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进京上访
迫害开始后，中共恶党开足所有宣传工具诬蔑大法和大法师尊，真的象是天塌下来一样。这么伟大的师父，伟大的佛法，怎能容几个小丑败类诬蔑！我和老伴黄敏和其他同修一起，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带着沉重的心，乘上了去京列车，躲过了一道道封锁，甩掉了跟踪的特务，到了天安门。
天气闷热，高温四十多度。天安门里黑烟缭绕，使人透不过气来，警车五十米左右就是一台，四、五个人守着一台车。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广场谁也进不去。我坐在广场东边的一块破石板上，观察动向，警察一会伸头看看。这时过来一个小伙子背着双肩包，只是在广场边上路过，一个警察上来不由分说的抢下背包，底朝天的一兜东西全倒在地，用手扒一扒看有没有“禁物”，说了声“走吧”。小伙子战战兢兢的赶忙装上东西一溜烟的跑了。老伴对我说：“看见了吧，比日本鬼子还凶。”这次我们什么都没做回来了。
第二次进京上访
二零零零年五月二十四日，为了讲清法轮功真相，我和三个外地同修一行四人跑进了天安门广场打了横幅，被绑架到北京站派出所。警察问我来干什么来了，我告诉警察：我师父是清白的，法轮大法是伟大的佛法，是正的，修真、善、忍是做好人的。最后我问警察，我说的这些你往上反映不？他说会反映，我说你们要不往上反映，我还来！就这样我被关在站前派出所铁栏里，正好我老伴也在上访，我们一齐被佳木斯向阳分局刘铁军，还有佳东分局的人，带回了佳木斯，被向阳分局非法关进了看守所。
一进看守所，我就绝食反抗，邪恶之徒们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找来一个女记者，她问我：“你为什么不吃饭？”我说：“我炼法轮功一身病都好了。修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我不是犯人，就不能吃犯人的饭。”她一下把麦克风关了。我才发现她是个记者。
在我绝食第八天的时候，向阳分局崔建国局长来了，他问我：“你还炼吗？”我说“炼！只要有一口气就炼！”他掉头就走了。第二天就把我放了。其他三个同修都非法劳教二年。我老伴黄敏被劳教一年。
非法劳教三年的迫害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七日，那时我们对反迫害法理都不太清楚，或多或少都有怕心。我们几个同修到我家坐在一起切磋切磋吧。我们八个人刚坐下，就听到有急促的敲门声，往窗外一看，我家被警察包围了，三四辆警车，围观的人也很多。无论怎样敲门我们就是不开，片警岳亚文蹬着别人家的棚子，用脚踢开我家的窗户，破窗而入了，门被打开一拥而进，七八个警察，有向阳分局秦中玉、崔荣利、于进军、市局陈万友，其他四、五个人不认识，这些警察特别专业，两个堵门，两个堵凉台门，其他的不容分说乱翻起来，我家被翻得一片狼藉。所有的箱子全部打开、拿走四千六百份资料。那时真相资料极缺，他们如获至宝。也确实是宝！凡是到我家来的警察都被中共赏赐“三等功”。
警察把我们八个同修拖上了警车。我们不配合邪恶，恶警问资料哪来的，我们谁也不说。我被送到了看守所。看守所的条件可想而知了，吃喝拉撒全在屋里，十几米的大板铺挤二十多人，牢头非常凶，看谁不顺眼非打即骂，满口脏话，那里足可见到人类败坏的一角。
没几天我就染上了疥疮，奇痒无比，根本不能入睡。白天就是高压提审，可我们谁都不说资料的事。崔荣利提审我时说：“你快点说。某某怀孕五个月我们不抓，某某是精神病我们不抓。你说出她俩你的责任就会减去三分之二。”我就是说不知道。陈万友来提审我也是这套话。他说：“你快说出她俩，赶快脱身。”我就坚定一念什么都不说，决对不能出卖同修，不管他们是善意恶意对我都是迫害。在看守所被关了十七天，我被非法劳教三年。
