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女子监狱的洗脑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十月六日】我叫汤德珩,今年五十九岁,原安徽广德县教委干部。我是一九九七年五月走入法轮功修炼的。

一、中国监狱是迫害法轮功学员最直接的地方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八日这天,我被非法判刑三年,被劫持到安徽省女子监狱。监狱所在地在宿州。警车到达监狱大门,很快过来两个狱警。她们看着车上的我,一个狱警问道:“你是汤德珩吧?”我说:“是的。我是炼法轮功的,没有罪错,这是对我的迫害。”我紧接着对她们讲法轮功真相、讲周永康和李东生的现状。她们听着,时而表情严肃,时而瞪大眼睛看我,时而提出疑问。一个狱警问道:“你有病了,你吃不吃药?”我说:“我有病了,我肯定会吃药。问题是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没有病的,没有病就不必吃药,是药三分毒嘛。”她们对视低语:“这观点比较特别呀。”后来我得知他们一个是监狱分管法轮功的孟副监狱长,另一个是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专管监区的负责人任姓教导员。

我进入监狱大门后,首先被脱光衣服,接受狱警的搜身检查。我所有物品都被抖落在地上,棉被拆开、卫生纸拆开、衣服拆开,一一检查,彻查我是否把大法经文带进监狱。然后我被狱警带到五监区宿舍。

第一件事就是强迫我剪头发、穿囚服、戴统一编号的胸牌。第二件事就是靠墙站立听狱警训话。狱警严肃告诫我要认清自己的“罪犯”角色,认罪服法,服从管理,不准炼功、不准传法、不准这、不准那。面对陌生的环境和场面,我知道自己是没有罪错的,也就没有了恐惧和害怕。我说:“我不是罪犯,我是大法弟子。”狱警拍桌子吼道:“我们只认法院的判决,来到这里的都是罪犯。”我平和的说:“如果我是罪犯,中国公民的素质太高了,那中国的国情状况就不是目前这个样子了。”

我不承认自己是罪犯,否定迫害。我不配合狱警的指令,不背监规,不唱狱园歌,行进途中不喊口号,不参加奴工劳动。我的理由很简单:我有“真善忍”约束自己,在哪里都会做一个好人,不需要任何外在形式制约;为共产党歌功颂德、涂脂抹粉,这样的歌我不唱、口号不喊;这里不是我的工作岗位,我拒绝奴工劳动。狱警勃然大怒。出工时,狱警罚我面壁、罚我坐在拐角处,不许走动,不许与人说话,限制上厕所;收工后,罚我在号房站到十二点,才准许睡觉。
这种形式的长期迫害,看似没有对我动武打骂、电击、戴铐、关禁闭等,但是却严重摧残着我的身心健康。这种毫无掩饰的直接迫害,每个被迫入狱的法轮功学员都经历过。我所经历的,这只是监狱直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之一,而且相比之下算是“文明”的。

二、中国监狱是迫害法轮功学员最黑暗的地方

在中国,每个监狱都有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所谓专管监区。我所在监狱有这样的专管监区,却没有实体。监狱不敢把法轮功学员集中在一个监区管理,而是把法轮功学员分散到各个生产监区。这样每个监区都有法轮功学员,但是都是被严格管制的,互相之间不准说话,与生产监区犯人一样干活。

在监区,包夹犯人、号房号长、考评员、信息员对每个法轮功学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包括看不见的思想,都要写出详细的书面材料上交,每个月再由承包狱警汇总上报专管监区。是凡被安排洗脑的法轮功学员,都有专管监区狱警每天早上带去洗脑班迫害,晚上夜里送回监区。入狱的法轮功学员人人都得经过专管监区洗脑班强制“转化”迫害。

包夹我的犯人是狱警精心挑选后报监狱批准的死缓犯人和长刑犯人,都是些吸毒贩毒、杀人的犯人。狱警把她们的利益与我的“表现”挂钩。也就是说,我的“表现”狱警不满意,就直接扣减包夹犯人的改造分,直接影响她们减刑。在监狱,犯人唯一的期盼就是早点走出监狱大门,拼命干活挣分减刑。如果我影响了她们的利益,那么可想而知她们会不择手段的整我(打你、骂你、刁难你)。

我入狱的第一天晚上,狱警就开始要求号房犯人轮流值班。劳累了一天的犯人,夜里还得起来值班,无名火都冲我来。我找狱警说:“号房人真的很辛苦,别叫她们夜里起来值班吧。”狱警脱口而出:“那你就赶快‘转化’呀。”我明白了,这种值班原来是在挑起号房人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也是给我施加压力。

