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十月有幸得法，按“真、善、忍”指导自己修心做一个好人，身心净化，无病一身轻。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发动迫害法轮功后，多次受当地邪党人员迫害，上门或电话骚扰、恐吓，非法抄家，并数次被非法关押、判刑、劳教。
第一次被迫害
约在一九九九年与二零零零年之交的时候，为抵制中共的无理迫害，参与签名承认自己是法轮功学员。二零零零年二月三日（腊月年二十八），被不明来历的电话恐吓、骚扰。二月九日（年初五）下午，被南关派出所警察萧建友以问话为名骗到南关派出所，遭警察黄振飞（因私藏枪支已被开除）等人逼供，非法关押在派出所黑房一天一夜。
二月十九日（正月十五）早上，我又被警察萧建友等骗到南关派出所非法关押在黑房三天二夜，原来是江××流窜到高州，非法关押期间，指问警察：我们炼功做好人，没有错，为什么关押我们。警察说不关他们的事，有什么事向上头反映。
面对迫害，不公的对待，二月二十六日，怀着一颗善心进京上访乘坐从湛江开往北京的列车，在途经广西检查火车票时，被强行非法搜身，抢走火车票（三百元），钱（九百多元）及物品（手抄经文笔记本），强行绑架下火车又被强行拍照。在桂林火车站“警官之家”，被警察逼供，被非法关押在长不到二米、宽一点二米围成的走廊近六十小时，只能坐三个人的长凳，五个学员挤在一起，当时气温在一摄氏度，寒冷的北风中不停的下着雨，身上被风雨淋湿，污水不停地在脚下流过，几天不能睡，二天不给饭吃。
二月二十九日下午，我被南关派出所指导员杨得裕，警察俞卫东等人双手铐上手铐劫持回南关派出所黑房，后又转至河西派出所，强行搜身，抢走九百元及物品，绝食绝水三十六小时，被高州市公安局、河西派出所、南关派出所、南新居委会多次非法抄家、恐吓，抢走师父法像、大法书及大法资料一批，还要勒索三千元，南新居委会见没钱，还叫搬沙发、电视等，吓得帮我照看小孩的七十多岁的老父亲连夜搬走，至今不敢进我家门，十岁的小孩吓得几年都很少回家。
三月四日下午，我又被劫持回南关派出所，恶警吴敏及一男恶警对我逼供，辱骂大法，从晚上七点至十二点逼我下跪，双手向前与肩平齐伸直，很难受松下来一点，那女的又凶狠地要我伸直，他们两个（一男一女）在那里打三公（扑克）。恶警采用车轮战日夜非法审讯逼供，不给睡，不给冲凉。恶警罗勇侮辱、诽谤大法及攻击法轮功创始人，随意添加捏造口供。三月五日夜十二点在右，恶警叫将学员身上抢去的钱瓜分、据为己有，南关派出所吕坤茂将我九百元抢去放在南关派出所。（参与迫害：高州市委书记邹继海、高州市公安局局长：彭明瑜）
南关派出所不知名警察、保安等人，三月六日凌晨一点将我和另一学员黄妙强行送往高州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近两个月。那时天气还很寒冷，我们在冰冷潮湿的厕所边的水泥地躺下。每天早上六点起来，没有早餐，一直做到晚上一点，每天十八、九个小时噩梦般的奴工劳役，不分白天黑夜地干活，没有劳动报酬。恶警姚红英还经常辱骂，当时我的两个孩子（年仅十岁、十二岁的兄弟俩）多次去看守所找妈妈，去叫门，一次也不给见，那些女在押人员看见都觉同情不忍心。他们年纪虽小却承受如此大的心灵创伤，每次都是哭着去他姑妈家，有家不敢回。家中亲人多方奔走营救，最后上级说已经超期关押。四月三十日，陈济光带我丈夫到高州第二看守所接我，高州第二看守所还勒索了我丈夫二百七十五元（说是伙食费），才将我放回。
回家后，南关派出所警察俞卫东，南新居委会主任等几个人常来我家，限制我人身自由，去哪里都要向他们请示，离开高州要他们批准。南关派出所恶警罗勇、南新居委会恶人李波监视居住，经常电话骚扰，如不接电话，立即开车到住处见到人为止，追踪骚扰妄图阻止我再次上访。
第二次被迫害
