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父的洪大慈悲让我从归正途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五日】回想我的修炼路,是一个把坏事变成好事的过程。迫害初期我维护大法,被邪恶迫害关進监狱十年。期间我悟偏,走了弯路,还做了错事。当我走回来的时候,我真正感受到师父的慈悲伟大,感受到大法的广阔内涵,那不是我的语言能形容的了。我也更加珍惜作为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能参与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宝贵的历史机缘。

一九九九年,我在北京一家中央企业工作。总体说来工作比较轻松。我一直喜欢钻研传统文化,尤其是对《易经》,简直到了着迷的程度,大部份的业余时间几乎都花在了这上面。那个时候我不论是上下班,还是出差,身上总带着两本书,一本是《周易》,一本是《道德经》,并把这两本书视为人生圭臬。尽管我如此着迷,可许多人生的疑问始终还是不得其解。

一天,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梦里看到满天的星星。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喜欢天文学,还跟同学组织了一个天文小组,所以我对星座也算熟悉。可是这次在梦里看到的那些星星排列出的星座我都不认识了,都变的跟原来不一样了,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样子。

一天下班后,我在公司上网。一位网友给我推荐了《转法轮》这本书。刚看了《论语》,我就被吸引住了,于是一口气看了这本书的大约三分之一。第二天一上班就又接着看,就这样连续三天,我把这本书看完了。当时的感觉就是:我苦苦寻找了多年的东西终于找到了。于是兴奋的给网友回信说:“今闻大道,豁然开朗,我心所向,大觉者也。”从此,我走進了大法修炼。那是一九九九年的三月。

记得第一次看书的时候,我还在吸烟,当看到书中关于吸烟的那一段,我再一看手里的烟,就感觉不是滋味,甚至连看都不敢看,一看就想吐。以前多次戒烟都没成功,这回就这么轻易就戒掉了。刚看完《转法轮》,我的脑袋懵懵的,天目这个地方象有个东西在旋转,一直转了一个多月。

刚刚得法,师父就给我安排了一个适合学法的环境。公司把我调到另一个部门去协助编写公司的公司史,这个部门很清闲,我上班后很快处理完工作,剩下的时间几乎全用来学大法。很快,所有的大法书和新经文我都看了一遍,我还从书店买来大法书和录音带、录像带、光盘,回家就放录像看。当时我一个人住单身公寓,干扰不是很多。现在回想起来,这都是师父给我创造的学法环境,因为那个时候距离迫害的时间已经很近了。

四月初我找到了距我最近的东直门炼功点,每天早上四点多去炼功。炼了几天,辅导员让我参加学法小组。就这样,我每周二、四下班后都去同修家学法。

“四•二五”

我参加学法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迎来了第一个重大考验。

四月二十四日晚上,我们正在一个学员家里学法,点上的辅导员向大家简短介绍了最近两天天津发生的事情,并且告诉大家,研究会与天津市政府交涉多次都没能解决问题,有的学员想在明天去中南海向中央领导反映我们的情况。

他们走后,我们学法小组开始讨论这件事,有的同修说维护大法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也应该去反映情况。大部份的同修表示支持,就这样,大家达成了共识: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们有义务维护大法,我们应该去向国家领导人反映情况。于是有的人说搭伴去,有的人说自己去。我是新来参加学法的,跟大家不熟悉,没有说什么。但回来的路上我已经决定明天自己去。

第二天,也就是四月二十五日这天一早,我洗漱完连早饭也没吃,拿上一瓶矿泉水出了门。出租车刚过北海后门,就看见道路两边站了很多人。我下了车向府右街走去,到了路口,见有几个警察站在路中央,把人群分成了两部份,有些人到了这就不过去了。

