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遭洗脑迫害 成都高级工程师控告恶首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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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刘桂英自述修炼法轮功的美好及遭中共迫害的经历：
高德大法遭迫害
1998年元月，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法轮功，那时的我正处于心力交瘁，人生迷茫的艰难时期，一看到法轮功的书，看到师父的照片，我就觉得这就是我千辛万苦要找的。因为在人生路中，在耗费脑力的科研工作中，我的身体逐渐变差，特别是偏头痛和睡眠带来很大痛苦，口腔溃疡和感冒经常发生，精神不好，脾气控制不住，家庭争吵不断，我不知人活着为什么？想在宗教和气功里找出路，不仅没有找到，还被乱七八糟的东西搞乱了身体，真是雪上加霜。
而我一走进法轮功，就深切体会到了这个法轮功是高德大法，也明白了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很多人生中的疑问和难题在法轮功著作中都解答了。很幸运遇到大法，我的人生不再迷茫。我知道了人生的真正目的，我的身体被净化了，那些缠绕我的多种疾病消失了。我按法轮功提倡的“真、善、忍”修炼心性，重德重心性的修炼，工作中生活中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工作更加勤奋，成绩显著，乐于助人不求回报，由于自己修炼提升了道德境界，在社会和工作中的良好表现得到公认，1999年4月被成都市金牛区评选为 “百佳文明市民”。
可是这样好的功法在1999年7月20日宣布不能炼了，当时我所在单位（现称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九研究所）各方人员和茶店子派出所警察找我谈话，当他们声称这个决定时我哭了。今天我写到这儿，眼泪仍然控制不住的流。这个社会怎么了？这个国家怎么了？教人做好人的功法受打压，那要叫人怎么做人？我坚持仍然按法轮功修炼做好人。 99年7月20以后，随着打压的升级，我与国内千千万万的法轮功修炼者一样，遭受了各种违法违宪的迫害。
进京上访被单位开除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开始以后，我单位及当地派出所警察不断的找我谈话，逼我写保证、交书。我觉得法轮功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中央的“取缔”是错误的，这些基层的书记们、警察们是在执行中央的决定，给他们说什么也没用，就决定上访，把我们的心声反映到中央去。
1999年12月，我去北京上访在机场被劫回，从此被管制，不能在节假日随便外出，身份证被派出所警察拿走。
2000年初，因为我坚持修炼法轮功，据说是所领导开了会决定对我双开（开除公职和党籍）处理，留单位察看一年。只发基本工资的百分之六十，扣除各种费用一个月只有100多元的收入。承担的单位的各种工作虽然照常在干，但在年终的时候给我考评：不合格。没有奖金收入。
几次三番被洗脑迫害
2000年2月底，我被当地警察告知“电话串联”，原因是与一位法轮功朋友通电话，在3月初被强制送去金牛区洗脑班（在成都市金牛区营门口派出所，当时成都市转化法轮功的试点），由单位派车，当地警察陪同接送，派车费用全部由我付，当时我只有100多元的收入，一天30元的派车费我根本负担不起，我要求自己去洗脑班，他们不允许，我被强行付了70天洗脑班的来回车费。
在洗脑班，要求大家写认识，我写了一份“我的一点认识”，正面谈了自己对法轮功的认识，交给了洗脑班和单位，也放在单位的内部网上，可是我的这份认识在单位内部网上一出现就被删掉，而且被找去谈话，并取消了上网资格，使一些需要网上处理的工作不能做了。
在洗脑班期间我和20多个法轮功学员白天被关在成都市金牛区营门口派出所的一间房里，坐小板凳，晚上回去我加班做手头的工作。开始洗脑班让我们听一些诽谤法轮功师父和法轮功的言论，我们抵制，后来就拿一些报纸让我们打发时间，不准请假，不准外出，实际就是变相关押。在2000年5月8日，我们全体法轮功学员抗议这种关押，联合写了一份“尊重事实，尊重《宪法》”的材料交给各单位及派出所，所党委书记看后很不高兴，说我越来越顽固，说为了乌纱帽保不了我等话。
在2000年5月中旬洗脑班放我回到单位。所党委书记认为洗脑班没有转化我，在单位继续对我洗脑教育。我工作的项目逐渐被安排给了别人，电脑都不让我用了，上班坐在办公室里没有工作干，书记就找一些报纸等相关的资料给我，看了要求我写认识。我就写出一些自己的正面认识。
