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黑狱，在一分一秒中煎熬……
十五年的迫害，七年身陷囹圄，谢毅强先生说，那样的日子，真是在一分一秒、度日如年中捱过来的。而那些无良的狱警还说：对你们法轮功学员到哪儿都一样迫害。
至今，有着二十八年工龄的他，仍被剥夺正常工资及养老金。
 宁夏法轮功学员谢毅强从劳教所出狱一年后的照片 |
以下是谢毅强揭露自己遭迫害的经历：
我叫谢毅强，1964年出生，宁夏机电特种设备检验所职工，一名法轮功学员。1999年7月，中共发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后，我于2001年3月被警察绑架，关进银川看守所。在近八个月的非法关押中，在不断的威胁、恐吓、诱骗、车轮战式的审问中，他们一无所获，于2001年10月底将我非法劳教三年。
看守所：牙撕嘴咬的撕胶
在近八个月的看守所期间，每天从事大量的体力劳动，当时主要是撕胶，将满是灰尘、污垢的胶带咬住，用手将里面的线剥离，撕出，胶带本身即属有毒、有害物质，因需用嘴咬紧否则线撕不出来，所以碎胶带被不小心咽下去是常有的现象，牙齿被咬松动，手被撕破更是家常便饭。
每天的馒头、菜汤是根本吃不饱的，每天晚上我们监舍都有偷馒头吃的，第二天被牢头打是肯定的。虽然我也吃不饱，但我每天总是剩小半个馒头，告诉那些常挨打的羁押人员说，我留的馒头你们谁半夜饿了可以吃，这不是偷，但你们尽量不要动别人的馒头，也利用合适的机会告诉那些牢头，不要总动手打人。
一次羁押人员包××被打后，从床上一头栽到地上，呼吸急促处于无意识休克状态，喉头的痰堵塞情况非常危险，因是中午看守所的大夫也不在，我利用我学过的医学知识，（我大学是学医的），将其牙撬开，抵住舌底采用侧位让其咳出浓痰，咳出后人逐渐呼吸平顺，也恢复了意识。整个过程当班警察都在场。后来听说看守所要向办案单位反映，说我有立功表现。但我还是被非法批了劳教。
劳教所：四十棍洋镐把儿
到劳教所当天晚上，牢头等犯人就用洋镐把儿，对与我们同被送去的两个人（偷东西的）狠打，打臀部、背部和脚面，打完后，牢头又拿出一块约1公分厚20公分宽的木板，打那俩人的手，整个打完后，给了他们一人一瓶红花油，几个月过后，其中一人还是一瘸一拐的。
当时我上前叫他们停止打人，这时又来了几个人对我推推搡搡，污言秽语地威胁话说了很多。后来听其他劳教人员说，这叫“过关”，一般新来的人都要被打上十棍洋镐把儿，但一般人被打到五、六棍时就跪下求饶了，求饶就不打了。以前来了个法轮功学员叫马智武，被打了四十多棍也不求饶，牢头怕打死不敢再打了，所以对后来的法轮功学员，有的就不打了。
我明白了他们之所以对那俩人打的那么重，是想给我来个下马威。几天后，我半夜打坐时，牢头看见了，立即将全监舍的人叫醒，对我骂了许多脏话，在我头上戳了几下，又威逼包夹我的犯人骂法轮功，后来这名包夹人员告诉我，他当时特别难受，因为他很敬重法轮功的。
皮肤溃烂的煎熬
在极大的身心摧残下，加之卫生、营养都很差，我的身体全身溃烂、奇痒、密密麻麻的脓包遍及全身，每天用一卷卫生纸都擦不完流出的脓，被子被流出的脓粘上干了以后就成了硬的了，秋裤、内裤已不能穿，否则裤子和脓和新长出的肉芽就粘在一起了，屁股上的肉很多已成絮状了，已不能正常行走，每次下地前需用手撑住身体，几分钟后，腿有了知觉，才能走几步，而且走路时，有时从流脓的疤处往出流鲜红的血，后来身体散发出呛人的腐臭味（无法形容的恶臭）。一天深夜，我将被子掀起一角，身体散发出的腐臭味立即将室内其他熟睡的人全部熏醒，劳教所怕我影响其他人的身体，将我一人调到对面没有暖气阴冷的监舍去，入夜时分睡觉时，我穿着棉衣、棉裤，再盖上被子、大衣还是冷，浑身瑟瑟发抖。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次狱警戴上铐子准备铐上我出工，后来发现我站都站不住才作罢。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了几个月，单位来人曾经看过我一次，我要求保外就医，但还是没有结果。
水泥厂的粉尘和死老鼠
