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绑架、关押、逼供 黑龙江勃利县李树琴几度命危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勃利县法轮功学员李树琴,今年五十三岁。二零零七年四月,她被当地警察绑架、刑讯逼供,一度被迫害致命危,还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她遭保外就医期间被迫流离失所,受尽苦难。

以下是李树琴自述遭迫害经历:

在我修炼法轮功之前,疾病满身,经常休克,家里的药种类多而齐全,吃药象吃饭,花钱无数,病情不但不见好,反而身体更糟,折磨的我没有三天好日子过,精神几近崩溃。走投无路之时,幸遇法轮大法,信仰“真、善、忍”,按照法轮大法要求做品德高尚之人,在很短时间内,不知不觉全身疾病不翼而飞,有生尝到了什么是无病一身轻。是我的师父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新生,给了我生身父母所不能给予的身心健康和道德升华,法轮大法就是我的生命、我的灵魂。在修炼中我严格按照师父的教导,做事先考虑别人,为他人着想,做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

可是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在江泽民个人意志和淫威下一手挑起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运动,命令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全国性恐怖组织“六一零办公室”,对信仰“真、善、忍”的中国法轮功群体学员实行“杀无赦”、“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国家恐怖主义灭绝政策。我为了证实师父和法轮功的清白,告诉世人真相,遭到世人告发。

一、遭绑架、逼供

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七日晚,在七台河市和勃利县政法委“六一零”的操控下,国保大队、派出所等多人联合一起到我住处,以我家楼下邻居的名义,谎称自来水漏到他家,以此骗取我的信任给他们开门,他们蜂拥闯入我家开始非法抄家,为首的是勃利县国保大队的史万新、张启华等很多人,其他人员我写不出具体名字了。他们拿走我的大法书籍,三台电脑,一台打印机及其全部设备。其中两台电脑和一台打印机都是全新的,总价值近二万元,其它还拿走什么东西不详,因为他们一边抄家一边直接往楼下的车子上搬,我被他们控制在房间的卧室里不让动。

抄完家,他们强行带我到看守所,实行车轮战术,两天两夜对我不停的审讯,逼供,恐吓、强迫承认他们提供的所谓事实。他们为了达到目的,不让我合眼,不让我睡觉,让我不吃不喝,滴水不沾,并遭到他们的羞辱和谩骂。由于长时间的站立,我开始腿疼、腰疼、头晕、血往上涌,胸口烦闷,腿站不稳,遭到了张启华的一脚猛踢和满嘴的出言不逊。公安局高局长在审问我时,将一瓶矿泉水强行塞到我嘴里,被我拒绝,弄得我嘴唇、牙龈很痛,满脸、满身都是水。他身边的一个警察骂我敬酒不吃吃罚酒,使我身心受到极大伤害。

据事后我姐姐说我突然失踪,三天不知音信,就象从人间蒸发了一样 ,我姐姐和我父母心急如焚,不知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八十五岁的父母承受不住如此打击当时昏了过去,我姐姐这边惦记我;那边又要抢救父母,哭声一片……三天后家人才被告知我因讲真相被告发遭绑架。

四月十九日,我被关进拘留所,说没事七天后放我回家。但我被关进来第三天,和我一天被绑架的(我以后才知道的)我县的一个女法轮功学员,被当地报到省里政法委、“六一零”,说抓到了很重要的法轮功人物,要通过她抓到更多的法轮功学员以表政绩,想不到这位女法轮功学员走脱了,激怒也吓坏了这些准备报功的头头和参与者,整天整夜的在各个道口、车站对来往车辆和“可疑人员”进行盘查、围堵拦截、紧张程度如临大敌。由于他们无法向上交差,只好拿我顶替,我就成了“重要人物”。

