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保定市张锦英等三人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六月七日】(明慧网通讯员北京报道)河北保定市法轮功学员张锦英、徐秀枝和张霞,分别向最高检察院提起控告,要求依法追究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的刑事责任。

张霞女士,曾用名王红霞,四十六岁,保定市蠡县国土资源局工作,被非法骚扰恐吓无数次、抄家一次、五次拘禁勒索、劳教三年(家人多方求人提前回家)。给她本人及家庭造成巨大伤害和严重后果。

徐秀枝女士,保定市人,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迫害;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三日被非法劳教,在石家庄劳教所、保定劳教所、高阳劳教所遭受种种酷刑。她诉述说:

“我曾三次被带到一个荒芜破败的厂房里二十四小时蹲铐,让人蹲在地上,两臂向两边分开,地上有铁环,两手就铐在铁环上。这种酷刑很难受,半天不到,腰、背、腿酸疼,恶心呕吐,腿、胳膊肿得象充了气似的,手铐勒进肉里,不让睡觉,刚一打盹,一边的队长就喊一下。在那种情况下一分、一秒都是那么的漫长。”

中共酷刑示意图:锁地环
中共酷刑示意图:锁地环

“还有一次是一个男恶警姓王,在我被蹲铐时走进来,二话不说拿着高压直流电棍就下毒手。电棍一碰手铐,手铐就放出蓝光来,通向全身。我被电得全身抖动,又疼又麻,感觉五脏六腑都在身体里颤动……”

张锦英女士,五十五岁,保定市人,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二日被非法劳教,在石家庄劳教所、保定劳教所、高阳劳教所遭受种种酷刑。她诉述说:

“我被电得拼命扭动身体,季主任招呼来几个男警提住我手上的铐子把我上半身吊起来,杨和季某每人蹬住我的一条腿,又开始电我双脚,我在痛苦中大声念法,他们就电我的嘴,我被电得话不成句,这样折磨一个多小时,又问我炼不炼,我说炼。

中共酷刑示意图:电击
中共酷刑示意图:电击

“杨泽民又抱来一个铁盒子说是手摇电机,把两根铜线分别拧在我的两手大拇指上,开始猛摇手把,嘴里还恶狠狠地威胁谩骂……我被电击得失去了知觉,昏了过去,他们往我脚上倒凉水,将我浇醒,问我炼不炼?我已经被折磨得筋疲力尽,只是点了点头,他气急败坏的又折磨我,杨泽民边电边骂……手中的电棍‘嘶、嘶’的在我身上电个不停,一直折磨了几个小时,手腕被提着的铐子吊上体的时候手铐勒进肉里去了,大拇指下边的骨头也露出来了,脚上的踝子骨由于电脚心脚面时拼命扭动而蹭去肉皮,白色的骨头也露出来了,现在还留有伤 疤。”

根据刑法规定,江泽民犯下了剥夺公民信仰罪;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罪、非法剥夺公民财产罪、故意伤害罪、刑讯逼供罪、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利用中共邪教组织,并触犯国际刑法,所犯罪行:反人类罪、酷刑罪、群体灭绝罪等罪。因此,申请最高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江泽民向最高法院提起公诉,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和其它相关责任。

三位法轮功学员指出,江泽民滥用职权和国家资源,在中国发起并维持这场对善良民众的迫害长达十六年之久,对法制和民心的践踏也持续了十六年之久,耗尽了国力、财力,摧毁了道义良知,使中华民族的道德陷入空前危机。希望最高人民检察院立即把江泽民绳之以法,让“真、善、忍”回归中原。

  • 附录1、张霞女士所述的控告事实与理由

  • 附录2、徐秀枝所述的控告事实与理由

  • 附录3、张锦英女士所述的事实与理由

  • 附录1、张霞女士所述的控告事实与理由

    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曾患多种疾病,如头痛、牙痛、健忘、神经衰弱、痔疮、妇科病常常痛苦难言。每次发工资后都要先去药店批发购买药品。丈夫又下岗了,同时上有老,下有小,使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一九九八年我喜得大法,炼法轮功后所有的病很快都好了,谁见了都说人更年轻了。而且婆媳融洽,家庭和睦。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电视、报纸开始了铺天盖地的诬陷宣传,煽动仇恨。知情人都知道没有一句是真话。古人都说:“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摆脱了疾病痛苦的我能不去凭着良心说句公道话吗?再说上访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一九九九年年底,去北京上访,想说明真相,还没有找到信访局就被劫持到北京派出所,把口袋里的五百多元钱搜走。把几十个法轮功学员,不论男女都关在一间屋子里,还不让上厕所。期间,还单个提审、逼供,强迫把身上穿的衣服脱光。后来,被转到驻京办事处,把我们铐在暖气片上,单个提审,一天一宿才得以回家。

    二零零零年单位多次让写保证,尤其是到所谓的敏感日(如:两会期间、四二五、七二零、十一、元旦等),甚至还不让我回家让人看着我。土地局不顾我家孩子小、又是女孩住在村外,无所顾忌的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被逼无奈,又一次进京上访,被劫持到满城看守所。恶人又一次把我的钱搜光。多次被非法提审、逼供。我绝食抗议,身体受到严重伤害,不得已才放我回家。

    二零零一年邪党“两会”期间,单位不但逼我把书交出来,还不让回家,又把我看管起来十几天,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单位的行为给我和孩子、丈夫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和摧残。丈夫本来很支持炼功,但由于不断骚扰和迫害,丈夫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也由支持变成了反对,把大法书和磁带都烧了,甚至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相逼,想让我放弃修炼。无奈,又一次去北京上访,被关在顺义县看守所。被单位接回后送到县看守所(所长是王新斋)。我绝食抗议,公安局副局长魏占良指使小武警强行灌食,身体出现危险,十几天后。看守所勒索家人二百元钱才让我回家。

    回到家也不得安宁,在土地局局长姚小松的授意下,副局长李悦新、王胜利、高常进、纪检书记张玉恒、办公室主任郑金辉多次到家逼写不炼功的“保证书”。我不写,姚小松又派国土所所有人员轮流到家看着我,严重干扰了我一家人的正常生活。妹妹的生意不去做也在家陪着。致使丈夫生意不能做,不得已陪着钱把羊和兔子卖了,把鸡也送人了,经济损失好几千。公公也因惊吓、担心,病情加重。他们的行为给我和家人的身心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巨大摧残

    二零零一年四月初,蠡县各单位都在逼迫法轮功学员写所谓的不炼功的“保证书”,蠡县一名法轮功学员在一群恶人的逼迫下,情急之中从楼上跳下。单位竟以此为借口,说我在家不安全,副县长李志刚和土地局局长姚小松带领十几个人把我娘家围起来了(因刚从看守所绝食回来父亲把我接到娘家养养)。说什么把梯子放下来,把刀和剪刀也拿出来,说怕我自杀,家里人好话说了一大堆,他们也不干,不顾我身体虚弱,还是要强行带我走。最后让妈和三婶陪着还是把我们劫持到了县招待所。到了那里,公安局政保股李淑娟在那里等着。窗户钉死也不让出门,轮流给我做“转化”洗脑。当时政法委书记是陈永华,公安局局长是段荣才。单位十几个人陪着在那里又吃又喝,到现在还扣押着我好几个月的工资。非法关押了十几天才让回家。

    回家后没几天,土地局国土股股长周良才和公安局政保股王军昌又把我骗到公安局,非法劳教三年,后送到保定劳教所。后来我的家人去单位要人才知道我已被送到劳教所去了。父亲半个月吃不下东西,本来瘦弱的父亲更苍老了。我从小跟着姑姑长大,姑姑听说我被送劳教所了,血压升高,住进了医院。公公也因长期担心,精神压力太大,旧病复发,于二零零五年也去世了。

    在劳教所对我罚站折磨,长期奴役劳动。当时保定劳教所长是尹所长、女队队长是闫庆芬、李秀琴、张国红。吃的饭里都有辣椒面。来往信件她们先拆开然后才给我看。每天被强迫看诬陷大法的录像。还每天强迫写违心的“心得体会”。蠡县公安局陈贵星、王军昌多次到劳教所对我非法提审、逼供。在家人的多方求人活动下,才被放回家。

