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师信法 一路走来有师护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七日】我是一名七十二岁的女大法弟子，大专文化，曾在本市某国营企业任副职，二零零零年退休。一九九七年六月份，妹妹借到一本《转法轮》，她看完后，我又借过来看，我一气呵成，看完了这本书，有一种莫名的激动，心想：“这简直就是一本天书啊，这就是我要找的呀！”师父的法打开了我的心扉，使我的心胸豁然开朗，明白了人生的真谛——返本归真。每天晚上学法、每天早起炼功，白天上班，不足一年的时间，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免费学的功，一片药没吃，一分钱药费没花，所有疾病都不翼而飞，亲戚、朋友、同事一看见我就夸我，说我越活越年轻。

获得新生的我也给家庭带来一片祥和，同时给单位送去荣誉，工作上了新台阶，到一九九八年出席“全国模范职工之家”。我个人也被评为出席市级劳动模范，出席省的优秀工会主席。这一切的一切都源于师尊源于大法的给予。

一、放下人心 讲真相多救人

在二零一四年七月份的一天下午，我和同修一同出去发真相资料、面对面讲真相，在回家的路上遭警察绑架到派出所，警察把我们俩包里没发完的《九评》书、小册子、和护身符等物品摆在桌子上，一个警察问：“你们骑自行车都干些啥？”我说：“溜达，碰上有缘人就送上一本，让他们看看，谁看明白是得福，谁明白真相谁平安。正好你们也都看看吧。”

于是四、五个警察每人拿一本看了起来。这时国保大队长被他们找来了，是个女的，她不想暴露身份，她佯装和我聊天，我也顺势讲真相，我讲学大法亲身受益的情况，她一听我七十多岁了，还这么健康精神很吃惊。我讲了大法洪传世界的盛况，还讲了周永康、李东生等人落马的消息等。

二十分钟后，他们开始对我们進行审问，副队长主审，女大队长就坐在一旁，我不配合，不回答问题，就闭着眼睛发正念，副队长说：“你尊重我们点，别闭着眼睛炼功好不？”于是我就睁着眼睛直视着他发正念，他说：“你为啥不回答问题？”我说：“因为我炼法轮功不犯法，信仰无罪，所以我拒绝回答问题。”他一听就出去了，剩大队长一人，我就告诉她，周永康、李东生他们落马不光是贪污腐败问题，他俩都是迫害法轮功的主犯，是迫害修炼“真、善、忍”这些好人招来的报应。队长听了什么也没说，也不提签字的事，过一会就让我回家了。

那位同修随后也回家了。就这样，一场魔难在师父的呵护下化解了。

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对学法一直比较重视，我曾背了六遍《转法轮》，抄了三遍《转法轮》，坚持每天学法三～四小时，十几年来，深刻体悟到，作为一个法粒子，时时刻刻所想所为都得在法上，只要信师信法，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就会走出一条平坦的路。一切都是师父铺垫好了的，弟子只是兑现誓约。学法就得悟到、做到，深感大法徒肩担救度众生的责任重大，就得放下人心，讲真相多救人。

我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没有像同修那样在大庭广众下洪法、讲真相，也做不到每次几十人、上百人的劝退讲真相，但我不气馁、不放弃，坚信自己能把讲真相的事情做得越来越好。我是与同修结伴两个人一起出去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开始是一周出去三、四次，近三年来是天天出去讲，风雨无阻。用同修们鼓励我们的话是：“几个老太太，天天出去讲真相。”同修的鼓励、师父的加持，使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俩俩而行面对面讲真相，几年来一直坚持了下来，大街、小巷、商店里、集市上、停车场、建筑工地、村庄、田间、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

开始只能面对一个人去讲，后来敢面对二、三个人，再后来三个五个、七个八个、十几个的讲。开始不敢面对生人讲，就找亲戚、朋友、熟人去讲，在几年实践的魔炼中，现在是只要有机会逢人便讲外加送资料。每天上午或下午花两个多小时的时间讲真相，三退人数一般少则十几人，多则二、三十人，四、五十人。遇不到人时，就贴标语、就散发资料，为大面积讲真相，每人还配有“语音电话”手机辅助讲真相做三退。

在二零一四年夏天，我和同修结伴去农村讲真相，回来的路上被一年轻巡警发现，他推着车子，距我俩三十米远，他大喊：“你们俩站住！”我对同修说，发正念定住他，我俩骑着自行车，边走边发，请师父加持，把警察定住，就这样我俩走远了，回头一看警察还在那没动。