二零零零年五月三十日，我早上在公园参加集体炼功，公安局、南关派出所一大批警察，不顾公园众多游人的强烈反对，几个恶警连拉带推一个学员，学员不肯被他们带走，他们就几个恶警抬一个学员，我被几个恶警连拉带推强行绑架至南关派出所，非法审讯，关黑房两天一夜（参与迫害人员：高州市公安局局长彭明瑜，南关派出所罗勇、萧建友、邱科勇、俞卫东、赖姓保安、南关派出所梁姓所长）。
五月三十一日，我们被强行送往高州石鼓戒毒拘留所非法拘留十五天，因我们只是在做好人并没有错，我们为了抵制迫害，不公正的对待，只好集体绝食绝水抗议迫害，高州市公安局一科陈济光到所了解情况，看到生命垂危的好人，不但不放，反而辱骂、恐吓说要判我劳教，把我送到三水劳教（戒毒）所，给那些吸毒人员来整治。绝食第十天时，拘留所一帮领导查仓，看见骨瘦如柴的我躺在地上，叫我三声，答声有气无力，当时仓内众多女犯请求有关领导放人，不然会出人命，只听到恶劣警陈××辱骂及不同意放人，大不了拖去医院打针，见此毫无人性的恶警，女犯敢怒不敢言，唯有直叹气。当时第十二天天气很冷，又下雨，又没有被，冷得根本不能入睡，犯人都说：六月飞霜，必有重大冤情。
六月十五日，绝食十五天，一口饭没吃过，拘留所恶警还要逼我亲人交约二百元伙食费才放人。原来体重约一百二十斤，被迫害十七天瘦得皮包骨不到九十斤。回家时邻居看我走路一摇一晃，吓一大跳，问我得了什么病，瘦成这样。回家后我学法炼功，正常吃饭，身体很快恢复，不到三天时间我身体又恢复到绝食前状态，邻居再次见到我时，不敢相信，问我吃了什么仙丹，病好得那么快。
南关派出所恶警罗勇、南新居委会李波还经常电话或来人骚扰我正常生活。七月中旬一天夜晚，恶警罗勇又来电话，不准我明天出门，他们有事要找我。（有些学员被非法关了一个星期才放回）。我被逼离家出走。小孩在家很难受，呕吐的满地都是脏物，不知如何是好，不停的找妈妈，但我有家不能回。
第三次被迫害
十二月十七日，我再次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进京上访。到廉江河唇火车站，刚拿到火车票（约三百元），火车站的一大帮警察就开始非法抓捕学员。我刚坐上路过的巴士车，警车就车边呼啸而过。十二月十九日，在河北在巴士车上被河北省涞水县被一个“截访”检查站拦截，检查站的工作人员态度非常恶劣，当时我站在窗外向房里看见一恶人拿起从学员手中抢来的手袋里钱（一百元一张），一张一张的数，数一遍，放进手袋，又拿出来数一遍，放进手袋，反复几遍，他就把钱据为己有。恶人叫我们排成一排，检查站恶人象土匪流氓一样在光天化日之下，下流疯狂的用手去掏学员的衣袋抢钱。我立刻制止恶人强盗的行为。几个恼羞成怒的恶人几次扑过来要打我，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学员们都严厉的指出恶人的违法行为，他们不但不收敛，还叫来两个女恶人对我们强行搜身，抢走我现金二百二十元（不给收据），当提出要收据时，恶人还要打人。
当天下午六点左右，涞水县公安局的警察强行将我们劫持到时涞水县公安局继续非法审问，公安根本找不到我们任何违反法律的依据。他们搜走了我们的钱财，不给我们吃、喝，也没有棉被。在冰冷刺骨的严冬将我们非法关押了一天半。随后高州市公安局被通知到涞水“领人”，来者包括高州市驻京办事处湛杰（高州市公安局政保一科副科长）、高州市公安局北关派出所赖冠辉、茂名市驻京办事处王主任。我们就请他们帮助找回自己的钱物后自己乘车回高州，遭湛杰拒绝，说：“不可能让你们自己回高州的，要押你们上北京。”过了一会后，湛杰等人领来很多身材高大的警察，他们每四人一组凶残的殴打学员。我被几个恶人恶警几次推打在地上，恶警的拳头、皮鞋落在我身上脚上，双手被他们反铐，又将我的头部压至地面，满身满面都是泥沙。我指出他们的违法行为，大约一里路的沙路上，一个恶警将我双手反铐将我向前推，另一恶警左一巴掌、右一巴掌的不停的往我头上、脸上打，将我不锈钢假牙打断，身上的伤上加伤，就是这样野蛮的打押上车，当时的情形真令人心寒啊。旁边虽然有很多当地百姓围观，但又有谁敢站出来阻止恶警暴行呢？
