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电视播音员的风雨十三年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六月三日】我叫罗慧,今年四十五岁,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原三江食品公司有线电视台的播音员。一九九六年在丈夫修炼法轮大法后的两个月我也有幸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行列。

我所在的单位在佳木斯市,是当地一家著名的大型国有现代化企业,员工大部份都是大、中专院校毕业分配的学生。

在一九九九年之前,本企业的修炼大法人数已达五十多人。这些员工在日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处处以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工作积极主动,不争名、不求利,公司上至领导、下至员工,对修炼的人都有很高的评价,为此公司对我们在法轮大法的修炼和弘传上也给予了大力支持。无偿给我们提供炼功场地,去农村弘法给我们提供客车。企业领导看到了我们修炼人身体和精神上的变化,有的也开始看书,走入修炼。

可是就是这么好的一个能使人祛病健身、提高人们身体素质和道德回升的功法,一九九九年的七月,却在江泽民一己妒嫉心之下,对法轮大法的修炼群体進行了铺天盖地的迫害,我也被公司责令从电视台下岗。为了让人们知道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我和丈夫毅然决然的走上了去北京的上访之路。

那时北京的信访办和天安门广场俨然已经是抓捕大法弟子的地方了。在北京的一天早晨,我们几个住在一起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同修,正在居住的出租平房里炼功,突然被当地派出所的警察破门而入,把我们带到了派出所关押,后通知我公司驻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来领人,第二天公司那边就派出保卫科科长和一名内保人员,从佳木斯赶到北京接我们,把我和丈夫带回了佳木斯。当时的佳木斯市看守所女监室,已经关满了很多去北京上访被截回的大法弟子,因关押不下了,我又被南卫派出所的警察送往下面的桦川县的看守所非法关押,我丈夫则被非法关押在了佳木斯看守所。

当我被关進桦川县看守所时,里面已经关押了十几个从佳市看守所转送过来绝食的大法弟子,她们当中有我认识的几个人,有一个是我公司的员工。看到这个场面当时我们心里非常难过,这么多的在做好人的人被关在这里,这是为什么?

在看守所里我们每天只吃两顿饭,早上吃的是带几个菜叶和泥沙的汤和黑面馒头,晚上只有一碗粥和咸菜,吃、喝、拉、撒、睡都在一个屋里,那时正值东北的十一、十二月份,室外冰天雪地,可我们喝的和洗漱用的都是寒冷刺骨的自来水,甚至还经常停水,平时只有看守所需要我们干活的时候,才能走出监室。就这样我被非法关押了两个月后,东风分局勒索两千元作为抵押金,桦川县看守所勒索我一千元所谓的伙食费,通知我们公司把我接回。丈夫则被非法劳教两年,关押在臭名昭著的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

因我们去北京上访给公司和领导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公司被上级单位领导开会点名批评。公司领导也感觉到在对待我工作的处理上过于草率,对我个人也有歉疚,所以在我回来后,积极给我安排工作,回家的第二天就让我上班了。工作暂时还在电视台,但不给我安排具体的工作。在之后的不长时间,由于单位進行改革,我也被公司安排到了人力资源部,具体做再就业管理的工作。

在从看守所回来工作后的几年时间里,当地派出所的警察不断到家里和单位骚扰我。每逢所谓的敏感日,单位也总会安排人员跟踪或以加班的名义看着我,甚至我的父亲病重了也不让我回家探望。担心我是找借口再次去北京。单位领导不批给我假,但他们却派车派人驱车四、五个小时,赶到远在农场我的父母家,验证一下我的父亲是否得病了。当他们一行几人来到我的父母家的时候,看到我的父亲的确病在床上起不来,他们才派了一个工作人员出去给我父亲买点营养品。这件事情我当时并不知晓,是过了好长时间之后,其中去过我父母家的一个领导在跟我的一次谈话中,无意中说了出来,当他看到我还不知道此事时,有些惊讶,他说:“你母亲没有跟你说吗”?还说:“我们是曾经告诉过你母亲对你不要提及此事,但没想到她真的没有跟你说”。我当时有些激动,随即给我母亲打了电话询问,电话那端我那善良的母亲还在跟我说,是你们单位领导不让我告诉你的。我质问这位领导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也自知理亏,找各种理由解释。还有两次我被南卫派出所的警察以找我谈话为由,带到派出所调查。有一次把我扣押在派出所一宿不让回家,理由是说有人举报我要去北京上访。当晚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女青年因她的老板举报她偷客户的手机,而被带到派出所的。晚上睡觉时我和这个女青年被两名警察看管在同一屋中休息。两个警察则在靠门的两边床上睡起了觉。第二天上午,警察孙书龙让我写所谓“保证书”,我不写,他就对我大吼大叫。看到他那张扭曲的脸,我真为他感到可怜。大法在被迫害之前,这个人曾经跟我和丈夫都熟悉,平时见面也是哥和嫂子叫着,怎么一下子就变成这样了。可见共产党把一个正常人变成了什么样。

