家庭破裂

第二天,张良就下令将我转到潼南县“二派”,在“二派”只关了一天,深更半夜又把我转到县戒毒所关押。同修好不容易探到关押我的地方,给我送来了生活用品,张良之流又把我转到双江镇与县城交界处的县六一零专设的洗脑班关押。张良放出话来,暂时把我“寄放”在洗脑班,三天后再来过问我。

我被非法关押到县洗脑班后,一个恶毒的年轻女人,是刚刚调入洗脑班的“帮教”,罚我长期站在房门外的走廊上,要我双脚并拢。我就是不配合,双脚分开站。她就用火箭皮鞋踢我小腿,将我的两小腿,踹的青一块紫一块的,满是瘀血,疼痛难忍,我就是不并拢,以抗议中共潼南县六一零对我的非法关押。

那个新来的女人,魔性大发。一次,趁我不注意,从后面猛踹我几脚,我一时站不稳,头向墙壁上撞去,顿时肿起一个大包,我转过头瞪了她一眼,她看到我的眼睛后,感到十分恐惧。最后,灰溜溜地走开了。我想:“我不能在这里遭受邪恶﹙之徒﹚的迫害!”当我发出这一正念的时候,师父的法身就帮助我和洗脑班中另一位女同修,于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午一点过,成功地闯出了那个虎狼窝。从这一天起,那个洗脑班解体了。这一次,张良这伙中共匪徒,非法关押了我半个月。

我们的成功出逃,惊动了中共重庆市委和中央六一零办,我经过了非常惊险的历程,我安全地移到另一个地方住下了,从此我有家不能回,流离失所。

在我居无定处,流离失所期间,丈夫通过潼南县法院,要求和我解除婚约。我女儿已经长大成人,女儿在她奶奶的胁迫下,未征得我的同意,在离婚协议上代我签了字。至今,我没有得到任何有关解除我和吴建生婚约的法律文书。这是江泽民流氓集团及中共邪党对我以及我们全家的迫害,是犯罪行为。

在重庆市沙堡女子劳教所又被迫害一年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我才从其它住所搬来和女儿、女婿在重庆市生活在一起,结束了几年的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

在薄熙来、王立军罪恶当政的重庆,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五日,那一天早上,六点过,我坐在床上刚发过正念,门外就有人喊:“你们的小车挡住别人的车了,麻烦你们挪一下,好不好?”我女儿不知是骗局,老打老实地开了门。结果一伙不明暴徒冲了进来,直奔我的卧室,未出示任何证件和法律文书。我看这伙歹人要对我进行绑架,我就一下跑到窗子边,打开窗子,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几个身强力壮的中共暴徒,一起将我一个老太婆,按在床上,用手铐将我的双手反铐了起来,同时用黄胶带将我的嘴和头缠了起来,再用黑头套将我的头部套上,象做贼一样,进屋就把房门关上,害怕楼上楼下左右邻居听到动静。他们预先还准备了割门机,出动了武警。小区保安也参与了绑架案。

邪恶之徒作了周密的安排,将小区的电梯也控制了,绑架时,紧靠我女儿家的电梯,一时成了犯罪的专用电梯。匪徒们从我家抢走了如下物品:“联想”笔记本电脑一台、台式电脑主机一部、手机三部、32G硬盘一个、旧硬盘一个、MP3三个(其中新的二个),MP5一个,《转法轮》二本,U盘二个,现金一百多元,空白光碟,护身卡片、护身手镯、护身项链若干。

暴徒们在绑架时,我奋力反抗,竭力挣扎,他们只好七手八脚将我强行抬进警车,一路开到了重庆市九龙坡区陶家镇派出所关押。与此同时将我女儿也非法押到九龙坡区黄桷坪派出所关押。薄熙来、王立军指使的九龙坡区六一零的邪恶分子,将我手,脚戴上刑具,进行了连续七十二小时车轮战式的非法审讯,我以绝食和沉默抗议。恶警们用黑头套套住我的头,将我架到他们的抽血室,强行抽取我的血样。我反抗,他们就按住我的手臂,扎我的血管。一个潼南县塘坝镇姓王的恶警抽得了我的血液后,得意忘形地说:“这下子你总跑不脱了噻,这就是依据(血样)。”在陶家镇派出所审了我三天三夜。我不开口,将我转到九龙坡区华岩看守所关押。看守所警察要照我的像,我不配合;要打我的手印,几个人按住我的手,眼看印上了,等他们手一松,我顺势一拖,手印就花了。