在河北劫持学员去北京途中，在车上湛杰用手拍着自己的衣袋说：“学员被涞水公安抢去的钱都在我身上。”时至今日，这些钱还在湛杰身上未归还给学员。
当天晚上湛杰、高州市驻京办的警察赖冠辉、茂名市驻京办事处王主任他们非法押送我们到茂名驻京办事处，我们不肯上去，他们又叫来一伙手拿电棍的恶人，凶狠的拿电棍将我们赶上四零三房，上楼梯时每一步都要忍受在涞水被恶警凶残暴打时留下的伤痛。送的饭菜和水可能加了迷药或什么的，所以都不敢吃他们送来的东西。十三个学员这样过了两夜直到第三天（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三个学员都安静的同住一房间休息。下午三点，突然房间闯入几个高州市各派出所的警察，他们毫无礼貌的用脚、手挑开学员的被子，脸上露出狞笑。学员看到他们这样无耻的行为，就善意的指出：“你们这样的行为有失警察的尊严，我们多数都是女人，应该讲点礼貌。”警察却说：“对你们法轮功的人还有什么礼貌可说？对法轮功的人根本没有什么人权，没有法律可讲……”学员们严肃的指出办事处违反国家法律、无理打骂关押上访群众的恶行，并表示修炼法轮功没有罪，上访合情合理也没有罪，希望受到合法与人道的对待。然而公安对法轮功学员的合理要求置之不理，并说了一大堆侮辱学员的话，转身走出房门并把门关上。
为防止警察随意进来侮辱、施暴，不能配合邪党人员助纣为虐的恶行，不让他们随便把自己带走，学员赶快拿东西顶住房门。那些警察在房门外大声威逼、恐吓说：“你们如果不开门的话，到时把你们交给北京的警察打断手骨、打断脚骨、打残你们，叫北京的防暴兵来，你们就知死了……”想起之前在涞水公安局遭受的多次毒打，想起江氏流氓集团一直在怂恿、唆使下属警察虐待法轮功学员——声称对法轮功“打死算自杀”，那些恶警也一直在嚣张的说“对法轮功没有法律可讲”、“没有人权可讲”。 学员们感到自己的生命权利在这里毫无保障，更不敢开门了。他们叫来了更多的警察，想强行破门而入，未能成功。
在此期间，学员们多次善意的跟他们谈判，但他们一概不理。恶警破门不行，于是恼羞成怒，准备撞门。同时高州市河西派出所副所长唐寿南想从隔壁房间窗口用绳子吊人过来冲进窗口打人，但学员们坚决阻拦，不允许他们冲进窗口，所以他们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在这种情况下，学员悟到不能白白承受残暴殴打，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要堂堂正正地证实大法。于是他们立即拿出身上所带的横幅“法轮大法好”挂出窗外，向群众呼喊：“法轮大法是正法，李洪志师父是清白的，还我们师尊清白！还法轮大法清白！法轮大法是教人做好人的。我们没有违法，我们只想向政府讲清真相，我们是被非法关禁的。”大家以多种方式向楼下围观的群众说明：法轮功学员是修炼者，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圆满”而到北京的，相反，是政府和警察灭绝人性地在压迫法轮功学员。
他们害怕白天在群众面前暴露自己的恶劣手段，学员们得以从窗口向下面围观的群众持续近十三个小时讲清真相。后来从警察口中得知，他们在这段时间里做了周密的安排，大批大批的各种警察被调来，封锁了两头路口，不让车辆和人群过往或靠近，把整栋楼包围的严严实实。因为害怕群众听到真相，恶警又设置了隔离带，从楼上往下看，几十辆警车、小车摆满整条封锁路段，如临大敌。恶警们还在窗口下面的地面上铺了大幅残布。恶警还有预谋的安装了摄像机对准窗口，想借机造谣说法轮功学员自杀跳楼，但后来发现现场的真实镜头一个也没拍到。
十二月 二十四日凌晨三点左右，恶警开始采取迫害行动，将四周路段封闭，把过路的群众全部赶走，一个不留。同时开始一边撞墙、撞门一边用升降机载着一伙人从窗户外升上来接近窗口，准备强行冲入室内抓人。