后身体状况稍恢复，狱警每天将我拉到三大队的砖厂，将我双手用手铐铐住抱着电线杆，任凭风吹雨打、日晒、直到收工。
后来我又被转到在水泥厂干活的劳务队，被逼在出灰、包装等粉尘最大的区域内干活，每天收工都用洗衣粉洗头、洗身上，但渗入肌肤的水泥灰很难洗出，身体的损害是很大的。收工后的冲洗，我基本上都是最后一个洗澡。一次水流很细，一会儿就没了，我将最后一点水都接到嘴里准备漱口，后来打开水箱发现一只肿胀的老鼠堵住了水管，而最后流出的水都在我嘴里了，我的整个身体、甚至每一个细胞都在作呕。而周围的人幸灾乐祸地嘲笑着，我默默地离开了。
接二连三的绑架
劳教所的三年，就这样在一分一秒、度日如年中捱过来。
可是，我刚从劳教所出来不久，又被自治区“610”人员绑架到洗脑班迫害几个月。后来回单位上班，不久又被青铜峡公安局警察非法拘留七天。
2008年奥运会前，富宁街派出所到我们单位说跟我谈对法轮功的认识，还没说几句三、四个警察连拖带抬的将我从某所长办公室，塞到了楼下早已等候的警车中。
看守所的老虎凳、禁闭室
 中共酷刑演示图：老虎凳 |
2008年5月13日汶川地震的第二天，被银川看守所狱警在没有任何原因的情况下，将我绑上“老虎凳”，后来听说是因为我写了一份反映非法抓我过程中恶警的粗暴行为，所谓的上级公安机关斥责银川看守所对我监管不严。他们把我的双手、双脚都用铁铐子铐着，用绳子从腹部至胸部一道、一道紧紧的和椅背勒紧，全身只有脖子能转动，绳子勒的很紧，腰背部直直的被固定在椅背上，痛苦、悲愤使我不断的呐喊，这时副所长王永平叫人拿来抹布准备随时堵我的嘴。
之后我又被抬进了狭小的禁闭室，禁闭室没有窗户，只有一道铁门，低矮的监舍头顶上方吊着一个大灯泡，入夜时分，痛苦的折磨，身心的摧残令人难以入睡，后半夜略有睡意，希望能打个盹，这时在强灯的照耀下大量的苍蝇在我脸上眼前飞来飞去，爬来爬去，我只能用嘴去吹，有些地方吹不到，有些被吹开了，马上又卷土重来……吃饭时可以将绳索解开去上厕所，其它时间拉、尿都只能在椅子上。就这样被坐了八、九天，屁股都坐烂了，到后来手脚一碰铁铐子就疼，阴冷、痛的感觉在顺着铁铐子向身体内传递，在向心脏部位一步步蔓延，血管也感觉到要脆裂似的。
如此判刑
法院采纳宁夏新闻出版局的所谓鉴定，即将公安局、检察院非法抄走的神韵晚会光碟、法轮功真相小册子“鉴定”为非法出版物。且不说这“鉴定”无根无据，最可笑可鄙的是，他们送达新闻出版局鉴定的时间是2012年2月25日，而新闻出版局的鉴定结果时间是2012年2月22日，就是说还未送达就已出具结果了。
我被非法判刑四年。
入监队：暴晒
2008年7月中旬，我被劫持到了石嘴山监狱入监队（在原平罗机械厂院内），骄阳似火的七月天，一般人在室外晒一小时都难以忍受，我却每天早晨6点多钟就被拉出去，一直站到落日，然后被关到走廊一头阴潮的地方，直到午夜12点以后，才允许回监舍休息。回到监舍在两张床并一起的上铺已熟睡了劳做一天的三个小伙子，我只能拨开一点空处将自己的身体嵌下去。
入监队教导员贲黎平时常无端刁难我，有时集体站队时我不配合，他就让在队伍中与我同在横一排、竖一排的人都站着，让其他人休息。已劳做一天的、被奴化了的罚站的人，这时将满腔的积怨与仇恨都洒向了我。
连天的暴晒使我脱了无数层皮，转监时一狱警称从没见过这么黑的人。一天我找到狱警贲黎平要纸、笔，我说我要告你的恶行。过了几天，他让人找来纸笔逼我写认罪书。转监时他对我说：对你们这些人（指法轮功修炼者）到哪都一样（迫害）。
银川监狱：拳打脚踢、棍子捣
我被转到银川监狱不久，被关入四监区，到四监区后，我被每天强迫出工，到车间后给我划了一块三平方米左右的框框，有人看着我不允许出这个框框，全监区的人被要求不允许和我说话，否则扣其减刑分，晚上收工后，不允许我出监舍的门。深夜炼功时，时常有包夹人员推搡、辱骂、甚至拿棍子捣。
一次，监区内有人绝食六、七天了，我一摸脉也很弱，我找到监区干部要求采取措施，但监区干部置之不理，我利用第二天出工时，从队伍中跑出来找到监狱长告诉了此事，监区长万新宁知道此事后，当着我的面歇斯底里的喊着，逼包夹对我进行打骂。