    回家后,我多次要求上班,姚小松不同意。后来换了高常进当局长才让上班。至今单位还扣着我好几个月的工资。后来又换了两任局长,我曾多次找过他们(前任局长张会强和现任局长崔泽虎)要求补发扣押的工资,他们都推说是前任的事,没办法管。上班后,610的徐永刚、田利辉还经常到单位施压。让我上交身份证,骚扰、恐吓,让单位派车,说什么有炼法轮功的单位就得派车,说用就用。

    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三日,蠡县610提前拟好名单,伙同公安局动用所有的警力,晚上七点统一行动。恶人又一次企图绑架我,我幸好走脱。当时,家里老人(我的姑姑)脑溢血已经瘫痪,丈夫说老人二次脑溢血谁负责任,他们仍不顾劝阻不出任何证件,非法抄家,把家里的打印机、耗材、老师法像和几本大法书都抢走了。老人受到惊吓,既担心亲人的安全,又害怕恶警的凶狠,病情加重,被送保定二院治疗。

    在县政府、蠡吾镇强行征地时,(因为父亲不支征地钱),他们就派人到我单位恐吓、威胁,以炼法轮功为由,不支征地款就别上班了(他们低价征农民的地、高价转让从中牟利)。


    附录2、徐秀枝所述的控告事实与理由

    我是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我开始修大法的原因很简单――没钱看病。当时严重的肛裂,疼的我每天上厕所就象上刑一样,那时我经常想:谁要给我治好了肛裂,我立马给他磕一百个响头。紧接着又来了妇女病、胸部疼痛,更是雪上加霜,昂贵的检查费和药费,我看不起,找了个偏方还是骗人的,我感到我的人生走到了尽头,我抱着儿子泪流满面,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无奈,我体会到了绝望是什么滋味。

    求生的本能使我想起了气功,一九九七年我有缘得到了一本《转法轮》,按照“真善忍”修炼后,我发现重德行善、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是一件高尚且快乐的事情。我不再和婆婆怄气了,婆婆夸我象换了个人似的;在单位里任劳任怨,利益上也不计较;有一次单位长工资,有长一级的,有长一级半的,只给我长了半级,我一笑了之;还有一次在单位收了一张百元假币,我把它撕了,自己拿出一百元补上了,别人说我傻。

    我只是真修向善的亿万大法修炼者中的一员,大法的传出普遍使人心归正,道德提升。然而江泽民以小人妒嫉之心,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选择了与“真善忍”对立,利用职权,开动全国国家机器残酷打压。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晚,我去北京上访,在定兴县被截访,我单位所属商业局(现改名贸易局)在保定商业宾馆监禁我两天,局书记(女)给我谈话,逼我写思想认识,我如实的写了我对大法的认识,她看了说我“中毒”太深。后来我丈夫把我领回家,丈夫的单位也不让他上班了,让他在家看着我,局里、单位里也派几个人来对我“帮教”洗脑,我在那一段时间感觉快要被逼疯了。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因上访无门,我就到天安门广场打坐炼功来表达心声。被抓后,经由前门派出所到保定驻京办到保定我户口所在南市区派出所,最后把我非法拘留十五天,并说如果不写保证书,再延期十五天。刚好一个先我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被延期半个月。哥哥来看我,说他要入党升职,她女儿过几年要考军校,因为我被株连,问我还炼不炼,我知道我说炼他会打我,所以我不说话,被问急了我就说了一句炼,他打了我一拳,他还要打我,一个警察过来了,他没再打。

    过了几天,丈夫来了,让我在他事先写好的保证书上签字,他怕我长期被关押不能回家,儿子那么小需要照顾。我不签,他象疯了一样抡圆了胳膊左右开弓打我的脸,我和丈夫结婚六年来,他从没有打过我一下。远处警察看见了才制止了他。

    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八日新年前夕,我带着自制的横幅“法轮大法是正法”在天安门广场展开。我打开后又有好多法轮功学员把横幅打开。我被强制上了一辆依维柯警车后,车上窗帘都拉下来了,一个警察开始暴打一个小伙子,我下车时走到门口,那个警察突然打我,一拳打在腮部,我脑袋“嗡”的一下,感到天旋地转,差点摔在地上,我扶了座椅才没倒下。紧接着一拳一拳的打过来 ,我被打的气都喘不上来。共打了我四拳,最后我长长的吐了一口气,他看了我一会,让我下车。下车后我感觉嘴里咸咸的,吐了一口血,然后就进了前门派出所。

    到了一个屋里,要我报姓名,我不说,一警察过来又打我的脸,我忍不住哭了。一屋天南海北的功友都哭了,都谴责警察打人不对。打人警察被别的警察轰出去了。当时有一个山西的年轻小伙子,也不说地址姓名,两个警察叫他上楼去,就听楼上“咕咚”“咕咚”的声音,一会儿这位同修满脸泪痕下来了,衣服不整,领带没了,头上往下流血,他说警察把他衣服脱掉打的。

    后来我又被带到一个带护栏的监禁室里,里面有很多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走一拨,来一拨,我们这些打横幅的一直没让走。一个警察隔着护栏往人群里吐唾沫,后来又打开台式电风扇往人群里吹冷风。

    第二天早上五点左右,一个男的年轻同修坐在地上打坐炼功,身后是墙,一警察开门进来,一脚踹在那个学员胸口上,那一脚踹的实实足足的,后背是墙,在场的同修都很动心,不知谁说咱们炼功吧,我们站好开始炼动功,值班警察进来对着几个人乱踹一气,出去了,我们接着炼,他又进来挨个踹,他出去了我们还炼,他拿手铐两个人铐一个,铐在护栏上,我们还接着炼,他又铐了两个人,我们继续炼。这个时候换班警察来了,说:让他们炼吧。然后对我们说:别没完没了啊。我们好多人哭了,哭着把一、二、三、四套功法炼了一遍。

    那一次给打横幅的法轮功学员都照了像,手里拿着横幅。在那里呆了两天,没人给水喝,也没人给饭吃。保定南市区让我单位到北京接我,路上领导说单位不景气,这一次次上北京花了不少钱。不久我被单位开除公职。

    这次我被非法关进看守所,我用绝食来抗议对我的不公正对待。绝食绝水到第三天,我身体开始燥热,外面数九天寒,冰柱子吊在窗檐下、房檐下,那年很冷。我半夜值班时上身就穿着一件秋衣。白天我坐在窗台边上挽起袖子把胳膊放在冰凉的窗台上,有时把脸也在窗台上冰一会儿。五六天后,我躺在睡觉的大通铺上,身体难受的翻过来,调过去,两手使劲抠床单,每一分每一秒都那么难捱。最后那天晚上睡觉时我没有脱衣服,因为我感觉明天早上我可能起不来了。我的脸已变色了。白天有同修劝我吃口苹果,我没吃。睡觉铃响过之后,女监负责人马队长象风一样从外面进来冲到我跟前,问我怎么样。我说:我是法轮功学员,死不了。我是咬着被子说的,嘴打着颤,浑身抽搐。我的状况把她吓坏了,她一下子从大炕上跳到地上喊:你快要死了,你知道吗?你快要死了!120来了,医生摸不到脉,血压高压四十,没有低压,看守所连夜让派出所和我丈夫把我弄回家。

    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二日,我和几个同修又去北京打横幅,被绑架到保定驻京办,我们不报姓名地址,驻京办主任,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对我们大打出手,他用手打我的脸,打一顿问一次:说不说?我咬着牙就是不说。我不知道被打了多少巴掌,脸呼呼象冒火。陆续有各地驻京人员过来认领,认出一个连拉带打弄走一个,我们手拉着手坚决不分开,可是那些人高马大的壮男对我们大打出手,过程中还把我们铐在烫手的暖气管上。那天晚上整栋楼弥漫着沉闷的气息,据说一个楼的人都没睡觉。