二零零一年一月五日我和另外一个同修两个人戴着一副脚镣被恶警推上警车，劫持到了佳木斯劳教所。那时是邪恶最猖獗的时期，被劳教最长的就是三年。一进劳教所我就成了“转化”重点。恶警把我关在一个小屋里，隔离面壁，大小便、吃喝全在屋。那时我还不懂反迫害，但我也不听邪恶的，不面壁，我经常大声喊：“放我出去。你们不让我上卫生间我绝食！”那时我已经五十七岁了。她们怕我绝食就让我去卫生间了。
为了加大力度“转化”我，恶警把几个早期“转化”的五个犹大找回来，因我满身疥疮，她们把我按倒在地，扒开我的衣服，往身上喷冰冷的药水。取暖设备不好，整天穿着湿衣服，深冬时节整天打着哆嗦。
我们吃着黑面馒头，早晚没菜，吃着带盐粒的萝卜片，喝着依稀可见的几片菜叶汤，见不到一滴油花。老年同修经常大便秘结，腹痛。上厕所时间有限，经常没便完就被喊出来。由于长时间加腹压，我的膀胱脱垂了，排尿困难，腹痛，需要急诊手术的。邪恶也不放我。
过大年了，万家灯火的时候，我和老伴都在劳教所，只有两个没成家的孩子和一个无儿无女年老多病的老姨在家。除夕夜别说吃饺子，连年夜饭他们都没吃，只是在电视机前流着泪过了除夕夜。
儿子要结婚，我的心被带动了，一想到他们，我就寝食难安。玩玩文字游戏，来个假“转化”吧。可是修炼可不是儿戏，在真正的劫难当中和过关当中来不得半点糊涂。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我知道我错了。我不回家了，马上写了“声明”，“转化”作废。哪个队长也不接，我不管她们接不接，我是不能出卖师父和大法，混个出门证。最后我智慧给了中队王秀荣，她接了，可是三个月过去了。我的心轻松了。
我进劳教所不到半个月时，陈万友领着黑龙江省公安厅的一个领导来找我，还是问资料的来源，围观的警察很多。公安厅的人说：“你告诉我资料是哪来的，我现在就把你领出去。”我说：“你都不知道资料是谁的为什么将我劳教？你们不是犯法吗？”他们再也不吱声了走了。
事过一周，佳市公安局政保科王科长又领着公安厅的那个人来了，还是问我资料的事，我照样回答：“不知道。”他们还在耍花招，又说马上放我如何如何。我告诉他们：“你们放不出去我了，因为我不知道。既然你们都不知道资料哪来的，有什么理由定我三年？”他们无话可说，只好走了，再也没来。
在劳教所，我知道走过一段弯路，那是个污点，就加大力度弥补，叫我劳动我不参加，让我坐小凳我不坐。有一天我躺在床上，警察高晓华进来说：“你怎么不坐小板凳？”我说：“这张床是给我准备的，我只能坐床。”她说：“我来了你还不给个面子？”我说：“不给。你算干啥的？”高晓华又问：“你说我是干啥的？”我说：“你也就是个溜廊的呗。”意思是溜走廊的。从那以后劳教所带队的警察都说：“我们是溜廊的。”再也没有人叫我坐小凳了。
不参加劳动的法轮功学员每天被逼迫学习邪党的东西，洗脑。我也是躺着，对侧走廊挂了一块诬蔑师父的牌匾，我们几个年岁大的同修商量一定得拽下来。邪恶对老年人不太敢下死手打。一天我们看警察不在，我们四个人一齐奔向走廊，拽掉了牌匾，全部折断，刑事犯喊：“不好了，法轮功造反了！”一时间上来一帮警察。把我们几个人分开，有两个同修直接拽到严管队钉个大字铐在床上。我被那凶恶的教导员祝铁红叫到了办公室审问：“你们为什么拽牌匾？”我说：“你们诬蔑我师父不行。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所以不准许你们侮辱。”她大声吼叫：“挂什么你不摘？”我说：“学雷锋，学李淑丽我不摘。”她无话可说了。叫人把我送进了严管队。她们既没骂我，也没打我，也没给我钉大字。可我也绝食了，因为我不能在那里待！
