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得法 明白人生意义
我是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我常想那一天真的是改变了我一生的一天，十多年了，历历在目。那时我是重点大学的一名讲师，研究自然科学。
从儿时起，我就很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喜欢天马行空的幻想， 什么事都喜欢刨根问底。记得在中学学习進化论时，我不信，我就想，如果人是因为基因变异加上环境适应产生的，那变异有各种可能性，适应环境也有不同的适应方法，世界各地环境也不同，那为什么世界上的人长得都是人样，有相似的道德伦理，有类同的语言结构，爸爸都叫爸爸，妈妈都叫妈妈，進化论根本不能让我信服。因此心里就一直在探索人是从哪里来的，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些问题。后来参加高考时，发挥得极为超常， 以我所在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国内排名前几名的名校，接着又以很好的成绩考取本校研究生，取得硕士学位，毕业后来到另一所重点大学担任讲师的工作。可以说亲朋好友无不羡慕我，但是在我内心却时时觉得不快乐，在名利情的追逐中痛苦而迷茫， 觉得人世间的一切似乎拥有和失去都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
一直在问自己，人为什么活着，思考中去过基督教的教堂，看过圣经。去过寺庙，拜过佛教中的师父，受过戒。学过心理学，研究过禅学哲学， 甚至探索中读过部份的马列原著，都无法找到我想要的。
很偶然的一天，我同寝室的一名计算机学院的教师路过学校食堂前的报刊栏，看到一张海报：法轮功，义务教功。她同我一样，那时对佛教的东西很感兴趣，一看是佛家功啊，就记住了时间地点，去了之后，有一个学生给她简单介绍了一下，借给她一本《转法轮》，拿回来她看了一半，就激动的不得了，告诉我，这书太好了，你看看吧。我拿过书，第一页《论语》，读完，我就想是佛法啊，讲得多好啊。
看完第一遍《转法轮》，我知道，我一直在找寻的终于找到了，看到书中说到人生命的来源，人活着的意义，我感动的落泪，从此大法在心里扎下了根。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学法小组，都是学校里的年轻的学生和老师，大家一起读法，交流，大家都有比较高的学历，都是觉得大法好走進大法的，对法理的理解比较快，比学比修，经常一起说说自己遇到的事情，自己是怎么放下执著心的，遇到利益上的冲突了，又是如何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做到为他人着想的。在这样一个祥和纯净的环境中，大家心性提高的很快。我在内心里看淡了对名利的追逐后，生活的简单充实而幸福。踏踏实实认真工作，敬业，为别人着想，一九九八年那一年被评为了学校的优秀骨干青年教师。
二、为大法鸣冤遭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我和千千万万的法轮功修炼者一样，走上了为大法鸣冤的道路。先去了市政府想上访，可是等待我们的是警车和学校里的高压强制洗脑，根本没有人听我们说什么。我们就想要想改变对大法的迫害，一定要从根本上解决，一定要让决策者知道大法好，了解大法修炼者，我们都是要做一个好人，一个越来越好的人，最后做一个超常的人，不参加政治，不会做任何不好的事，对任何的国家和社会都是有好处的，于是和同修一起走上了去北京上访的路。到了北京情况更糟，走出火车站时，出站口两侧排了两行军人，还有各地来截访的人，不时就会冲过来几个人和当兵的，从出站的人群中拽走几个。上访处的外面是荷枪实弹的武警，遍布整个城市的便衣警察，看到像法轮功修炼者的，不问缘由直接上来拖走，我和同修们面对这样的情况不禁困惑，政府怎么了，为什么不能听听老百姓说什么呢？向政府反映情况不是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吗？宪法不是说公民有信仰自由吗？为什么我们现在是申冤无门呢？我们是法轮功的修炼者，法轮功怎么样，修炼者应该最具有发言权，听听我们的心声，听听我们真实的感受，客观的衡量一下，有什么必要镇压呢？
在那样无处申冤的情形下，我和同修们一起走上了天安门广场，在那里炼起了法轮功，我们想用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切身体会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从北京被警察劫持回来后， 在学校里面临了极大的压力，一直威胁我要开除教职，很多人劝我说写个不炼功的保证，交上去糊弄一下，回家去炼没人管的。我说：没修炼以前我说过假话，但修炼了，师父告诉我们弟子：“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1]，我们就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不能说假话，不能做坏事，更何况是在大法中，法轮大法好，是真真切切的，我们弟子都要做到的。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在向不明真相的群众散发大法真相资料时，我被警察跟踪后绑架，关進了看守所。后被非法判刑四年六个月，在看守所度过了一年八个月，那里不管是在押人员还是警察都公认法轮功是好人（她们把我们炼法轮功的都统称“法轮功”），知道大法好，有不少在押人员跟着我们炼功、学法。但是她们就不理解，写一篇保证书就出去了，干吗不写啊？上诉到中级法院时，家人为我请了律师，律师和法官沟通时，法官明确表示，写个不炼的保证和悔过书，就可以不判。荒唐啊，由此可见法官都明白大法弟子是没有罪的，如果真的有罪，写一万份保证书又能有什么用呢？法官和警察已经沦为打压善良民众的工具了，对法轮功学员根本就没有法律可言。
