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美女士2013年9月11日被勃利县政法委“610”头目赵鹏飞等人绑架到七台河市六吕洗脑班迫害，刘玉美坚信修炼“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抵制所谓“转化”。10月14日，黑龙江省“610”头目顾松海亲自到洗脑班，带了两个女警和一姓宋的彪形大汉，整日整夜的折磨刘玉美，不许她坐下、不许她睡觉，轮番轰炸、暴打，后来他们四人一起上：顾松海死死掐住她的后脖梗，然后两女一男一起死死的把住她的手在“转化”书上签字。
下面是刘玉美女士自述她这些年遭迫害的部分经历：
我叫刘玉美，今年52岁，黑龙江勃利县法轮功学员。我是于1996年8月份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我当时身体不好，有严重的萎缩性胃炎、严重胃下垂、神经衰弱症，胆囊炎等。炼功不到一个月，我的病症全无，身体轻飘飘的，饭量大增，精、气、神十足，原来的体重不足80斤，现在体重120多斤。随着不断的学法，我明白了：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教人按“真、善、忍”做人，修心向善重德，最后达到返本归真。所以我严格按照大法的标准做人，在家善待婆婆，得到婆家人的一致好评，都说我人善良、孝顺。在单位里勤勤恳恳的工作，领导分配工作合不合理，我都无怨言，努力去做好本职工作，领导和同事们都说，炼法轮功的人人品真好。在当时我们学校有十多名教师走入法轮大法修炼。
我感到万分的荣幸和无比的幸运，因为我得到了万载难逢的法轮大法，我决心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宇宙中最好的生命。每天都沐浴在佛光普照之中，用法轮大法的法理——做事先考虑别人，与人为善，遇到矛盾找自己的不足，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等诸多法理指导自己每天的言行。
就这么一个真正做好人的一个人群，令小心眼妒嫉的江泽民都容忍不了，就这样令人神共愤的史无前例的迫害在1999年7月20日就这么迫不及待的荒唐的发生了。
两次被非法拘留
1999年8月12日，我本着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去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去上访，说明法轮功真实情况。信访办先是不让我们走，他们让七台河驻京办人员把我们带走，第二天，七台河驻京办派两人将我们夫妻和两名同修，非法押上火车到牡丹江。勃利县公安局两个人和我所在职业高中校长王立民已在牡丹江等着，又将我们押回勃利县，被劫持到勃利县拘留所非法关押15天。
1999年11月初，我和一同修去县公安局政保科证实大法，想告诉他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科长孙成义不在。我们就到一个别的科室讲真相，有一人把我们讲的做了记录。约两、三天后，城西派出所警察姜小平到县职业高中找到我们，问炼不炼法轮功，要炼下午到派出所去一趟。下午，我们到派出所说明情况，警察就没有让我们回来，用车将我们关进拘留所。
我们进所一看，里面已经非法关押了多名同修。我们在拘留所的日子是漆黑悲苦的，每日两顿饭，吃的是大碴子（玉米粒破皮后再打成块）稀粥，里面还夹带着小虫子，菜就是咸菜条（给的很少），睡的是板铺且立肩（侧身）睡还挤的够呛，这几平方米的小屋即是卧室又是厕所（屋内墙角处放一个马桶供大小便）。
我和丈夫被非法关押期间，公安机关抄了我的家，把我家的床、沙发都拆开了，所有物品翻了个底朝上，乱七八糟，扔了一地，把大法书、师父法像洗劫一空，扬长而去。当时家里只有年迈的婆婆和不足十岁的女儿，一老一少被这突如其来的野蛮行为惊吓的缩成一团，老婆婆吓得脸蜡黄，上不来气，从此八十岁的婆婆病倒了，女儿无人照顾，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好心的邻居看不下去了，主动帮助照顾一老一小。
