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1999年7月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但是并没有改变真正修炼者的意志，为将法轮功真相传播给更多被中共谎言欺骗的世人，朱玉莲、李世霞和邓桂英都曾遭中共迫害、骚扰，以下是她们三人被迫害经历：
朱玉莲曾被非法拘留、洗脑、判刑迫害
我叫朱玉莲，今年53岁，家住昆明市官渡区新草房北村13号，在家务农。1998年3月，那时40来岁，身体还可以。只是有一次得了感冒病，才上医院打了一两次点滴，就花了两三百元，觉得医药费太昂贵了，老百姓看不起病。之后碰到几个熟人，就说起这件事，其中一个熟人就说炼法轮功对祛病健身有奇效，现在炼的人也很多，附近就有个炼功点。之后我就到昆明市工人文化宫去参加集体炼功，当时文化宫是昆明市比较大的炼功点，每天早上都有几百人在那里炼功。我家新草房村也有一些法轮功学员炼功，村委会就专门腾出一间房子给我们集体炼功学法。
我修炼前虽然身体不错，但是脾气很糟，经常和丈夫发生矛盾，吵架打骂的事时有发生，修炼了大法后，我按照真善忍的要求修炼自己的心性，再也不跟丈夫吵架了，心情也愉快了。
1999年7.20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学员后，新草房村委会无奈将原先提供给我们集体炼功学法的房子收回去，集体修炼的环境就这样失去了，家里人看了电视也受中共邪党毒害，也不让我炼了。
2000年4月4日，我和其他60多位法轮功学员一起到云南省省委信访办上访，到那之后我们要求反映我们修炼法轮功的真实情况，然而让我们签名后，却对我们非法拍照，没有让我们说话，就把我们用大客车拉走了。我被拉到菊花村派出所。当时送我到派出所的警察一个叫杨世龙、一个姓谷的以及其他三四个警察不知道名字。到派出所后对我非法审讯，这几个警察问我是谁叫我去的，为什么要去。审讯完后给我照像、然后让我滚手印。之后把我关在菊花村派出所的一间小黑房子里，房子里又黑又臭，就这样关了我三天。三天后把我送到官渡区凉亭行政拘留所拘留了我十五天，让我在暴晒的太阳下捡豆，十五天后我从拘留所回家。
2001年1月3日，我正在家里，新草房村妇女主任丁桂华陪着我将我带到昆明市官渡区耀兴民族文化度假村，官渡区610（中共为迫害法轮功学员而成立的凌驾于公、检、法、司的非法机构）办的强制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洗脑班。
丁桂华在洗脑班陪了我五天，五天之后又换了一个叫王会仙的人。官渡区国保大队的冯军等人全天都在那里，那次共有将近10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那里。在洗脑班里，每天逼迫我们法轮功学员看诬蔑诽谤法轮大法的视频，伪善的让每个人谈自己的想法，还有以蔡朝东为首的人到洗脑班散毒，诬蔑诽谤法轮大法，强行逼迫我们放弃信仰，违心的写所谓的不修炼的保证。官渡区区长、副区长也跑到那里去胡说八道。我在这里被非法关押了15天，身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15天后，新草房村我们队一个叫汤志荣的驾驶员开车把我接回，回家后，副队长汤伟还找到我让我写揭批书。
2008年2月16日，大年初五，上午九点多钟，我和法轮功学员邓桂英（昆明市化工原料公司的退休职工）到昆明市小板桥织布营村向当地民众赠送大法真相资料《大拜年》、《晨熙》、《天赐洪福》、《九评共产党》，被一个不明真相的保安给阻拦住，随即将我们带到小板桥派出所，半小时后官渡区国保大队的冯军就带着一个警察赶到小板桥派出所，就对我们非法搜身、照像，将我和邓桂英分开关押。中午12点多，派出所的警察都去吃饭了，我看没人，就自己回家了。
第二天2月17日，官渡公安分局冯军带着十几个人到我家里来抄家，当时我不在家。他们抢走了我的《转法轮》、《精進要旨》等大法书籍、《解体党文化》、《明慧周刊》等，这次抄家是由我们村副队长李明春领着冯军一伙人来的，把家里翻的乱七八糟。抄家后，新草房村所属的五里多办事处的袁玉春打电话给我弟弟，让我弟弟转告我去菊花村派出所一趟。我回家后，弟弟和丈夫就陪着我一起到菊花村派出所，从下午四点多一直等到八点多，冯军开车来后，叫派出所小保安把我拉到车上，开车把我带到官渡区国保大队，对我照像后把我送到官渡区看守所非法关押。