二、正念解体迫害的经历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我市公安局开会布置，要对本市法轮功学员逐单位摸底登记，我单位保卫科的干事（因当时单位一把手没在家）找到我，向我转达了市公安局的会议企图。我心想，一定不能把本单位的法轮功学员都暴露出去，我要制止迫害。于是我说：“这个底你不要摸了，咱们单位就我一人炼法轮功，这我最清楚，你就把我报上去就行了，你就完成任务了。”他听后吃惊地说：“报你可不行啊，上边要找你麻烦的！”我说：“谁找你们，你们就让他直接找我，我去面对他们。”就这样，我被本市“六一零”、公安纳入了他们所谓的“黑名单”，成了他们眼中的法轮功骨干和重点人物。

一九九九年十月初的一天晚上，我被叫到“六一零”苗××的办公室，他问：“检查，写了没有？”我说：“没写。”他说：“为什么不写？”我说：“我没犯错，写什么检查？”他说：“你炼法轮功，还不犯错误吗？”我说：“《宪法》规定信仰自由，再说炼法轮功是国家允许炼的，从一九九二年到现在已经七年多了，国家体委总局还给法轮功颁发了‘边缘科学進步奖’、‘明星功派奖’、‘受欢迎的气功师’等好几项大奖呢，中央政治局有的领导家属都学炼法轮功，这犯什么错了呢？”他说：“你在我这，这么说可以，到外边可不要这样讲，现在上边有通知，禁止炼法轮功，过两天市里就要召开‘批判法轮功大会’，你不写检查就算了，写个批判稿，在大会上带头发发言吧！”

第二天中午下班回到家，就跟丈夫（未修炼法轮功）讲明了我的想法，并求得他的配合，让他给我请病假，就说腰扭了不能上班，丈夫同意并配合。请假的当天晚上，“六一零”苗××又找有关单位的一把手开会，确保发言人不得缺席。在会议中，单位领导就往我家打电话找我说：“市领导态度很严肃，你必须参加大会发言，不准缺席，腰扭了也得去，车接车送也得去。”我在电话里也很严肃的说：“我坚决不去，处分我也不去！”就这一念，师父保护了我，休息了三天我就又上班去了，就跟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单位通知我去市委参加所谓“座谈会”，由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主持，不得缺席。我明白是怎么回事，委托通知我的人说：“给我请个假，就说我头疼，下午的会不参加了，反正我跟你说了，你给我请不请假，是你的问题，他批不批假，是他的问题。你明白吗？”他说：“明白了。”结果我没有去。

二零零一年一月份，一位老年同修被城关分局绑架，开始审讯时，她什么也没说，第二天在高压下，老同修把我交待出来后，被放回家，该老年同修回家后感到后悔和不安，于是立即派儿子来通知我，说明了情况，让我做好准备，并表示歉意。我心想：有师在、有法在，我什么也不怕，我镇定的对他说：“只要你妈回来就好，我不会有事，让你妈放心吧。”第二天老同修不放心，又让丈夫来我家，看看我是否被抓走了，并说：“你嫂子一夜没睡觉，怕你被抓。”我说：“大哥，你放心吧，让我嫂子也放心，我没事。”就这样，谁也没来找我，真的什么事也没有。

二零零九年七月份的一天上午，我去一老同修家串门，准备回家时，刚要往外走，国保大队长、副大队长等几个人迎面闯了進来，假借拿着搜查证，進行非法抄家，不容我们说话，把我和他们夫妇俩按住不许动，随后将同修家的电脑、打印机、大法书和一些相关物品全部抄走，并将我们三人一起带到国保大队。到了国保大队后把我们三人分开，一人一个房间，進行非法审问。我一直发正念，请师父加持，弟子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来的，不是受迫害来的，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既然来到这里，就要用正念、神念、神通解体这个黑窝，彻底清除这里在另外空间迫害大法弟子的所有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和一切邪恶因素，不准国保大队的所有警察再对大法、对大法弟子犯罪。当国保副大队长审问我时，我的脑海里打進来师父的法：“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1]我绝不配合，不回答问题，他问：“为什么不说话？”我说：“我想说的我主动说，不想说的问也不说。”僵持了一会，副大队长示意记录的警察，别问了。警察出去了，把大队长找来审我，我还是不回答问题，队长说：“你拒绝回答问题？”我说：“对，拒绝回答问题！”最后记录上都是“无语”，让我签字，我不签。他们都走了，只留一个女警看着我（在那打瞌睡），我不停的发正念，心想我们是师父的弟子，一切是师父赐予的，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们也不承认，要从根本上全盘否定，即使有不足、有漏，我们有师父在管，会在大法中归正，绝不是邪恶迫害的借口。事后得知他们去了我家抄家，那天，在家里照顾小孙女的丈夫看我十点没到家，他说他感到有点慌，怕我受迫害，就把家中的大法书和所有相关的物品一并转移了。在师父的看护下，我中午一点多钟回家了，那夫妇俩下午也回家了。

在这十六年的风风雨雨中，我没被送進洗脑班、拘留所，几经风雨，几经魔难，都是有惊无险，都被师父给化解了，在师父的看护下，一路走来，平稳的走到今天。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