后来拘留所非法关押的人越来越多，挤不下了，又将我们一批人非法关押到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们整日被强迫坐着，不许说话，更不准学法炼功，耳朵听到的就是警察的喊叫声，打人的噼啪声，真是阴森恐怖。罗泉乡长发村的法轮功学员徐世振，被打的很厉害。据说他被犯人打的两肋骨肉分离，疼得两只胳膊都抬不起来。我亲眼看到一个男狱警和一个男犯人夹着徐世振，在走廊外面挨个号房窗口面对屋里的人，逼他骂师父骂大法，不骂就掐他下身。
十五天后，拘留所又增加了一个囚禁人的房间，把我们又带回拘留所关押，关了我们很长时间，2000年元旦都过了眼看就要过大年了，当时是冷冬数九，有的法轮功学员是一家人都在拘留所里，有的是家里只剩下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老人，家里无人照顾，屋里冻得叮当。我们真是心急如焚啊。不法人员还扬言过年也不放人，十五再说。我们要出去，于是大家决定集体绝食抗议，背《论语》，把拘留所所长吓得惊惶失措。第二天，公安局政保科孙成义等来了，挨个问想不想回家，想回家收拾东西走。但把我和孙久玲非法劳教，说我们已经被拘留两次了。 后来我从劳教所回来听同修说那次每人必须交4000元罚款，3000元给所在派出所或公安局，1000元给县“610”，才放人。
被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迫害一年
2000年1月20日，我们被送到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劳教所从所长到狱警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待，北方的一月份正是寒冷的冬季，滴水成冰，可是规定我们每天早上不到五点起床，必须在外面洗漱，每人只能分得一小瓢水，这一天再也得不到一滴水了，可怜的一小瓢水洗完脸再用洗脸水洗头发，冰冷的水扎骨的凉，洗完的头发很快就冻在一起了，用梳子梳头发落下来的都是白花花的雪面。很长时间才允许洗一次衣服，而且还得在外面洗，冬天冻得手骨疼痛难忍。
记得有一次我来例假，换卫生纸时，不小心把血弄到手上了，可是我们每天只能早上得到一小瓢水，这一天再也得不到水了，怎么办？只好用外面地上的雪洗洗手。我们每天干完活之后，都是用脏兮兮的手抓非常粗糙的玉米面发糕，有时还不熟，吃的菜就是白水加盐煮的萝卜丝汤，且每碗汤里只有十几根萝卜细丝。
除了吃饭，上厕所也是有时间限制的，每天只能去三次厕所，早上、中午、晚上，每次不超过二十分钟。由于长期吃单一的食物，又没有一点油水，造成大便干燥，一时间便不出来，且厕所不到十个蹲位，好几十人等位，可是时间一到，正在便的、没便的都得立即去集合站队，到点不出来狱警就痛骂，还必须得出来
再说说干活吧，我们都是全天的劳动，没有休息日。早上六点多钟进车间，中午11点多钟被带回来放便、吃饭，没有午休又进车间继续劳动，晚上吃完饭还要进车间劳动干到晚上8点多钟。有一次为了赶任务加班到晚上10点多钟，才把我们带回来。王狱警因为我们在牢房说了几句话声音大了点，便大发雷霆，命令我们都到操场上去跑圈。劳累一天的我们又脏、又累、又困，还要跑到狱警满意了才许我们回去休息。
劳教所的奴役活（不给一分钱报酬），种类多样：挑选红小豆（给外贸干活）、挑选白瓜籽、挑牙签、用缝纫机扎塑料编织袋等等。这些活都很累，因为全是用人力搬进来，搬出去。我在劳教所期间干的最多的活是挑选红小豆，拉来一大汽车，二百斤一袋装，四个人一组从车上卸下来抬到屋里大平台上，然后开始挑选，干活时狱警不允许我们说话，也不允许我们上厕所，这一批挑完了，然后一百斤一袋封好扛出去，刚开始一百斤红豆放在我的肩上，我使尽全力走了两步就倒在地上，腿酸软一点劲也没有了，可是每个人都是有任务的，完不成定额就要挨骂挨罚。