眼看升降机往窗口直升上来，学员们认为坚决不能配合邪恶，唯一的办法只有从窗口跳出去，那样恐怕还有一丝逃生的可能，因为大家都看到下面铺好一大片布，想着跳过布跳下去趁乱或许还能走脱。有个学员立即从身上拿出未被搜走的钱分给大家作为逃生的路费（大概每人一百元）。就这样，在恶警的强迫之下，学员无奈跳楼的惨剧真的成了事实，我们被迫一个一个先后从窗口跳下。
十三人中，有十一名学员跳楼，有一名学员后来听说她慌乱抓住警察的手臂，警察却把手臂一抖，她就摔下去，当场死亡。还有一人黄翠珍未跳，来不及跳下就被用斧头破门而入的警察抓住。
救护车送学员到北京博爱医院，恶警发现有一个学员已经离开人世，当场就说：“死一个不好办，全部都死了就好办。”这就是恶警内心肮脏想法。“救人”在他们看来是不重要的。
学员在被押回高州途中还听到警察们议论说“当时没想到学员真敢跳楼，所以连气垫（一大块残旧的布）四角的绳子都不绑一下”。的确，被迫跳下去的学员发觉气垫是没充什么气的。而且系气垫四个角的绳子根本不打结，其次升降机里的警察根本没有丝毫救人的意识，只是他们工作形式上的表演。
我从四楼窗口想跳过那一大块残布逃生，但是跳不过那块残布，身体躺在地上，根本不是躺在“气垫”上，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随之我的心痛的几乎窒息，呼吸困难，眼前漆黑一片，眼睛已睁不开，全身动不了。只听到打骂声、辱骂声，很久恶警将我连拖带拉丢上车，野蛮塞挤进救护车狭小的座位中，再拖丢进两个已昏迷的学员（后来才知道是梁秀芳、刘惠荣）车开到医院旁停住后，再由两人夹住学员胳膊拖拉下车，一直拖到医院大厅，然后塞到座位上，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的“救护”对骨折伤者造成有些粉碎性的骨折在互相碰撞磨擦中骨碎插入脊椎神经，更加是伤势加重。
我被折磨的疼痛难忍，支撑不住。为减轻痛苦，宁愿躺在地上也坐不了座位上，挣扎很长时间才自己从座位爬下到地上，蜷曲在地上以减轻痛苦。他们不让我在地上挡路，警察又把我抬到凳子上，但是一半身在凳子上，双脚悬空放不到凳子上又到不了地上，那种钻心的痛苦更难受。
过了很久，我被用车推到拍片室，当我反应过来时，看见我的一个很大的肾被震伤全部花斑斑在渗血，我颈椎骨折压缩性畸形压逼神经，第四、第五、第十节胸椎骨折，第十二胸椎、第一腰椎两节压缩畸形并压逼中枢神经，骶骨多处爆裂，骶尾骨粉碎性骨折并压逼神经，右手手臂爆裂骨折，五脏六腑被震伤造成内出血，以至全身不能动，全身每根汗毛孔神经都象针刺一样，分秒都剧痛难忍。
因当时北京博爱医院拍片也可能是某些警察在的原因吧，所以还有些受伤部位没拍出来。我疼痛的日夜不能睡，睁眼就看见对面那个时钟，每一秒都是那么漫长，一秒一秒的忍受着痛苦，大概忍到五分钟，我就极痛苦的多次哀求护工帮我翻身，以减轻脊椎多次骨折压缩性畸形压逼神经的痛苦，博爱医院的护工多次请示主治专家，都是不能多搬动，规定每隔两个小时才能帮我翻身一次，不在规定时间搬动，都是在加快我全身瘫痪。
南关派出所女警姚玲看我很痛苦难忍（哪怕他们碰着我躺的床，我都痛苦的撕心裂肺的叫他们不要碰我！不要碰我！）就过来问我是不是很痛，我痛苦的回答“生不如死”（被邪党肉体上的折磨的生不如死）。总之身上的痛苦用语言根本就无法表达清楚。
当时北京博爱医院专家对我有些骨折部位必须要做手术，被我拒绝，但有些部位粉碎性骨折压逼神经，压缩畸形压逼神经等，按目前医学技术根本无法做手术，我做不做手术都是终生瘫痪。
当时大多数跳楼者都发现自己已骨折，有的是胸骨，有的是脊椎骨、手骨、脚骨、腰椎骨折，有的感觉内脏全部震伤，加上原先在涞水县公安局检查站被恶警打伤的部位，总之全身都是痛，甚至有时昏倒站不起来。有三个学员梁秀芳、刘冰、刘惠荣已经昏迷过去，另有两个学员全身不能动，需要三、四个人帮助才能翻身，恶警只把这四个伤势最严重的学员梁秀芳、刘冰、李建英、刘玲留在北京博爱医院。然后立即把其它不同伤势的学员全部强行绑架回高州各看守所进行迫害，对他们不给予治疗！
