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九年初，当时中共还未开始公开打压法轮功，一向孝顺的见明，发现母亲炼法轮功，看到母亲炼功后身心变得健康，就表示支持，也曾多次说过有空自己也要看看炼炼。不料，半年不到，中共制造弥天大谎、动用整个国家机器疯狂镇压修真向善的法轮功学员。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使见明陷入两难的境地。从小在母亲呵护下长大的他，母亲是他最信赖的人，对于讲“真、善、忍”的法轮功，母亲说好他当然不疑。但虎狼般的中共邪党，会放过善良的母亲吗？他为之心惊胆寒。母亲受难，自己能甩手不管吗？不能！
身为检察官却保护不了自己的母亲，他开始矛盾、压抑、痛苦，但却没有一次向善良柔弱的母亲胁迫，因为他也理性的认为：做好人没有错！
二零零一年七月十九日晚一点钟，母亲因出门张贴法轮功真相传单，被门外蹲守的警察绑架并送至太原新店劳教所，非法劳教二十个月零七天。期间，一度和家人失去联系，见明多处找寻，曾两次到劳教所里交涉。前一次，劳教所恶警要两万元黑钱，被他拒绝。后一次在二零零三年四月家中他的奶奶病逝，带着失亲的伤痛驱车百余公里再次乞求劳教所放母亲回家为老人送殡，被拒绝。事后公安六一零的头目还笑话说 “祸不单行”，“快不要学了”。
噩梦并没有就此结束。母亲的被劳教，给儿子沉重的打击，身在中共公检法司邪党犯罪组织中的见明，更了解政府的疯狂歹毒，因为他清楚知道当时邪党只要凭一本大法书就敢制造冤狱的迫害政策。作为想保护母亲的孝子，竟然趁母亲没有到家的短暂时间，把《转法轮》等几本大法经书全部烧毁。这一看似明智的举动，也酿成他亵渎佛法而遭到恶报的祸事。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大祸不期而遇，见明疯了，大哭，又大闹。一向文静慎言的他，逢人就说，装在口袋里的钱，也跑出去给了街上的“丢钱”路人，回家对母亲说，这是行善做好人。后来县检察院将他当精神病人强制送去精神病院。到了医院，还说那些，精神病院大夫说，“这小子反对××党”。县检察长说：“这个人平时很好的，现在病了，说什么也没用。”可怜他，被医生捆在钢管床上还是不停的说。
一天，见明母亲突然接到他的电话才如梦方醒：“妈呀，我这不是病，我是有使命的！我必须回家，要不我就很危险，我不打针，我不吃药，我就要说！”在立下“有问题自己负责，不给领导找麻烦”的承诺后，儿子被接回家。
当时正好是过年时节，看着见明神神叨叨的样子，没有了合家欢乐的年味。儿子失常，儿媳不管不顾，父母成了病人唯一的依靠。到了二零零五年春天，中共开展所谓“保先（保鲜）运动”， 单位派车叫他参加学习。他不但不听，还扳扳脚丫，抠抠脚心，一个劲儿的用鼻子闻闻脚说“臭”。领导一看不行，只好把他又送回家中。就这样，整整过了十个月。
后来海外大纪元发表《九评共产党》后，才真正明白他说的不是什么“疯”话，给他办了三退声明。从此“病”也一天比一天轻了，人也从新精神起来。一年以后，恢复常态了，全好了。思想有了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变，他能正确认识大法了。见证儿子这场魔难的家人及亲朋、邻居，也改变了对大法的误解。
儿子重返工作岗位，不但工资福利一分没少，还外派到监狱系统专门负责检察工作。明白真相后的他，还常常做些救人的事。就连因儿子发疯而离异的儿媳，现在也后悔当初，想破镜重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