在官渡区看守所期间，一个叫陈红梅的警察来看守所审问我，问我住在哪里，家里成员有哪些，为什么要炼法轮功。我在官渡区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九个多月，昆明市检察院对我非法逮捕，8月 11日下午1点昆明市中院对我和邓桂英非法开庭，在送去中院的路上，警察给我们戴上黑头套，还将我俩的两手反铐在车子上。到了昆明市中院，将我单独关在中院的一间地下室里，一个法警拿一根电棍电我，火花四溅，我当时高喊：“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警吓的赶紧收起电棍，再也不敢电我了。将我关在这间地下室半个多小时后，才把我带到法庭开庭。
我在庭上看到我的家人没有来，我就问法官为什么家人没来，没有人回答我，只记得审判长姓朱，公诉人姓吴。当庭对我诬判两年，邓桂英三年。开庭结束后，我回到看守所就开始炼功，找到驻所检察官、副所长，讲我修炼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并要求上诉。然而云南省高院依然维持邪恶的原判，11月28日我和邓桂英一同被送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
送到监狱后，我被关进九监区，每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整整16个小时逼迫我坐小板凳，每天只让上四次厕所，还要逼迫我写所谓的思想汇报，强制我放弃信仰。四个月后我被分到第四监区强制奴工，缝钱包，串珠绣，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10点半，做不完还要罚。
2010年2月17日从监狱回家，我的丈夫来接我时，监狱一个姓吴的警官还对我丈夫说让他回去好好看着我。2010年十一国殇日前，官渡区国保大队警察打电话给五里多办事处袁玉春，向办事处施压，叫我写不修炼的保证书。
李世霞曾遭派出所非法扣留、按手印、拍照
我叫李世霞，今年65岁，家住昆明市新草房北村3号。从小就莫名的胃疼，查不出原因，脸色很黄，被别人误认为是肝炎，到医院看病，其他病人都躲的远远的，每次胃疼，就疼的在床上打滚。1997年底，我听说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就走入了大法修炼。通过学法炼功、修心性，胃疼彻底好了，家庭关系也十分融洽。
1999年7月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学员，东站派出所的杨世龙将我们修炼法轮功的学员叫去让我们交书，表态不炼。我都没同意，杨世龙就追到我家，我告诉他我的身体是炼法轮功炼好的，不交书。
2000年4月4日一早，我到云南省省委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省委信访处接待的人就让我们签名。当时同去的法轮功学员将近60人，签完名之后就让我们到院子里对我们每个人拍照。之后来了三辆公交车，我被拉到菊花村派出所，审问、按手印后，当天就回家了。
2011年10月27日我和邓桂英（昆明市化工原料公司的退休职工）一起到昆明晋宁城向世人赠送神韵光碟、真相小册子，被两个保安给我们绑架。上午11点多，来了一辆公安的车，将我们带到晋城公安局，两个警察守着我们，把我们包里的真相小册子、护身符、《九评共产党》、《全球公审江泽民》的资料全摆在桌上，我和邓桂英就对进来的一批一批的警察说：“快看看这些资料，我们就是来做这事的！”警察看完了就悄悄的走了，什么也没说。等到当天下午四点多，警察给我们买了盒饭，对我们说：“你们回家吧！”我们俩就回家了，真相小册子就留给警察们看了。
昆明市化工原料公司退休职工邓桂英被迫害经历
今年70岁的邓桂英老人是昆明市化工原料公司退休职工，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健康，道德升华，从大法中深深受益的她主动加入了弘扬大法的行列，将大法的美好弘扬给更多的世人，即使在1999年7月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学员、制造铺天盖地的谎言欺骗世人的压力下，邓桂英老人依然没有停下弘扬大法、讲清真相的脚步，以下是她自述遭受非法抓捕、判刑的经历。
