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汽车之旅”活动的点滴体会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七日】今年夏天，加拿大举行了跨越全国的反活摘“汽车之旅”的活动，我有幸参与其中。在活动中，我负责的这一组驱车一万公里，历时三周，一路上去了三十二个城镇，拜访了五十个市长或议员办公室，并有五十多家媒体到新闻发布会现场做采访报道。在这里我和大家分享一下个人在其中的点滴体会，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一、放下自我，突破观念，配合项目

我是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二零一四年底来到海外。在国内的时候，我一直从事管理工作，在工作中积累了一些经营和管理的经验，但也形成了一些固有的观念，做什么事情常常要有足够的准备和把握才会去做。来到海外后，因为自己的英语不够好，加上担心自己身上留有没去掉的党文化，做的不好会影响项目和影响自己，所以平时愿意做些配合的事情，既不用说太多的英文，也不用承担太多的责任，还参与了证实法的事情，自己觉的这样挺好的。

可是今年夏天项目组的协调人找到我，希望让我参加反活摘“汽车之旅”的活动，并负责带队去加拿大中部的草原省。我听了后心里一下子涌出了很多人心：一下子出去整整三周，家里好多的事情怎么办？孩子平时的学法炼功和每天练习乐器谁看着？我刚出来不久没有经验，做不好耽误了事情心里会多内疚？多伦多这么多同修，不用非要我去吧？而且即便是出去，安排有经验英语好的同修负责，我只开车那也好啊！我没答应，和协调的同修说我要考虑一下。协调的同修说那就先让我跟着其他同修去多伦多附近的几个城市熟悉一下活动的流程和内容。

因为是第一次参与这样的活动，我想，去了就是要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打横幅，给当地的民众讲真相和征签。当天还有另外的同修说她可以再开一个车去，我挺高兴，多一辆车就可以多带几个同修去，人多征签就更多，还有更多的人可以负责，我就不用管了。

这天，我们来到了一个市政厅前面，刚打开横幅开始征签，就从里面出来了一位工作人员和保安，过来问我们在做什么，谁是负责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周围的同修一下子都静下来了，谁都不说话。我一看也不能冷场了，只好硬着头皮说：我负责。这句话刚一出口，我马上感觉到另外空间有负责记录的神抓住这个机会，立刻把我的话记下来了，记的是我答应要负责了，下来要兑现这句话。这时旁边的同修也上前搭话了，大家配合着给他们讲了真相，他们听了真相后很震惊，在征签板上签了字，然后对我们说，他们这里来往的人不多，我们想征签可以去商场附近，还详细的告诉了商场的地址。

回来后，我脑子里一直在重复着那两句对话，“谁负责？”“我负责。”我意识到是在我之前的不往前抢和配合别人，那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不愿意承担责任的心，背后是自我保护。师父说：“你们必须得承担你们的责任。你们必须得去救度众生，才能圆满你们自己、才能使这件事情不落空！”[1]既然是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自己还有什么理由和借口不去做呢？还有，我自己喜欢打横幅和征签，这样其实只是在做我自己想做和喜欢做的事情，而没有真正站在项目的角度去看项目需要的是什么。那也借着常人的嘴告诉我，如果只想征签就去适合征签的地方吧，不用来市政府前面了。我们出去一车只有四个人，每个城市停留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除去拜访市长和议员的时间，再除去两个打横幅的同修，如果一对一的讲真相讲不了太多的人。要达到证实法的目地，要达到更大范围的影响，就应该发挥当地媒体和政要的作用，而且，对于洪法、人传人，他们每个人都是有责任的，我们不是去求他们做啥，而是去唤醒他们，去兑现他们曾经立下的誓约。

虽然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从无到有的过程不就是我修炼提高的路吗？想到这些，我当下就给协调人打电话说：“我可以去！”

二、用心去做，不断完善，全面讲清真相

在出发之前，尽管另外一组协调人也优先让我们选人，可是人选不多，最后定下来我们这组有四个人，我和另外两个同修来到海外时间都不长，英语都不好，另一个同修是位得法一年多的女大学生，英语很流利，一路上拜访市长、议员和接受媒体采访，都由她负责。不过她中文不那么流利，学法时读中文《转法轮》还结结巴巴的。我们只是在项目里一起学过一次法，出发之前连话都没说过。对这样临时组织起来的团队我心里有些犯难，觉的压力很大。在出发的前一天我还和协调人说，三个英文不好的，一个中文不流利的，而且四个人基本都没有给主流社会讲真相的经验，一去三周，去的还是华人很少的中部地区，面对媒体和官员这么重要的场合，你能不能再找找有经验的？协调人的回答的倒很坦率，能出去三周的同修很少，我们也就这条件了。已经答应了的事情，行程也定好了，我也没有选择了。就这样，第二天我心里打着鼓就出发了。

進入草原省后，我们正式的开始了活动的行程。活动开始的第一天出发前，我们集体发了正念。在到达第一个城市后，打横幅、征签、开新闻发布会、接受媒体采访、去市政厅递交资料，比较顺利，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年轻的同修做过专门的培训背了很多材料，不过一直在海外的环境里，对国内的迫害没有切身的体会，在面对政府人员和媒体介绍真相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在背材料，象是在讲一件和自己不太相关的事情，而且表述的没有层次感。我在旁边听了有些心急，我知道既然安排我来协调，做的好和不好都是我要承担的责任和要努力改变的。