    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六日,我最后一次去北京打横幅,被关进了保定看守所。这一次因为保定法轮功学员老去北京打横幅,不知惹恼了北京哪位领导,罚保定各个公安分局,一个打横幅的罚款一万,我所在的南市区被罚了七万。这下他们翻脸了,派出所里全班人马到看守所,所长丁剑平(音)亲自对我下手,他见我后就开始噼噼啪啪左右开弓打我的脸,一拳下去我就感到眼角不舒服,眼泪从眼角流下来,好象泪腺被打坏了似的,他打一会儿,歇一会,还揪住我的头发往墙上磕我的后脑勺,用皮鞋踢我的腿,踢在骨头上痛的我直咧嘴,最后打的我脸上都是血丝,往外溢汁。同修见了都掉眼泪,连女号队长看见了都生了气。后来派出所的人再来提审我们全体法轮功学员都抵抗。

    一个多月后,也就是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三日,我和七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关押在石家庄劳教所四大队,即女子大队。新人到劳教所三天的才让正式出工干活。这三天我在宿舍里看到院子里每天都有踢正步走的,老少都有。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拒穿劳教服,拒绝劳动改造,说:要把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改造成什么样的?往哪改呀?开始有八九十人参与,每天都有被叫到办公室几个人用胶皮棍打,用电棍电,上绳,到我去的时候正好一个月了,还有十九个人在坚持着。我的心一直沉了,我做梦都想不到劳教所如果恐怖,堪比地狱。

    三天后,法轮功学员们开始绝食,包括我,队长让我在厂房外站墙根,从早上站到晚上,回宿舍后站宿舍里,熄灯时结束。我的腿站的又粗又肿,有两次勉强没晕倒。后来把我弄到新成立的五大队企图进行转化,因为我们天天炼功,所以被脚踹、打嘴巴、揪头发,挨打受骂成了家常便饭。

    二零零零年七月三十日日,保定劳教所成立女队,我被转到保定劳教所。在保定劳教所我们受到了非人的折磨。有一次灌食,我被姓杜的男狱医(从精神病院调来的)按倒在床上,头被按在床头横杠上,半坐半躺式的,一伙吸毒、卖淫、诈骗犯,有摁住我胳膊的,有摁住我腿的,有捏住我鼻子的,杜某按我的头,用钢勺撬我的嘴,往嘴里灌玉米粥,灌满嘴后一劳教犯用卫生纸捂住我的嘴,一个劳教犯用拳头砸肚子,我觉的我的五脏六腑要砸裂似的,疼痛难忍,又象是要从肚子里跑嘴里要被砸出来似的,动又不能动,鼻子嘴被堵着,灌的东西咽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我觉得我要窒息了。我拼了命的挣扎,我得空扭动了头,脑袋一歪,那个捏鼻子捂嘴的把手一松,我嘴里那口粥“扑”一下全喷在那人身上,她气急败坏的“啪、啪”就打了我几个嘴巴,我长长的出了口气。然后又接着灌,弄的我脖子、胸前全是玉米粥。他们折腾够了我后,让我先站一边,用同样方式灌另一个功友叫张荣杰(现在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女子监狱)的,不同的是他们用拳打她的肚子,然后又用脚踹,我看见他们那扭曲、变形的脸,象魔鬼一样。我心想拳头砸都这么难受,这用脚踹,不把她踹坏了吗?我知道我去拦她们,她们会打我,可是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我过去拉住那个用脚踹的人说:“你们不要这样,会把她踹坏的!”这个犯人放下她转身对我就过来了, 她已经失去理性,失控了,不分鼻子、脑袋就打了过来。打完我后她拿起鞋来揪起张荣杰就打她的脸、头,两下就把她的假牙打飞了,打人的鞋子也打飞了。 我们四个人一人一身玉米粥,也不让我们洗衣服,我们换下后别的功友帮洗了。

    就是这种灌法,涞源县法轮功学员马占梅玉米粥进气管后当场死了,张义芹被灌坏了肺或是气管,不久也离世而去。雄县马青霞也被灌坏了肺,离她两米远都能闻到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臭味。

    我因拒绝看诬陷大法的录像而背法,大队长李秀琴,指使几个犯人对我连打带骂,打我的脸,有一个人拿来一个竹板,一寸多宽,打我的脸。它们用脏布塞我的嘴,脱下带臭味的鞋 捂我的嘴。晚上是指导员闫庆芬值班,她把男队队长们叫来,把我从屋里叫出去,其他人进屋打人去了,屋里有二十左右不轮功学员,男队长好象是姓王,问我为什么不看录像,我说我是师父的弟子,怎么能看诬陷师父的录像?他拿电棍噼里啪啦的打火花,火花在黑暗的楼道里闪着刺眼的光,我被吓了一跳,我这是平生第一次看见那玩意儿。然后他说你想试试吗?我说试试就试试。我就要往屋里走,女队一副队长一把把我拽住说:让你到那边去!把我拽到一边。这时张荣杰出来了,我看见她胳膊上有几处小红点,我问她:他们电你了吗?她说嗯。紧接着我们就被拉到楼梯口,两手被铐在楼梯横杠上。闫庆芬和男队长们冲到屋里,对屋里二十左右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我听说闫庆芬一巴掌就把定兴史淑芬打晕过去了。

    一会儿陆续有六个人被拽了出来,都铐在了楼梯上。闫庆芬拿着一把绳子对我说:这是强制机关,我不让你炼你就怎么着?我说:你把我铐在这里,我也没怨你恨你,你是这里的警察,你干你的,我是修炼人,我干我的。她翻来覆去问我,我就翻来覆去的那样说,她是想找借口制裁我,最终没找到,气急败坏的她跑了,一会儿又拿着手铐来了,对站在楼梯中间的史淑芬说:走,我让你吃点苦头。把史淑芬弄了一个大板铐(能致残的一种酷刑)。我们就这样被站着铐着,一站一天,站的两腿酸疼,脚后跟闹心的疼。

    第一个晚上双手铐在楼梯上,正好对着窗户,寒风刺骨,就那么站着,我们就大声抗议,才让我们坐在楼梯上,双手仍铐着。有功友要送给我们衣服,执勤队长不让。我们就这样冻着,坐一会儿屁股就痛得受不了了,就蹲一会儿,有时打个盹就痛醒了。后来冻得连睡觉的意思也没了。

    又一个晚上睡觉就睡在楼梯台阶上,一只手还得铐在楼梯上,同修李会茹铐的离我最近,她心疼我,让我在楼梯上睡,她在台阶上睡。

    四天后我被中队长张国红带回教室指着电视问我看不看,我说不看,她就把我铐在上下铺的床上,两臂向两边伸直,象耶稣受难状,那滋味非常难受,一会儿胳膊就受 不了了。胳膊要放松,手铐就勒进肉里,痛彻心骨,要是支撑着,一会就似千斤重。我咬着牙坚持着。一个绝食的也被这样铐着,一会就晕过去了。

    从早上到中午我就被这铐着。中午吃饭后,闫庆芬把我和楼梯上铐着的同修们铐在楼道的大铁门上,两臂高高的吊着,比上午那滋味还要难受,非常闹心,甚至恶心。

    五天后,我的右臂就抬不起来了,半残了。一个人五十五岁的老同修,被吊的半个身体发麻,不能动弹,这样了还不放过她,让她坐在地上铐着另一只手。当劳教所头头们到女队巡视时,我质问他们:“我们是修真善忍的,把我们铐残了,你们于心何忍?”一人说:“这是强制机关,不听管制就不行。”

    很快高阳县也成立了女子劳教所五大队,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三十日,我和十四个功友又被转到了高阳。

    第五大队长杨泽民,男,四十多岁,天天叫嚣,把你们打死了,一把火烧了,还得让你家人给买骨灰盒,折磨法轮功学员的手段下流,酷刑惨不忍睹,象钉子钉脚心,手摇电话电人,高压电棍塞进嘴里把舌头嘴里烧烂,打昏死过去用凉水浇醒,沾着水电人,大埋活人,灌大便,电手心、脚心,等等。这是一群披着人皮的豺狼,毫无人性。在我们女人面前无耻的说:“打得你们血从裤子里流出来。”