当我绝食第十天时，我去洗漱间处理完也不能单个回屋，得一齐走。我刚到门口就觉头晕的不得了，不知不觉中摔下去了，据说摔的声音非常大，震动了一层楼，当我醒来的时候，走廊有许多人，我满身是水，头上都是水，几个同修和警察把我抬到床上，我呻吟不止，左脚粉碎性骨折，立刻青紫，骨盆损伤，脚越来越黑，肿的越来越粗，但不疼，就觉得功过去了，骨渣咔咔响，不一会骨头全复位了。脚肿得又黑又粗，直到脚脖以上。正好到了二零零一年十月一日了，劳教所放长假，她们怕我死在里边把我放了，没有什么手续，没花一分钱。定了三年我待了十个月在师父的呵护下出来了。
从归修炼路
正好老伴也回来了。他非常精進，家里成立学法小组。流离失所的他也敢接待。几个年轻的同修不断来找他，研究电视插播。因为我老伴是大学老师教电子工程学及自动化的，研究起来不难。
那时我刚从劳教所回来，怕心很重，那种迫害阴影挥之不去，他们又重新租个房子，他们知道长春刘成军因搞电视插播被迫害致死，他们顶着压力，在二零零二年电视插播成功，佳木斯国安，警察，全部出动抓他们。整个小组全部流离失所，全国插播，山东、山西、陕西、甘肃、上海、广州等地，二零零三年恶党第一号通缉令就是抓黄敏，据说李岚清亲自督办，谁抓到黄敏悬赏五万元，当地还奖励一万，可见邪政多么惧怕法轮功。当我听到这一消息，真的是昼夜不安，心总是七上八下的，尽管自己要求自己稳住心，也是长夜无眠哪！精神摧残太大了。
我儿子把我接回他家，那时我家已是众警把守，里三层，外三层，省公安厅，佳市公安局，司法局，向阳分局，经常来我家骚扰，蹲坑的，盯梢的，电话监控，半夜三更闯入我家，无数次抄家，我的心整天的悬着。
一个深夜，我在恶梦中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一身冷汗，闯进来两个警察，把我绑架到向阳分局，见满屋子警察，给我让了座就开始审问我，问这问那。我只是告诉他们我什么也不知道。他们还在问我，我呼的站起来说：“你们别问了！”我指着他们的书架说：“你们不是没收那么多大法书吗！你们把《转法轮》拿出来，一页一页的翻，你们看那里有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没有啊！”那一瞬间我全身唰一下去掉了许多坏东西，我知道是师父给我的智慧、在加持我。满屋的警察面面面相觑，静静的没有一点声音。好一会那个警官说：“你们去两个人把老太太送回去，别摔了。”过来两个警察把我扶到楼下，一看我那两个孩子也被他们抓来审问了。
我感到形势越来越严峻，我的心每天好象都在颤抖着，精神迫害太严重了。我家的门他们随便开，一天突然闯进一帮警察，其中一个是公安厅的官，问这问那，我都一一回答。他们没发现什么，一个小警察问：“你还炼不炼？”我大声说：“我不和你谈这些！”小警察说：“现在你敢说这些？”那个当官的警察忙说：“我们不谈这个，不谈这个。”看那个架势他们想把我带走，我镇静下来。那个警官又问我：“你怎么看粘贴的那些东西？”我顺口说：“不就是个传单呗，象那广告，通下水道，干这干那的。”他们都笑了。
那些日子，我家是兵临城下，面对大敌，不分白天黑夜，我和两个孩子经常被绑架提审，邪恶花招用尽，软硬兼施，孩子不敢外出，全家被跟踪，电话监控。孩子晚上不敢出去学习，一天女儿晚上学完英语回来，看门口站一个警察，吓的连声喊“妈妈有警察”，我急忙开开门把女儿拽进屋。多艰难哪！根本不敢叫同修到我家。
邪党要开十六大了，我自然是迫害重点，警察到处绑架大法弟子，九月三十日，我刚做好午饭，向阳分局政保科长孙福利带来一个警察闯入我家，以谈话为由强行将我绑架到向阳分局，我这个近六十岁的老人被强行戴上手铐，推上警车，非法关押进看守所，我绝食抗议，随之心脏出现了问题，瘦得皮包骨，眼睛黄绿色，脸和身上青紫。虽然我身体动不了，可我脑袋很清醒，我不能死！
牢头看到害怕了，向警察汇报。看守所的医生给我检查身体，大声喊：“了不得了，这老太太血泵要停了！”那意思是心脏要停跳了。看守所所长及其他警察都来了，急忙报告”六一零”，又通知我家人，我的儿子女儿马上去向阳分局要人，谁也不理，我儿子大声骂着，找到向阳分局两个局长，我儿子问你们谁是局长，我妈在看守所要死了，你们为什么不放人？我妈妈死了我和你们谁要，赶快签字！局长马上命令政保科的去接，告诉我儿子女儿上医院等着。