二、被迫害致命危

四月二十九日,县“六一零”和公安局国保大队给我捏造了“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关到本县的北监狱(看守所)。进监狱后,就进行非法收身,皮鞋被扒掉,腰带被抽掉,拉锁头被扯掉,牙刷把被截掉,眼镜被收掉,钱物都被收的一干二净,光脚进入阴冷潮湿、臭味难闻到处都是重重铁栅栏的监房。强行逼我背监规,不让我和同监室的犯人说话,说怕被我赤化也学法轮功。这里吃的是连猪狗的主人都不喂的食物,一天两顿生不生,熟不熟的有些都是发了霉的苞米面做的发糕和盐水汤咸的要命,汤底都是沙泥。五月监狱十分寒冷,仍旧穿着棉袄棉裤,犯人得不到放风,晒不到太阳。洗脸我的手都被刺骨的冷水冻的通红,洗衣服手就会麻木红肿,擦身就更难以忍受,感觉心脏、皮肤、肌肉都聚到了一起,血液停止了流动,浑身起鸡皮疙瘩。而擦身、换衣服,上厕所,来例假换纸巾都是暴露在监控探头之下,没有任何遮挡,更没有人应有的尊严和隐私。白天夜晚狱警的叫骂声不断,时常被惊醒,整夜不能入睡。

二零零七年五月中旬,我姐姐与国保大队警察多次交涉,强烈要求见我(我被绑架后到这之前没让家人见过我),那时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毫无人性的残酷迫害,活摘器官,我姐姐要证实我是否还在世上。后来姐姐见到我后简直让姐姐不敢相信:我被迫害的骨瘦如柴,完全脱像。我姐姐心里阵阵酸痛、泪如泉涌。此后我们家人更加担心我的安危了。

由于看守所里环境的恶劣和高压监管,二零零七年 五月十八日,我身体出现心脏、腹部疼痛,胸闷,头痛,眼睛视力模糊,呼吸急促,浑身颤抖、抽搐,倒在冰凉的水泥地上不能动,吓得同监室的小姑娘喊叫狱警,却遭到狱警的大声谩骂,狱警根本就不管。同监室的小刘使劲攥住我的手控制我身体的抖动,她看我的情况越来越重,痛苦不堪,吓得让小姑娘继续叫狱警,小姑娘只好壮着胆子又叫狱警。几次过后,狱警骂骂咧咧走过来说:大夫不在!回家种地去了。就走了。我就这样在极度的痛苦中煎熬着。晚上我几乎休克,小姑娘又惊恐的跑到铁栅栏的门前,喊叫声也变了调,狱警一听到这样的叫声知道事态的严重,其实通过监控探头,我们这里发生的事情他们都看得一清二楚。很晚大夫来了,嘴里嘟囔着很不情愿的给我开了两片白色药片和两瓶点滴(具体什么药,不清楚),我遭受这样的痛苦,大夫还嘲讽我是装出来的。第二天早晨我仍不能起来,县里的政法委书记任传生领着医院大夫,带着医疗仪器(应该是检测心脏的仪器)还有政法委、国保和“六一零”的有关责任人,进到监室当场检查我的身体,结束后他们一行人就匆忙走了。傍晚前突然我的姐姐、亲属、单位领导和同事来监狱说要接我回家。

后来我姐姐说:“二零零七年五月十八日,一名有良知的不知名的好心人冒着危险告诉我,你妹妹在监狱里病的快不行了,快去救救她吧,如果晚了会有生命危险。我大脑空白,连眼泪都没有了。惊醒之余,脑海只有一念:快救妹妹。我怕年迈的父母承受不住这巨大的打击,没有告诉他们。我不顾一切的找到国保大队长史万新,又找到政法委书记任传生,告诉他们我妹妹在监狱里面被折磨的就要不行了,要出人命了,快给她保外就医。如果我妹妹有个三长两短我就找你们两个。我不停的找他们,最后他们答应明天去监狱检查妹妹身体,如果属实就办理保外就医,否则还关在里面。我彻夜在等待与煎熬中。五月十九日傍晚,我被通知到监狱去办理妹妹的保外就医手续。两天如隔两世,妹妹是被背出来的,她被折磨完全脱了像,大家都流泪了。”