    我第一天到高阳,看到院子里都是一瘸一拐的人,互相扶着,觉的高阳劳教所挺好笑,收了一群拐子劳教犯。第二天一大早,有值班同修悄悄告诉我:昨天你们一块儿来的,分到第一个屋的被打了,我问:“你怎么知道?”她说:我们来了后就是一个屋一个屋的半夜提出去打。

    后来又从石家庄劳教所转过来二十四个同修,那天晚上不知多少根电棍,噼噼啪啪闪着火花,灯都被拉灭了,只看见火花在闪,滋滋电人声, 恶警的嚎叫声,电棍不分鼻子、嘴、眼睛,触到哪就电哪,整整一宿,天刚刚亮就把她们转到专打人的那个厂房里接着打。

    一个老太太被折磨晕过去了,恶警说她装傻,用脚踢她,又电她几下,发现是真的才住手。整整三天,她不知道是在阳间还是在阴间。把她弄回大院后,她才慢慢转过神来:“噢,是在阳间。”

    因为抵制改造,我曾三次被带到一个荒芜破败的厂房里二十四小时蹲铐,让人蹲在地上,两臂向两边分开,地上有铁环,两手就铐在铁环上。这种酷刑很难受,半天不到,腰、背、腿酸疼,恶心呕吐,腿、胳膊肿得象充了气似的,手铐勒进肉里,不让睡觉,刚一打盹,一边的队长就喊一下。在那种情况下一分、一秒都是那么的漫长。恶徒杨泽民的司机房豹,男,三十多岁,专业打手。他把电棍插入我的后背,要我把煤球说成白的,把旁边的方凳说成是圆的,还对我说:韩玉红(涿州法轮功学员)不说,我打的她吐血,问我说不说,我正气凛然的说:“你作为人民警察,以教育人改造人为本职,是应该以身作则的,你怎么能让我把煤球说成白的,把方凳说成圆的呢?”恶警被我的正气所慑,嗖的把正准备电我的手缩了回去,气急败坏的围着我转圈,然后又让我说。我说:“你这样对待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呢?我不希望你这样对待我。”他又一次象触电一样把手缩回去。然后又问我,如此三次,最后无可奈何的把电棍从我背上拿去,走时恶狠狠的扔下一句,“晚上再来收拾你。”

    还有一次是一个男恶警姓王,在我被蹲铐时走进来,二话不说拿着高压直流电棍就下毒手。电棍一碰手铐,手铐就放出蓝光来,通向全身。我被电得全身抖动,又疼又麻,感觉五脏六腑都在身体里颤动,难受得生不如死。电的我蹲不住了,我就爬在了地上,往两边滚动着身体,用衣服压住一边的手铐,他就跑到另一边电另一只手铐,我就又滚爬起来再压住,他就来回跑,如此多次后,他让我蹲起来,我起来后,他又电我,我就又爬在地上,反复几次,直到我心脏剧烈跳动,喘不上气来,全身像虚脱了一样,爬不起来了,他才罢休。这时我才感觉到手铐已经发烫,手铐勒进了肉里往外流血,骨头疼了多少天后还不敢摸,我的纯白色羽绒服都成黑色的了。

    二零零一年二月丈夫(在中国工商银行保定支行工作)带着新市区法院的人到高阳劳教所跟我离婚。原因是去年要提他当处长,因为家属炼法轮功,他被剥夺了升职的机会,再加上我被非法劳教,他每天借酒浇愁,最终决定离婚。法院在我不同意的情况下给了我一份离婚判决书。也就是说我以上所说的丈夫按现在来说是我的前夫。我的儿子在学校受尽了同学的嘲笑,嘲笑他有个炼法轮功的妈妈,他经常跟同学打架,因打架转学、留级。二零零三年我从劳教所出来后,看了儿子一次,他的后妈知道了对儿子又打又骂,我在门外听着,从那以后我不再去看他了。

    二零零一年六月,刚从高阳劳教所出来二十天后,我又一次被绑架,是保定先锋街派出所干的,卢五锁是大队长负责酷刑逼供,这一次我精神上受到了很大打击。

    在看守所,因为绝食和喊口号,我被砸了大镣,脚上十斤的大铁疙瘩和两手连在一起,走路直不起身子来,上厕所得有人帮忙,脚腕上硌出血,晚上睡觉刚一迷糊就疼醒了,雄县王小书被关进铁笼子里,状况更为凄惨。

    一天新市区的什么人有十来个扛着摄像机来了,把当时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都到一个屋里去,我一看状况不对,我就蹲在地上,无论他们怎样威胁恐吓我就是不站起来,也不说话,僵持了半天,他们说你走吧。我戴着大镣一步步往回挪着走的时候,不知道对我录像了没有。

    后来一天让我们都出门上了一辆卡车,每辆车中间是法轮功学员,两边各一个罪犯,很快我明白了,这是要拉我们游街,我放开嗓子在大街上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车上警察吓坏了,威胁我,用事先准备好的毛巾堵我的嘴。我挣开后接着喊,我这样喊了一路,最后他们把毛巾勒在我嘴里绑在脑后。到了五一电影院门口,那里人山人海,我看到那么多人,我使劲挣开毛巾放声大喊,那两个人一下子就把我摁倒在车厢里,其中一个说:你再喊就把你的下巴摘掉。紧接着他们把我推下车弄到一个屋子里,原来外面要开公审大会。因为我这一路喊,他们不敢让我上台,连其他几个女同修都没让上台。

    后来又被非法劳教两年,直到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我从劳教所出来,这种非人的生涯才彻底结束。

    出来后我无处可去,也就开始了我的流离失所生活。其实流离失所的日子比在劳教所的日子也好不了多少,仅二零零三年一年里我就搬了五次家,帮别人搬了两次,共搬了七次,那个累呀,牙疼、气短。保定市时不时的地毯式清查房屋,登记注册,我搬家也就成了家常便饭,今天住这里还好好的,明天就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了。

    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我到棉纺厂小区串门,被蹲坑的警察绑架到花园里派出所。一到派出所我就想:无论他们怎么对待我,我就看自己错在哪里,但是无理的要求迫害我都坚决拒绝。主要负责人曹巨光,非常兴奋,给人的感觉就是有了升官发财的机会了。他们让女警搜身,我拒不接受,但还是把我戴的mp3抢走了。后来问我姓名,我拒不回答,晚上四五个警察熬我,不让我睡觉,我一打瞌睡,他们就在我耳朵里放象是鬼叫的声音。有一个特别凶的人恶狠狠的让我站着。他们给我照像,我不让照,折腾半天没有照成,晚上曹巨光用手机在骗我跟他说话时偷偷的给我拍了一 张,他们在网上认出了我。

    认出我后,曹巨光凶神恶煞的冲进屋来,把我铐在一把椅子上,用钥匙戳在我的下巴上,恶狠狠的问我住在哪里,都认识谁,我拒不回答,曹巨光把椅子推倒,我就只能蹲在地上。后来,一帮人用黑塑料袋套在我头上,把我劫持到一个偏远的地方,服务生都是军人,我所在的房间有两张单人床,一张写字台,有沐浴等,有两个象是安全局的人非法审问我,其中一个人非常阴毒,往我的脸上吐烟圈,从我被绑架那天开始我就一直没吃没喝,他们提着我的下巴灌我水,我就喊法轮大法好,这人就打我脸,拿苍蝇拍拍我。他们想让我给他们当内奸,达不到目的,就把我拉到涞水看守所,说是让我吃点苦头。

    三天后,卢五锁(可能是新市区国保大队长)带着一帮人到涞水看守所提审我,在得到零口供后,他们又把我拉回保定,先弄到我一个洗脑班(我们叫它棉纺厂小白楼,好多法轮功学员在那里被酷刑转化),后来又把我弄到棉纺小区里的一个明星旅馆,晚上半夜十二点了,他们把我铐在椅子上,想熬我,我没同意。第二天早上五点我从旅馆里自己走脱了。