此刻我眼前浮现出十年前,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六四”屠杀爱国学生事件。一九八九年,我正在北京上大学,几乎参加了所有的学生游行和绝食活动。屠杀前,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到广场向学生喊话,我也正在现场。此刻,学生们被屠杀的情景,复兴医院里一具具年轻学生的遗体,还都历历在目,十年中从未消褪过。
面对眼前的警察,我迟疑了一下,但还是毅然决定走过去。警察见我走过来,用手向里面一指,示意我站到府右街西侧的人群里。我向里走了一段,人很多,看不到头,也不知道来了多少人。我找到一个地方站下,这一站就是一天,从上午九点多一直站到晚上八点多,没吃也没喝,也几乎没动地方。虽然带着一瓶水,但因为怕上厕所,一口也没喝。到了晚上八点多,我想这么晚了,今天可能不会有结果,于是就先回去了。

第二天一早,有一位吉林省分公司的同事打电话来,说临时出差来北京。我开车去机场把他接到我家。一進门看到桌上的大法书和录音带,他惊讶的说:“你也学大法?”我说:“是啊。”他说:“我们一家三口人都炼,我们还有跟师父的合影呢。”他这次来就是听说很多同修都去了中南海,向国家领导人反映情况,他也想去。于是我又开上车从长安街到六部口,進入府右街,但街上异常冷清,除了稀稀落落的几辆过往的车,连行人几乎都没有,仿佛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只有红墙外三三俩俩的武警渗透着一丝紧张的气氛。后来才听说,在前一天晚上,朱镕基总理接见了学员,并派人和学员谈话,天津问题基本解决了。于是大家很快就都撤离了。

“四二五”之后,气氛似乎变的有点紧张。从前集体学法一直常去几个学员家,现在表现出不愿再让大家来了。辅导员在炼功点上谈起此事,我听到后,就主动跟辅导员说,以后学法来我家吧,我就一个人。辅导员说,可以吗?我说,你们能来我家学法,那是我的荣幸。就这样我住的单身公寓成为了集体学法点。

考验和过关

接下来是表面平静的三个月。我每天坚持炼功、学法,还有每周两次在我家的集体学法,我感觉自己在突飞猛進的提高着。

“七二零”迫害开始了。真是铺天盖地,电视里、收音机里、大街上、商店里、小区里,无处不在的广播和各式各样的标语,到处都是造谣诬蔑的歇斯底里。我听到许多学员去了信访办和中南海,他们被强行送上大客车,然后被送到很远的郊区。外地的学员也陆续来到北京上访。

这段时间我们的学法小组还在继续坚持每周集体学法,但我却一直在思考该怎么做。我每天都在关注明慧网的消息,看到报道的大都是各地学员如何克服困难到北京来的消息。我又走访了一些外地来的学员,跟他们一起交流,他们当中大部份人都在说,现在最要紧的事就是证实法,而那时我对“证实法”的涵义还不是很理解。到了十月份,有一天在明慧网上看到全国各地的学员冲破重重阻拦,纷纷到北京上访的消息,我忽然悟到,现在正是大法蒙难时期,正需要大法弟子们站出来,为大法说句公道话。我是大法中的一份子,就应该做我该做的,哪怕是为大法献身,也在所不惜。悟到这里,我找到另一个同修交流,他也正是这样悟的。

十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下班后,我约了这个同修,准备去上访。我的工作单位就在长安街上,我们步行从建国门出发,一路经过天安门广场,来到府右街上中南海的大门口。我们绕过门口旁停着的一辆警车一直向里走,被站岗的武警拦下来,我们说我们是炼法轮功的,来上访。这时警车上下来几个警察把我们带到了天安门派出所。第二天,我们单位来人把我接了回去。另一个同修被送到西城区看守所拘留了一周。

接下来,我遇到了真正的考验。单位把我从派出所接回来,并没有让我回家,而是直接送到了单位在郊区建的一个培训中心。每天派一个保安陪着我一起吃住。党委书记安排从单位抽调几个人来做我的工作。一周后,党委书记要我写一份保证书。我考虑了一下,就把大法如何好、如何叫人向善、如何给人带来身心健康等等写了下来,并且表明了我要坚持修炼大法的态度。

见我态度这样坚决,单位领导把我送回家。他们找来我的家人继续做我的工作。这一次我感到了压力,我那年迈的母亲来到单位,在我面前哭哭啼啼,让我放弃修炼。我意识到这是在过情关,我想我不能被这个情所带动,于是我坚持修炼的态度没有妥协,他们见没有效果,就把我母亲送回去了。