留在北京博爱医院的四个学员的情形又如何呢？学员被送到北京博爱医院后，恶警立即严密封锁消息，北关派出所警察赖冠辉和男警察守住门口，河西派出所警察赵卫卫（女）和另一女警守在房间里监视学员。严禁任何人员接触或采访、探视学员，了解情况。过来几天，就进来一伙领导式的，有的拿着相机，很凶恶，对我们很粗暴的、在我们不同意的情况下，强行将我们蒙在头上的被子掀开，一个一个的拍照。
更甚的是高州市河西派出所赵卫卫，在北京博爱医院竟然私自贪取领导付给四个重伤学员开饭的几十元钱，两天不给学员开饭。直到第三天医师和护工反映情况，并要求给学员开饭，高州市驻京办的警察赖冠辉才给学员开饭。
到第五天天还未亮，这四个学员还瘫痪在床，在博爱医院主治专家不同意学员出院的情况下，火车站也不准重伤瘫痪病人上车的，但高州方面用金钱开路，强行绑架学员离开北京。
我极其痛苦的被他们强硬塞挤进火车，抬放到卧铺位上，随着列车开动颠簸，我的身体就象从中间切开拉扯分开两段一样，脊椎多次骨折、胸腰椎压缩畸形压逼神经钻入五脏六腑每时每刻都痛的剜心透骨。从北京到广州，整整四十八小时，全身针刺钻痛不能动，没有翻过一次身，有的只能是痛苦的呻吟，真是无法承受的。
途中，同在一个车厢很长时间的一部队军官，见四个学员全身不能动，经常发出痛苦的呻吟声，就关心的问陪同的警察：她们为什么伤的那么重。可得到的回答是她们是被车撞伤的。
原先有关官员曾答应学员让他们回自己家里调理身体，并通知家属在当日下午四点左右在各自家门口接人。但学员回到高州后，突然竟被强行送去高州市人民医院实行软禁，以湛杰为首、高州110警察、有关居委会人员、有关单位人员实行二十四小时监视学员。
有一个学员在涞水县被恶警打的满身是伤，再加上被迫跳楼又造成手骨、脚骨的骨折，内脏重伤。临离开北京博爱医院时，警察急着搬学员上车，竟不给学员穿衣服，只是盖上一床棉被就搬上车。我让警察帮学员穿上的裤子（内有一百元），警察不但不给学员穿，还和一些学员的衣服都被警察丢弃在医院。回到高州市人民医院时，亲属在门外见此状况，立即想冲进去帮学员穿好衣服，但高州市公安局治安一科副科长湛杰毫无人性，不管学员身体怎么样的疼痛、难受，家属怎样的悲痛，他就是一口指定只准一个人进入房内帮学员穿衣服，并将另外的亲人拒于门外。还有，湛杰不但不准许亲属看望学员，更没有人性的侮辱学员的亲属，很多学员的亲属被他侮辱的很伤心的哭。后来只准许学员最亲的亲人送饭，并且在什么时间出入都要登记检查身份证。当时一个青年男医生见此情景都忍不住说道：“不能这样凶恶对待病人！”
在软禁期间，高州市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黄旭平与政府的有关官员、广东卫视“社会纵横”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已被“转化”的犹大伍文琼一起到人民医院采访学员制作电视节目。学员当时即悟到：我们走出来的根本原因就是助师正法，向政府、向世人证实大法、讲清真相、同时救度世人，我们绝不能配合邪恶攻击诬蔑我们的师尊，不让邪恶制造假新闻欺骗民众，更不能造成障碍影响有缘人得法。所以他们向学员提出的问题，学员一声也不回答。当时他们制造假新闻时，他们的摄制工具不听指挥，一时录音机没电，一时又突然间发现没有安排医师、护士护理学员，一时又发现缺少学员打针和补液的镜头。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只能灰溜溜的离开了医院。
过了不长时间之后，黄旭平与政府有关官员再次带领新华社的人员到医院强行搬一位学员去另外一间诊室（学员当时还未能正常行走），伤痛中的学员看出他们想制造舆论诬蔑法轮功，忍不住伤心痛哭，旁边有一位政府官员对学员说：“你哭什么，我们这样搞的目的是搞资料向上级汇报政府对你们的优待和我们对你们的关怀。”接着一个急诊科的医师（文干荒）在旁边说：“是的，我们医院、医生、护士对你们同样是很好的治疗和护理。”学员听到那些违背人道、违背的良心的谎话，立即清醒而肯定的回应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也没接受过你任何的治疗，你从哪方面讲对我的热情治疗和护理呢？”文干荒听后立刻羞的满面通红。