这我才知道,是我姐姐的努力奔走营救,不法人员他们怕我死在里面承担责任,才允许我保外就医,取保候审。出来后我直接到了娘家,由年迈的父母照顾我。

三、遭非法劳教

一个多月后,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国保大队姓白的警察拿着一份表格让我签名,并告知我被判劳教一年半,二天后送到哈尔滨市省女子戒毒所。就这样在没有开庭和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非法判了我劳教。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身体还没有恢复的我被送往非法劳教之路,前后二台警车,警察都背着枪,把我们这台面包车夹在中间,车上男女好几个警察围着我们(车上除了我还有两个男法轮功学员,一个女的刑事犯)。车子开到一半路程时,我突然开始胸闷、心口疼痛、呼吸急促、身体抽搐,倒在座椅上已经不能说话,警察就把车停到路边,把两粒救心丸塞到我嘴里,大约半个钟头后,身体没有明显缓解,就又赶路了。有点医疗常识的人都知道,心脏病发作时,身体不能动,要静卧,否则会有生命危险,但这一路颠簸,两个多钟头后到达哈尔滨市省女子戒毒所。我身体和精神都遭受了巨大的痛苦,饱受煎熬,真的是生不如死。昏昏沉沉中我被警察抱到楼上劳教所医院,检查结果我身体严重心脏病、肾脏病、肝脏肿瘤、血压非常高,劳教所拒收。

我的两个姐姐知道我被非法劳教,在我被送往哈尔滨市省女子戒毒所的前一天,特地从外地赶来,提前来到省女子戒毒所门前,为的是在我进劳教所前见我一面。但姐姐看到的是我被警察抱下车来,警察又把我抱到楼上劳教所医院,一会又抱下来,姐姐看到我已经不能走路了,姐姐知道了我体检的结果后,都吓的直哭。姐姐们要求直接带我去看病,经过交涉后,半死不活的我被姐姐接走了。

四、被迫流离失所

本想身痊愈后可以回家、上班、过正常人生活了。可他们根本就没有放过我。几天后,七台河和勃利县政法委、国保大队、“六一零”又开始到处抓捕我,致使我被迫流离失所,过着非人生活。真是雪上加霜,迫害步步升级,使我身体和精神受到极大伤害。

不法人员经常到我娘家、到单位去骚扰,去要人,逼着他们去找我,供出我所在地址。单位、亲属的手机、电话、电脑能通信的设备都早已被监控,我能去的地方全部被监视。

我的儿子在我被非法抓捕后,不敢呆在屋子里,怕黑,怕静,怕一个人呆着,对房间产生恐惧感,觉得呆在屋里不安全。只能到外面困了才敢回去睡觉。国保大队的人抓不到我,就要抓我儿子来替换我,家人吓得托朋友连夜把儿子送到我这里,由于我和儿子什么都没有带,身无分文,只有一套换洗衣服,亲属把所有现金都借给了我。

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日我和孩子踏上了从北到南的万里路程。为了躲避盘查和追捕,我们不敢住店,不敢呆在车站里,也不敢走在大道上。我们饥一顿、饱一顿,甚至没吃、没喝、饿着肚子。车站经常盘查、询问,造成环境的恐怖,使人心脏、神经都被这气氛绷得紧紧的。三天三夜我和孩子来到了南方某省的亲属家。他们对我们的突然到来觉得很奇怪,我告诉他们实情,他们很是惊恐,为避免我们被发现,只能每天呆在屋里,说话也要小声,怕邻居听见起疑心。南方的盛夏炎热难耐,经常是38度。我们住的房间没有空调、没有纱窗、没有蚊帐,对北方人来说就象坐在蒸锅一样,衣服几乎没有干的时候,起床后一个被汗水湿透的身体的印子清清楚楚的留在上面,很快起了一身热痱子,晚上又被蚊虫叮咬的浑身是包,奇痒无比,挠的皮肤到处是血痕,真的是体无完肤。更难受的是睡在硬板床上没有被子也没有垫被,皮包骨的我们就象睡在刀刃上,骨头硌在上面疼痛不堪,只有疼到麻木才感觉好些,一夜起来疲惫不堪,浑身疼痛,腰伸不直,皮肤红肿,骨头处硌的青紫,后来皮肤磨出茧。看着孩子跟我遭受这些罪,心里真是说不出的痛。我们来这里给亲属的心理和生活造成很大负担,也带来诸多不便,他们几次问我们什 么时候回去,怕时间长会被告发而带来麻烦。

