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丹东市善良妇女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五月七日】(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辽宁省丹东市法轮功学员盛丽霞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份好工作,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忍”做好人,遭中共不法人员接连不断的残酷迫害,夫离子散,多次生命垂危。今年才四十一岁的她二零零二年被绑架、非法劳教三年,在马三家遭吊铐、把头和脚捆在一起等折磨;二零零五年又被绑架、诬判七年,在辽宁女子监狱八监区一小队,曾被强迫蹲水房,二十四小时固定铐着等迫害,九死一生。

盛丽霞二零零二年九月三日晚上十点多钟,被警察入室绑架劳教时,她女儿只有二十二个月大,半夜醒来,找不到妈妈了,放声大哭。二零零五年二月末她从劳教所保外就医时,家已经没有,孩子的爸爸开始让她见了几次女儿,后来就不让见了。

天下的母亲谁不疼爱自己的儿女,天下的儿女谁不想和自己的母亲相依相伴,天伦之乐人之常情,然而,江泽民流氓集团发动的这场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却使家庭破碎,夫离子散,骨肉分离的人伦惨剧不断在中国大陆上演。

下面是盛丽霞女士,一位善良妇女,诉述她在工作单位和家庭所遭受的迫害。

我叫盛丽霞,今年四十一岁,曾在丹东市国税局工作。我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得法时的兴奋高兴的心情无以言表,真象得到了宝贝,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找到了人生的真谛。在工作中和生活中,我努力的按照师父要求的“真善忍”做个好人。

本来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

大学毕业不久,我参加了工作,成为丹东市国税局的一名科员,在国税局工作期间,我勤恳认真的工作得到领导和同事的认可,经常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我在办税大厅工作,同时又做会计统计工作,身兼多职。我经常帮助纳税人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一次休息天我正在家洗衣服,科长来电话说有一个企业有急事,让我去趟单位,我什么也没说就去了。做会计统计工作,每月都要上报报表,要求时间性很强,我经常加班到很晚,从来没有耽误报表上报,特别是年终报表必须一月一日上报,这样每一年我都是从前一天晚上工作到第二天凌晨四、五点钟,从没怨言,而是认认真真,有一年被评为辽宁省国税系统统计工作先进工作者。

在生活中,我有一个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丈夫也在国税局工作,女儿天真可爱。有一次,丈夫因为车棚和邻居发生矛盾,邻居找到丈夫工作单位,使丈夫难堪,丈夫不肯示弱,这时,我想到自己是一个修炼人,不能和常人一样对待,我就好言相劝丈夫,使他放弃了车棚,避免了矛盾升级带来的恶果。

但是,一九九九年之后,单位不断对我进行迫害,先后在单位给我办洗脑班,押送当地洗脑班,上报市政府,串通六一零,绑架判刑,直至开除公职。丈夫也因无法忍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身心疲惫,不堪重负,最终选择和我离婚,而且不准我探望孩子。我的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样被邪党给拆散了,骨肉分离。我遭受了数次迫害,十年炼狱,期间经历了酷刑折磨,九死一生,精神上和身体上备受折磨。

黑手伸向了我的家庭

一九九九年对法轮功的迫害发生后,丹东市国税局涉外分局局长王允涛知道我还在坚持修炼法轮功,一直在秘密监视我。一次,单位评先进,民主选举时我票最多,几乎每个人都选了我,票数第二的只有两票,但是局长王允涛以我修炼法轮功为由,把先进给了只有两票的人。当这个得了先进的人向我解释这件事时,我只是淡淡的一笑,并不在意,并且衷心祝贺她。二零零二年四月局长王允涛,赵胜晨让我写不修炼的保证,我就给他们讲我修炼法轮功后身心的受益,拒绝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上报市局,市局主管思想工作的局长高勇找我谈话,要求我放弃修炼。他们看达不到目的,就在单位给我办了一个转化班,专门转化我,他们拿来污蔑大法的书让我看,我不看。

同时,他们把黑手伸向了我的家庭,因为我与丈夫是一个系统的,所以他们对丈夫施加压力比对我施加压力还容易,丈夫忍受不了,以离婚要挟我放弃修炼,夜间不回家,还对我大打出手,我正在打坐,他朝我的后心狠狠地踢了一脚,将我踢倒在地,我忍着疼痛从地上爬了起来,也没说什么,他见此情景,发疯般冲到里屋,将衣橱里的衣服撕扯,扬弃了一屋一地,衣橱里挂衣服的铁杆也被他折断了,满屋狼藉。孩子吓得哇哇大哭,我抱着女儿,哄着她不哭。而丈夫还不算完,又打电话把我父亲和妹妹都找来了,老人来了,看到这种情景心很难受,让我带孩子回家住几天,但我知道这些都是邪恶的压力逼迫丈夫这么做的,我不怪他,在父亲家住,我心里也惦记着丈夫,就带着孩子回家了。

