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下之忧而忧(上)

谈宋代文人的忧国忧民及其文学创作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孟子曾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意思是说禹、稷见人有溺水或饥饿,如同身受,这是“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仁者之心。中国文学有文以载道和诗言志的传统,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对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仁爱有深刻的理解且躬身践行,并将其反映到文学作品中,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岳阳楼记》),正是宋代文人士大夫所向往的风范。

受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宋代文人多抱有经世济民的夙愿又非常注重自身的修养。宋代时常常面临着外族入侵的危机,北宋时期,辽和西夏经常侵扰边境,到了北宋末年,金兵更长驱南下,直至倾覆了宋室江山。南宋时,朝廷偏安于一隅。面对中原沦陷、生灵涂炭的形势,有志之士纷纷主张收复失地、救民于水火,他们学文兼学武,定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报国之志。忧国忧民成为宋代文学的主要基调,留下了许多千古传颂的名篇,如岳飞的《满江红》等作品成为后人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反映出一代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以下举几个例子。

范仲淹“予尝求古仁人之心”

范仲淹受儒家兼济天下和佛家大慈大悲的影响,从小就立下“不能利泽生民,非丈夫之志”的誓言,并一生都坚守这一信念,史载其“少有大节,其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他为官则勤政爱民、奖掖人才,居乡则自奉俭约、乐善好施,修水利、举人才、置义田、兴义学、济贫困等。他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时,提出十条治国建议,重在整顿吏治,因此触怒了权贵,受到诬陷,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贬为邓州知州,他将个人的荣辱置之度外,坚持为民请命,欧阳修等人为其辩诬上书朝廷,称赞范仲淹是“天下至公之贤”。

范仲淹阐发孔孟的精神,立身行道,在《岳阳楼记》中写下了“予尝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他以古仁人为榜样,提倡的这种“先忧后乐”的精神成为正直的士大夫立身行一的准则,把人们从物质环境的优劣和个人的得失中超脱出来,挣脱名利缰索,进入无私的境界。史载其“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励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面对西夏对北宋的威胁与进攻,作为一名儒家士子,他始终为西北战事而担心,并由此“痛心疾首,日夜悲忧”,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后,带兵戍守西北。他在抗击西夏中,运筹帷幄,连西夏军都说他“胸中自有百万甲兵”。他体恤士卒,体察民情民意,尽显其儒者风范,因此又有“儒将”之称。他以边塞生活入词,首创豪放词风,将边塞将士戍边的情景、苍凉悲壮的审美意境注入词中,如他在《渔家傲》中写的“燕然未勒归无计”、“将军白发征夫泪”,就是边塞将士们忧国思乡的写照。

范仲淹与当时的一批重要文人如欧阳修、梅尧臣、苏舜卿等,主张诗词要有反映现实、针砭时弊的社会功用,开拓了诗词的意境,一扫五代时期文坛浮华轻靡的流风,建立了清新、秀美、刚健、婉转的文学风格。他在《唐异诗序》中写道:“诗之为意也……锵如乐府,羽翰乎教化之声,献酬乎仁义之醇。上以德于君,下以风于民,不然何以动天地而感鬼神哉?”不仅承续了传统的诗教观念,并进而提出“意必以淳,语必以真”的创作要求,其作品在艺术上亦呈现出淳朴、淡远而真切的特点。

他的很多作品立足于“民”,抒写民心民意,体现了儒家民为邦本的思想。如他知任邓州时,适逢邓州数月干旱,二麦枯黄,百姓发愁,他更是急在心上,多次向朝廷奏报旱情,并虔心敬意祈祷上苍,待到普降瑞雪,人们纷纷向他祝贺。他想到来年五谷丰登的情景,百姓有个好收成,于是抒发自己心中的喜悦,在《依韵答贾黯监丞贺雪》诗中写道:“常愿帝力及南亩,尽使风俗如东邹。谁言吾人青春者,意在生民先发讴。”