他们从各方面搞他们所需的材料，最后骨科的护士长（列平）紧急强硬拉背起学员拍照片，并临时叫一个急诊科医师（文干荒）和骨科护士长（列平）配合他们做节目。本来骨科与急诊科是互不相干的，两科各自分开的。学员被关禁在骨科，因当时警察为达到他们的阴谋目的，在学员刚进医院时，他们三番几次把学员从一楼搬上九楼骨科，不多长时间又从九楼搬学员下一楼（医生在讲，我将变成植物人），就这样不顾学员的伤痛，将学员折腾几次后，才定下将学员关禁在一楼，与急诊科隔壁。
文干荒医师和护士长列平都是为贪钱（协助拍摄完节目后，当场收领了现金），违背自己的良知而配合他们说谎编造假新闻。政府与医院根本没有丝毫优待学员。骨科主治医师是以歧视的态度对待学员，每天早上只是巡查到学员所在的房间，大声问一句：“同事们怎样了”。作为骨科主管医师，连学员骨折受伤哪个部位都不清楚，也不知道，高州市公安局治安一科副科长湛杰看见骨科主治医师对学员骨折的手脚胡乱用力乱搓，痛的学员差点晕过去，都说主治医师够狠。过不长时间湛杰遭恶报被打，却不敢住高州市人民医院骨科。
还有X光透视的工作人员似乎怕学员从中找什么证据，学员刚进医院时，他们就拉学员去搞X光透视，但当时有的学员要求照的部位X光透视的工作人员不同意拍照，只是随便找一个部位，当然学员绝对不会执著常人的任何一种医疗方式，但医院的工作人员做的行为似乎隐藏了什么。
更甚的是，学员刚进医院第十天，医院财会就派两个人要学员支付二千元至三千元医疗、材料费和住院费。学员反问：“我们有些未接受过你们的治疗、都不打针、不吃药，凭什么要交付二百元至三百元一天这么昂贵的费用呢？”其实学员心中清楚只有坚信大法就有超常有奇迹出现。而且北京的专家也已鉴定现代医学根本无法令有的学员恢复能站起来的机会。更何况是邪恶的政府工作人员为了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强行将学员非法关押在医院，而不是学员自愿的所为。
当时医院财会那两个人当场被学员问的不知怎样回答，只是吞吞吐吐地勉强借口说：“你们有的手脚上封的石膏材料费呢。”实际上学员脚上的石膏是在北京上的。最后，医院财会那两个人心知医院的收费已经说不过去了，只能哑口无言，灰溜溜地走了。从中表明医院确确实实是浑水摸鱼，连学员在北京博爱医院的医疗材料费他们都想混合收取，尤其湛杰曾大声亲口讲：“你们放心，政府会出于人道主义医好你们的。”他们讲出的话却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最终结果还是千方百计敲诈学员，要学员支付住院费用。而且还没有人性的将交不起医院费用，有北京博爱医院的专家鉴定终生瘫痪的我和刘玲强行扣押到高州第二看守所强制奴工劳动并非法判刑。
当时四个学员都是躺着吃、喝，站不起来，四个学员都弄成大便不通，因此学员悟到不能长此下去，就默默请求师父加持我力量，我们一定要站起来正常行走，学员正念一出，大法的奇迹就在学员身上出现。第十八天，我从新站起来，这过程就象初生的小孩一样，从新学怎样动手、动脚、翻身，怎样能坐起来，慢慢再学行走。
叫我丈夫扶我起来还是双眼发黑，几乎晕过去，慢慢学行走到走出门外，在走廊外站着，就是微微的小风吹在衣服上都象千万条皮鞭不停的抽在身体上，疼痛难忍。因为腰还支撑不住身体，只能把双脚拉回，腰靠在床边，才能多坐一会儿。恶警见学员从瘫痪的状态在十多天的时间里奇迹般的站了起来，又见学员在各种诱惑、各种压力下对大法坚如磐石的心（家庭的重重压力，警察讲：“你们讲一句不学、不炼了就可以回家疗养身体。”）令他们胆战心惊，马上加重对学员的迫害。