面对号房人再指责和谩骂,我就平和的告诉她们说:“我是被迫害到这里来的,能在一起都是缘份。我没有要你们为我熬夜值班,谁叫你们这样做的就去找谁。”我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异口同声说:“狱警说你‘转化’了我们就不值班了,求求你快‘转化’吧。”此情此景让我感到心里酸酸的。我给她们讲自己被迫害的经历,讲法轮功真相,讲“真善忍”是好的,往哪里“转化”呀?我告诉她们:“真善忍”是我的信仰,是我生命的选择,是天赋我的人权,我不会“转化”的!

号房有个犯人因长期值夜班而恼羞成怒,威胁我说:“你要知道这号房是没有监控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很明白她的意思,她在暗示我:你不“转化”,值班就没完没了,我们烦了的时候就整死你,谁也不知道,你死了也只能落个自杀的罪名。

号长吩咐我打扫号房的任务之一就是天天倒洗马桶。宿州监狱条件很差,号房里面没有便池和自来水,夜间就给一只大马桶,十二个人大小便都在这个大马桶里。每天夜里,在狱警点完人数,哐哐铛铛锁上铁门前,我得把大马桶提回号房,清晨,狱警哐哐铛铛打开铁门,我再提着沉甸甸的一大马桶屎尿去卫生间倒洗干净。从入狱的那天开始到监狱搬迁离开宿州,九个月中,我从未间断,天天如此。

宿州监狱伙食差,合肥新监狱吃饭时间短,入狱几年中,我很少能吃饱。因为我不认罪,不“转化”,狱警就不准我买吃的。平时我饿了就喝点水充饥,也从不吃别人给的东西。

白天出工中,狱警规定我一天只准上三次厕所。我的处境是严管,每行一步都得有包夹犯人陪同,不得单独行动。包夹犯人劳动任务重,没有时间陪我上厕所。她们就去报告狱警说我喝水多,经常要上厕所,说她们没有时间陪同。号房承包狱警就来对我说:“你以后少喝水,上面(我不知道她说的这个上面是指监狱还是其他什么部门)对你们(指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有规定,一天只准上三次厕所。”因此,我经常被小便憋得肚子疼。

一天,包夹犯人在车间里报告狱警说我坐那里经常闭目炼功背法。号房承包狱警不分青红皂白,就罚我晚上收工后在宿舍里,罚站面壁到十二点钟,时间是一个月。

入狱几年中,我八十多岁的父亲奔走在宿州、合肥新老监狱想见见我,多次被监狱以莫须有的借口拒绝探视。我的母亲、弟弟、儿子到合肥监狱想看看我,监狱不给探视。偶尔监狱允许我的父亲接见我,狱警都会提前告知我的父亲不准谈这、不准谈那,通话时间只有五至十分钟,狱警全程窃听通话。

三、中国监狱是迫害法轮功学员最残酷的地方

在中国,每个监狱都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转化”班。洗脑班是对各类信仰者精神、肉体、身心健康迫害最残酷、最黑暗、最直接的地方,安徽省女子监狱也不例外。

第一次被洗脑迫害

二零一四年,我入狱不久,被强行带到由宿州男子监狱、巢湖监狱、宿州女子监狱三家联合组成的法轮功学员“转化”攻坚班。地点在宿州女子监狱综合大楼里,省劳改局分管领导坐镇。来自三所监狱的部份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被分散到各个洗脑班迫害。

我所在的洗脑班在三楼会议室,条件、环境相对较好,中、晚饭在洗脑班上吃,伙食比平时好。一个狱警喊着我的名字说:“这里不像明慧网上说的那样吧?”我回答:“这里再好也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我所在的洗脑班有三个来自不同监狱的狱警(所谓的法轮功问题研究专家,所谓的“转化”法轮功学员高手)负责对我洗脑“转化”。

伪善是开场,谎言是过程,“转化”是目的。在洗脑迫害过程中,我本着对大法的正信,始终用修炼人的平和心态面对狱警和帮教人员,他们对我羞辱、谩骂、推推搡搡、罚站等等,我告诫自己把慈悲留给对方。我心中有法,法坚定了我的正念。

一个多月的攻坚“转化”班结束了。女子监狱的狱警对我说:“这么多年来,我干这个还是第一次遇上你这样的,我们说什么,你就背出一段你师父的话来破解,我们三个人(指三个不同监狱来“转化”我的狱警)都不能说服你。以后不再安排你来学习了(监狱把强迫法轮功学员洗脑“转化”叫学习,洗脑班叫学习班)。”最后她还强调声明说:“你不要认为你这次没有‘转化’是正念闯关了。”