丈夫被非法劳教的第二年,也就是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三日,他和其他大法弟子共计十一个人成功地逃出了那个地狱般的黑窝,从此开始了流离失所的日子。

因为丈夫的逃脱,平日里对我看管的派出所对我看管的更严,劳教所也派人到单位打探丈夫的消息,哄骗诱导我,如果有丈夫及其他大法弟子的消息,要及时通知他们,都被我告之不知道而推回去了。

丈夫流离失所在外地的一天,到一个朋友家串门,被当地派出所的警察绑架,丈夫凭着对大法的坚信,绝食四十多天,正念闯出黑窝回到家中。几个月后,就在二零零二年四月九日全市大抓捕中丈夫再一次被绑架。被绑架的当天晚上,另一女同修在我家,就听到门外的声音很吵,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到门口仔细一听,才知道是我的丈夫被警察绑架了,警察叫嚷着让丈夫开我家的门,要進屋搜查,我丈夫不配合,他们强行从他身上搜出我家的门钥匙,闯了進来,進屋就看到我丈夫被恶警把手反绑在背后,一警察把我丈夫按倒在地,还用脚踩在他的头上,不让动,美其名曰是怕我丈夫撞暖气片自残,其他警察一顿乱翻,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翻了个遍,包括阳台、厨房都没放过,屋里一片狼藉,这一幕就象在电影电视里看到的土匪抢劫的一样,当时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吓坏了,浑身发抖。我和另一女同修被强制要求坐在沙发上不许动。在翻东西的过程中,我要拿回放在洗衣机上的手提包,他们没让我站起来,之后我执意去拿我的包,结果发现装在里面的价值三千多元的新手机不见了,因他们進来之前我刚用它打过电话,我说肯定是你们当中谁拿了,他们个个都不承认。他们还从丈夫的衣兜里搜走两千多元的现金,说这钱是搞非法活动的资金。翻完后他们把我们三人一同带回了南卫派出所,把我们三个人分开来進行审问。我被关在了一楼办公室,就听到楼上有打人的声音,我要去楼上看我丈夫,是不是被他们打了,看管我的警察拽住我不让我上楼,哄骗我说录完口供就让我上去。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派出所的警察把我和另一女同修送回了家。最终没见到我的丈夫。当我打开家门的时候,映入我眼帘的一幕是,家里床上、地上到处都是被翻过的东西,乱七八糟,我当时的心情说不出的难受,一刻也待不下去了,转身把门关上就去了朋友家。我丈夫则被他们非法扣押在了派出所。

我的公公婆婆知道他们的儿子又遭绑架了,心急如焚的从大庆女儿家赶了过来,之后的日子就是我们三人不断奔波于南卫派出所和东风公安分局(现佳东分局)和市局之间,要求见我丈夫和要回从我家非法搜走的钱和物品。

有时我和公公婆婆一起去南卫派出所、东风分局和市局,有时是老俩口去,公公婆婆敢于说真话,公公退休前曾是个领导干部,明白这些政府是怎么对付老百姓的,他们走到哪说到哪,说现在的共产党怎么跟过去的国民党和土匪一样,到了别人家里连偷带拿人家的东西,可能说到那些警察的痛处了,他们感到颜面受损,认为是我在被后指使的,分局就下令开始实施抓捕我的计划。就在五一放假期间,他们动用一辆吉普车和好几个警察,光天化日下把我家团团围住,在我家门外用力砸门,不给开门他们就开始撬门,我公公就拿着菜刀在门口对他们说,今天谁敢進来我就砍了谁,那些恶警在门外听到老人家来真的了,他们也不敢再砸门了,就软硬兼施的做我公公的工作,说不是要抓我,就是進屋看看我在不在家,找我谈谈,但都被我公公严厉呵斥拒绝了。

在这过程中,我婆婆的心脏病被他们一次一次的砸门和撬门、恐吓犯了病,一听到砸门的声音就吓的一哆嗦,直到现在有时一听到敲门声音大一点,她都吓的一哆嗦。本来俩位老人就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被这一折腾吓坏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婆婆吃下药也不见好转。