正如湛杰把学员劫持在广东茂名驻京办事处时对学员说：“你们知道公安局是什么吗？”学员个个答不上，湛杰说：“公安局可以公开、又安、又局（局，粤语方言，意思为强迫）。”恶警朱守明、恶警张科长、还有女恶警等，在学员身心受到极大伤害、痛苦下，公开两次在医院威逼利诱、非法审讯，实施强行又安、又局，将他们诈骗来的假口供添枝加叶、强行加在我与刘玲身上。
湛杰曾得意洋洋地对学员说：“从经济上搞垮你们，从名誉搞臭你们，从精神折磨你们”。在我与刘玲还未完全恢复身体、生活还未能正常自理的情况下，恶警湛杰、骨科护士长列平不顾我脊椎多次骨折、多次压缩性畸形压逼神经、手臂爆裂骨折，未经我同意，强行把我从床上连拉带推扯下床，推赶出医院，其中参与的还有公安局一科科长陈济光、恶警张科长、一百一十恶警等一大帮凶恶的恶警、恶人灭绝人性地将我与刘玲强行绑架劫持到高州第二看守所非法拘留（当时医院里那么多的医生护士、还有许多病人、病人家属在场观看。恶警、护士长的行为真是凶残之极）。
在看守所我被强迫每天参加十八小时以上的奴工劳动！并带着伤痛，身体不堪这样严酷的折磨，每天都要在躺着、跪着、站着、坐着之间不断变更姿势，还在同修们的帮助下去完成看守所当天压下来的奴工劳动任务。
刚被非法劫持到高州第二看守所，公安局恶警欧阳科长与六一零有关恶人又在精神上对我们迫害，恶警欧阳科长问：“李建英肯骂（大法）了吗？”紧接着又在看守所里强制学员拍假相欺骗世人，我被折磨的痛苦难言，没过多久，恶警欧阳科长带着受邪党蒙骗、遭受不了一次次夫妻分离痛苦的我丈夫，拿着肉汤来见我，我丈夫见我被他们折磨的苦不堪言，赶紧拿汤来叫我喝，这边提出离婚叫我签字，恶警欧阳科长立刻不准我喝汤，恶警欧阳科长说：“李建英要是肯骂（大法）了，就不用签字离婚，还可以有汤喝。”可见他们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之后，我丈夫还是被法院有关人员骗走了几百元提出离婚的手续费。在看守所里，就是学员家属送去的生活费用，也不能自由买东西，只能向看守所购买生活用品，接受其高利盘剥。
三月的某天，把学员非法扣押到高州第二看守所，原高州市市长卢方圆、政法委书记……等其他领导一同到二所“看望”、“关心”学员的身体状况，市长还亲自传达了上级领导的指示说：“上级领导说对你们这批跳楼者不得判刑、不准打骂，要好好对待，现在你们暂时在这里安心‘养伤’，过几天就可以放你们回家疗伤。”法轮功学员即时提出身体伤成这样还要被强逼参加奴工劳动，还说政府怎样“关心”我们。市长马上当着学员的面吩咐看守所的指导员说不要给他们安排劳动任务。但当领导走后，狱警姚红英却说：“市长是主管全市工作的，而所长是管所里工作的，所里下达的劳动任务必须无条件完成，就算你们死也都要死出来给我。”
不久，伪善、狡诈的公安恶警朱守明为了欺骗学员签逮捕证，还两次哄骗学员说：“过几天市领导开完会就会放你们回家，或领导讨论后会放人。”当学员指出既然放人，为什么还要签“逮捕证”。 恶警朱守明却说这是形式上的手续，况且上头都说了不得将你们判刑，希望下次见面应该是在街上，而不是在这里（指看守所）。实际上他们根本未放松过对学员的迫害。四月初，全部学员都由二所转押到一所继续迫害，而且连亲人都不让见。恶警朱守明在一所又再一轮对学员非法审讯、捏造事实、逼供。
高州第一看守所与高州第二看守所的生活环境、人数（吃、住、拉同一处）情况是一样的，每到邪党的敏感日或每月都要抄仓，搞的人心惶惶。
高州市法院将这些上访者以“人命案”定罪。在开庭期间，庭下有的便衣公安不准法轮功学员陈述警察残害学员的事实。审判官（杨明）一口拒绝学员提到对警察不利的陈词，理由是“与本案无关”。作为起诉证据之一的学员口供，由原高州市公安局一科科长陈济光与原北关派出所赖冠辉参与制造，里面指证学员是轻伤。他们毁掉了在北京博爱医院的病历等资料。书记员（崔少娟）在开庭期间没有按事实记录。