第二次被洗脑迫害

二零一五年八月,我再次被洗脑班迫害,时间是六个多月。这时的女子监狱已经从宿州搬到合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专管监区地点在综合大楼二层,常年开办洗脑班,有专职狱警丁华、张玲、魏彩等,分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监狱长仍然是孟副监狱长,专管监区负责人是赵姓教导员。

监狱决定对我再次洗脑“转化”前,进行了周密安排,多名狱警到我的家乡走访调查。她们调查我的家庭、工作单位及公安等部门,了解我的情况,从中想找到迫使我“转化”的缺口。调查反馈结果是我的为人、工作能力、口碑等都很好。

为了“转化”我,监狱研究形成了多种迫害方案。负责对我进行所谓教育“转化”的狱警是魏彩,四十多岁。

洗脑班老生常谈,故伎重演。我用平和的心态面对一切,那些荒唐可笑的歪理邪说,那些栽赃陷害的闹剧,让我从中明是非、辨善恶、识正邪,谁也动不了我,谁也说服不了我。

魏彩就拿我当精神病对待,说我思维有严重问题等等,拿来五百个心理健康测试题给我,并且要求我一气呵成做完。结果电脑测评反馈我的心理健康超正常好。

魏彩说:“你不‘转化’,监狱就是你的家,你不能做三件事也圆满不了,你还不如尽快‘转化’。”我说:“我一直在做三件事,因为大法至简至易,人不炼功法在炼人;我心中有大法,真善忍时时刻刻都在指导我在最艰难最困苦中磨炼、修正、提高自己的心性,在复杂的环境中不迷失不随波逐流;现在你们对待我的态度,就是你们自己在选择自己的未来,我在救人。”她看我不写“转化”书,就强行把笔塞进我手里,用她的手抓住我的手在她准备的纸上写,还将她的整个身体压着我。我不配合挣脱,她就声嘶力竭地叫帮教人员都过来帮她。她们把我的身体按住,将头发向后拉成仰面,胳膊被压在桌子上,手被魏彩使劲握着写字。她们折腾了好一会,在纸上写出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字,才把我松开。我被她们折腾的全身疼痛,手臂红肿。

强行按手印
强行按手印

软硬兼施毫无结果。这时魏彩就明确的对我说:“这次学习班,以你‘转化’为结束。你坚持不‘转化’,等待你的要么疯、要么死,你自己选择。”说着她自己流泪了。

残酷的迫害

几天后的一天,我像平时一样随监区到食堂吃了早饭,到车间。八点多钟,魏彩把我从车间带到洗脑班。在洗脑班,我像往常一样打扫室内卫生,结束后坐下。我坐下不久,魏彩叫我站起来,并叫帮教人员把凳子拿走,让我站着学习(洗脑),还要求我站好,不准手扶桌子。中午吃饭,魏彩把我的那份饭菜推到一边,你不要吃共产党的饭。晚饭同样如此不给吃。我饿了就喝点水,可魏彩又不让我上厕所,限制我上厕所。我一直被罚站到晚上九点钟。从洗脑班回到监区宿舍,魏彩吩咐监区狱警监督我继续罚站到夜里十二点钟,并且说不准任何人给吃的,号房监控是开着的。

就这样连续四天过去了。我消瘦得很快,也苍老了很多。号房的犯人目睹我的现状也都很难过,狱警安排她们夜里值班她们也不发牢骚,也不抱怨。我们在一起吃早饭时,号房人对我使眼色或低声说:“多吃点。”她们主动给我递馍,多分稀饭。号房承包狱警也叫包夹犯人多劝劝我“转化”,并说:“这次学习班,不像上次学习班,不‘转化’会出事的。”

第五天,我开始出现头晕、左半边脸发热麻木。晚上七点多钟,我撑不住了,想坐下。帮教人员告诉我先别坐,等请示狱警后再说。狱警张玲过来问我情况后,叫我先坐下休息一会儿。她对我说:“何必要坚持呢,你不‘转化’,你疯了死了,是你自己的事,我们不会动你一个手指头,你死的轻于鸿毛。”

