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七台河市庞士兴自述遭迫害经历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我叫庞士兴,今年四十六岁,家住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太河村,以打零工为生,于一九九六年五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大法中受益良多,在工作上和个人利益上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修炼十几年,即使在最严酷的迫害时期,也从来没有打过一针吃过一片药,有许多大难都过去了。即使在矿上出工伤,也没管矿上要过一分医药费,工友们都说我傻。其实我只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而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人而已。

谁知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良好愿望,都得不到公正的对待。在这十多年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我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从一九九九年开始至今,我曾两次被非法劳教共四年;一次非法判刑三年,数次被非法囚禁在当地看守所,多次被迫流离失所,没有过一天安生日子。在此期间,家庭受到了极大的摧残,用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来形容也不为过,老父亲也受到株连,被派出所非法监禁二十四小时,在愤懑与恐惧中,抑郁成疾,突发脑溢血,三天后而含恨离世,作为儿子的我只能抱憾未能送终。父亲去世后,我母亲在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的期盼中度日。在这十几年的血腥迫害中,我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牙被打掉四颗,肋骨被打折,耳朵被打聋……斑斑血迹历历在目,种种酷刑不绝于耳,时常在噩梦中惊醒,一听到车声,便胆战心惊,不寒而栗。我遭的迫害也只是那冰山的一角而已。有多少惊天的惨剧在焚尸灭迹中与歌舞声平中而不得人知。

现在把我遭迫害的经历公之于众,不为仇恨,只为唤醒泯灭的良知与人性。

一、 七台河警察逼我父母下跪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大约在八月份左右,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惊天巨难,我不知如何去做,这时有的同修已去了北京,我觉得我也应该去,只是还没有下定决心。有一天刚从井上下来,听说同修去北京了,我也很着急,当时没有开资,借钱也没借着,我只好带着五元钱上路了,我只能搭货车去。到了哈尔滨火车站,正想搭下一列火车时,被乘警劫持到站前派出所,抢走了我的一本《转法轮》,又把我转到七台河驻哈尔滨办事处,负责人叫迟仁泰,他问我:你没有去上北京是不是很后悔?我说:是。他说心到佛知了,你回去就行了。回到家后,听说很多同修被迫害,有的判刑,有的教养,听说有个叫丁延的同修被迫害致死对我的触动很大,心情非常沉痛,就这样我决定要走出来。

九九年十月左右,我和同修租了一个出租车,躲开警察的盘查(到处设卡)去了北京。长这么大头一次去北京,好不容易到天安门广场,没呆多长时间,便衣警察就把我围住了,我趁机走脱,围着广场跑,他们在后面追,把我抓住后用铁棒一顿毒打,施暴后把我扔到了一个黑屋子里。当时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很多,我们都被关在一起。

我被七台河市红旗派出所和村治保主任王国玉劫持回七台河(王国玉勒索我八百元钱),关押在没人知道的地方,由七台河市公安局副局长张和平联合七台河公安,国保对一百多名法轮功学员,利用各种手段,刑罚逼迫学员转化,让人不寒而栗,每分每秒的肉体与精神都在承受煎熬,几天几夜的痛苦折磨后,把我们送到看守所。那里的环境特别恶劣,二十多人挤在不足二十平米的小屋里,是木板铺,特别的潮湿,许多人身上都起了疥,拉屎撒尿都在屋内的大桶里,臭味难闻,吃的是拳头大小的窝窝头,喝的是白菜汤,光有咸淡,盆底是黑泥。钱在这里已不是钱了,看守所一头猪卖了八千元还说是赔了。在这里存二百元钱,能吃根麻花都很不错了。每天早七点起来坐在铺上,一直到下午四点半,被犯人看着,稍有不满,牢头就拳脚相加。下午四点半后开始考监规,差一个字打五鞋底。每天这时哭声,打骂声,叫声混成一片。

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我被非法关押十七天,每天都有警察来刑讯逼供,一听到铁门开的声音,就恐惧笼罩着全身,浑身战栗,度日如年。更为恶劣的是,我被关押十七天以后,不但没释放而且还逼迫我母亲下跪逼迫我转化。当时迫害我的是红旗派出所的所长葛方敏,片警王大伟,他们把我铐在铁椅子上,然后胁迫我母亲给我下跪。当时看着母亲,我心都要碎了,心如刀绞,撕心裂肺的难受。

在亲情与恐怖的高压下,我妥协了,回家后我如行尸走肉一样,整天生活在懊悔与自责中,对于良心泯灭的人也许不算什么?但对还有良知的人,那种痛苦真是活地狱呀。即使这样,他们依然没有放过我,片警与其他警察又来到我家,问我还炼不炼了,我说炼,他们就毫无人性的不顾我年迈的双亲又把我绑架到了行政拘留所关押,正赶上拘留所修建,就强迫我们劳动。时不时的用各种手段逼我们转化。有一次以接见为名,威逼利诱我的父亲给我下跪,这种泯灭人伦,绞杀人性的惨剧再一次在我身上发生了。