二零零二年五月,单位找来了振兴区公安局的警察,准备把我送到丹东市在劳动教养院办的洗脑班,我走了,单位领导吓坏了,对我丈夫施加压力。我走脱后,无处可去,我想丈夫能保护我吧,就给丈夫打了一个电话,丈夫找到了我,开始苦苦哀求我写保证书,我的正念动摇了,后来由丈夫口述,我写了一份保证书,晚上,丈夫拿着保证书到领导处交差,领导说不合格,得重写,当丈夫垂头丧气的回来让我重写保证时,我想我这是在害丈夫呢,我拒绝了。于是第二天早晨,单位领导来到我家,在单位领导和丈夫的押送下,来到单位,警车早已等候多时了,我被押上警车,押送洗脑班。

望着疾驶而去的警车,丈夫抱头痛哭。在洗脑班,一开始,让我看一些污蔑大法的片子,让我写感想,我就写弘扬大法的,讲真相的内容给他们看,一位政法委的领导说:“别人在外面发传单,你在这里发传单。”之后,他们动用亲情来转化我,让我父亲来看我,叫我转化,看达不到目的,教养院的一个女警察就当着我父亲的面大打出手,扇了我好几个大嘴巴子。他们又让我丈夫带孩子来看我,幼小的女儿只有十九个月大,女儿见到我,喊了一句“好妈妈!”就扑到了我怀里。丈夫又苦苦哀求我写保证书,望着年幼的女儿和愁苦的丈夫,我心如刀绞,但是我不愿违背自己的良心,放弃自己的信仰,丈夫看达不到目的带着女儿愤愤而去。

最后,他们使用强制手段逼迫我写保证,一天晚上,我被带到一间屋子,两个男警察,逼我蹲在地上,他们手里拿着电棍,后来,他们用手铐将我双手铐住,拽住手铐用电棍往我身上电,一人用电棍往我腿上电,一人用电棍往我头上电,我不停挣扎,手铐越勒越紧,我在承受不住的情况下,违心的写了保证书。他们放我回家时,我的两个手腕青紫,两只手不能活动。我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回来后发表了严正声明,作废所谓的“保证”。

丹东市政法委,六一零知道我是违心写的保证,他们并没有放过我,两个多月之后,他们又对我痛下毒手。

两岁女儿半夜醒来找不到妈妈

二零零二年九月三日晚上十点多钟,二街派出所的一个户籍警察敲我家的门,因这个户籍警是我同事兼好朋友的亲戚,所以我也没多想,就去开门了,一下子冲进来好几个男便衣警察,他们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就要把我带走,我说要换衣服让他们出去,他们不让我换衣服,也不出去。我找了一件衣服穿在身上,他们给我戴上手铐,出门时,一个警察使劲拽我的衣袖,盖住手铐,还说:“别让人看见了。”可见他们做贼心虚,害怕人家知道他们夜闯民宅,绑架好人,他们在犯罪。把我带走后,他们又开始抄家,什么也没找到。

天天由我陪伴的只有二十二个月大的女儿,半夜醒来,找不到妈妈了,放声大哭,丈夫怎么哄也哄不好,无奈之下,丈夫只好给他母亲父亲打电话,把我婆婆公公半夜叫醒,找到我家来哄孩子。当他们好不容易将孩子哄睡了,已经是下半夜了,极度的痛苦与哀愁让精疲力竭的家人度过了这个不眠之夜。

他们把我抓到二街派出所后,把我关在铁笼子里,让我双手放在铁笼子外,用手铐铐住,定位在那里。第二天,他们就把我关在铁笼子里。第二天晚上他们把我送到看守所,并没投入监室,而是在提审室将我固定在提审室的椅子上,两脚离地,一只手用手铐铐在椅子上,不让睡觉,使用车轮战术,四拨警察,二人一组,每六小时一换,不分昼夜提审。其中有两个年轻的恶警,将我双手拧到背后,一上一下用手铐铐住打大背铐,并强迫我以这种姿势站马步。