我手托着脸闭目休息。张玲一直在我身边走来走去,观察我。突然她喊帮教人员过来,走近看我的脸是不是左边比右边红,大家都说左边比右边红很多。这时,张玲要我去监狱医院。我回答:“我现在正晕得很,不能动,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她说:“你不去不行,出了事我可担当不起,还会说你有病,我们狱警不给你看呢。”我坚持不去,她就拿来笔和纸要我写明:她要带我去看医生,我不去,一切后果自负等内容,签上名字和日期交给她。我按照她的要求写给她了。

第二天,魏彩要我去量血压。我说:“我没有高血压病,现在的状况是洗脑班迫害出来的。”魏彩强行我去,量的血压是140—175。魏彩强迫我吃药,说不吃就灌。我平和的对她说:“你不能这样对待我。我的血压升高,是你不让我吃饭、不让我睡觉,还一直强迫我站着造成的。你今天晚上九点钟让我睡觉,明天再去量血压,如果还是这么高,那我就吃药,不需要你们灌。”魏彩给我笔和纸,要我立字为据。我写到:今天晚上九点钟让我睡觉休息,明天量血压,如果血压还是这么高,我就吃药。签上名字和日期给了她。魏彩看后还要我再补上“绝不反悔”四个字。她说我以前肯定有高血压病,只是进学习班前没有给我体检,现在我说是她们迫害出来的,搞的她们很被动了。

我的血压出现这种状况,迫害仍然没有停止和改变。魏彩还是继续强迫我在洗脑班上罚站、不给饭吃、不给睡觉、限制上厕所。晚上九点钟,魏彩带我回监区宿舍。她告诉监区狱警说:“今晚让她睡觉,不罚站。”

次日早上,魏彩带我去医院量血压。医生说:“很好的,血压80—120。”魏彩几乎是跳了起来惊叫:“不对不对!重新量一次。”医生坚持说:“不必重新量,明天再来量一次看看。”在回洗脑班的路上,帮教人员无语,魏彩自言自语:“真怪了!真怪了!”我心里非常清楚。

按照医生的建议,魏彩又带我去量血压。医生量好后说血压是90/140。魏彩马上就说:“高压140,一定要吃药。”医生说:“像她这个年龄,国际标准高压140是正常的,不需要吃药。”就在这个戏剧性变化过程中,我领悟了一些修炼中只可意会不可言表的神奇。

第八天,我的身体健康和承受力几乎到了极限。我出现走路心慌发飘、头昏耳鸣、视力模糊等状况。我不能就这样死在监狱里,我要活着出去,曝光这里的阴谋和残酷。晚上,我违心地按照魏彩给的标准格式写了《决裂书》、《保证书》给她,她非得要我在名字前加上“罪犯”二字。

入狱以来,我第一次承认自己是“罪犯”。我知道,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论在什么环境下配合邪恶“转化”,哪怕是违心的也好,被迫无奈也好,承受不了也好,写也好,讲也好,都是修炼路上洗刷不掉的耻辱和污点,都是修炼人绝对不应该做的事。我写了两书,这是我对师父、对大法、对众生犯罪,我是罪犯!

魏彩拿着两书,兴奋的到处打电话。我对魏彩说:“你要的形式,我给你了。以后我可以不来这里了吧?”她说:“这个我决定不了。”我看到她是有压力的,出于工作、职业被迫无奈才对我出此下策迫害。我不怨恨她,是中共的体制在扭曲她,她才是这场迫害中真正被迫害的生命。

我的所谓“转化”是在监狱里,却惊动了大墙外,从地方、到省、再到中央有关部门。随后陆续有地方、省、中央来人“看望”我,来了解我“转化”的情况。面对来人,我心态平和,回答简单明确:“真善忍”永远都是好的;我写两书是为了不想死在监狱里;回归社会做守法公民是我的本份。

后来我写了一份《严正声明》给了魏彩。她非常气愤。她责问我:“你为什么要在监狱这里声明反悔?为什么不等出狱后在明慧网上声明反悔呀?”我说:“我在监狱没有做好,就在监狱这里重新做好。”我的所谓“转化”,监狱、狱警都是心知肚明的,我今天的反悔也是她们预料之中的事。因此,她们没有再对我实施迫害。

我被寃判三年,在安徽省女子监狱被迫害的经历,只是多年来众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侧面,更多的迫害真相没有曝光,明慧网上报道的迫害真相真的确实是冰山一角。

在这样一个道德败坏、社会风气日下的时代,在历史预言说的十恶毒世里,我修炼了法轮功,知道了宇宙和历史的真相,灵魂得以净化,人心向善,不随波逐流,我是幸运的!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全世界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