我叫邓桂英，今年70岁，是昆明市化工原料公司的退休职工，家住昆明市吴井路663号。
1997年6月我走入法轮大法修炼。退休前我的身体就很不好：低血糖、头晕、妇科病、风湿关节炎。我看到邻居一位原先瘫痪的人，突然能站起来了，我非常惊讶，就问她有什么灵丹妙药。她告诉我她修炼了法轮功，从一个瘫痪的病人变成一个健康的人了。我听后顿时表示自己也要炼，我是出了名的药罐子，可是吃多少药都不见好转，从邻居身上我看到了只有修炼大法才有希望。
于是我就跟着邻居去工人文化宫的炼功点炼功，不到一个星期，李洪志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吃过一片药了，身上的病也都不翼而飞了。法轮大法太好了，我也走入了弘法的行列，将大法的美好主动的弘扬给更多的人。
1999年7.20中共邪党铺天盖地造假宣传诬蔑法轮功，我看了电视后大哭一场，觉得这么好的功法不给炼，觉得自己活着都没意思了。
2001年前吴井路居委会主任李玉珍找到我，叫我交出大法书，我们单位工会主席魏兰英、保卫科胡代高也来找我，叫我不要炼了。我说：“我炼法轮功身体好了，这么好的功法怎么不让炼呢？”依然坚持修炼。我们单位保卫科蒋文昆、负责仓库管理（我退休前是仓库管理员）的朱云还找到我老伴，让我老伴通知我到办公室去，我到办公室去后，他们就说让我不要炼了。
东站派出所的三四个警察也跑到我家，当时我儿子也在家，警察就对我儿子说，叫我儿子管着我，不要让我出去，还让我儿子写个保证书，保证管着我不让我出去。
这一切我都不理睬，我坚信大法是正法，中共的迫害不会长久，我依然坚持出去讲真相、发资料。
2008年2月16日大年初五，上午九点多钟，我和朱玉莲（昆明市新草房村北村村民）到昆明市小板桥织布营村向当地民众赠送大法真相资料《大拜年》、《晨熙》、《天赐洪福》、《九评共产党》，被一个不明真相的保安给阻拦住，随即将我们带到小板桥派出所，半小时后官渡区国保大队的冯军就带着一个警察赶到小板桥派出所，就对我们非法搜身、照像，将我和朱玉莲分开关押。
当天下午三点多钟，冯军带着一男一女两个警察到我家里抄家，抢走了我的大法书，师父各地讲法以及师父的讲法光碟，还有炼功磁带、《明慧周刊》、法轮大法好的书签。抄家一个多小时也没有出示搜查证，搜查清单给我老伴签字却也没有留给我们。抄家后将我送到官渡区看守所非法关押，到看守所已经是下午7点多钟了。我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9个月，期间昆明市检察院对我和朱玉莲非法逮捕，8月 11日下午1点昆明市中院对我和朱玉莲非法开庭，在送去中院的路上，警察给我们俩戴上黑头套，还将我俩的两手反铐在车子上。此次开庭的审判长姓朱，公诉人姓吴，当庭对我诬判三年，朱玉莲两年。我们都不服判决，要求上诉。然而云南省高院依然维持邪恶的原判，11月28日我们俩一同被送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
送到监狱后，我被关进九监区，每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整整16个小时逼迫我坐小板凳，每天只让上四次厕所，还要逼迫我写所谓的思想汇报，强制我放弃信仰。四个月后我被分到第四监区强制奴工，缝钱包，串珠绣，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10点半，做不完还要罚。我在监狱两年多的时间只给洗了三次被子。2011年6月16日我从监狱回家。回家后我仍然走出发资料、讲真相。
回家四个月后的2011年10月27日我和65岁的法轮功学员李世霞（家住新草房北村）一起到昆明晋宁城向世人赠送神韵光碟、真相小册子，被两个保安给我们绑架。上午11点多，来了一辆公安的车，将我们带到晋城公安局，两个警察守着我们，把我们包里的真相小册子、护身符、《九评共产党》、《全球公审江泽民》的资料全摆在桌上，我和李世霞就对进来的一批一批的警察说：“快看看这些资料，我们就是来做这事的！你们赶紧看看！”警察们看完了就悄悄的走了，什么也没说，一批警察看完又进来一批。等到当天下午四点多，警察给我们买了盒饭，对我们说：“你们回家吧！”我们俩就回家了，把救命的真相小册子留给警察们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