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各地前期迫害案例汇编(2013年6月6日发表)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六月六日】

  • 北京怀柔刘桂琴被迫害致家破人亡

  • 伊春市法轮功学员王军在绥化劳教所遭受迫害的经历

  • 四川省攀枝花市刘坤武在五马坪监狱遭受的迫害

  • 北京怀柔刘桂琴被迫害致家破人亡

    (明慧网通讯员北京报道)北京怀柔法轮功学员刘桂琴女士,现年六十二岁,十四年来,她坚持“真善忍”信仰,多次遭到中共恶徒绑架,并被非法劳教、判刑;丈夫被迫与她离婚,老母亲悲愤离世。

    二零零一年六月,怀柔派出所一伙警察闯到刘桂琴的家中,将她绑架到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体检时发现刘桂琴的心脏病严重,已经是心力衰竭,当恶警还是强行把刘桂琴劫持进劳教所迫害。刘桂琴八十多岁的老母亲经受不住这巨大的打击,大病了一场。

    二零零四年二月,刘桂琴在家中又被绑架,并被非法判刑四年。在北京女子监狱,恶警派犹大和包夹轮番“转化”迫害刘桂琴,曾不让她睡觉六天六夜,她遭受坐小凳、罚站、抄监规、睡地板等折磨,被迫害的血压高,最高时达到了220,腿肿的不能弯曲,穿鞋袜都很困难。

    长时间罚坐小凳子
    酷刑演示:长时间罚坐小凳子

    二零零五年,一次接见日,因为刘桂琴说了一句让年迈的母亲学炼法轮功,就这么一句话,立刻被停止接见,恶警逼刘桂琴坐通道抄监规,停止半年的接见,整整折磨刘桂琴三个多月。

    刘桂琴的老母亲无法承受这沉重打击,悲愤离世。老人病重期间,恶警也不让刘桂琴见母亲一面。刘桂琴的丈夫也承受不住迫害,与刘桂琴离婚。

    二零零八年二月底,离刘桂琴出狱还有三个月时,监狱强迫刘桂琴写放弃修炼的 “六书”,刘桂琴不写,恶警指使犹大王再红、杜筱君、王慧等看着刘桂琴,两天两夜不让她睡觉,逼写“六书”,刘桂琴就是不写,他们就让刘桂琴天天睡地板。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怀柔泉河派出所的恶警,无故在当天夜里十二点,以查户口为名,来敲刘桂琴的家门,妄图绑架刘桂琴,刘桂琴不开门,两个恶警就整夜呆在门外盯着,还不时的敲敲门,搅得邻居也不得安宁。第二天一早约六点,警察又敲门说查户口,刘桂琴还是不给开门。于是便衣警察在刘桂琴家外蹲坑,伺机绑架刘桂琴,就这样一直在楼下堵了刘桂琴有十多天。

    刘桂琴于一九九八年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上多种疾病不翼而飞,令她如获新生,对法轮大法感恩不尽。


    伊春市法轮功学员王军在绥化劳教所遭受迫害的经历

    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屯区王军是一名普通法轮大法修炼者。因为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忍做好人,曾经两次被中共非法关押在绥化劳教所遭受迫害。

    一九九九年江××出于妒忌,不顾人们修炼大法,按真善忍做好人给社会带来的益处,不顾亿万人们的心声,执意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当时空气里似乎都弥漫着无形的压力铺天盖地的谎言诽谤,颠倒黑白的造谣诬陷随处可闻,王军感到一种责任感,要告诉世人真相。

    中共恶人第一次对王军的迫害是在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九日晚上。伊春市金山屯区抗大派出所曹所长(称曹二)带领警察吕红旗、张传臣、王某、赵某、绑架了王军。恶警突如其来闯入王军家中,蜂拥而上把王军一顿毒打,王军当时就被打的三处肋骨骨折,王军几乎痛得昏了过去,可是恶警还不罢休,不顾王军死活,毫无人性的把王军强行带走,把王军折磨的伤痕累累后又劫持到绥化劳教所迫害二年。

    第二次是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王军和包永胜两位大法弟子在单位正工作,金山屯区奋斗派出所马永刚、金山派出所的张晓光和杨慧秋、程学义、李明军、张宝来、等恶警闯入工作地不容分说的就是一顿拳打脚踢,连拖带拽,把王军和包永胜拖上警车,后来包永胜被非法判刑十一年,王军被非法劳教一年半迫害。
    几天王军又被劫持到绥化劳教所迫害。王军在绥化劳教遭受了种种迫害,并耳闻目睹了绥化劳教所的邪恶。

    王军刚被劫持到劳教所时就被“严管”迫害,期间内不让家人接见,每天从事十多小时的劳动,晚上还得背监规。除“严管”外,劳教所还有单独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恶警指使犯人包夹看管大法弟子,可以随意打骂大法弟子,不让大法弟子和任何人说话,白天监管劳动,晚间监管背监规,一旦不顺从者就被体罚,打骂,甚至半夜还不让睡觉,上厕所要背“报告词”,侮辱自己的话,如果不说就不让上厕所,并要遭受酷刑折磨。