一天早晨，我正在床上躺着，被包夹人员从上铺摔到地上（肩背先着地），包夹趁势在我的胸口使劲的用脚踹，我挣扎着站起之后，他们又向我身上拳打脚踢，整个打了约半小时，打人者主要是王学俊、王树忠。自始至终我未还一下手，之后我又被拖到车间，到车间后我找到监区长万新宁，让其看伤口，并要求到医院检查，万新宁理都没理，掉头而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有一些犯人过来悄悄和我说几句话，表达他们的同情，听我讲真相。晚上我炼功时的干扰也少了，环境变的宽松了一些。
“转化”迫害
这时，银川监狱搞“转化”迫害，找来北京前进监狱刘光辉等三人，加上从银川监狱抽调的干部13名，共计16人，并从监狱各监区抽调了数十个恶犯，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强制“转化”。银川监狱抽调的狱警是：魏明、贺飞、陆伟、姜龙、王荣山，冯少辉、王力、赵立、滕进军、朱义泽、段明亮、田军、吴进宝。时任监狱长是杨小龙、副监狱长李文臣。被调来的犯人不用出劳务，减刑幅度却比大监区好很多，而且每天每人还有两个鸡蛋来补充营养。
罚坐“小凳”
他们采用的所谓转化手段是将正常凳子锯成10公分左右高度，逼法轮功学员坐着，两腿弯曲并拢，两手平直放于膝盖、腰、背要挺直，否则包夹人员拳打脚踢；16个狱警日夜不停的轮番鼓噪，每天逼写答题，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就不允许睡觉，半夜逼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片，有时他们强逼我喝水，然后不许上厕所，就这样他们还达不到目的，就开始骂包夹人员不够卖力迫害，拳头也越来越多的落在了我的头上、身上，这时的我意识已有些迷惑了。
撑眼皮、弹眼珠
一天，北京狱警刘光辉拿来一张纸让我签字，我一看上面写着我已经精神失常了，作为修炼人的我宁死也不愿所谓的转化，迷迷惑惑中想：即使疯了，我也不能“转化”。我就准备签字，这时突然想起灵武一小的陆红枫老师，很正常的人被送进精神病院后真的就疯了。我就告诉他们：你们连天连夜的不允许我睡觉、用各种方法折磨我，你们太卑鄙了！
他们对我又实行了更加疯狂的折磨。在狱警的纵容下，包夹人员李学兵等人用棍子将我眼皮撑开，以防止睡觉，用棍子捅鼻腔，最后用手将我眼皮翻开，用手指弹我的眼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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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年种种接连不断的摧残下，我违心的所谓转化，那一刻我心如刀绞。他们也知道我不是真心的，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是逼我写揭批文章，每次他们都不满意，就通过不让睡觉、扣包夹的减刑分等卑鄙手段来胁迫我。
后来他们说要给我减刑，以树立他们改造人的形象，我不减，因为我本身就无罪。出狱前夕，我郑重的写了严正声明：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
母亲在迫害中离世
在这么多年的魔难中，还有一个受害者，我的母亲，母亲也是一位法轮功修炼者，母亲年轻时曾在银川市委工作，“文革”中被下放到城区政府。母亲日常言语很少，但到哪里都威信很高，曾被评为银川市文明市民，工作中的各种表彰、荣誉证书更是一摞子，俗话讲“母子连心”，加之我们又是同修一部大法，每次我被绑架、关押，母亲总是彻夜难眠，无助、伤心、悲愤，时常缠绕着这位善良的老人，她老人家每星期一次甚至多次到看守所去看我，然而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她还要遭受世人的白眼，家人的埋怨与不理解……思念、艰辛、无望、悲愤终于拖垮了坚忍的母亲，终于2009年6月29日凌晨去世，当时我还在银川监狱严管监区遭折磨。
希望这些痛苦的经历，能唤醒那些被中共的谎言欺骗、毒害以致麻木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