大多数法轮功学员每天挑豆豆的数量没有刑事犯人的多，可是一检查质量都合格，检质就是狱警用手扒拉扒拉袋子顶端的豆，后来狱警改变了检质的方式，把挑好的一袋豆均匀的倒在一个大槽子里，才发现法轮功学员挑的豆从袋子的顶端到底部及中间都是一样的，都合格。而刑事犯人是把袋子底部挑点合格的装上，然后袋子中部不挑了就往里装，袋子顶端再挑点合格的，就这样蒙混过关，结果被狱警发现了。其实曾经有刑事犯向我们传授这个经验，被我们拒绝了，师父让我们在哪里都做一个真正的好人，虽然我们无辜的被迫害，但做人的准则不可改变。
因为我们法轮功学员处处用“真善忍”的标准来约束自己，干活时从不偷懒，抢重活脏活干，把方便都留给别人，从不与刑事犯计较得失，有一点好吃的都要与大家共同分享。自从我们非法关押在劳教所之后，那里的刑事犯不再说脏话了，不再因一点小事打架了，
劳教所有一个犯人叫芬，她得了一种怪病，双腿没有知觉，不会走路。狱警曾几次带她去市大医院检查治疗，一点也不见效果。由于生活不能自理，就由别的犯人照顾她的衣食住行。后来我们被非法关押进来，安排我们照顾她的衣食住行。我们把她视为自己的亲人，精心照顾她，背她上下楼，去厕所，去食堂，帮她换洗衣服。她激动的说：你们炼法轮功的人真好，你们没来时，她们（犯人）视我为累赘，没好心的对待我，背我到地方要放下时使劲蹲我。照顾她的法轮功学员给她讲大法真相，她发自内心的也要学法轮功。然后晚上就小声的教她背《洪吟》。过了不长时间，她的腿有知觉了，会走了，能去车间干活了。劳教所的犯人、狱警都非常震惊，感到大法太神奇了。有的狱警说等到退休了也炼法轮功。大多数犯人表示出去一定炼法轮功。
有一次正在干活，芬背《洪吟》背出了声，狱警制止她，她当时就义正词严的说：“医院没治好我的病，我没花一分钱，法轮功治好了我的病，这是事实，我怎么就不能背？”后来狱警为了把芬和我们分开，叫她去做饭去了。狱警明知大法好，但为了不丢掉工作不敢说真话。
狱警们亲眼目睹了法轮功学员的一言一行，共产恶党的谎言不攻自破。她们由开始时的绝不允许我们学法炼功、把大法书全搜走、定期搜查我们的所有物品，并用皮带、电棍对我们施暴，到后来，劳教所从领导到狱警都切身体会到法轮功学员是一群真正的好人。后来大法书陆续带进了劳教所，我们能学法了，晚上能炼功了，劳动半天了，伙食也改善了。晚上值班的狱警也在偷偷的学《转法轮》。
但好景不长，后来劳教所又开始强制“转化”迫害，扬言不“转化”到期也不放，由于学法不深，我也跟着违心“转化，才出狱回家。
被劫持到哈尔滨戒毒所
2001年1月份，我刚从冤狱佳木斯劳教所被放回来，可是在2001年2月23日又遭到绑架，因为我回来后明白“转化”错了，就严正声明了，过不几天有同修告诉我说，公安局要抓严正声明的，当时心里很害怕，于是进京（想躲一躲）走到牡丹江一面坡时，火车上的警察让乘客骂大法骂师父，因我不骂，所以一面坡站前派出所将我绑架，把我们几个人关在铁笼子里，由一个女警搜身，当时我有7～8百元钱被她拿走交给一个男警察，说当地公安来接时再还给我。第二天要走时我向他要我的钱，他却给了我一个零头，有5～6百元钱他私自留下不给我，而且还把抽匣打开让我看哪有钱哪？这就是当今的警察干的丑事。我和他据理力争，当地来的公安警察拽我就走且恶狠狠的说：要什么钱，你们这些人立即枪毙都不解恨。被非法带回关押在勃利县看守所，每天打草绳，活又累又脏灰又大。
2001年3月30日，我被关入哈尔滨戒毒所非法劳教三年。戒毒所半天奴役劳动（捡页装订书，在阴暗的地下室），半天逼迫法轮功学员看污蔑大法的录像和唱歌颂邪党的歌曲。每天安排已“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去“转化”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对于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每天除了劳动之外就在牢房坐小木板凳，由犹大轮番轰炸，吃饭都不许进餐厅。有一次劳教所在演污蔑大法的节目，大庆的一名法轮功学员立即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被警察拖到禁闭室坐了至少两天两夜老虎凳，人回来的时候都变形了，腿肿的老粗。