回到家,姐姐、哥哥和弟弟又来劝说,这个时候,我的心性开始守不住了,与他们争论起来。事后,我悟到这又是魔我来了,但我不应该有情绪,不应该用情来对待他们,师父讲过:“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1]想到这些,我的心平静下来,我知道我要用慈悲来对待自己的亲人。

家里的魔难过去了,又遇上单位里的考验。单位领导告诉我,如果我继续坚持炼法轮功,就只能离开单位。我的工作单位是一家从事对外贸易的中央企业,就是俗称的“铁饭碗”。而且再有几个月,单位就要分房子了,我可以分到一套两居室。如果这时我离开单位,不但房子分不到,还要搬出现在住的单身公寓。也就意味着我不但要失去工作,而且还将无家可归。我想起了师父讲过的一个博士生为了不杀小白鼠而放弃博士学位的那段法,我想,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有什么不能放弃的呢?于是,我对单位领导说我选择坚持修炼大法,就这样在一九九九年底,我离开了工作单位。

反迫害,证实法

我一直觉的我悟的是正确的,我从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后悔。但有段时间我还是感到有些迷茫,由于没有集体的环境,学法炼功也懈怠了。我能做的,似乎就是跟我的亲朋好友们讲法轮功如何好,政府做的是错的。但一遍一遍的重复,也让我觉的有些麻木了。这时候在明慧网上看到了师父在山中静观的照片,以及《心自明》这篇经文,我很受鼓舞。

我接触到了许多外地来北京的学员,他们都是要去天安门的。我发现他们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艰苦,有的时候十几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睡地铺。我利用自己对北京熟悉的优势,为他们租了几套房子。有的学员去了天安门以后就被抓了,出来后找不到原来住的地方,就失去了联系。为此,我又把我的联系方式告诉他们,让他们背下来,从看守所出来后就可以跟我联系。

每个人从看守所回来的学员,都会让我听到一个生动的故事,每一次我都深受鼓舞。有一次,从深圳来了几个小姑娘,都不到二十岁,非常清纯可爱。她们一起去了天安门,几天后,我接到其中一个人从河北打来的电话。她在看守所里绝食,不告诉警察她的名字和住址,经受了几天的迫害,身体非常虚弱。警察就用警车把她拉到河北省一块荒凉的田里,把她扔下,车就开走了。她走到县城给我打了电话,我立刻开车去把她接回来。

有的时候,半夜里还有人打电话来,我也立即起来去接他们回来。等一起出去的人陆续回来,大家在一起切磋上天安门的体会,每个人都感受到证实法的伟大和在这个过程中的升华。

有些从外地来北京的学员在去过天安门以后,决定留下来继续在北京证实法。我们做了很多的事,去挂喇叭、挂横幅、在墙上喷字等等。有时候看到街上的橱窗有诬蔑大法的内容,我们就准备好大法的材料,到了夜间,迅速行动把里面的内容替换下来。我在车里随时准备了一些小工具,有时候开车遇到街上挂着反对大法的横幅标语,就停下车,把横幅取下来。有时候,我有了怕心,就与其他学员经常交流。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在法上提高上来以后,怀着一颗纯净的心,再做这些事就如入无人之境。我在大白天从容的取下标语,旁边的人就象没看见我一样。

到了二零零零年的冬天,外地来北京的学员越来越多,几乎达到了一个高潮。元旦前我与一部份同修交流,之后很多人在元旦这一天上了天安门。紧接着,中共邪恶集团就在天安门导演了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这是邪恶对大法的又一次最疯狂的迫害。很快明慧网上登出了揭露这次自焚真相的文章,我立刻打印出来,发给其他人。

这时候,明慧网的首页上每天都会看到师父的一句话:“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2],我们悟到,当前讲真相是最重要的事。我们开始筹备印刷点,有一位北京的学员提供了一台速印机,我在郊区一个安静的小区租了一套房子,把速印机搬去,又从自己家里搬来电脑和打印机,有两个学员专门负责印刷,我负责从明慧网上下载所需内容,同时负责买材料、运输和对外联系。其他留在北京的学员负责出去发传单。