    这次的损失很大,我的住处被他们找到,包括别人刚刚放到我那里的打印机和书籍等,具体损失有:一千元现金、一个mp3、一个二手笔记本电脑及无线上网卡、移动硬盘一个、三星打印机一台、一个1020打印机、钉书器、切纸刀、我的户口本、一个师父法像及香炉、一整套大法书籍及其他大法书籍。以上合计共计价值八千多元。

    二零零七年七月,中央开十七大前维稳,保定又开始对修炼人大抓捕。七号那天我去一同修家串门,中午一点突然闯进一群警察,进屋就开始翻箱倒柜的抄家。他们摁着我下楼,我就使劲喊“法轮大法好”,一个警察一下把我摁在地上,两手拧在后背上。把我塞进车里,那个男的还在摁着我,我说:你都把我塞进车了,你还摁着我?他才松手,我的手腕被攥的青紫。我俩被拉到片派出所――韩北派出所。他们问我是谁,我不说,恶警李义,对我打耳光,而另一个恶警,我对他说了一句: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他却对我打耳光。他给我的印象好象是在练习打人,因为他表情并没有那么恶。警察让我站好,我不站好,他们就打我,晚上不让我睡觉,让我站了一宿,我不配合,他们就打。同修的家属晚上去看她,和值班警察闹了起来,然后走了。 值班警察打电话给所长,因为要开十七大了,所有警察都是二十四小时值班。所长带领大队人马回来后,问我他是谁,住哪儿,我不说,然后他们把我弄到楼上,一大群警察把我围住,对我大打出手,打我一番又问我说不说,我说死都不说,所长抬屁股走了,那个练习打人的警察打了我一嘴巴才走。

    第二天,保定看守所因为关押的人太多了,就把我们送到定兴县看守所羁押。我绝食过程中心脏病突发,每时每刻都有生命危险,看守所就催保定把人弄走,韩北派出所就把我拉到石家庄劳教所意图劳教,因为检查身体不合格,又被拉回韩北派出所,但是新市区分局不想放我回家,我一直在派出所呆了一晚上,早上我躺在水泥地上口吐白沫,不得已才让我哥哥接我回家。

    本来我包里有七千七百五十元,可是他们抢走我的包后点数时一下就成了五千五百五十元,少了二千元,这二千元不知哪里去了。我出来后曾经去派出所要那五千多块钱,他们一直没给我。

    我没有身份证,户口本,在当今时时事事离不开身份证的年代,给我的生活以至生存带来了很大的不便,没办法,从二零一零年起,每年都去我户口所属派出所南关大街派出所办理,所长李强、户籍民警孙立民,好说歹说就是不给我办,理由是怕我有什么事端掉他们的饭碗。还告诉我说:我给了你身份证你也用不成,你在省黑名单上呢,你到银行存钱都存不了,坐车更不可能。我觉的一个人不能利用职权、用自己凭空想象的东西给别人制造困难;我也一直搞不明白我怎么就上了那么严重的黑名单呢?


    附录3、张锦英女士所述的事实与理由

    一九九八年一月我幸遇《转法轮》一书,一夜读完,大法法理清洗我的心灵,净化我思想,清理我那业力满身的身体。当时,我血压一百八十~二百四十,心脏不好,脾气暴躁,爱指责别人,自私,跟别人吵架是常事,以前与丈夫三天两头打,早早离了婚;学炼法轮功后,我处处按真善忍做好人,说话考虑别人的感受,做事不伤害别人,做买卖再也不给小份量了,与兄弟姐妹不再为一点小利争了,八十多岁老母亲我一人照顾,前夫卖房要我签字,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小姑子都说你太老实了,我说我修炼法轮功了,不能为了利益伤害他人。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清晨,我去广场炼功,警察把广场包围了,数不清的警察把炼功人的队形包围住了,在炼抱轮时感到警察的拳头挥舞的风声都感受到了,打坐时,警车喇叭噪音象刮铁的声音刺耳,后听说是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说是×教,不让炼了,对我来说 真是晴天霹雳,教人向善、首先高尚做好的高德大法不让学了,这怎么可能呀?政府一定是弄错了,到北京上访,被警察便衣抢走大法书,被殴打辱骂,关在丰台体育馆,不让上厕所,不让吃饭,非法搜身,抢钱和贵重物品,送回保定洗脑迫害。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我一人去了北京永定门一号,信访局,但信访局门口的牌子摘掉了, 没有挂牌,大门口周围有很多警察、便衣。我刚到就被盯上了,被保定公安抓回保定,我就给他们讲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他们说:“我们也知道这个功法好,可是江泽民不让炼,我们也没办法,我是吃这碗饭就得管你,你说不炼了,我就放你。我没有答应,表示坚决修炼法轮功,这样被非法拘留了十五天。违法犯罪直接单位:保定北市区和平里派出所警察田靖。

    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我去北京,刚到天安门广场就有警察问我是炼法轮功的吗?我说是,那人就打电话叫警车抓我,我平静地对他说:“你们 为什么抓我?国家并没有规定炼法轮功的不许来天安门。你这样做是侵犯人权。”那恶警恶狠狠地说:“你等着,一会儿我再让你讲理。”车开过来,他们把我死 拉硬拽推上车,把车窗帘放下(怕人看见),他开始打我,揪着我的头发往车上撞,另一个说别把玻璃打碎了,他便又开始打耳光,打了很长时间,累得该恶警直喘 粗气,打累了,手扶着车座,又用脚踹我的小腹、胸口和头部,嘴里还恶声恶气骂着不堪入耳的脏话。

    我当时被打得头昏目眩,眼前一片漆黑,心里只是反复默念 “真善忍”。和我同车被抓的还有深圳一名大学生,他同样遭受了如此对待,他的脸被打得又红又肿,恶警还污辱他说:“你不有师父保护吗?怎么不来救你呢?我 就是要打死你们,看你还炼不炼?”抓一车法轮功学员,就送前门派出所,那天光前门派出所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至少三百人。我被保定驻京办的人接回之后,被送到和 平里派出所。那个叫田靖的警察,在暖气管上铐了我一夜。审讯时又对我大打出手,说我给他们添麻烦,问我为什么去北京,我说:“从电视上看到非法判 王治文等几个人的刑我不服,我认为不对,他们只是义务为大家服务,并没有犯罪。”他说:“原来你是为法轮功喊冤叫屈呀!”我说是,我们炼功人都屈,电视上 说的全是骗人的谎言,都是假的。他便对另一警察说打她,狠狠地打,就用警棍打我的手、胳膊、后背,多处青紫,用脚踢我的腿,疼得我当时倒在地上起不来。就这样我又被非法拘留了十八天,被他们踢伤的腿痛了很长时间都是青色的,走路拐了好多天。

    违法犯罪单位:保定市北市区和平里派出所恶警田静,还有一男警。

    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六日,约有三十几个人,拿着写有“法轮大法好”的大横幅,在天安门广场高呼:“法轮大法好”,几分钟后,跑来很多警察,便衣和警车,把我们包围,要抢我们手中的横幅,我们几十双手紧紧抓住横幅不放,警察因长时间抢不走横幅,又有很多围观群众,还有的在给我们照像,就气急败坏地把法轮功学员推倒在地,穿着皮鞋在我们身上和抓着横幅的手上乱踩一气,在我的头上乱踢,我疼得失去了知觉,被他们抬上车,我醒来看到功友们和警察抢横幅,我又从 车上下来去保护横幅,一恶警指着我说,就她刺头,狠狠地打她。恶警们就蜂拥而上,对我猛踢猛踹,手、手腕、胳膊、身上,伤痕累累,青一块,紫一块,右脸上被踢了一个大紫包,肿得象大馒头,眼睛成了一条缝,什么也看不清,嘴唇被皮鞋踢烂了,下巴骨也被踢伤了,十几天张不开嘴吃不下东西,只能用管吸流食。被关到前门派出所后,一恶警正在刷牙,满口的牙膏沫往我脸上喷,说我影响了他睡觉了,对我进行人身攻击,骂脏话,污辱我人格,打我耳光,逼我说地址,我坚决不说。最后被驻京办的人认出来,把我带走。