于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日我被送进佳木斯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急诊室抢救。局长怕担责任，告诉医院不得出问题，所以医院各科都是正主任医师负责。我的各个脏器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胆囊肿大得从身体外面就可以看到。心率每分钟一百五十次，心衰，眼睛黄绿色，脸和体表青紫色，口唇青色，膀胱脱垂。开始在病房抢救，后来医院保卫科倒出一间房子把我转移到那里看护。恶警还要戴上手铐抢救，既荒唐可笑又暴露出小丑的可怜可悲。恶人怕曝光不准任何人进入，除了家人外不准别人探视，在那里住了十四天，恶警们在我家里没人时打开了我家的门抄家，没有抄出任何物品，才不得不把我放回家。在师尊呵护加持我在十六大前三天闯出了看守所，回家洗头时，头发几乎全掉了，很长时间才能正常吃东西。因为邪恶妄图抓我老伴，我家仍无宁日。
迫害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八日，我的身体还没有恢复好，又接到了老伴被绑架的消息。我的精神真的要崩溃了，有说不出的痛苦。我忍痛，急忙奔往山东威海看守所，副所长肖金安非常邪恶，不让我会见。我住在一家旅馆，是黑龙江省依春人开的，家乡人，对我很好，他们告诉我，有个大法弟子因喊“法轮大法好”嘴被恶警用铁链子锁上，只有吃饭时才给拿下来，一直到嘴角溃烂，口腔溃烂才给拿下来。惨无人道！
我开始四处奔走，每天必到看守所，为了让老伴知道我在威海，我就今天送进去一支笔，明天送进去一个本，后天送进去一个眼镜。天天要求会见。因为老伴黄敏等同修全部绝食，就是不让见。
我就问哪里审理的，就找威海六一零，他们告诉我威海市高科技公安局审理的。我就去高科技公安局，有个刘科长说案已审完，转到威海环翠法院。我开始追查公安局，法院，六一零。天天去探听消息要见人。老伴捎出消息，有一千五百元钱不知扣在哪里，我借此四处追查，公安局叫我找六一零，六一零让我找法院。六一零有个人很邪恶说：“你是不是也有活动啊？”我说你就跟踪吧。其中一个小警察看我出来了，他悄悄的赶上对我说：“大娘你别来了，赶快回去吧。”我看出来他是好意。我说：“孩子谢谢！”可惜我忘问他的名字了。
我来到了威海环翠法院，找正审判长周大凯，副审判长张晓阳，但他只是电话接见，不面见。我跟他要钱，并告诉他们黄敏家属已到威海，开庭审判时必须通知家属。留了电话号。我几乎每天都去法院，我认识了周大凯和张晓阳，张晓阳告诉我周一在大戏院开庭。等周一我赶到时毫无动静。得知他们在周五秘密在看守所宣判的，有期徒刑二十年！我的心被邪恶迫害支离破碎程度无言可形容。
老伴黄敏等同修不服，又一次上诉，我只好等下去，这里举目无亲，也找不到同修。
继续上访，时隔半个月张晓阳，周大凯又一次采取谎言欺骗等手段耍流氓，在看守所秘密宣判，坚持原判二十年。我苦苦的熬了四个月，等来的是无法忍受的二十年！
后来肖金安告诉我因为搞电视插播。我说电视插播有什么不对呀，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什么道理？邪党动用国家全部宣传工具造谣，毒害百姓，电视插播让人们知道事实真相，何罪之有？
表面看好象是为一千五百元钱天天去法院，其实原因是多方面，听说有一个同修在抢救，我就想看到，听说是个女同修判了十九年，后来就不知道了。周大凯和张晓阳一直回避我，叫一个年岁很大的瘦老头应付我。编造些谎言说周大凯出国了，等他回来我再去要，周大凯根本就没出国。邪党的九大基因在公检法司，劳教所，监狱，比比皆是。扣押的钱根本没给我。