    牡丹江大法弟子占兴起不配合邪恶的一切,就被副大队长廉兴用绳子捆绑了一夜,被酷刑折磨得上下楼扶墙用人扶着,经过几个月身体才逐渐好转。

    北安大法弟子姜秉志那年六十多岁,在绥化劳教所被迫害的出现病状,恶警说他有意装病,并指使被劳教人员体罚姜秉志,家里亲人来看也不让接见,家里人带来的食品劳教所美其名曰“安检”,实际等他们“安检”完,家里所送给大法弟子的东西就所剩无几了。

    大队的教导员范晓东看姜秉志出现病状,多日也不见好转,就问带班狱警姜秉志存钱卡里有多少钱,有钱就带王军出去检查,不够就不管了。姜秉志被带到绥化卫校(卫校是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的帮凶)花了几百元的检查费,诊断结果说没病。

    诊断没病后,恶警及包夹认为姜秉志是装病,于是加重迫害姜秉志。大队教导员范晓东在众人面前扬言:“姜秉志装病,给我使劲整,出事我负责,在劳教所里死一两个人劳教所不会报,大不了不当教导员。”他指使手下中队长石剑、金庆富、王晓彬等加重迫害姜秉志,十多天后姜秉志被迫害得吃不了东西,喝不了水、失去记忆,说胡话,拉尿在床上。姜秉志被迫害到生命垂危才被送正规医院,诊断小脑萎缩无法医治。劳教所为了推卸责任,通知家属交保金办保外就医回家。(编者注:当时的姜秉志只剩一口气,两腿仍有瘀青。几天后,姜秉志于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含冤离世,享年五十九岁。)

    法轮功学员衣物丢失恶警不查不问。家里存钱在劳教所买东西都是高价的,劳教所卫生不好,用变质的猪肉给犯人“改善”伙食,犯人吃了经常拉肚子。

    在劳教所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惨无人道的迫害,每到邪党的节日或所谓的敏感日迫害就更疯狂,全所警察出动搞恐怖,大队长潘巨英、范晓东、廉兴、中队狱警和犯人加重迫害法轮功学员,不让家人接见,甚至口出狂言的邪恶的说:“如有不听从管理,就用东西挡住监控器给我打,这样不会留下证据,打死白打,死了算自杀,我为你们撑腰,你们没有罪,我给你们奖励,把你们评优秀劳教所人员给你们减刑。”

    在这样唆使下有大法弟子被毫无人性的犯人为减期而不择手段迫害致死。

    其实这样惨无人道的迫害,在大陆监狱和劳教所里每天都在发生着,重复着,迫害还在继续。

    在近十四年对善良大法弟子的迫害中,大法弟子没有任何所求,希望那些借此捞取政治资本的人、或习惯于在邪党权利的淫威下苟且偷生的人,还在良知麻木迫害大法弟子的人,面对天灾人祸的今天,为了自己及家人的生命安危,重新审视一下自己曾经对大法弟子犯下的罪恶,让自己的良知复苏,在工作岗位保护大法弟子,彻底摆脱邪党的操控,退出党团队自救,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未来!因为善恶有报是天理,古人云:福祸无门,惟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四川省攀枝花市刘坤武在五马坪监狱遭受的迫害

    我是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法轮大法修炼者刘坤武,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去北京为法轮大法的名誉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被警察发现后,非法关押在西城看守所。四天后,被遣送回米易看守所,非法关押六天后被释放。同年十二月乡政府恶党人员在攀莲镇办的洗脑“转化班”又将我绑架迫害。晚上我在洗脑班室内炼功,被四、五个人围着我打,边打边骂,被关押期间,不准我回家,强迫我和其他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到街上打扫卫生,读诬蔑大法的书对我们洗脑,八天后才被放回家。

    二零零零年五月,我又到天安门广场炼功证实大法,被绑架到看守所,后被遣送到当地米易看守所,非法关押二十多天后放回家。之后不久又被绑架到攀莲镇恶党办的洗脑“转化班”,不准睡觉,不准坐下,一直站着,双腿都站肿了。有两个打手,一个是攀莲镇杨廷红的儿子杨某某和另一个不知姓名的男子,把我叫到室内关上门后,把我按在地上脸贴在地,一人拿一根警棍,警棍高高举起,使劲打在趴在地上的我的身上,每打一下都是钻心的痛。他们轮流打了我几十分钟后,我身体从臀部以下全部打黑、打紫。在洗脑班迫害三天,回家后手不能提一点重点东西,过了一周后才慢慢好起来了。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邪恶在全县大张贴,非法通缉我,我被迫流离失所,不能回家。在离家期间,警察几次到我家抓我,骚扰我的家人。一年多以后,我在会理县被警察杨梓华、周林等绑架,关押在会理县看守所。恶警把我手铐上,锁在床边,动也动不了,晚上睡觉也是这样,两天后被关押到米易看守所。