整个过程都被我家这栋楼的居民看在了眼里,人们都在议论纷纷,说现在的警察不干好事,就知道抓好人。有的邻居给我公公通风报信,说别让我出去,那些警察还没走,让我多加小心。警察一看不给开门,又顾及他们自己的影响,怕引起老百姓的不满,不敢再砸门和撬门,但又不甘心就这样退回去,就在我家楼前楼后蹲守了起来。就这样我们三人提心吊胆的,全无睡意熬到了天亮,第二天一早,一位好心的邻居告诉我公公说警察撤了,让我赶快离开家,可能警察知道第二天就是五月八日了,七天长假过后单位就要上班了,可以到单位抓我。就这样我坐上公公叫的出租车,在左邻右舍的目送下离开了家,从此便开始了流离失所的日子。

在流离失所的那段日子里,多亏同修的帮助,我有了落脚的地方,但我时常为了躲避警察的搜捕频繁的换住所,整天提心吊胆,担心哪天警察找上门来抓我。在这艰难的日子里,心里还时时惦记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的丈夫,不知他在里面的情况如何,脑子里经常会反映出关于他的不好的消息。

家里这边公公婆婆也一直没有放弃找相关部门要求见他们的儿子,整天奔走于派出所、公安分局和市局之间。但都没有得到答复。俩位老人不知道他们的儿子被关在什么地方,到处托人四方打听,我的婆婆更是整天以泪洗面,唉声叹气。同时还要应对经常到家里来找我的单位同事,单位的同事每天轮番到家里看看我回没回家,并哄骗俩位老人说,只要我回单位上班就没事了,派出所不会抓我的。公公婆婆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早已不相信他们的话了,回绝了他们。

半个月之后,我公司在大门口贴出了关于开除我工作的公告。之后就听到消息,单位为了配合南卫派出所抓捕我,每月拨给派出所一笔钱,用于四处找我的费用。我的一个朋友有一次坐公交车,就遇到两个人正在说起此事,当时她一听就立即为我伸张正义,对那俩人说:“凭什么抓人家,人家又没干坏事,你们单位还出钱帮着一起抓,这不是在干坏事吗”。

公司领导哪里知道,他们的行为会给整个公司和他们个人以及员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他们这是在给恶的势力充当帮凶,违背人的良知,迫害修炼的人,这是人、神共愤的行为。不到几年的光景,当年那个花园式的现代化的企业(三江食品公司)就倒闭了,员工也都失业了,很多家庭为了生活不得不夫妻分居两地各谋生路,有的去外地打工,艰难的度日。公司领导中有好几个人因车祸和癌症相继离开了人世。

为了躲避警察的抓捕,也为了生活,我决定离开当地,去南方的一座城市打工。

在准备离开这座城市之前,我好容易托人到看守所见到了分别八个月的丈夫。那时才得知他被非法判重刑十年,他在里面曾绝食近两个月抗议被非法关押,遭到过多种酷刑折磨,都不曾屈服。在那样的环境下,丈夫还笑着对我说他挺好,不要让我惦记他。看到丈夫回监室时消瘦的背影,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这一别就是九年的时间,直到二零一一年三月,因佳木斯监狱在十二天的时间里,连续迫害死了三位大法弟子,迫于国外国内的真相电话和国际媒体的关注,以及家属的追究的压力,佳木斯监狱开始给被非法关押在那里的大法弟子检查身体,查出身体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就通知家人办手续。

丈夫当时被检查出高血压等症状(210ml汞柱)。监狱方通知了我丈夫的家人,让去给丈夫办理保外就医的相关手续。得知消息后,三月份我从外地赶了回来,刚一下火车,我就和另两个同修去监狱见我丈夫,结果遭到了监狱相关人员的百般刁难,不让我和丈夫见面,直到丈夫的哥哥、姐姐来了,才得以让我们见上面。

在办理丈夫保外就医的相关手续时,我们户口所管辖的南岗派出所和前进公安分局来回推诿,不给予办理接收手续。我年近八十岁的婆婆,特地从大庆坐了一天的火车,来到佳市就是能尽早把她的儿子接回家。历经了五个月的时间,我和婆婆不知道跑了多少回的派出所和公安分局,最终还是我的朋友花钱托关系找熟人办完了手续,直到八月份我丈夫才得以被放了出来。这就是共产党统治下的政法委系统,残酷的迫害着一群修真、善、忍的善良群体。有多少家庭被迫害的妻离子散,有家不能回。天理昭昭,奉劝那些还在助纣为虐,继续干着迫害大法弟子事的人,赶快悬崖勒马,停止迫害,神留给人的时间不多了,希望你和你的家人都能明白真相,退出中共组织,选择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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