我被抓后就绝食抗议,几天没进食,没睡觉,再加上这种折磨,我被迫害的出现了心脏病症状。两个恶警怕担责任,就又把我铐到椅子上。在我绝食第五天,第六天给我插管灌食,并把管子留在我胃里,我把管子拔了出来。在提审了我五天五夜,没有任何收获的情况下,把我投入看守所监室,这时,我已经绝食了六天了,身体很虚弱,在看守所监室我也绝食抗议迫害,看守所警察王静和一个男狱医找了一根很粗的胶皮管子给我灌食,一次,她们给我灌了一大盆苞米面粥,涨的我胃痛难忍,我强挺着,灌完食一拔管,粥从我嘴里全吐了出来。

在我绝食十三天时,身体已虚弱不堪。丈夫在外面知道我绝食抗议,也是想了各种办法,托了各种关系,总算把我保外就医。那天晚上五点多钟,丈夫把我背出看守所送去医院。

在我被抓走的不几天,就是妹妹早已订好的结婚的日子,在举行结婚仪式上,妹妹想到姐姐不能参加自己的婚礼,被抓被关,绝食抗议,生死未卜,不由悲从心起,止不住的哭,坐在台下的父亲更是痛苦不已,不住的流泪,本来应该是欢庆喜乐的日子,他们却陷在痛苦之中。不仅我在遭受迫害,家人们同样也在遭受迫害,整个仪式都是在泪水中度过的,好在妹夫和妹夫的家人都是善良人,都能理解。

我身体稍有恢复,就回婆婆家看女儿。当门被敲开时,女儿以为是爷爷回来了,从屋里喊着:“爷爷回来了!”跑了出来,当见到是妈妈时,女儿惊喜不已,高兴的不得了,围着我转来转去。婆婆对我说:“你不知道,自从你被抓走之后,孩子在我这只要一听到敲门声,就会高兴的从屋里跑到门口,大声喊着:‘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当门打开,她一看不是妈妈时,就会非常失望。”奶奶看到孩子这样,心疼不已。听到这些,作为孩子的母亲也是心如刀绞。

非法劳教三年

太平派出所的警察看我身体稍有好转,就想把我抓回看守所,他们诱骗我丈夫说了解点情况,让我丈夫把我带到派出所,于是我丈夫把我背到太平派出所,在未获得任何口供的情况下,让我丈夫把我背到警车上,押送入看守所,之后,非法劳教三年。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我被送到马三家劳教所。马三家劳教所是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我被送进去的时候,正赶上强制转化,劳教所里血雨腥风,我经受着酷刑折磨,精神摧残,而家庭的魔难更是雪上加霜。婆婆因为恐吓,忧虑,身染重病,罹患癌症,在弥留之际,执意让他的儿子和我离婚,后来和丈夫的不几次接见中,他谈的都是离婚的事。我给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但是也没有挽回丈夫的心。二零零四年四月末的一天中午,丈夫带着两个法院的人到劳教所和我办离婚手续。我说不同意离婚,丈夫说他母亲临终前就想看到这份离婚协议书,让我满足她老人家的心愿,我不得不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在孩子抚养问题上,法院说我当时没有抚养权,为让我签字,丈夫说我回去后,孩子愿意跟谁就跟谁,但是我回去后他就变卦了。

在劳教所里,我很想念女儿,在女儿过生日的时候,我给女儿写了一封信,诉说了我对她的思念之情和她小时的一些事情,也讲了我遭受迫害时她经历的事。劳教所的警察黄海燕扣留了我的信,私自就剥夺了我的通信自由,并且在我绝食心脏出现问题保外就医时,搜查我的物品时,将我写给孩子的信的底稿扣留。坏人做贼心虚,不敢让人知道真相。

二零零五年二月末我从劳教所保外就医。我回来后,开始孩子的爸爸让我见了几次女儿,后来就不让我见了,我到幼儿园去看女儿,他也不让,见不到女儿我心里很难受。

我从劳教所出来后,涉外分局已经解体,我被分到振安分局。我想到单位上班,可是单位说我没到期不让我上班。如果按邪党诬判我应该九月末到期,而马三家劳教所以我在劳教所喊“法轮大法好”加期一个月,在十月末给我开出解教书,我到单位要求恢复工作,人事科长焉博让我写个不修炼的保证,我就写了一份讲述大法洪传真相和自己遭受的迫害以及劝善,要求恢复工作的请求。单位上报了政法委,政法委来了两个人,后来,单位只是让我写了一个工作保证就给我安排了工作----在申报大厅销售发票。但是给了我一个记过处分,我就对这个处分申请行政复议和要求补发被非法劳教时的工资,行政复议结果是维持原来的决定,工资也不给补发。共产邪党所谓的行政复议权只是充门面,摆样子,实质是不会让人得到真正的权益的。