开完庭后，法轮功学员指出其记录不实，拒绝签名。但在书记员、法警的威逼、恐吓下，我们最终被逼签名。我们被非法判刑三到七年不等。我被他们冤判四年。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上诉期间学员多次指问主审法官杨明以何依据判刑，杨明却说此案的判决权不在她而是上头（六一零）的指示。有迹象表明，当时的中共茂名市委书记（现调任广州市）邓维龙和高州市委书邹继海就曾下令对大批学员判刑。此事引起这些学员家属和知情群众的强烈愤怒。
更加没想到作为高州市委书记的卢方圆自己讲出的话没守信用，不但没按照上级的指示释放这批伤残的法轮功学员回家休养，更加升级迫害，唆使下属恶警将这批伤残的学员（吴永坚、袁洁玲、周达琼、李建英、刘玲、袁洁敏、刘惠荣、袁丽珍）强行绑架到高州市体育广场，将伤残的每个学员双手反铐背后用绳子紧绑，颈部也用绳子绑紧，每个学员身后都有一恶警拉着绳子。恶警威胁说：“你们要配合好，如果开口喊‘口号’就将绑在你颈上的绳子一拉，你死定的。”当众宣读完判决书后，又拉着学员游街侮辱示众。
就这样，大部份学员分别被绑架到广东省阳江监狱和广东省女子监狱。在监狱中受尽劳役、批判、洗脑、毒打等折磨，目的是逼迫他们“转化”、“服法”，放弃修炼法轮功。我于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九日回到家中。
参与迫害人员：
（一）高州第二看守所所长、警察姚红英、指导员、高州第一看守所吴代光所长（恶报）、张副所长、罗狱警、程狱警、袁狱警、丘副所长、李健狱警、一所医生；
（二）公安局湛杰、欧阳科长、陈济光、朱守明；
（三）检察员刘雪娟、审判长杨明、书记员崔少娟、陪审员温伯珍、黄玉莲；
（四）茂名终审法官李鸣锋、郑明海、黎湛红、书记员徐忠圣。
第四次被迫害
我继续坚定修炼法轮功，坚持不懈的向世人讲清真相，于零七年十月被胜利场不明真相的人（陈日进的妻子）举报，被胜利场牛武等几个保安劫持到胜利场办公大楼一楼，被牛武当着胜利场三个领导和围观百姓的面从头照面打一大巴掌，遭高州市公安局国保、南塘派出所、胜利场保安抄我弟弟的家，抢走大法资料、绑架我弟弟夫妻俩、我丈夫到南塘派出所逼供。
南塘派出所警察、保安、两个女恶人，南塘派出所程副所长在场，强行非法搜身，抢走真相护身符，高州市“六一零”劫持我到茂名洗脑班。我坚决不配合邪党人员的一切要求，加上本地区同修的正念加持，使我绝水绝食四天正念走出了黑窝。
回家后“六一零”还不死心，趁我在自家楼下做生意时，伙同南关派出所恶警不顾菜市场众人围观，用六个大男人将我扛到南关派出所，强逼我签所谓的两年的劳教书，我坚决不配合并不停的发正念，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正邪较量，恶警再次失败，无奈之下只好放人。
此次参与迫害的有：
高州国保黎亮、南塘派出所程副所长、姓卢的警察、胜利场保安牛武；高州市“六一零”：黎新民、伍海鸥、黄生；南关派出所罗勇、南关派出所保安；南新居委会：苏淑英。
第五次被迫害
二零零八年三月以来邪党为了死保奥运，在全国范围内加大力度迫害异议人士、上访者，法轮功修炼者因讲真相更是邪党害怕的对象，高州六一零、国保、派出所、居委会为了眼前的利益，不听大法弟子多次的善言相劝，出卖良知，打着执行上面指示的借口，干着执法犯法的勾当，继续卖力参与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完成上面压下的任务，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午十二点多，非法强抢我丈夫锁匙入屋抄家、绑架了我。并用不抄家作为要挟手段欺骗我丈夫，用锤砸门砸锁。二十五日下午我被强行送至广东省三水劳教所一区三大队二分队。
参与迫害：国保：湛杰、黎亮；高州六一零：黎新民、黄姝；南关派出所罗勇；南新居委会：苏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