就这样我们建起了印刷点,一张张真相传单和一本本的真相小册子从这里传出,传到北京的街头巷尾和千家万户。我还与其他资料点建立了联系,我们整合资源,互相配合,哪里需要资料就送到哪里。

遭遇迫害

一段时间以后,看到我们所做的,心里有种成就感,思想上出现了麻痹状态。特别是每次与发传单的学员交流,他们都谈到在发传单的过程中心性的提高方面的体会。我很羡慕他们,觉的自己也应该去发传单。而却忽略了自己正在做的事对于整体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师父已经开始点化我,例如我开的车开始频频出事,几天之内就被警察罚了数次。刚刚四月初,积分一下就到了十一分。在北京,每个驾照每年只有十二分积分,扣到了十二分,就不能开车了,要参加学习考试后,才能再次开车。我还没有悟到其中的原因,每天还在继续开车。更糟糕的是,车又被撞了。这时我应该停下来,认真悟一悟其中的原因,或者找大家交流一下,找一找自己心性上的问题。可是当时我那颗做事的心非常的强,根本就没有停下来念头。

二零零一年四月的一天,我与一位学员一起拿着一些传单出了门,打车来到金融街,到写字楼里去散发传单。由于没有经验,我的包里还装着租房合同。我们被写字楼里的人举报,被大楼保安拦住。就这样,不但我个人被抓了,我们的印刷点也被抄,那两个负责印刷的学员也被抓了。事实上,还有很多发传单的学员也由于我的这次失误被抓了。我对自己做的事懊悔万分。

我被关在了西城区看守所。在审讯中,任由恶警如何的威胁恐吓,我没有说出任何一个学员的名字。他们问我印刷机是从哪来的,因为除了我,别人谁也不知道提供速印机的学员是谁,但我始终都没有告诉他们。

我被当作第一被告,被判了十三年。由于我在法庭上与法官争辩,被指藐视法庭,所以被判的最重。

“转化” 误入歧途

二零零二年二月,新年刚过,我被送往遣送处。大约两个小时后,又被送上了一辆警车,由三个警察押送,一直把我送到了天津茶淀的前进监狱九分监区。当时北京市被判刑的男法轮功学员全都关押在这里,大约有四十几人。

在监区里首先见到的三个狱警是:指导员曹利华、副指导员朱志华、实习警察刘光辉(刘光辉由于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现在已经升到“指导员”的位置,并被登上了明慧网的“恶人榜”)。他们想给我一个下马威,说了一些恐吓的话。我告诉他们:既然来了这里,我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如果你们虐待我,我会以死抗争。他们没再说什么,把我送到监舍,派了三个包夹看着我(“包夹”是中共监狱和劳教所专门为了迫害法轮功学员而设的一项特殊制度,即由其他刑事囚犯二十四小时监视法轮功学员,并且每天汇报情况。他们制定了包夹职责,要求每个包夹必须把这些职责背下来,且不许法轮功学员知道其中内容。这项制度是非法的,所以不让法轮功学员知道。)

他们开始做我的“转化”工作。先是指导员单独找我谈话,然后是刘光辉找我谈,都没有结果。后来他们又找来几个已经被“转化”了的邪悟者来跟我谈。他们给我讲他们“转化”的过程,说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我一直试图转变他们,把师父的经文告诉他们,告诉他们“转化”是错的。但我的话在这里显得很无力。他们最基本的理由就是,我们是做好人的人,不应该跟政府作对。虽然我没有被他们的道理所打动,但心里却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会来到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一想到“转化”,我就感到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当时的感觉就是宁愿死去也不能被“转化”。

我想到去死,可是我又想到师父讲的法,炼功人不能杀生,自杀也是有罪的。此时邪恶正在利用他们导演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大做文章,诬蔑法轮功让人自杀,如果我这样做了,岂不正让他们找到证据,所以我不能这样做。但是我还是要面对“转化”这件事。过了一段时间,我想我应该向内找一找,是什么原因让我总是处于这个困境之中。我发现自己有一颗怕心,害怕被“转化”后不但会前功尽弃,而且还可能面临着被淘汰的命运。记得刚得法的时候,我曾是那样的信心十足,下决心一定要坚修到底,可现在面对着这样艰难的选择,我的确感到有些迷茫。此时我意识到,正是由于这颗怕心,导致了自己被迫害的发生,我应该放下这颗怕心。