他们无情的剥夺我的信仰,逼迫我的父母给我下跪,却反过来说我没有亲情,其流氓本性可见一斑。在这里关押两个多月还不放人,又把我转到第二看守所,所长任中良,人称笑面虎。号里的人一听到他的名字,仿佛小鬼见阎王,他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更严重,手段极其残忍恶劣,当时有一百多学员在那里,由张和平指使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新一轮的迫害,公检法曾扬言打死不负法律责任。他们把我们分关在各监号,指使犯人打我们。我在七号监舍,先是给我洗凉水澡,拔拔凉的水从头一点点往下浇,冰凉透骨,折磨我几个小时后,仿佛要窒息,晕厥,还有开飞机(头顶墙胳膊后抬起)直到晕了为止,又把我上衣扒光,四五个人强行把我推靠到发烫的暖气片上。还有用皮鞋跟撞击头部,用拳头猛击两耳,两耳出血了,对我施暴犯人中有一个姓白。一次我绝食抗议对我的迫害,所长任中良用摩托车链子打我估计有半小时之久。王大伟又指使一个叫王曾的盗窃犯把我头往墙上撞,王大伟用冰凉的水浇我和邸士洪。在这迫害三个月后才回家。

二、 绥化劳教所的邪恶转化

二零零零年的时候,中共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逐步升级,我再次来到北京上访,信访办里都是警察。我们就准备到天安门广场打条幅,告诉世人真相,还没开始就被戒备森严的广场上的警察绑架,劫持到一个屋子里,趁警察不备,跳窗跑走,没跑多远被抓回,他们恼羞成怒,把我和另一同修五花大绑,随后其他的被绑架的同修也被五花大绑(有五六十人)。劫回到七市后,非法关押在第二看守所。

在看守所关押的三四个月中,由市公安局,派出所,国保,轮番的刑讯逼供。施暴的人有红旗派出所的葛方敏,其余不知姓名。我经历无数次这种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我的心就象压上了一块万斤巨石,一下沉到生命的谷底,快要窒息了。就在这种无奈与麻木中,拖着沉重的手铐和脚镣,一路上揣着忐忑不安的心理,不知将要面对什么样的折磨,就这样茫然无措的被人劫持到绥化劳教所。

刚到绥化劳教所,一下车我们就被带到了卫生间,把衣服扒光后浇凉水,用铺板削,折磨数小时后,坐在小凳子上,由四五个犯人看着,全身一动不能动,一坐就是一天,稍动一点就是一顿暴打。而且警察时常恐吓,逼迫,转化我们,体罚继续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中午到操场走正步,在阳光曝晒下,当时法轮功学员李宝华就休克过去。

他们看到强制转化不了,就换了方式,一方面对我们威逼利诱;一方面利用伪善麻痹我们,教导员杨波,此人非常奸诈狡猾,联合其它的教养所转化的人,以帮教的名义欺骗学员,利用压力中不想承受的心里,给一个骗自己的理由,用假经文断章取义,使一些不愿再承受的,又不愿放弃修炼的人找一个台阶下,刚开始不让骂的太狠,一点点加码,不知不觉的欺骗自己,已背叛师父,大法,还觉的自己做的对,认为是师父让这么做的。不是你写完揭批就完事了,而且天天有“作业”,定期“考试”,还让你去强制转化别人,直到你变成坏人,助纣为虐。在这种屈辱与妥协下,我丢掉了人的最根本的东西,出卖了灵魂,提前几个月回家,人是回来了,灵魂不知哪去了,整天的浑浑噩噩。后来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幡然悔悟,而有的人到现在还没有醒悟,

而在这种变异的思想带动下误入歧途,给自己的生命带来深深的痛悔。关淑云杀人案就是被劳教转化后的产物,成了共产恶党的牺牲品。

三、父亲被吓得含恨离世

二零零三年,为了更加有力的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救度人众生,七台河市同修们挂条幅,全市遍地开花,震怒邪党当局,全市开始大量绑架法轮功学员,这种恐怖的压力铺天盖地而来。当时我去同修家时被恶人举报,桃南派出所的警察把我们包围,我和刘桂华,张德军从四楼顺绳而下,我和刘桂华走脱,张德军腿摔折。

自此我流离失所。在这期间,红旗派出所所长葛方敏,片警王大伟,为了打听我和其他同修的下落,把父母绑架到派出所关了一天一夜,我父亲生来胆小,哪经过这种气势,在惊吓中,突发脑溢血三天后含恨离世,离世前不肯闭眼,只有一口气在喘,我得到消息后去看他,他在看到我一眼后,无奈的闭上了双眼,含冤离世了。