2000年7月派出所又把我们当地几个法轮功学员弄去办洗脑班，实际是把我们白天限制起来，晚上才放我们回家。在派出所我给他们讲真相，茶店子派出所认为我思想顽固，几天后，有一天不让我回家了，晚上6点钟被押上一辆面包车，非法送成都九如村拘留所治安拘留十五天。在去拘留所的路上，暴雨倾盆，电闪雷鸣，警车一次一次的熄火，真是天地震怒，当时车上的女警察很害怕，片警问我是不是在发功。我善意的告诉他们，你们看天都在落泪，你们想想看该不该送我去（关）。后来他们换了一辆新警车，仍然老是熄火，我告诉他们，说明你们不应该送我去关，但是他们仍以上级命令为由，继续折腾，正常半个小时的开车路程经历了4个多小时才到拘留所，可是拘留所认为材料不够不接收，我告诉他们，你们应该送我回去，可是他们说今天晚上不睡觉也要把我送进去，不然交不了差。又经过一个多小时去补材料，硬是把我关进拘留所。老天真的是给了他们足够的机会警示他们不要非法关押我，免得犯下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恶，可是上面的压力使他们的良知正义被埋没，明明知道不对，还是麻木的干着。
遭绑架、拘留、非法劳教
治安拘留后仍然被单位管制，上班继续洗脑，不给工作干。我觉得自己修炼法轮功有道德心法约束，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是国家和社会最放心的普通百姓，在单位是工作能手，对我这种不公正对待是极大的错误，因此凭着对国家领导人的信任和公民上访应有的权利，我决定再次上访。2001年元旦，我到了北京。在北京王府井被便衣警察绑架，关进了北京西城区看守所。在那里我没有报姓名地址，靠绝食反对关押，绝食11天后晕倒，才被放了出来。
2001年元月，我从北京回来，正是要过年的时候，我回到家乡内江史家镇看望父母，被父母单位保卫处人员和内江史家派出所警察扣住，单位的保卫处人员和茶店子派出所警察从成都赶来，将我劫持回到成都茶店子派出所。
在派出所我被连夜审问。当时我的身体因为绝食还没有恢复，相当虚弱，咳嗽不止，我想休息一会儿都不能。那时法轮功上访有个奇怪的株连惩治手法，就是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当地的单位、社区和派出所都要受到处罚（据说是领导降职和扣发单位奖金），要牵连很多人的利益，所以那个时候法轮功学员上访为了不影响其他人的利益，被抓后不报姓名和地址，不让地方知道去北京的事。所以那个时期在北京被抓的学员很多都不报姓名地址，大批被运到东北，后来成了江泽民集团活摘器官的来源。当时我在绝食期间就听说要把我们送辽宁马三家。警察问我去了哪儿，我没有说出去北京的事，也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可是警察不由分说第二天就把我送进了成都宁夏街监狱。在监狱关了6个月后宣布我被判劳教一年。
我的父母和外婆开始以为是单位有事被叫走。后来父母和外婆知道我被关进监狱，三个老人哭成一团，父母哪有心情过年，来到成都想见我，监狱不让见，时常伤心落泪，我80多岁的外婆受不了打击很快就去世了，父亲在我受迫害过程中过度伤心身体很快出现糖尿病严重症状，母亲身体本来就不好，更是让家人担心。后来我知道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丈夫在单位也受到严重审问并抄走了家里的电脑，也在担心受怕中过日子。
被迫“转化”旧病复发 再修大法展神奇
2001年7月中旬，我被送到四川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被强行洗脑转化。警察和所谓的帮教轮番攻击，一波一波地找我谈话，那时没有安排我住的寝室，只能睡在帮教办公室的地上，睡一觉起来很不舒服，后来就一直咳嗽。我一直抵制转化，他们看对我转化没有效果，就安排到一间寝室，被两个包夹看管起来，说做冷处理，每天面壁。还威胁我不转化要加期，永远都别想出去。其中一个包夹要求我写悔过书，我说我没有错，无悔无过！她上来就打。
后来被强制转化放弃修炼。2001年11月底，从劳教所出来，在单位重新上班（从以前的设计部门调到生产部门）。因为没有再炼功，很快我的身体出现严重问题。原来的偏头痛翻了，而且比以前更严重；在劳教所得的疥疮治疗中出现了皮肤过敏状，老化状；肩膀出现老年人才得的肩周炎症状，右手想抬起来都困难；还有修炼前常犯的口腔溃疡和感冒都翻出来了。脾气控制不住的毛病也会来了，我经常对与我们住在一起的老人公发脾气，老人公伤心的说你怎么不如以前了？这让我想起以前修炼法轮功的美好状态。
经过一年多吃常人的医药和昂贵的保健品，体育锻炼，身体得不到改善，我觉得只有炼法轮功。2003年夏天，我开始炼功，当时在炼功中我就感到一股热流从小腹到我手上，流到右肩，转了几圈，我右肩的肩周炎症状就消失了。法轮功神奇的功效在我身上又展现出来，喜悦的心情无以言表，就一直坚持炼功，从此以后身体上各种病症现象都消失了，医学界难以解决的偏头痛再没有出现过。