恢复工作后,我依然按照炼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热情接待来买发票的企业办税人员,经常占用自己的吃饭时间给他们办公,许多人都觉的过意不去,对我很感谢,这时,我就告诉他们我修法轮大法,师父教我们做真善忍的好人。有一次,我给一位会计讲真相,他说:“我从你的眼睛看到了真善忍”。但也有的不听真相,到局长王晓波处对我构陷,还有的举报我。税务部门历来是衙门作风,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而法轮功学员按照师父的教导,表现出来的高境界让中共很尴尬。一次,一位企业会计来买发票,新换的系统专管员没给做好,不能卖发票,但是企业又很着急,这本来不是我工作范围内的事,但我看他很着急,就打电话联系专管员,可是专管员找不到,我又打电话找到别的同事联系专管员,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当时企业会计很感动,见证了大法的美好和法轮功学员的善良。他说要给我写一份表扬信,我说:“不用写表扬信,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师父让我们做真善忍的好人。”他听了很感动。

二零零五年底最后一天下午五点左右,大厅被打扫干净,大屏幕也被打开,还摆了许多水果,我们被告知一会某位副市长要来慰问。一会副市长前呼后拥的走进大厅,照相机闪个不停,录相机追着他录个不停。副市长象征性的走到一个窗口,和一位税务人员讲了几句,看到这些,我的心很难受,就走出了大厅,一会我回来时,他们已经做完了秀,拍完了就都走了。共产党总是搞大好形势,我做会计工作知道,每年上报的数据都有水分,很多时候,为了完成任务都是从纳税人处先征收上来,有了数字,报了表,再退回去。共产党宣扬的税收连年增长都是虚假的。而共产党又把这一切作为它统治合法性依据,领导的历年的慰问走秀,又把人民的辛勤劳动都归功到了党的英明领导,抢了人民的钱,还在往自己的脸上贴金,这种厚颜无耻的事只有共产党才能干的出来,想到那些还在劳教所,监狱遭受迫害的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我不禁潸然泪下。

再次绑架、诬判七年

国税系统每年都要求干部签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为的是杜绝腐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所在的振安分局,去年有两个局长因受贿被判刑,一个正局长,一个副局长。一个判长刑缓刑,一个判短刑监外执行。科长让我签,我不签。副局长找我谈话,我说:“党风本来就是腐败的,那个东西改变不了人心,想要规范人的行为,人心不改变,看不见时,他还会干坏事,所以这个东西连人的行为也规范不了,否则就不会有那两个局长受贿被判刑了。我是修炼人,我会按大法的要求来约束自己,我会按师父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过年时科长给我购物劵我没要。共产党本来就是腐败的,那些东西都是欺骗老百姓的,我不会签字的。”副局长说:“我们也不能给你单独整个东西呀。”就汇报给了局长王晓波,王晓波上报市局,市局上报市政府,市政府派六一零在二零零六年四月十日在申报大厅绑架了我。

那天是申报期最后一天,申报大厅挤满了人,我正在卖发票,人事科长焉博下楼来对我说:“外面有人找你。”我正在忙着卖发票,脱不开身,就说等一会。这时一个会计和一个税务人员过来对我说涉外科的电脑出了问题,让我过去帮忙看一看,我就和他们去涉外科,刚出大厅的门,四个便衣突然从楼梯窜了出来,三男一女,揪住我的脖领子,衣服扯掉了好几个扣,扯胳膊拽腿,将我往楼下抬,我高喊:“法轮大法好!警察迫害好人。”

一楼保安神色慌张的掏电棍,他们把我塞入警车扬长而去。这时,我才看清,为首的恶警是沙月霞,我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时,沙月霞是值班警察,对法轮功学员态度很蛮横,法轮功学员虽多次给她讲真相,可是她不相信,成为了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把自己置到了一个可悲的境地。另外那三个男恶警,一个是杜国军,一个曹姓警察。