一个不愿意报姓名,也不着警服的中共警察,在看守所的审讯室对我进行非法审讯时,我根本不回答,以紧闭嘴唇对付凶残,气得他暴跳如雷,扯起嗓子大叫:“老子要你们俩娘母都去坐牢!”我心想,你说了不作数,不理睬他。最后,他软下来自言自语道:“我还以为区县来的还老实些,想不到你这么顽固。”第三天的午夜一点到两点钟,他打电话向他的头儿汇报“还是不行。”转过身来,他骂我:“你还是个老x(脏话﹚呢!”他一脚将板凳踢飞,砸到审讯室的橱柜上,将橱柜门砸烂了。

第四天,九龙坡区六一零邪恶分子,将我押送到重庆市渝中区九坑子处的“转运站”。“转运站”的人叫他们到九龙坡区公安分局出个证明,才把人交脱了事,当天,我由“转运站”押到重庆市沙堡女子劳教所迫害。说是劳教我一年,我既没有看见劳教通知书,更没有签字。

我被非法关进女子劳教所后,负责的是一个姓何的女警,个子矮矮的,还有一个叫陶新(音)的,三十多岁,一个姓毕的教导员,还有一个叫韩露的女警。另一个叫贾珍(音)的女警,管所谓“‘转化’了”的那个组。我一进了劳教所,就被严管了起来。狱警安排包夹我的劳教人员有林定容(音)、刘雪琴(音)、杨燕(音)、张君(音)、肖体惠(音)、李小敏(音*)等。

林定容是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案中涉及到的其弟媳谢才萍开的淫窝里的打手。刘雪琴也是谢才萍淫窝里的女打手。张君犯的是非法传销。肖体惠是涉毒人员。她们在中共狱警的指使下,参与了包夹我的犯罪活动。肖体惠,二零一一年初就刑满释放了。放出去没几天,就出车祸,把手砸断了,遭了报应。李小敏也是涉毒人员,从劳教所出去刚好一个月,打针就打死了,也是遭了报应。还有一个叫秦芳(音)的,也是涉毒劳教。是将重庆市大法弟子徐真(音),在沙堡女子劳教所里活活用被子捂死的杀人犯。

在劳教所中共狱警的怂恿下,包夹犯个个如狼似虎,对我不是罚站,就是罚蹲,稍有不服,就是拳脚相加,按住猛打。打得我身上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人都变了形。每天要整到十二点过,才能睡觉。早晨不到六点,就被值班的劳教人员叫起,打扫卫生。完了,所有的包夹犯,把我看住,其他人下楼去吃饭,不准我下楼。由包夹人员把饭打上来,舀一点给我,叫我端到房间角落处吃。吃完后,不许我动,也不洗碗。等牢房内其他劳教人员,做的做奴工、学的学习去了,包夹犯就开始对我进行围攻,谩骂,“修理”我了。学习的人员回来后,包夹犯就叫我靠墙站着。中午她们都睡午觉,我却被一直罚站或罚蹲,不让休息一分钟。晚上叫我写思想汇报。不写就打,一直到十二点,不写不准我休息,哪怕是写一个字也可以。

每天就是这样摧残我,折磨我。因为我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就遭到江泽民流氓集团以及爪牙、打手们的如此残酷的迫害。直到我被关押在沙堡劳教所的最后三个月,中共狱警才同意我女儿、女婿对我的探视。我于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走出了重庆市沙堡女子劳教所,获得了暂时的人身自由,但是中共邪党对广大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并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