    二零零零年春节还有三天,我和几个功友又踏上了北上的车,一到天安门广场,我们就高喊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法轮大法是正法!我 们的嗓子喊哑了,一直是流着泪在喊。警察抓住我的胳膊要把我推上车,我决不顺从,就不上车,多喊一声是一声。把我抓到前门派出所,开始搜身,功友刘玉婷带的经文被搜去,恶警边撕边骂,玉婷要抢回经文,那人便打玉婷,我冲上前去推开他说:“你不能打人,她护法没有错。”恶警气急败坏说你好大胆子,反了你了,和另一恶警对我 一顿拳打脚踢,又拿来一根四棱桌腿,照我头部就打,鲜血立刻喷流出来,满脸是血,功友急忙为我擦血,止血,头部被打了二个大口子,一个一寸多长,一个不到 一寸,流了很多血,一卷卫生纸全被血浸透了,还不够用。虽然他打了我,我却一点也不恨他,只觉得他很可怜,只不过是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利用的工具而已,我一手用卫生纸捂着伤口,一边给他讲法轮功的真相,最后他似乎明白了一点,说:“如果真是你说的那样,你们师父是下世度人的佛,等 你们师父回国的时候,我用鲜花,红地毯迎接你师父,为你们站岗,为你们服务。”我说:“那就看你怎么做了,如果你以后不再打人、不再骂大法,不再撕书了, 就会有机会,否则很难说的。”。

    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六日,当时正在开两会(政协、人大),我们希望两会能重新审议法轮功有关问题,我和另外八名法轮功学员再次进京在天安门打横幅,炼功,被抓后, 送往前门派出所,后来被关押到保定看守所。

    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手续的情况下,我 被关押了七十五天,其中还有张贵婷、刘玉婷等另外六人,都是法轮功学员,

    五月十二日,把我 们发配到石家庄劳教所。正值中午,值班狱警启用一个叫段淑英的女流氓搜我们身,搜走我们的经文,在那里关押了一个多月,(一、三、五大队)法轮功学员受尽折 磨。除了上厕所和洗漱哪儿都不许去,二十四小时在屋里坐着,不许和其他功友说话,看见就拳打脚踢,不服就吊铐,两脚尖着地,双手被铐得失去知觉,一铐十几个 小时,嘴稍一动就认为是背经文,便打耳光,每天早上谁炼功谁遭毒打,惨叫之声接连不断,恶警耿红军专门迫害炼功学员,他利用别的犯人想早回家的心理,让犯 人看管,谁对法轮功弟子狠,给谁减刑期。犯人段淑英等几个歹徒对我们非打即骂,一打坐,她们就上来用手又拧又掐,有的学员的乳头被掐烂,歹徒拧下阴部,大腿内侧,还把辣椒弄烂了往张荣杰等功友们的眼睛里、鼻孔里、嘴里塞,极端的剧痛使人惨叫,让人听了毛骨悚然,歹徒们的残忍程度人的语言无法形容。恶人们往 法轮功学员嘴里塞肥皂,牙膏,用过的卫生巾,用毛巾勒脖子,很多法轮功学员不堪忍受这种非人折磨,被逼绝食抗议。恶警对犯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暴行进行纵容,狱警 还残酷地给法轮功学员灌食,有一十八岁女弟子灌食的管子插到气管里去了,还给她灌,她拼命用戴着手铐的手把管子扯下来,才幸免一死。法轮功学员张荣杰因炼功 被吊铐,后又铐在桌腿上,不让睡觉,当时她已经绝食十几天了,耿红军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凶手,张十几天没吃东西了,还被耿红军打耳光,一打就是几十个左右 开弓!荣杰说警察打人是知法犯法,这恶警说:“打死活该,这是我的权力。”法轮功学员都被他毒打过,对保定的董春玲上过三次警绳,绳子都勒断了,又从后边 吊起来很长时间,到现在前胸两侧留有二条被绳子勒得很深的沟。白丽丽、刘新彩等因炼功被他用警棍打屁股,都打成紫黑色,局部被打烂,不能坐,不能躺。

    每天 强迫劳动,从早五点三十至晚十一点,中午不许休息,完不成任务加班,甚至到后半夜一、两点钟,只能睡三、四个小时,有的累昏死过去,醒来后也不让休 息,干活赶任务,有个不炼功的常人因过度劳累,蹬着机子干活时睡着了把手指头给机针穿透了。功友们抗议这种非人折磨,集体不穿号服,拒绝强迫劳动,要求学 法炼功。因为我们修佛向善没有罪,我们不是犯人。石家庄劳教所及耿红军就强迫法轮功学员每天走正步,练队列,体罚,站墙根,谁走不齐就打谁,用手打累了就用 警棍打,一个个被打得惨不忍睹。从起床到晚十一点站得功友们腿肿得很粗,脚肿得穿不上鞋,如此酷刑折磨一个月。

    同年七月三十日,我和保定的法轮功学员被转送到保定劳教所,那里分普管班和严管班,我和徐秀芝,张荣杰,孔会娟等八人分在严管班,不许和功友说话,上厕所也有专人盯着。不久暴徒们对我们开始了四十五天的强行洗脑。放录像诽谤师父,诽谤 大法,念破坏大法的报纸和书,对我们进行精神迫害,我们不听,不看,有几个弟子被严庆芳(女,劳教所大队长),给下令全铐在楼梯转角处,几天几夜不许睡 觉,有个功友叫刘红玉问为什么铐人?也被恶警非法铐了起来。我觉得应该抵制这种迫害,要求和严庆芳(大队长)谈话,我怀善心和她讲道理,讲善恶必报是天 理,讲宇宙大法是修佛修道大法,我们既不争名夺利,也不追求权利政治,她哑口无言,说我讲得很好,她要和其他领导研究后才能决定放不放人,结果下午就把我 和一个叫张贵婷的法轮功学员关了小号,说我俩带头闹事绝食的。小号环境阴暗潮湿,到处苍蝇蚊子,虫子成群结队在地上床上乱爬,恶臭的气味呛得人无法呼吸,年 轻的女队长来时恶心得捂着鼻子,她们怕我们炼功,每天二十四小时我的手都被铐在床头上,时间一长,胳膊很疼。手指头和手掌都失去了知觉,好象木头一样,大小 便都在床下的便桶里,二十四小时来一个队长看着我们倒一次,当时已经绝食二十多天了,因为我们绝食,严庆芳下令不许洗脸漱口,不许喝水,灌食用玉米粥,里面 放盐,烧得胃里象火烤一样,发高烧,浑身热得难以忍受,经常吐血和便血。虽然我们拒绝吃狱饭,他们故意派人每天送二个比核桃大一点的窝头及一块咸菜(小号 的伙食标准是每天二两粮食)。

    小号在二楼的最东头和男犯人的宿舍是通着的,虽然铐着我们,也仍让男牢的犯人看管着我们,门是开着的,白天通 常半小时看一次,不论我们换衣服还是大小便,男犯人随时都有可能进来看见。搞得我们提心吊胆,手因长时间戴铐,有时剧痛,有时麻木,没有了灵活性。有时半 夜醒来,看见铁笼子外边有几个男犯人虎视眈眈地直盯着我们,真令人毛骨悚然。

    这样度日如年的日子给我们的身心造成巨大伤害。在小号关押十五天,严大队长说 只要向她认错就解除关小号,我是宁死不屈坚决抵制邪恶。最后因年轻的女队长都不愿来看着我们去倒便桶,才让我俩上去。