二零零七年八月十日我们又从南方回到了北方,八月末我儿子报考北京的一所技能培训大学,也因此被扼杀了。也是从这时起,我一个人再一次被迫出走和孩子、父母、家人,失去了联系,整整三年,我就象从地球消失了一样。孩子失学,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每天东躲西藏,有家不能回,生活在时刻提防被抓捕的恐惧之中。这三年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生活过来的,但我能体会到一个失去母亲的孩子的那种无助、孤独、惶恐和绝望……我完全被剥夺了一个母亲对孩子应尽的义务与责任,也给我们母子日后的生活和感情留下了阴影。

我被非法抓捕后与回到上海家中的丈夫完全失去了联系,我的电话他一直打不通,他拨通我娘家电话,母亲难过的告诉他我被非法抓捕了,不知道关在哪里,还在找寻中,并告诉他以后不要再来电话,说话不方便(电话已经被监控了)。丈夫又打来几次电话询问,想知道缘由,我妈妈告诉现在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不要再通电话,也不要来。我丈夫快急疯了,活不见人,又音信皆无,天天担心、焦虑、烦躁、迫切的等待我的消息,但家里人再没有给他打过电话。他绝望了,感觉自己崩溃了。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我流离失所到了上海,看见身体消瘦和脸上仍旧带着惊恐与不安的丈夫。我的事使他受到沉重的打击,他的心脏、肝脏、前列腺都出现了毛病。他说经常有人利用我的QQ号,冒充我与他聊天,套问我的情况。我刚到二、三天,那里的片警就找到我说:你们那里的人询问你是否来上海家中,我没有理会,因你没有在这里犯法,我也不想找你麻烦。几天后又有人上门以调查为名登记我的证件。相隔几天警察又来查居住证,并让我马上去登记办理,在这里同样遭到骚扰,原来这里的住处和电话也早被监视监控了,县里的国保大队、“六一零”居然追查到了上海。

二零零七年十月末,我离开上海从此我和丈夫又失去了联系。我又回到东北。但我有家不能回,有班不能上,对丈夫、孩子不能尽责,对父母不能尽孝……妻离子散,人不象人,家不象家,时刻面临着被抓捕的危险,视力急剧下降了七百度。那种刻骨铭心的痛无以言表。在三年的流离失所中,居无定所、不停的变换自己的住所十六处,走动近十万里,不知花费了多少资金。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头,难道我信仰“真善忍”做好人也有错吗?

二零一零年三月我结束了三年的流离失所生活,家人担心我再一次被抓,没有让我回家,而是住到了父母家中。

五、迫害仍在继续

二零一二年六月,我回到自己家中。房盖多处漏雨,泥灰、墙皮脱落,家具、地板被侵蚀的一塌糊涂,我的密码箱在我被抓捕后也随之丢失,有人开锁进屋只拿走密码箱。当初被非法抄家时史万新打开过密码箱,在场有几个警察也看见了。箱中有:金项链二条、戒指三枚、耳环二对半,银手镯三只,珍珠项链两条,水滴玉石坠一个,翡翠手镯一只、一大一小水滴状昆虫琥珀,墨镜、结婚证等,还有其他的一些饰物已经记不清楚了,其中母亲给我的翡翠手镯和琥珀尤为珍贵。

我的父母,从我被非法抓捕后,经常呆坐,记忆力急剧减退,经常被噩梦惊醒,一坐就是一夜。父亲右眼失明,左眼只能看见模糊的影子,腿脚行走困难,两耳几乎失聪。

我工作的单位,国保大队、“六一零”也没有放过,不断的去骚扰,去要人,搅的人心惶惶。我在单位做会计、并身兼几职,是主要的业务骨干,我离开三年使单位工作受阻,各种报表无法完成,给单位带来很多不便和损失,也给上级部门带来很大影响。

二零一五年六月,我回到上海,警察跟我说:你的来往、去哪里干什么、你的一举一动我们全都知道。时至今日,对我的监视、监控仍在继续……

我和我家人所遭受的迫害仅仅是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中的一个,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江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