他们抓完我,从我身上搜走钥匙,搜走MP4,U盘,就到我家抄家,打不开门,又到我父亲家抄家,后来,找来开锁的,把我家家门强行撬开,抢走两台笔记本电脑,三台打印机,其中两台喷墨打印机,一台激光打印机,还有很多纸墨等个人物品,后来我父亲去要,他们不给。他们又找我的同事对我进行构陷,其中有一个叫林长青的司机,主动配合公安对我构陷,还有几个平时关系不错的同事,她们也配合公安对我构陷,昔日的同事朋友,都成了共产邪党利用迫害我的帮凶了,共产邪党就要把人变成这样。

在迫害我的这些单位领导中,王晓波是我女儿爸爸的表哥,其余都是我母亲的同事。我的母亲叫赵广英,一九八四年她以丹东市第五名考入税务局,一直在国税局工作,是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我母亲一直体弱多病,表现出来的直肠癌症状尤为严重。一九九六年她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身心受益很大,精神头很足,身上也有劲了,身体在逐渐变好,母亲也很愿意和别人谈修炼的体会。在母亲的影响下,我也开始修炼,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铺天盖地的谎言毒害了无数世人,单位领导找到我母亲,以工作要挟我母亲,让她放弃修炼,在单位的压力下,在谎言的蒙蔽下,我母亲选择了放弃修炼。之后,她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后来到北京做了改道手术。她很后悔放弃修炼,想再修炼,可是各种干扰使她卧床不起,在手术后十四个月抑郁而终。临终前,因后悔放弃修炼,终日寡言。母亲临终前,我正怀孕待产,母亲很想看看外孙女,可是未能如愿,含恨以终。在我母亲去世后一个星期,我生下了我的女儿,也成了一个母亲。

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我父亲去看我,不让见,六十多岁的老人,坐在看守所门前的台阶上默默流泪,久久不愿离去。他惦记着他的女儿,我惦记着我的女儿。

我被诬判七年,二零零六年七月我被非法押送辽宁省女子监狱八监区迫害,十月中旬,单位来了两个人,到监狱来将开除公职的文书送给个我。每次父亲或妹妹来接见,我都会问女儿的情况,他们说挺好的,我以为他们经常去看女儿,三、四年之后,妹妹说漏了嘴,我才知道女儿的爸爸不让她们看女儿,理由是怕影响女儿的成长,他爸爸已经再婚,组织了家庭,并且又有了一个女儿。我父亲和妹妹也认为他爸爸说的对,所以也没去看孩子,只是逢年过节给他爸爸一些钱,从他爸爸口中了解一些孩子的情况。听到这些,我陷在深深的痛苦中不能自拔,我求他们去看看孩子,父亲只偶尔一次到孩子的学校找到孩子,女儿已不记的他是谁了,当告诉她是姥爷时,她很迷茫,这时上课了,孩子就走了。他们也怕影响孩子,就再也没去看孩子。

辽宁省女子监狱八监区,人称“魔鬼监区”,是监狱中的监狱,地狱中的地狱,七年炼狱,对我身体上和心灵上的伤害都是无比巨大的,酷刑折磨,九死一生。

近在咫尺,见不到女儿

从监狱出来后,很想见孩子,我写了一封信让我妹妹送给女儿的爸爸,讲述了真相,并要求见孩子,但她爸爸只看了一点,借口怕“影响”孩子成长,不让见孩子。在监狱里我见不到女儿,回来了我依然见不到女儿,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而这一切只因为我不放弃信仰,做个好人。共产邪党却污蔑炼法轮功的不讲亲情,不管家庭,而许多人在共产邪党的欺骗下,也认同这种说法,造成了对自己的亲人不理解,甚至跟着共产邪党迫害自己的亲人。共产党的谎言宣传洗脑与暴力强制手段,将正常人的思想已经异化到了邪党所希望的和所要求的结果,如文革时的夫妻反目,父子相残,亲人的告密揭发。

在中国大陆象这样的情况不只我一个人,而是成千上万,共产邪党造成的这种人伦惨剧至今还在上演,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母亲被迫害致死,多少孩子无人照顾,流离失所,给孩子造成的心灵上的伤痛何时才能抚平?共产邪党造成的人间悲剧在中国一代又一代人的身上反复上演,而那些被邪党作为工具利用去迫害自己身边的亲人,同事的人,他们才是最可悲的人,他们成了害人者,也是最大的受害者,是最让人看不起的。而且当共产邪党觉的他们没有利用价值时,就会将其当作替罪羊。

一个善良的母亲,一位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在呼唤,停止迫害,为了你们生命的未来,了解真相,快快醒来,看清共产邪党的真面目,不要再助共为虐,不要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不要再成为中共利用的工具,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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