    上楼后,(女监在四楼)和三十多位功友为了证实大法、抵制邪 恶的洗脑,继续绝食,暴徒们为了达到强迫我们放弃信仰“真善忍”的目的,强迫我们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开始‘坐板’(把方凳放倒坐着)一直坐到夜晚 十一点半,不许喝水,洗漱,不许说话,不许合眼,只许看电视,谁合眼就打耳光,或“罚站立”,屁股都磨破了。张荣杰因不接受强行洗脑,被施酷刑‘大板 铐’(将人的四肢拉直用铐子分别铐在床的四个角上,表面上是躺着,但几个小时之后,就象无数蚂蚁虫子在身体里乱爬一样,骨头缝,全身的筋,全身的肉,皮肤 没有一个地方不疼的,其痛苦的滋味无法用语言诉说,人的双手和双脚又疼又麻木,上厕所裤子都提不了,至今都有后遗症。

    这时我们坚持绝食已有二个月了,一个个瘦得皮包骨,身体极度虚弱,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以严庆芳为首的邪恶之徒丧心病狂更加卖命的摧残法轮功学员,其目的是为了多拿一点奖金,为了一己私利不惜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以达到他们向上级邀功请赏的肮脏目的。

    在一次晚上灌食的时候,姓杜的狱医(刚从精神病院调来的)在所部及严庆芳的指使下,开始对我下毒手,信队长叫我到灌食房间,问我继续绝食吗?我说:你们强迫洗 脑是侵犯人权,我是合法公民,有信仰自由和权利,你们如果不再强制洗脑,我当然可以吃饭。信队长说:那你就躺下吧!宋大夫闯过来拿一根小手指头粗的硬塑料 管子,往我的鼻孔插,而且是来回猛扎,我的口里只觉得咸咸的东西往里流,我感到不对劲,一看杜大夫面目表情扭曲着非常可怕,就象电影里的虐待狂一样,眼睛 里闪动着一种可怕的东西,这是一个十足的恶棍!他觉得还不够狠,又用一只手抓住我的头发,把我的上半身全揪起来,另一只手狠劲的上下猛扎,我只觉得头疼欲 裂,眼冒金星,大口的血从嘴里,鼻子里喷涌而出,便失去了知觉,过了很长时间醒来,全身发抖,抽筋,不能行走,脑袋感觉又大又重,痛得无法睁眼,勉强睁开 便觉天昏地暗,看人都有很多重影,手、胳膊被掐得青紫,肿了老高,疼得抬不起来,嘴唇、人中也被掐破。

    在队长严庆芳的邪恶指使下,杜大夫和 犯人李金平等四个值大班的恶人合谋残害法轮功学员,在灌食时,不用管子,用钳子撬开法轮功学员的嘴,那天他们又恶狠狠地给我灌食,其中一人抓住我的胳膊将我推 倒,后面一人揪住我头发靠在床边上,前边一人双脚用劲蹬在我的脚尖上,用拳头打我胸口和腹部,一个人撬开嘴往里灌玉米粥,特别咸,不知放了多少盐,然后用 卫生纸捂住我的嘴,开始击打我的胸口和腹部,直至咽下去为止,再灌再打,一直折磨我一个多小时。接下来又灌徐秀芝,孔会娟,张荣杰。张荣杰被灌时,因捂嘴 时把鼻子也捂住了,她受不了,拼命挣扎,喷了那些恶人一脸粥,结果遭到一顿毒打,打嘴巴子,把牙打飞一个,踹她的腹部和大腿,打得她吐了血才住手,我们四 个人的腹部上的肉皮全是青一块紫一块,呼吸都疼,到现在心口不时疼痛。

    同年十一月三十日,我和徐秀芝,张荣杰,孔会娟等十五名保定劳教所认 为最坚决的法轮功学员被转送到高阳劳教所,高阳劳教所女子中队住一个大四合院,大门在东边,两侧各有 三小间,北面大房五间,一排西房五、六间,厕所在西南角,南面是晾晒衣服的地方,院中间是一旗杆。高阳劳教所(五大队)离县城二三十里地,周围是树林,坟 地,荒无人烟,我们到那之后,暴徒们强迫我们蹲在地上,逐个搜身,脱得一丝不挂,衣服、内衣、鞋子所有的东西全打开,搜查大法资料,当天晚上吃完饭,来了 一姓刘的小队长,、让我们背劳教人员守则,我们说:法轮功学员无罪,也不是犯人,为什么背诵犯人的守则呢?一会功友许文君被叫出去打了一顿耳光。

    当天夜里暴徒们就把功友刘凤仙叫出去,逼她写保证书,不写就用各种刑具折磨。又叫李荣珍,她被折磨得很惨,电棍电得她走路都很困难,双手的手腕被铐子全勒进 肉里去了,血淋林的很可怕,吃饭的小勺都拿不起来。

    我是第三个被提出去的,我被带到院子外边一个大办公室,中间放一块地毯,进去后就让我把鞋和袜子脱下, 坐在地毯上(今后决不能再配合),问我在所内必须做到“三不”,我回答:“办不到,我是炼功人,不可能不炼功,更要洪法让有缘人都得法,大法是救度世人永 远解脱人生苦海的天法,珍惜大法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迫害佛法是有罪的。”我把善恶有报的天理讲给了他们,怎奈他们迷得太深,听不进去,杨泽民(大队长) 说:拿铐子铐起来,几个恶警有的拿着雪亮的铐子摇得叮当乱响,另几人手提电棍嘶嘶打着蓝色电光火花向我走来,立刻有二人左右拧住我的胳膊,他们一个个面目 狰狞,张牙舞爪,铐上我的双手,说:“找死哪!叫劲治残了你,没人能闯出高阳劳教所的。”这时,杨泽民和胡教导员他们一人踩在我的一条腿上,冷笑着说: “听说你在保定就很硬,在这可不行,现在说不炼还来得及。”我说:“你妄想,我坚修大法,谁也动不了我的心。”杨说:“好样的,有骨头。”说着使劲踩我 的腿,用电棍电我脚心,脚面,胡教导员电我另一只脚,我痛苦得拼命挣扎,高声背诵师父的经文:“生无所求,死不惜留”,杨、胡折磨我一阵累了,问我喊什么,我告诉他们我背诵师父的大法窒息邪恶,你们干这种伤天害理的勾当是会遭报应的。这时一姓季的主任过来说:“你不是厉害吗?看我怎么治你。”他在我脚上倒上水,说这样电流过得快,又踩着腿开始电我,我被电得拼命扭动身体,季主任招呼来几个男警提住我手上的铐子把我上半身吊起来,杨和季某每人蹬住我的一条腿,又开始电我双脚,我在痛苦中大声念法,他们就电我的嘴,我被电得话不成句,这样折磨一个多小时,又问我炼不炼,我说炼。

    杨泽民又抱来一个铁盒子说是手摇电机,把两根铜线分别拧在我的两手大拇指上,开始猛摇手把,嘴里恶狠狠的说:“张锦英,我看你有多大的抗劲。我被电击得失 去了知觉,昏了过去,他们往我脚上倒凉水,将我浇醒,问我炼不炼?我已经被折磨得筋疲力尽,只是点了点头,他气急败坏的又折磨我,杨泽民边电边骂:我给你 灌辣椒水,上老虎凳,看你还炼不炼。手中的电棍‘嘶、嘶’的在我身上电个不停,一直折磨了几个小时,手腕被提着的铐子吊上体的时候(他们是为了让上身悬空 减少挣扎的力量)手铐勒进肉里去了,大拇指下边的骨头也露出来了,脚上的踝子骨由于电脚心脚面时拼命扭动而蹭去肉皮,白色的骨头也露出来了,现在还留有伤 疤。一个叫马丽的女队长照我脸狠狠的打了几个耳光说,干吗这么硬,说不炼了就完事了,自找罪受。我已经被折磨地说不出话了,我当时想,我心中只有师父和大 法,谁也别想把我和大法分开,心中默念‘真善忍’……再问什么我也不回答,也不睁眼,他们也没办法,只好把我放回去。