    在看守所我坚持炼功,被恶警戴脚镣、手铐,脚镣上带着很重的铁砣,一个多星期以后才解开。在米易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一年多以后,于二零零三年被非法判刑九年半。我上诉无罪,法轮功受冤枉,被恶党人员驳回。之后被劫持到五马坪监狱。

    在五马坪监狱入监期间,警察体罚我和其他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同修)。大冬天、冰天雪地里,恶警罚我们在坝子里站军姿,身体挺直,不能动,一站很长时间,手冻伤了。我是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不是犯人,我拒绝穿囚服。恶警便叫囚犯强行给我穿上。有一个同修也拒绝穿,恶人们就把同修按住,把同修的厚衣服扒光,只穿条秋裤,上身光着。当时天气非常冷,那位同修被冻得倒在地上,在地上抽筋,口吐白沫,很长时间后,恶人们才拿衣服给他穿上。又强迫穿上囚服。

    恶警还罚我们吃所谓的“反省粮”,只给很少的食物。我们绝食抗议后才没有让我们吃“反省粮”。

    我被分到一分区后,因拒绝背所谓的“监规”,被严管迫害,被强制干完活收工后,中午、晚上休息时盘坐在地上“反省”,是象军人那种盘坐姿势。一个星期后,我绝食抗议后才免除。

    我因不签“罪犯改造评分表”,被分监区长叫到办公室,关上门,破口大骂握紧拳头,猛击小腹一拳,并威胁、恐吓我,不签就要把我送到集训队。

    在监狱办的强制“转化班”上,我被送到四监区的转化班上,每个大法弟子由一个囚犯包夹,吃饭、睡觉做什么都在一起,不准我们同修之间说话。有一天我问一个刚被劫持来的同修有没有卫生纸用,被恶警高虎看见,便逼我们和所有包夹“反省”。有一个组长打我和那位同修耳光,打我们的头,边打边骂,打了很长时间。晚上回监室,包夹罗明又恶狠狠地骂我们,并打那位同修,每天放造谣、诽谤大法的录像,给我们洗脑。我们拒绝“转化”,写“三书”,恶警杨希林罚我们原地跑步,不准停下来,跑不动了,他就拿起竹竿打我们的脚。我跑不动了,胸口一闷,呕吐了一地。

    包夹为了“转化”我们,常找一些岔子迫害我们。一次我蹲在地上,组长掐着我的脖子,抓着我的头,使劲往下按。我的脖子痛了很久。包夹恐吓威胁我不写“三书”要打我,恶警高虎和三个警察晚上把我叫到办公室“谈话”,说不写“三书”就不准我睡觉。白天叫包夹看紧我们,一睡觉就摇醒我们,不让我们睡觉,这样一连好几天,直到被迫写“三书”。

    “转化班”结束后,我们被分到各个监区,我们写“三书”的同修认识到错误后,写声明给监狱警察,所写的“三书”全部作废,监狱又把我们送到四监区强化“转化班”,企图让我们转化。我们没有动摇。直到“转化班”结束,他们把我们留在四监区,白天强迫劳动,晚上其他人都休息时,不让我们休息,对我们进行队列训练,体罚我们,有时正步走时,叫我们把腿伸直,离地三十公分,抬腿很长时间,不让放下,身体不能动,腿一降下来就打我们,一直持续半年多。

    恶警们把抵制迫害的大法弟子送到“集训队”进行迫害。当时集训队主谋迫害大法弟子的是恶警何清泉。集训队上的表格明明写着不体罚服刑人员,他们却在冰天雪地的冬天把集训人的厚衣服脱去,只穿一件极薄的集训服,从早上五点钟起一直到晚上十一点,身体笔直,不能摇动,身体再痛也不能动,动就打人,晚上还要延长一小时,二小时的盘坐时间,睡觉的时间更短,因为室内很冷,有的手被冻伤,生冻疱,手烂得不能拿东西。夏天烈日炎炎,他们把集训人员弄在太阳下暴晒,集训队的地是由青石板铺的,在太阳暴晒下温度极高,湿衣服铺在上面一会儿就干。集训人员盘着脚坐在上面一两天时间屁股就坐烂。

    体罚的方式还有头顶着地背朝天、身体弓着;电棍打人;惩罚性灌食;队列训练等等。我们因不写“鉴定表”,被几次送到集训队。因不签“帮教协议书”,被恶警高虎带到监室,拳打脚踢,后被迫签字才停止。因不签“评分表”,被送到集训队。当时天气很冷,他们把我的厚衣服脱掉,只穿单衣服,从早上五点一直到晚上十一、二点,我绝食抗议,恶警威胁对我强行灌食,三天后被迫“签字”才出集训队。

    监狱逼迫我们超时、超额完成他们下达的劳动任务。本来只干八个小时,他们却强行干九个小时,十多个小时,常常晚上加班、加点,甚至星期天也加班,不让休息,严重违法。我因迫害后身体状况不好,不参加劳动,被送到入监队,严管,吃反省粮,二十多天后被迫劳动,因不背监规,每天劳动完后,送到集训队反省,每天如此,到五个月后才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