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五日黄敏被绑架到山东省监狱，（位于济南市），我于九月一日赶到济南。我急奔山东省监狱要求见人，大队长陈岩说：“现在不行，你先回去等通知吧。”我说：“那可不行，我人都来了，跨越五个省，六、七千里地，没见到人怎么能回去呢？”我每天去监狱要求见人，第三天总算答应让我见了。
我带着沉痛的心，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着，心流着泪。我一眼看到老伴在玻璃窗里面，消瘦了，苍老了。我环顾一下周围，还有那么多的警察在观望。老伴见到我眼泪就要流出来，我马上高声喊：“老黄，眼泪可不是好东西。”他马上说：“对！眼泪不是好东西。”我们都很镇静，心都在流泪。无法述说离别的艰辛。
二零零四年正月初八，我和儿子到山东监狱探视，我母子俩老早就赶到监狱接待室，登记室告诉我们十点接见，我们只好等着。十点半了还没动静，十一点也没动静。我就觉得不对劲，仔细观察，到了十一点十五分可算盼到了接见。父子四年没见面了，久别重逢啊！儿子能不安慰父亲几句吗？还没说上两句，也就是五分钟吧，一场谎造恶剧上演了。那邪恶至极的郑警察，大声高呼：“他们不懂规矩。”话音未落，立刻上来四个劳改犯，倒背着六十多岁的黄敏拖下去了，鞋都拖掉了。郑恶警还耍流氓，编造谎言说我儿子把他的衣服扣都拽掉了。简直是荒谬，家属是来看亲人的，怎么会做出此等无理之事？！明显看出恶警事先预谋好的，还没等喊四个劳改犯就上来了，可见他们是耍流氓搞谎言，造假。邪党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在公检法司、劳教所、看守所、监狱比比皆是。随处可见。
我们没有返回，直接找监区长张记华、大队长陈岩，虽然下午又让我从新接见一次，从此以后再没让我见到老伴了。用陈岩的话讲，没有这样接见的。我已经九个年头没有见到老伴了，恶党不邪吗？谁家没有父母兄弟，谁人没有妻子儿女，只有恶党邪灵邪恶坏人才能干出此等没有人道的事来。前些时期黄敏被迫害得排尿困难，住进了警官医院，狱方没有通知我家。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四日儿子去接见，黄敏说血压开始升高，已绝食二十一次了，狱方还不放人，再不让我接见，我们将提出控告。
我家一直是两个月探视一次，每次损失人民币一千五百元到二千元，这十年来，损失钱财十几万，这笔账都要算的。因为黄敏非法冤判二十年现已关了十年，我们家还是两个月去一次，经济损失也相当巨大的。
亲属的株连
邪恶之徒们非法追捕我老伴时，我所有亲戚没有一家幸免。我的姐姐、妹妹、两个弟弟老受到骚扰，连儿媳娘家也被抄了家，河南老家，黄敏的哥哥，叔叔，家家被抄，跟踪，盯梢，电话监控，经常去家骚扰，这种株连九族的邪党政策给我们整个家族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精神创伤，几年来不敢往来。我那无儿无女的老姨妈，也经常受到骚扰，二零零二年快过年了，被佳木斯保卫派出所抄了家，拿走全部大法书籍和师父的法像。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经受不了这种打击，惊吓的大口大口吐血，很快生活不能自理，于二零零二年六月含冤离世。
连邻居都受到了迫害，邻居老于患严重心脏病，警察一敲我家门她就吓犯病，她告诉我“大姐，警察再敲门，你快点开，我怕犯病”，我只好照办。但不久她就去世了。
这场迫害法轮功，江大魔头动用人民的血汗钱，不计其数，来迫害这上亿做好人的人不邪吗？大好河山被出卖上百万平方公里，不邪吗？“诽谤真善忍、推崇假恶斗”不邪吗？江大魔头独裁专权违背宪法，对法轮功实施灭绝政策不邪吗？山河破碎，家破人亡，谁之罪——邪党！江大魔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