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进五出中共黑牢 辽宁抚顺市刘春明自述遭遇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按:抚顺市刘春明,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因坚持自己的信仰曾多次被非法关押于派出所、拘留所、教养院、监狱等处,亲身经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在沈阳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时,与她同被关押的赵姓法轮功学员竟被杀人犯用钳子生生拨下来两颗门牙,当时人就昏了过去。

下面就是刘春明自述多年来数次被关押、迫害的经历。

我名叫刘春明,居住在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是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的法轮功学员。那年我十九岁,正痴迷于言情小说、电影、电视当中,一点也不知道珍惜当时的修炼环境,因为我家就是学法小组。直至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以后,学法小组就解散了,晨炼的同修也看不到了,我迷茫了,常常问自己:“这个法好不好?我还学不学?”我认为“真、善、忍”绝对没有错。没人去晨炼,我就和姐姐早晨到浑河边上炼功,结果被协勤送进了抚顺市顺城区的临江路派出所,后又被送进了将军拘留所。

一、关入抚顺拘留所、教养院

那是一九九九年的秋天,来到拘留所里,看见已经有很多法轮功学员被关在那里了,大家在一起学习、讨论,一致认为在任何环境下都应该学法炼功。我们一个房间里七、八个学员马上行动起来,不躲不避,直面监视器打坐炼功,狱警在恐吓、叫骂无效情况下,拿出电棍往我们的脸上、脖子上电,同时拳打脚踢。大家都有些傻了,也退缩了。在这里拘留十五天后,并没有马上放我们回家,而后我们都被送到了臭名昭著的“吴家堡教养院”。参加什么所谓的“学习班”,每天坐在塑料板凳上,上厕所、吃饭、睡觉都被管制起来,当时被扣在这里不能回家的有好几十人,分三层楼好几个房间关押。警察时常通知家属来劝说,在二零零零年过年之前,在家人交押金、写保证的前提下,我和姐姐回了家。

二、关入抚顺拘留所

回家后,我总觉得政府这事做的不对,既然当地是这个态度,那我们就到北京上访,总认为能有听我们讲话的地方。就这样过完年,我和几个同修又去了北京。我们也不知道信访办在哪,就找人打听,结果被人骗进了抚顺驻京办事处,收审关押一天后被警察以区为单位又送回了抚顺。

抚顺市临江路派出所警察气愤地叫嚣:“我要是有枪,把你们几个都崩了!”我心里觉得很委屈,公民不是有信仰自由吗?不是有上访权利吗?我有什么错呢?就这样再一次被关进了拘留所和学习班。学习班上的警察都很惊讶:没过两个月你怎么又回来了呢?我就给他们讲上访的过程,他们都笑我太天真,高压强权下哪有你讲理的地方哎!

这回在那个洗脑班里警察更凶了,他们什么都敢干了——罚站、罚蹲、拳打脚踢……在怕心和压力下,我违心地写了所谓“保证书”,被放了出来。这次出来后也不看书了,也不炼功了,找了一份工作干,天天忙忙碌碌,但是心里一点也不快乐,总是茫然,总是想哭又不敢哭。

三、关入抚顺将军拘留所

二零零二年我在同修的鼓励和帮助下又来到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打横幅,喊出了心底的声音“法轮大法好”。结果被巡逻的警察抓住关进了石景山看守所。在那里我绝食了四天后,又被送进了抚顺的将军拘留所,持续半个月绝食后,恶人要把我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王成涛关进教养院。

教养院检查了我俩的身体后声称:活不了两天了,拒收,他们无奈把我俩放回了家。到家后我才知道,在我被关押期间,恶警到我家来搜查,我爸爸不让他们动大法的东西,被他们抓走关进了邪恶的吴家堡教养院(二零零四年四月被迫害致死),恶警又掠走了家里的电视和一些现金。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在家住了,不得不在外面租房子住。

四、关入抚顺看守所

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七日,恶警强行打开我所租住的房子,搜走了所有的大法书、真相资料和现金,还有一部手机。我和三个同修:蒋秀花、赵育宏、田姓同修,被抓到了国保大队,田姓警察与另几个警察刑讯逼供我们一天,问什么我都不知道,然后把我关进了抚顺将军看守所。当时蒋秀花身上还有恶警用烟头烫留下的伤痕,我的右脚在撕扯时两个脚趾戳伤了,呈紫黑色肿胀了十多天。在看守所里我看到了很多抚顺的法轮功学员,有高血压300多还不被释放的曲彩玲;有被北京恶警铐住双手差点致残的刘成艳;有被医院确诊有传染性肝病仍旧被非法关押的贾乃芝;和我一个牢房的胡彦波绝食抗议时被四、五个犯人压着野蛮灌食,那些人还借机会掐她身体发泄怨气,她的鼻子被几次灌食后硬扯下一层皮;还有马怀东、马红霞、宋湘君、王成涛、孙健(已迫害致死),还有一些不认识的同修在这里遭受迫害。

从七月份到十月份,被关进来的法轮功学员超过了三十五人。每人每天在不到半米见方的地方手不停地干工艺品加工的活,伸腿的地方都没有。十个月后我被抚顺市顺城区法院强加上罪名,被诬判八年,送进了沈阳女子监狱。

五、关入沈阳女子监狱

我被分到了监狱三大队,每天二十四小时被夹控犯人看管,没有一点点自由。没有钱连一点日用品也没有,那些恶警怕家里人在送来的东西中夹带大法资料,便不让我收亲人探监时带的任何东西,几个好心的犯人在管事犯人的默许下,送给我几套换洗的衣服。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当时家里也是最难的时候,姐姐当时刚刚从马三家教养院放出来,每个月给人打工那点钱要交房租、生活费等,剩下的钱给我和姐夫赵育宏留着用,而妈妈肠穿孔住院又借了一万多元钱外债。出院一个月后就拖着病体打工还债,真可谓雪上加霜!在监狱里的那几年,我都是穿着好心人出监时才敢给我的衣物走过来的。

小队后来关押了一个大连法轮功学员,四十多岁,姓赵。她干了几天活后就被单独看管起来了,但晚上我和她一个宿舍休息换衣服时,我看见她大腿上布满青紫伤痕。第二天我就找到当时的小队长狱警李春芳问道:怎么把她打得那么厉害?她对我的质问敷衍搪塞,后来才不耐烦地说:“谁让科长找她谈话时她犹犹豫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上指下派没办法,我还不愿意呢!赔一个搭俩,少干多少活?”我明白了,是管教科长果晓艳干的。她真是有名的美女蛇,阴狠毒辣,没少干坏事。隔天赵阿姨就被调走了。

几天后赵阿姨回到车间干活,对我一笑时,我竟看见她原来洁白的门牙缺了两颗。后来身边的犯人私下议论我才知道,是包夹她的一个杀人犯,在她绝食抗议时用钳子生生拨下来的,她当时就昏了过去。恶警面对后来的法轮功学员迫害时就越来越隐蔽了,单独关在宿舍里,不让任何人接触。

超强的体力劳动、经常的加班加点恶劣的粉尘、环境的污染、嘈杂的噪音、高压下的精神压力,一直伴随着我直到走出黑监狱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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