在戒毒所狱警有一个毒招儿——伪善。欺骗了很多人被“转化”。当有人明白过来声明从新修炼时，她们立刻凶相毕露，邪恶的本质暴露无遗。由于我被逼迫“转化”，于2002年秋季走出劳教所。我带着无比的忧伤和惆怅回到家中，在劳教所的威逼、恐吓和犹大的迷惑下做了违心的事，真感觉自己是从狗洞里爬出来，对不起师父的苦度，对不起大法。撕心裂肺的哭了不知多少次，深感自己生命的绝望、无助。
第三次被非法劳教
2006年7月10日下午，七台河市公安局毕树庆、陈举等几个人来到我单位将我强行绑架到七台河市看守所关押迫害。我绝食反迫害，他们野蛮灌食，把我的双手背过去用手铐铐上，旁边令男犯人把住我的腿、身子和头不许我动。插鼻管灌食。女警袁树清气急败坏的一针管一针管的猛劲往里推，鼻管不知插哪里去了，灌进的东西到嗓子部位进不去就不由自主的喷出来，一口接一口的喷喘不过气来，她不管那个就是往里灌。那一次好险背过气去。
2006年12月一天，七台河公安局法制科的张军和一个个不高黑脸的男士，还有两个女警，又将我劫持到哈尔滨戒毒所非法劳教两年。因体检不合格，劳教所不收，他们不死心，又给我做一遍心电图，还是不合格。他们只好把我拉回来又关在七台河看守所。过了几天，陈举和孙堂斌又来非法提审我，说劳教所不收我们给你改口判你刑。但看你这么大岁数有个工作也不容易，就不判你刑了，写个“三书吧”。我说：这是我个人信仰我什么都不写。最后毕树庆、陈举勒索我家人5000元钱才将我放出。
遭七台河市洗脑班迫害
2013年9月11日下午2点左右，县“610”的贺威、教育局的栗海宏，还有两人我不认识（县“610”主任赵鹏飞也去了，但没下车）到我单位，在操场上将我强行绑架，送至七台河市洗脑班非法关押迫害。第二天晚上（即9月12日）省“610”头目顾松海带两名司法部门的女士，一个姓李，一个姓史，来“转化”我，使我的身心、精神都受到极大的摧残（当晚由于我不配合，姓史的粗暴的拽住我的衣服使劲搡我，且态度恶劣的说，我是警察）。整天逼迫看污蔑大法和师父的录像，然后她们就逼迫我签不炼的保证，同时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有一次我说我心难受，他们就逼我吃速效救心丸。我不吃他们就按住我，用手捏住我的鼻子喘不了气，用手使劲抠开我的嘴唇（牙没抠开）把药塞到我的嘴唇里，那一次我也好险背过气去。顾松海见我不“转化”就打我、踢我。他们在中秋节的前一天晚上坐火车回去了。剩下的一段时间就由七台河市“610”头目张春雷，成员刘玉林、刘永增每天逼迫我看录像。有一次他们二人分别在我面前把师父法像撕碎了，而且说一些不敬师父的话。张春雷对我说，你不“转化”别想回去，把你送外地去，一切费用由你自己负责直至“转化”才能出来，否则就开除你的工作。而且还说：我们这里有死亡指标等。
在2013年10月12日上午8点多钟，张春雷见我不看录像，就恶狠狠的朝我胸口猛击一拳，然后左右开弓打我嘴巴，我的脸通红肿胀起来，头被震得嗡嗡的。就在这一天的上午9点多钟，我女儿拎几瓶罐头来看我，他们不让接见，把我反锁在屋里。刘玉林看我女儿不走就报警了。当时我怕女儿害怕（从未见过这样场面），于是拼命在屋里喊，让女儿快走。女儿哭着走了，把罐头放在了大铁门外。
又过了几天，省“610”头目顾松海带了两个女警和一姓宋的彪形大汉来了，此人光头铮亮，眼神凶狠。从此他们整日整夜的不许我坐下、不许我睡觉，顾松海还对我说，我就是你们明慧网上“恶人榜”中其中的一个。他们轮番轰炸、暴打，不给我一点儿闲些时间，恐吓不“转化”就判刑、开除工职。姓宋的用书猛抽我的头，后来他们四人一起上：顾松海掐住我的后脖梗，死死掐住使我动不了，然后两女一男一起上，死死的把住我的手，强行在“转化”书上签字。
经历了这一场磨难，我真切的感受到邪党的邪恶与残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