    第二天我在宿舍里和功友们讲恶警怎么毒打我的经过,队长听见后,不许我讲,我把伤口给她看,揭露昨天的暴行。他们认为我顽固带头抵抗,把我关 押到小号,有李荣珍和承德隆化的五名法轮功学员,她们也是坚决不写保证的。小号实则为一个空旷大厂房,前后窗均为白布钉上,后窗还缺几块玻璃,一点阳光没 有,屋内阴暗潮湿,没有任何取暖设施,加上冬季的严寒,有的功友手脚被冻伤,二十四小时不许出屋,饮食起居,大小便被迫都在屋内,一天允许倒一次便桶。功友 间不许说话,一天天就这样干坐着,难以忍受的寂寞和巨大精神压力是用语言都无法诉说的,心中只有对师父和大法的那种坚信和正念在支持着我们。每天心中背诵 《洪吟》和《转法轮》目录和记住的一些经文。这就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和生命追求的全部。在这种困境之下我们度过了近二个月时光。

    离二零零一年 的春节还有十来天,几个女警在我们房间,鬼鬼祟祟地,开始放高音量的录音机。以前旁边的审讯室里,只要折磨法轮功学员,她们便在我们房子里大放歌曲,音量 很大,其目的是掩盖他们见不得人的残害无辜的恶行。一会儿审讯室传出审问的声音,我们几个人就开始大声的背诵《洪吟》,坚决抵制邪恶迫害大法。周队长过来 开始打人,先打郭富银,我们说不许打人,打人犯法,她还是不停打,脚踢功友阴部、腿部、打耳光、打前胸。我们全部站起来大声背诵《洪吟》。这次我们无所畏 惧的行为确实震慑了恶人,抵制了他们的疯狂迫害,旁边对法轮功学员的非人审讯也停止了。

    过了几天,半夜里提审李荣珍,接着听到惨叫声,天快亮才停止,后来知道折磨完之后,又强迫她在后院雪地上冻了两天两夜,逼她写保证。

    第二天半夜对我进行提审,先软硬兼施,又是欺骗又是哄,我不上他们的当,最后恶警凶相毕露,铐上双手,吊起来,十几个男女恶警一起上,四五个电棍在我身上乱 扎一气,我被电击的全身抽筋,痛苦哆嗦得不能控制,脚心被电出血泡,脚面破了多处伤口,一会肿得又红又亮,嘴部被电击肿胀。电烧肉的焦糊臭味,呛得人直恶 心,心脏发紧,喘不过气来,看人都是好多重影。十几个恶警轮番折磨,他们穿着灰黑色的警服,面目狰狞,就如一群豺狼;电击—问话—再电击—再问话……如此 反复,阴阳怪调,还用调戏侮辱的言辞,令人无法学说,肮脏不堪入耳。当时我感到象一个世纪一样漫长。如此折磨了几个小时,天蒙蒙亮,才把我 关到一个小屋,单独看押。

    几天后,他们将我安排在一班,这班全是保定过来的功友,大家对我很照顾,一班长叫刘亚敏(管教队长)号称高阳女队 “四大杀手”之一,天天训话,挑刺,强迫别人念破坏大法的报纸,大喇叭上经常播放诬陷师尊、诽谤大法的言论噪音,这种痛苦的精神折磨,真让人有生不如死的 感觉。半夜被叫起来,姓王的大队长下令把我关到一个破烂大厂房里,四面透风,窗户上没有玻璃,夜里刮沙尘暴,气温降了十多度,他们把我蹲铐在地上(人蹲 在地上、身体两侧各有一个铁环固定在地上)这样我被铐了二十多个小时,蹲时间长了,腿肿得很粗,脚后跟的大筋疼得不行,走路拐了十几天,脚也肿得穿不上 鞋,两手因紧铐而血液不便流通,又红又亮,肿得象馒头一样,手指头又疼又麻失去知觉。铐到第二天下午,来了二个男队长,不由分说就开始电我,把电棍放在我 的衣服领里边电后背,反复电,说着流氓话,污辱我,骂得很难听。我把眼一闭,横下一条心,大不了一死。到了晚上九点多钟,他们才放手。

    二零零一年三月份,高阳劳教所开始了强行洗脑,每班十人,天天念诬陷诽谤师父和大法的书,作习题,全是破坏污骂大法的问题。谁不答题就拉出去严刑拷打,很多人被 逼得痛不欲生,真是度日如年。洗脑班的警察队长叫周燕,一个十足的虐待狂,法轮功学员们一个个天天在水深火热中受尽煎熬……

    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七日,我父亲去世百日祭,我被准假三天,我回家后,我不想再回高阳劳教所继续被迫害,回家第二天晚上我悄悄的离家出走。杨泽民暴跳如雷,派出了大批警力包围的母亲的住所,对我的母亲、姐姐、弟弟、妹妹二十四小时跟踪,上街买菜都要跟着,我的妹妹最惨,因为是她给我做的保,杨泽民要抓她去顶罪坐牢,她为了逃避迫害,不得不远走他乡近两年,当时她的孩子才十多岁,妹夫被骚扰,电话监听,经常被打电话要人,否则如何如何,被恐吓,最后承受不了两人离了婚。

    在我被非法劳教后我的儿子在精神上身体上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儿子本来聪明过人,过目不忘,在学校成绩名列前茅、班干部,在我遭受迫害后,学校让全体师生签名反对法轮功,儿子不签,跑一边偷偷的哭,失去了母亲的呵护,没有家,在姥姥家、大姨家、奶奶家,这住几天,那住几天,寄人篱下,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受了多少罪,学校有早自习,自习完后没钱买早点,经常从早饿到中午,最后实在没钱交学费辍学了,十五六的孩子学会了玩电脑,打麻将,抽烟,喝酒,在网吧当网管混饭糊口。

    侵犯人权、违法犯罪单位及恶人:河北保定高阳劳教所五大队
    王 所长(男) 季主任(男) 杨泽民(男,大队长) 胡教导员(男) 房豹(男) 王亚杰副大队长(女心尖上长瘤死) 叶淑贤队长(女) 刘亚敏(女,队长) 马丽(女,队长) 牛队长(女) 尹队长(女) 柴队长(女) 刘队长(女) 周燕(女,队长)

    二零零一年六月,晚九点左右,在花园里小区,被保定先锋街派出所、新市区610、以国保大队长卢五锁为首绑架到先锋街派出所,警察轮番打耳光,让我说出谁是头头,我不配合,酷刑审讯两天后送到刑警大队,对我们十三个人进行酷刑迫害,我被打得脚、腿青紫,脚趾头被胶皮棒打得黑青,走路困难,疼得钻心,后又打后心,我一下被打得心脏发作,晕过去了,他又掐人中才醒过来,恐吓我,用我儿子来要挟我,要我当特务,给我套房子,派一个人跟着我为他们做事,我假意答应他们,我被他们酷刑折磨怕了,怕儿子受伤害,从刑警大队出去后,不敢见儿子,不敢见母亲,藏在离市区很远的农村。

    二零零二年九月十六大期间,和一同修在大街上贴标语,一辆黑车上跳下四个便衣把我们绑架到高开区某地,外面挂的牌子是厂子名,冯勇以为我参与插播电视,把我关到铁笼子里审讯了一宿,第二天送到徐水看守所,让我们插火柴盒,累的没办法,我们不干活,绝食抗议,给我和牛敏杰(石家庄法轮功学员)弄勾铐,两手两脚铐在一起,生活不能自理,铐了我一宿半天,出现急性心绞痛,把铐给我打开了。牛敏杰被铐了七天后,双腿没有知觉残废了四年。一个月后被非法劳教两年,被送到保定劳教所。

    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我棉纺厂宿舍串门,刚一敲门,出来一人一把拽住了我,我拼命挣脱,一人拧我打我,我问你们是什么人?我高喊流氓打人啦!他们一边打我,一边问我:你说谁打你了,谁看见了。一会儿警车来了把我硬拽上车,国保大队长张长林把我送到棉纺厂派出所迫害。三天后又把我送到满城县看守所继续迫害。他们想让我当特务做内线,我坚决不干,最后被非法劳教两年。我心脏病、血压高都犯了,半边麻木,他们让家人接我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