范仲淹期盼风调雨顺,带领属吏于孟春正月祭祀风神,他在《祠风师酬提刑赵学士见贻》诗中写道:“所祈动以时,生物得咸遂。勿鼓江海涛,害我舟楫利。旱天六七月,会有雷雨至。慎无吹散去,坐使百谷悴。高秋三五夕,明月生天际。乃可驱云烟,以喜万人意。”他祈祷风神刮风要大小适时,以使万物生长,百姓安居,不要刮大风影响水路交通。六、七月间雷雨天,不要刮风吹散云彩,引起天旱,使庄稼枯黄。秋高气爽的十五晚上,若有云彩遮住月亮,要把云彩吹散,让天下百姓享受明月清风而欣喜。他理想中的社会则是:“长戴尧舜主,尽作羲黄民。耕田与凿井,熙熙千万春”(《依韵答提刑张太博尝新酝》),希望百姓能够生活在象尧舜那样的盛世。

欧阳修“忧民之忧,乐民之乐”

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往往非常重视文学的教化功能。欧阳修在文学观点上提出“文者以明道”,强调道统的修养,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提倡简练、平易自然的文风,反对追求靡丽、形式,对宋代和后代文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称为北宋文坛的领袖。

欧阳修认为儒家之道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答李诩第二书》)孟子曾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欧阳修关心人民疾苦,乐于为民谋福,其为人为文包含着他对国事民情的关切。他在《相州昼锦堂记》中写道:“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指出要将恩惠德行遍施于百姓,报效国家,这才是士子们所推崇的啊。

欧阳修一生在朝廷和地方居官四十多年,勇于言事,风节凛然。其文章内容充实,形式多样。他多次上书或著文揭露、抨击时弊,如他在《准诏言事上书》中说:“从来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恶者盗贼,今盗贼起矣;所忧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赖者民力,今民办困矣;所需者财用,今财用乏矣。”在《本论》中又说:“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骄于内;制度不可为当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于五代之时,此甚可叹也。”他在《原弊》、《准诏言事上书》、《本论》等文中所提出的各种建议,与范仲淹所提出的十项主张互为呼应。他在诗歌《答杨子静祈雨长句》中,也写出了“军国赋敛急星火”、“然而民室常虚空”的社会现实。欧阳修虽官至宰辅,因为他一向支持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的建议,上疏为他们辩护,也被捏造罪名,几经贬谪。

欧阳修遭贬后,历任滁州、扬州、颍州、应天府等地方官。面临逆境,他不计个人的得失,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他实行“宽简之政”和仁政爱民之策,“节用以爱农”,使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他为此而欣慰。然而国家朝政的积弊不能消除,他又心怀沉重的忧虑。他写了许多以社会现实为题材的作品,以及对历史题材的吟咏等,抒怀达志。

他被贬到滁州作太守时,与民休养生息,使年丰物阜,且与民同游,“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于是其笔下便出现了回肠荡气的《醉翁亭记》。在《醉翁亭记》中,他以朴实、醇厚和热情抒发了寄意山水,与民同乐的感怀:身处“翼然临于泉上”的小亭,“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意即人们只知道跟随太守一起游玩的快乐,却不知道太守是以能使人们快乐而快乐啊。“乐其乐”、“同其乐”,给世人展现出一幅人间祥和的画图。

他在滁州写的另一篇《丰乐亭记》也是围绕“先忧后乐”、“与民同乐”这一人生和文学的主旋律来写的,文中对滁州的历史故事、地理环境乃至民风民俗都作了细致的描写。他写道:“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可以看出,“群山之相环,云烟之相滋,旷野之无穷,草树众而泉石嘉”之美,这并不是欧阳修真乐之所在,他的真乐是“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天下之学者,皆为才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意思是他的真乐在于实现儒家仁政理想:君主宽仁化民,百姓丰衣足食,天下学者都贤德有才能,边远夷族鸟兽草木生长都适当合宜。

他在诗作中描绘农村的田园风光,如他在《田家》中写的:“绿桑高下映平川,赛罢田神笑语喧。林外鸣鸠春雨歇,屋头初日杏花繁”,绿满平川、鸠声悦耳,杏花映日,写出雨后新晴的浓浓春意及田家生活兴旺的气氛,同时也写出作者与民同乐的喜悦。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