我家那里埋伏了很多警察,我叔叔让我赶快离开。我没能为父亲送终。这种人间惨剧不只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也在同样发生着。

四、牡丹江监狱的邪恶

二零零四年我在去同修家的路上,被片警王大伟绑架,劫持到二看,一个月后转到第一看守所,所长郭顾忠。后被非法判刑三年,半年后转七台河监狱集训队,我不配合他们,绝食抗议,他们就给我戴上手铐脚镣,四个犯人轮流看管。二个月后,又劫持到牡丹江监狱。

在牡丹江监狱,很多学员被强制奴役劳动。这些奴工产品,有粘眼毛,卫生筷子,冰棍杆,挑红小豆等。加班加点超负荷劳动,上面有任务,比如要求上交三十万,剩下的由干警平分。为了利益,他们拼命的压榨犯人,如不完成,用小白龙(塑料管)打屁股,有的被打的皮开肉绽的。有一同修叫田荣贺,刚到集训队,教导员庄轶欣指使犯人用胶带封嘴,拉到卫生间,暴打数个小时,被我看见,我说:为什么打人?他们恼羞成怒说:不关你事。然后连踢带打把我撵走。

因为我不报数,不走队列,不劳动,庄轶欣指使犯人打我,用铺板打我,把我肋骨打折,躺了半个月,牙打松动,后来掉了四颗。有一次庄轶欣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找我谈话,那里还有一个副狱长,他污蔑法轮功。我说:不是你说的那样。他恼羞成怒,把我关进小号(小号是狱中之狱),这里警察都是穷凶极恶之徒,一喝上酒就拿犯人取乐。我进去之前,有一个姓于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托他的福,对我迫害有所收敛。我被锁地环,行动极不方便,在这里关押二十一天后,被放回到监舍。我之后再进去的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

在集训队又迫害一年,被转到第九监区。因为我不劳动,警察姜卫东,黄威指使犯人。在卫生间用一根一米半长的木棒打我,强迫我干活。七、八、九三个监区是为北京汇琳凯公司代加工服装(也是奴工产品)。早五点起床,吃完早饭,就排队去厂房干活,超负荷劳动,有不少人得了肺结核。完不成任务加班加点。这三个监区曾出现过拉肚发烧,传染的疫病。

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被奴役迫害一年多以后回家。

二零零八年,我拿了个笔记本电脑,和三千多元钱,正在回家路上被片警潘仁看见,要强行扣押我的钱物,我趁其不注意走脱。五月份,在上班的途中,潘仁伙同其他警察把我绑架到红旗派出所,所长姜卫峰,他们把我绑在铁椅子上,不让我睡觉,轮流折磨我,用腰带抽我,使劲用脚踹铐子,用凉水浇头,在屁股底下塞木头楔子,两天两宿后把我母亲找来,诱骗我说,签字就放我。经历了这么多的迫害,我胆怯了,麻木了,不想再承受了。他们说是十五天放我,十五天后还没放,说劳动教养我一年,最后劳教了两年。正如《九评共产党》所说,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谁就在什么问题上就送上小命。

在看守所的八个月中,我受尽了耻辱奴役,又被劫持到了绥化劳教所,所长叫杨金璐,队长姓潘,教导员范小东,中队长姓石。我被叫到了教导室,范小东和其他狱警拿出一张转化书叫我签字,如果不签,就用各种刑罚对付我,往昔多次迫害一下子涌上心头,我被迫签字了。我无法形容我当时的心情,莫名的恐慌,象油煎火燎一样,仿佛每分每秒都在煎熬中度过。我象一个被人操纵的木偶一样,要我干啥就干啥,就是这样我呆了一年后回到了家里。不久,片警战雪松与一个女的政法委的人拿了一个什么东西让我签字,这时的我都麻木不仁了,哪有正义可言,就这样又一次违心地签了字。

在这十几年的迫害中,几番沉沦几番觉醒,干了多少作为法轮功学员所不能干的事。在这场迫害中,我身心倶疲,一面觉的功法好,放弃可惜;一面由于胆怯不敢说真话,整天浑浑噩噩,经常做噩梦,想要做好人又缺乏勇气,放弃吧又不甘心,做好人真是难啊。

以上是我遭迫害的经历,许多的痛苦,经历是无法用语言去描述的,精神与肉体的迫害是很大的,超出了人们想象。其实整个迫害的过程就是绞杀人性,泯灭良知的过程,中国人谁不在迫害之中,迫害者以为胜利了,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可悲者。

劝那些良心未泯的人啊,赶快觉醒吧,上天有好生之德,在等待你们的觉醒,不要为了一点私利,给中共做陪葬,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之流的报应,只是前奏,更大的报应在后头。无论你是高官、警察,亦或是平民,都有选择幸福的权力。愿那些迫害过法轮功学员的人弃恶从善;愿不明真相的人,赶快去了解真相,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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