三、在监狱遭受迫害
二零零一年七月，被送到了女子监狱，度过了两年十个月。在那里从一進门就开始受到特殊“关照”。先让其他的犯人先检查完身体带走，然后让我進到一间检查身体的医疗间，说医生常规检查身体，让把衣服脱了，我刚脱掉外衣，就冲進来四个警察，把我的衣服拿跑了，拿出一套囚服往我身上套，我总不能光着身子呀！我才明白一定是以前有大法弟子不承认自己的犯人身份不穿囚衣，她们想出来的损招。我知道上当了。无奈只能穿着这个让我倍感屈辱的“囚衣”，走進监狱。来到专门关押大法弟子的专管队：五大队。
第一件事，先关禁闭，长宽各一点五米的方形房间，房顶上一个监控器，门口两个犯人（他们叫“三连号”，意思她们和我是实行连坐制度）看着我。我的一举一动她们都要记录下来，她们还有一张纸，上面写着什么时候要干什么事，每天一睁眼就开始站着，房间里根本没有凳子，从早上站到晚上，期间还用录音机放一些诬蔑大法的东西强迫往我耳朵里灌，而且宣称我一天不转化，就每天给那两个看我的犯人扣分（她们把分看得很重，因为分数积累到一定程度，她们才可以减刑），那两个人就在我耳边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为了抗议这种迫害，我开始绝食，过了三天，那些警察觉得不可能转化了，就把我转到了专门关押重刑犯的大队：四大队，其他的犯人很害怕去四大队，因为那里非常苦，做苦工，甚至几天几夜都不能合眼休息，关押的都是杀人抢劫和贩毒的。大多都是刑期在十年以上的，看我的犯人听到我要去四大队，脸上都露出了不忍的表情。
八月我到了四大队的一中队四组，中队长姓王一见面先让我称自己是犯人，报犯人的番号，我不承认自己是犯人，我告诉她我没有犯罪，不是犯人，她很凶的样子，把我叫出犯人做活的工场间，在楼道里强迫我靠着墙蹲下，还要把双手抱着头，这种姿势非常折磨人，时间一长头颈脊背会由酸到痛，然后到麻木失去知觉。我在心里默默背着法，没有太多想什么，一直背着法，几个小时过去了，我的身体几乎已经完全失去知觉，过了很久才渐渐有感觉，颈部和脊背一直很痛，这种感觉持续了很久，几个月后才完全消失。王姓中队长走过来，让我站起来，我几乎是扶着身后的墙一点一点站起来，有一个犯人带我到了一间监室，靠墙两边各有四张上下铺，加我一共十六人。原来吃饭时间到了，我吃完饭。其他人立刻排队返回工场间干活去了，我也来到工场间，王中队长过来让我继续蹲着，我蹲了一会儿实在蹲不住了，就站起来，旁边有两个女警察冲过来，把我按着蹲下去，又蹲了很久，双脚已经麻木的没感觉了。这时过来一个警察，自称是大队长，姓戴，她让我站起来，说你要想站就站一会儿，要是站累了就蹲一会儿，我说好的，我真的蹲的好累了。
就这样我被关押在四大队。同样先关在禁闭室，稍大点，大约十个平方的样子，看我的两个人是贩毒的，因为身体有病，不能干太多的活，所以派来看我。从早站到晚上十二点，中间不时穿插着和警察的谈话，下午两点到外面的太阳底下军训，站军姿，操正步，等等此类的。后来她们没招了，谈话谈思想，她们说不动我，身体上受苦我也不怕，关了三周的禁闭。就把我放到工场间做苦工了，我想她们是想让我干活受苦吧，等吃不了苦了，她们就可以达到目地了。
在工场间做工很苦，有时从早上四点，做到半夜一两点，甚至连做几个通宵，有一个星期，我只睡了四个小时。因为是做服装的，犯人太累了，经常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有时干着活就睡着了，手伸到缝纫机的针头下，累到了站着都能睡着的地步。为了获得一些基本的生存条件，休息的好一些，吃的好一些，少干一些活，那些犯人真的是什么坏事都干，从表面文明一点的拍马屁，拉关系，给老犯人送东西，到打架，吵架，打小报告，告恶状，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而且在监狱里，犯人是不被当人看的，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证，如犯人只能在上午上两次厕所，喝两次水（厕所和放水的保温桶，都在工场的最前端，而犯人是不能离开干活的地方随意走动的），下午只能上两次厕所，晚上只能上一次厕所，而且还要排队，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一个小组三十二个人，每个小组上厕所喝水的时间只有二十五分钟，厕所只有两个厕位。可想而知，犯人的基本生活都是无法保证的，又在非常大的压力下，很多犯人都有了很严重的病，心理都不正常，发生了扭曲。我觉得她们好可怜，力所能及的帮她们一些。
有时也会利用警察找我谈话的时候，和她们讲一些善恶有报的道理，以恶制恶不能改变人心，只有让人明白道理了，知道一个人不能做坏事才能真正改变一个人，用恶的手段惩罚人，只能让人学到恶的东西，就会越变越坏。有些警察能听進去，不再过份的使用暴力的手段惩罚犯人了，也不再利用限制犯人的基本生理需求来控制犯人，在保证生产進度的情况下，也开始注意犯人的休息保证，慢慢的环境有所改变，上厕所喝水不限制时间了，自由开放，有需要就可以去，活基本在工场间完成，保证大家的晚上休息时间，一周都会安排一天的休息时间，让大家放松一下。管制放松了，效益却变好了，原来累死累活也做不了多少，现在一年下来的产值翻了一番。后来，开始实行有偿报酬，虽然很少，但对于服刑很长时间的犯人来说也是很可贵的，因为有些杀人贩毒的，根本没有家人来看望，没有经济来源，基本生活用品都没有，卫生纸牙膏牙刷长期靠别人施舍，有些恶的就成了牢头狱霸，有了经济来源，生活方便很多，做人也有尊严了。
二零零五年五月，我堂堂正正离开监狱回家那天，警察和其他的犯人都为我高兴。
注：
[1]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