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淑荣女士决定控告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日前她将《刑事控告书》寄往最高检察院，并得到最高检察院单位收发章签收的短讯。
以下是马淑荣女士叙述修炼法轮功的美好经历及遭中共迫害的事实：
我原来是一个争强好胜、名利心很强的人，三十多岁时身体就患有胃炎、胆囊炎、妇科病、腹胀、神经衰弱综合症等多种疾病。常年吃药，国产的、进口的，样样齐全，我每天都吃好几样药，饭前饭后的都安排不开，整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
我目睹了几位亲属（重患者）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奇迹般的变化。经过理性的思考，我于九八年正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到一个月，我所有的病不翼而飞。从此我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工作起来也精神十足。由于我按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去掉了许多不良嗜好，脾气也变得不急不躁了，人也变得善良了、宽容了，做事先考虑别人，与人为善，工作踏实认真，不收礼，不以权谋私，不接受他人宴请，是领导最放心的干部。同时也为国家节省了医药费。
进京上访遭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我为了说句公道话，去省政府上访，被警察强制劫持到南岭体育场拘禁一天，到晚上才放开。
一九九九年腊月初七，我与另一位同修进京上访，向国家领导人反映情况。各级部门执行江氏集团命令，对法轮功学员死看死守，我突破当地的重重封锁，辗转来到北京天安门，遭到四、五十便衣警察的拦截，又突破重围闯进信访办。信访办的警察让我们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把我们每个上访的人情况登记后不让走，然后，由吉林驻京办警察押回长春公安一处。而后又被农安县公安局政保科两个警察关押看守所，不准说话，坐板儿惩罚，逼我们坐在厕所附近闻臭味儿，政保科警察多次逼迫写“不进京、不炼功的保证书”，还施压家人进行干扰，否则不放回家。
因为我进京上访，国税局长大怒，认为我影响了他的政绩，派两名干部去天安门找我没找到。强行扣我奖金二千元、工资七千七百四十一元，并取消了我以后的评优资格。局长还觉得对我处分的不够，还召开了局务会，煽动仇恨，追随江氏集团制定的经济截断政策，让大家表态，给我组织材料上报市公安局，企图将我开除公职。由于我按真善忍做更好的人，收税不谋私利，工作踏踏实实，被全局上下认同，故此举遭到正义人士的反对，使我免遭更严重的经济迫害。
由于我进京上访，成了有关部门监视的对象，三盛玉派出所警察经常上门骚扰，国税局的几个领导也上门逼迫写不进京上访保证、强行要身份证；不分白天黑夜的打电话监督；乡里还派三四个人跟踪监视，还不放心，有一次竟然把我骗去，关在中学的一间教室里软禁，不准回家，根本没有人身自由。
被非法劳教 家人被逼离婚
二零零零年正月初一，我和十多名同修在一起开法会，事后，三盛玉乡副乡长与派出所长合谋，动用农安刑警将我绑架到看守所迫害。在看守所遭非法逼供。刑警三队的两个警察，把事先准备好的“证据”，如我家的电话记录，还有一摞子签字画押的“证书”，摆在我的面前对我威逼、恐吓，强迫我说出参加法会的同修。公安局长也对我随意训斥。由于我再次被关押，丈夫（黄鱼圈乡党委书记）受株连，被县委书记在大会上公开批评，说我若继续炼法轮功就给他免职。丈夫承受不住压力，拿着离婚书到看守所逼我放弃信仰。他说：“我今天来见你是县委书记特批的，你如果放弃修炼，马上跟我回家过幸福生活，否则咱俩就得离婚，你会被劳教的。”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被逼无奈，我在离婚书上签了名。
二零零零年三月份，我被非法批劳教一年。在长春黑嘴子劳教所遭受各种体罚，强行洗脑，强迫做奴工。同年八月末，我获释后，亲人说：公安局政保科勒索一千元钱、长春黑嘴子狱医勒索三千四百元，其中二千元是给她买手机的。
不停的迫害，家人遭伤害
二零一零年八月。我在县医院讲真相，被恶人诬告，被德彪派出所蹲坑的四个警察强行绑架，我不配合，他们连拉带拽，不管不顾的将我强行塞进警车。造成腰部严重扭伤（故意伤害罪）。所长马某某和国保大队姓吕的，让我写“不炼法轮功的保证书”，我不配合，被非法拘留十五天。在拘留所，警察要给我照像、按大手印被我拒绝。我拖着扭伤的身体痛苦不堪，起床时都得别人往起拽，为了尽快恢复身体，我在洗手间里炼功，还遭值班的警察威胁。回家后，腰疼了一年多才好。
二零零五年九月的一天，我正要上班，一开门，被蹲坑已久的政保科两名警察拦截，他们不容分说，闯进室内，翻我的包，一看全是税务登记表，就说让我去公安局一趟，我说“这是上班时间，不归你们管”。他们威胁我交出大法书，否则，翻出来后如何如何等。我说：“你们有何证件私闯民宅？”那个领头的说：“要有证件就麻烦了。”说着就进了厨房，打开冰箱和碗柜看，没发现什么。不甘心，就到卧室去看，发现有电脑，就打电话叫来一个年轻警察。看了半天，没发现什么，这个警察就走了。他们还不甘心，非要打开女儿房间看，把女儿吓得哇哇大哭。大约僵持了两个多小时，被我拒之门外，他们才离开。还扬言要上单位去找我。为了避免麻烦，我被迫离家出走十多天。
二零零五年春，我去黄龙派出所办户口和身份证，户政科长说我户口是假的，连身份证都给扣下了，让我去相关单位开证明及复印档案等。我几经周折，把办完的相关资料交给了他。他说：“你把电话号留下，回家等着，办完了我给你打电话。”等了半年也没信儿，我去问他时，他说没报市局呢。我说要用身份证去银行支款，他就派一名警察跟我去了银行。取款后，那警察又把身份证交给他了。过了很长时间还不给办，我问他为什么不给办？他态度蛮横地说：“爱哪告哪告去，就不给你办。”我见他不讲理，就给他们局长打电话，说明了情况。后来，户政科说让我按大手印、写“不炼法轮功的保证书”，给我建什么个人档案，否则，不给办。我不配合。一直拖到零九年，我快要退休了，因没有身份证就办不了退休证和工资卡，我非常着急，拖着被扭伤的脚，一次又一次的找他，都无济于事，后来，我费了很多周折，在有关人士的协同下，他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给办了，还恶狠狠地说：“别看给你办了，再搞法轮功活动，还给你收回来！”
每到“敏感日”，包片警察就给我女儿打电话问我的情况，企图通过她找到我。她说警察还上单位调查她，问她是否炼法轮功，给她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一次次的骚扰，给女儿精神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由于我遭迫害，女婿不理解，给女儿增加压力，认为我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女儿在家大哭大闹，说自己压力太大，简直没法活了，她说经常做噩梦，不是警察闯进家门了，就是妈妈又被绑架了。为了我的安全，她整天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的。那一段时间，女儿女婿逼我放弃修炼，被我严肃拒绝。他们原来不反对我修炼，都知道大法好——我修炼后无病一身轻，不但给国家节省了医药费，人也变得很善良了，能包容别人，对家庭、对社会都有好处的，可是由于江氏集团的邪恶迫害和株连手段，给我的家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