然而,我没有意识到,我又在走入另一个陷阱。我渐渐的被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所迷惑,接受了“转化”的思路,并且反而觉的“转化”是一种升华。就这样,我误入了“转化”的歧途。

接下来,由于显示心和欢喜心,我又成为了中共“转化”别人的工具。现在我悟到,师父讲过:“显示心加上欢喜心最容易被魔心所利用。”[3]而我恰恰就是在这方面有漏,被魔钻了空子,我津津乐道的把我邪悟的体会讲给别人听,还以为是在帮助别人。就这样,很多人也都“转化”了。

在监狱服刑的后几年,我开始反思自己从前的所作所为。我意识到自己有很多执著心,由于有怕心,使我遭受了迫害,并且被“转化”;又由于自己的显示心和欢喜心,被邪恶所利用来“转化”别人;由于争斗心,我对别人很苛求,不肯原谅别人;由于妒忌心,我经常看不起别的同修,听不進别人的意见,致使错过了许多向内找的机会。当我看到自己这些心的时候,我开始为从前做的事感到后悔。

师父的洪大慈悲让我从归正途

从二零零二年二月到二零一二年二月,我在前进监狱九分监区熬过了整整十年。二零一二年二月的一天,我的弟弟、姐夫,还有两个大学同学把我接回家。

到家后,我上网找到了所有的大法书以及经文和讲法,开始如饥似渴的学法。我又找到了其他的同修一起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我明白了在狱中的“转化”是彻底错了,开始后悔自己从前的所作所为。有一段时间,我陷入了极度的悔恨和自责当中,情绪低落,甚至有时觉的,我做了这么多错事,师父还会要我吗?

我在明慧网上发表了严正声明,否定了“转化”的错误行为,表示要从新回到大法中来,继续修炼,做好三件事,挽回损失,走好以后的路。

这时,我真切感受到了师父洪大的慈悲,师父从没有放弃我。例如,出狱不久,就让我顺利找到了精進的同修,他们帮我安装电脑,教我上网的技术知识,让我很快溶到修炼的环境中。炼功时,很多时候不自觉的就会止不住的落泪,有时开车走在回家的路上,听着济世和普度的音乐,也会止不住的流泪,有时还会感觉到师父正用慈悲祥和的目光在看着我。我悟到师父在用这种方式给我鼓励,师父从来没有因为我的邪悟而放弃过我,而是用各种办法让我回到了大法当中。师父利用这个过程暴露了我许多的心,让我看到,从而去掉。同时,我还悟到,师父也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什么是真正的慈悲,并且让我也要修成这样慈悲的生命。

学法中,我还悟到了把坏事变成好事的法理。有一次我在一个商场的停车场停车,天下着雨,视线不好,我在倒车的时候不小心把后面的车撞了一下。我立刻下车走过去,车主是位女士,我告诉她别担心,我会赔偿她损失,我把我的电话留给了她。一周后,她打电话来,我们约好了地方。出门前我想起师父讲的法:别怕有麻烦,别人不给我们制造麻烦,我们还没机会给他讲真相呢。我悟到这不正是讲真相的好机会吗?于是我找出一个口袋,装上一张神韵光盘,一本《九评共产党》的书,一本明慧网下载打印的真相小册子,还有一个护身符。见了面,我先把钱给她,然后又把口袋递给她,告诉她口袋里面是什么,接着就给她讲起了真相和“三退”的事。很快她同意“三退”,我帮她起好化名之后才跟她分手。这次撞车虽然是坏事,但我借这个机会救度了一个生命,这才是更有价值的,同时坏事也变成了好事。

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也是自己的心性提高、升华的过程。这期间我经历了许多的阻碍,有身体的消业,有外来的干扰,等等等等,我多次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干扰,终于完成了我的心愿——坦诚的与同修们交流,并希望得到同修们的帮助与指正。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修炼心得,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合十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理性〉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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