2007年9月份，我正在实验基地参与工作，生产部门的书记等到实验基地找我谈话，我重新炼法轮功的事情被单位知道了。我坦然告诉他们我身体不好，重新修炼法轮功都好了。原来偏头痛一犯我就得请假等不痛了才上班，重新修炼法轮功再没有因为身体的原因请假，还常加班为单位解决工作问题。那时生产部门技术力量不够，有的生产项目因为元器件淘汰面临停产，我在那儿搞更新设计，救活了几个项目，为单位避免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还更新设计把一些落后的复杂设备简化，把调试的设备做到更先进化等。在生产部门能搞出几个技术成果，那时在单位还是少见（因为技术成果基本都在设计部门）。每年的学术论文都评为优秀。这些工作对于一个接近50岁的女人来说，如果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功改善了我的身体，提高了我各方面的素质，是根本做不到的，何况那时放弃修炼身体变的那么糟糕。
被绑架到金牛区洗脑班迫害4个月
因为工作业绩显著，2007年单位人事部门让我参加了职称晋升（从高级工程师升为正高即教授级高工）申报，申报材料已经送到上级部门。可是单位知道我重新修炼法轮功后，把我职称晋升的申报材料从上级机关取回，没有晋升职称，并把我绑架送到洗脑班关押。
绑架那天是2007年9月29日，我在实验基地的工作完成后回到单位报到，准备放假休息。可是一到办公室，部门书记通知我去所里开会。想到前几天他们找我谈法轮功的问题，感到不妙，不想去开会，一个副所长就亲自打电话要我去，只好去了。到所里办公室，有保卫处的人在，那个副所长问我：还炼法轮功吗？我说：你要真话还是假话？他说：要真话。我就告诉他：在家里炼。他一下就暴跳起来：你还炼，我们教育不了你，送你到一个地方去教育你。我说：不去。所党委书记来到办公室，也没容我多说什么，我在办公室被4、5个单位守门的武警绑架拖上一辆面包车送到金牛区洗脑班，在洗脑班关押4个月。
被单位停止工作，取消一切待遇
2008年2月，从洗脑班出来后，单位要我写认识，要我决裂法轮功，我拒绝。一个副所长对我读了一个2000年什么民政部规定国家公务员不能炼法轮功为依据（民政部规定与《宪法》违背，没有法律效应的），就把我的工作停了。从我被关进洗脑班开始，我的职务工资和奖金都停发了，工资卡上见一点零星收入（每月几十元）。那时我福利卡上还有进账。当时单位还有另一个修炼法轮功遭到同样停止工作迫害的年轻人，他是一点收入都没有，单位开除了他。对这样的处理，我们觉得他们在无视法律，我们就因为炼法轮功，如此歧视，连低保人员不如，而我们在单位都是有口皆碑的工作能手，我们炼法轮功没有危害谁，没有犯法，反而因为炼法轮功身体好了对单位的工作做了极大贡献。我们要求见所长，见书记谈谈，但是他们根本就不见。有一次书记来见了，对我们狂吼一通，我们话都没有说上，书记带着人扬长而去。再给他们打电话，根本就不理了，有一次书记接了电话，只说了一句，决裂，决裂（法轮功）了再谈。我们只得找到当时单位的工会主席，工会是管职工生活的。我们现在生活都成问题了，希望他能够本着为职工的生活问题着想，给我们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工会主席人挺善良的，他说我反映一下，打了报告给所里领导为我们争取生活费。可是有一天他恼怒的说，我为你们争取饭碗，我的饭碗都要敲掉了，这事他没办法管了。我们知道他受到了威胁。一个月后我的福利卡上没有了进账，就是工会发给职工的生活福利也给我取消了。我们因为炼法轮功被停止工作，停止收入一直到现在已经8个年头了。
以上控告的事实中，我没有提及具体参与人员的名字。他们虽然在具体实施迫害的过程中对我及家人带来很大伤害，但我对他们没有任何怨言。因为在与他们接触中，很多人都是善良的，他们只是执行上级的错误政策，承受着高层压力，为了自己的职务、为了饭碗、为了自保，昧着良心给自己造下罪业，他们是真正的受害者。他们不是我要起诉的对象，只愿他们为了自己的未来，真正了解真相，法律不可违，天理更不可违，在这场对法轮功迫害的历史没有结束之前，赶快赎罪，在现实的善恶展现中做出正确选择，不要失去在法轮大法弘传之时得救的机缘。江泽民滥用职权发动的这场迫害，是对善良的迫害，是对人类正义的迫害，摧毁了整个社会的道义良知，是造成众多世人犯罪的罪魁祸首。把江泽民告上法庭，押上审判台，重树法律尊严，重整中国社会基本的道德规范，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让正义和善良扬眉中华，让“真、善、忍”普世价值受世人尊重。
此致最高人民检察院
控告人：刘桂英
2015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