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出所副所长关鹏指着抄来的东西说：“这是你家的吧？”我说：“我们夫妻二人未在家，我不承认这些东西是我们的。”关鹏说：“你是不是认为不承认就不能判你，现在对你们可以零口供判，承不承认没关系。”当晚又问了其它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我当时在查抄的一百多元真相币的清单上签了名（过后后悔，这成了过后恶党对我非法判刑的所谓证据）。他们警察还说这回抄家东西最多了。
到了早上，警察把我、我妻子、我大姨子、二姨子都送到了吉林市看守所。我到看守所后绝食、绝水，抗议对我的非法抓捕，要求立即释放。第五天，看守所开始给我灌食，十个人左右把我按住，拿针管抽苞米面糊再用胶皮管插入鼻子，一天灌两次，灌了两天后，我鼻孔全插肿了并流出血来。狱医、管教沈锐有点害怕了。之后沈锐让我被关押的那个监室里的所有犯人跟我受株连“上座”（每天长时间盘腿坐在铺上）。后来有些犯人劝说我吃饭，大家少受罪，并且与女监那边取得联系，给我妻子送些水果，并打听她的消息，我动心了，开始吃饭了。
后来在一中队关了不到四个月又转到三中队三零二监室，每天早上五点半开始干活“缠线圈”（电路板上用的）干到晚上八点半。看守所早上晚上都是苞米面发糕，中午是大米粥，卖的饭菜都很贵，我被关押一年瘦了七十多斤，再加上衣服单薄，全身浮肿，走路十分困难。
二零一一年八月份吉林市昌邑法院对我进行非法开庭，并未通知家属，也没找律师。我被非法宣判四年徒刑，我未签字，并于十日内向中级法院上诉，后被驳回，我也没签字。
由于身体太虚弱，监室里的犯人头头看我干不动活向管教反映，要尽快把我送监狱去。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九日，我被送到公主岭监狱，当时我连被褥都拿不动，走一会儿歇一会儿。到监狱入监队后，干事李威告诉犯人的组长（也是犯人）让他们逼我写“五书”，当天遭到马文龙、孙为民二人的殴打（此二人多次殴打大法弟子郑立军等人），不久二人皆遭到报应因贪污犯人的钱被关押小号。
监狱早六点到晚六点出工，管教多数对大法弟子都关照一些，因为他们很多都明白真相。到二零一四年四月份之后换上了王建业当中队长，他年轻想有政绩，多次找到我逼我完成生产任务，我多次讲明身体状况不好，但无济于事，他也逼其他大法弟子干活并说再干不完押严管。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一日检查我行李叠的不合格，对我进行殴打，脸部多次嘴巴子并被罚站。
二零一五年二月十日我获得自由回到家中，我妻子早我一年回家，也吃了不少苦，妻子不想再担惊受怕，想过安稳的生活，被迫害得放弃修炼并经常劝我放弃。我多次找单位领导要回来上班，他们说：“你得保证不炼法轮功才能上班。”我说：“不炼法轮功我就差点残废了，二零一零年我曾经摔伤，造成脚后跟粉碎性骨折后又在监狱关了四年，走路都费劲，是大法救了我。我怎么能不炼呢！”
现在我妻子和我提出离婚说和我过没有前途。这就是当今中国大陆所谓人权最好时期，把一个幸福的家庭逼入绝境，把我一个认真工作二十年的员工拒之门外，不让上班，把贤惠善良的妻子变成冷漠的人，迫害把我逼的走投无路，是好心的同修们多次帮助和鼓励我，使我重新振作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