在路上，我和发言的同修讲述了自己在国内亲身经历的迫害，另外两位同修也都讲述了亲身的经历。其实就在我们每天在海外这个宽松的环境中学法的时候，在我们和家人朋友一起开心的说话或吃饭的时候，国内的很多大法弟子正身处牢笼，正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甚至正面临着失去生命的危险。大家在一起交流的过程中，都忍不住流泪了。接下来，我们又一起梳理了刚刚暴露的问题。首先是我们要和对方有互动，我们平时耳熟能详的事情，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是完全陌生的，每次要自我介绍以后，要设身处地的问问对方知道我们吗？对方有个回应后，我们就顺着对方的回答开始進入我们的话题，按层次逐步的讲真相。先从最基本的真相开始讲起，法轮功是什么，中共从什么时候开始迫害的，怎样迫害的，然后略有停顿，话锋一转，告诉他们：中共甚至通过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换取金钱！然后立刻展示有公信力的事件，介绍调查员的跟進了十年的最新独立报告，再介绍美国通过的343决议。让我很感动的是，年轻的同修很用心，大家一边交流，她一边都认真的记了下来。

就这样，在之后的行程中，我们都会在路上一起交流哪里做的不足或者是哪里还应该做的更好。

我在多伦多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协调人鼓励我介绍些亲身经历的迫害，这样会让对方感到真实。但当我们回顾前面几个城市媒体的报道时，发现媒体用了较多的篇幅介绍了我个人被迫害的经历，却冲淡了这次汽车之旅反活摘的主题。后来我们就做了调整，每次以年轻同修为主，讲述大法的整体真相，突出活摘和诉江。我在旁边观察和配合，现场有需要的时候我再讲些亲身的经历作为补充。

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述迫害和活摘的真相说的多，对方听了都很受触动，对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很同情但又有些无奈。我们一起交流的时候意识到，我们不应是简单的谋取同情和支持，我们是在反迫害，天象变化到这一步了，我们讲真相更要重点突出诉江。在前面的行程中虽然也有讲述，但因为整个活动的信息多，短时间内对方对前面说的内容印象深刻，说到诉江的时候就变成辅助信息了。调整以后，每次发言的同修最后都会加强语气告诉对方，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告诉你们，目前在中国，有二十万大法弟子，用他们真实的名字、真实的地址，向中国的最高法院起诉罪魁祸首江泽民，我们一定会把他送上国际法庭！每次对方听到这里都会不由自主地挺起身板，眼睛里的信心取代了之前的同情，而每次同修说到这里，我站在旁边都会感到自己身体从里到外的震动。

包括在很多细节上，同修们也都用心去交流和完善，比如在讲到国内的学员被中共送到监狱或劳教所的时候，为了不让对方产生歧义，我们都要加上“非法”这个词，明确告诉对方江泽民集团迫害大法弟子是非法的；介绍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的时候，要加上著名人权律师和前议员，增强公信力；在谋求对方支持的时候，会说一起努力让我们的议员去推动我们的政府，站出来告诉中共停止迫害，用“我们”这个词让对方感受到这不是别人的事情，而是我们加拿大作为一个主体国家要在国际社会上摆放的位置。

就这样，大到整体的配合和每个问题回答的方式，小到每个词汇的取舍，我们一路上不断的交流，不断的用心完善着，从无到有，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顺畅。经常是刚刚讨论过的事情，在下一站就正好用上了。而我也真切的感受到了大家在不断用心去做的时候，就是在师父安排的这条修炼路上提高。

过去，我们以为新闻界的人和国会议员、市长们平时接触的信息量大，应该早都知道真相了，自从开始面对面全面讲清真相，我们才知道，原来绝大部份的人不知道真相，甚至有很多人没有听说过法轮功。即便是说知道一些的人，当听我们全面的讲了真相以后，也很吃惊，说过去只是听说过法轮功，但不知道迫害这样残酷，更不知道我们反迫害带来整体形势的巨大变化。其中包括经常在国会山看到我们洪法的国会议员和议员的助理，这些年是经常看见我们，但并不真正的知道具体的真相。他们都很感谢我们能告诉他们真相，解开他们的疑问。有一个国会议员在听了真相后，直接表态要加入国会的“法轮功之友”。

三、师尊点化，突破观念，由被动变主动

在活动开始的时候，我们虽然意识到要引导常人媒体来报道，但还是不知道要怎么做。师尊看到我们有这个想把事情做好的心，在第一天的第二个城市，就安排了有缘人点化我们。

那天我们到了市政厅前面，做好了准备，可是到了新闻发布会时间，没有媒体来，我们有些失落，就在这时，一个年纪大的女士路过我们的横幅前面，过来问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给她讲了真相，她听了立刻告诉我们她就是当地报社的，当时正要去邮局寄信，她说她现场先给我们照相，然后让我们在发布会以后去报社，把我们的活动介绍给报社的编辑。后来我们去了报社，现场面对面的给编辑讲了真相，她当场就说会报道我们。之前我们一直有个观念，觉的没有预约不好直接去媒体，都是多伦多的同修在活动之前给媒体发邮件和打电话，我们到了地方就是在那里等着媒体。通过这次的经历，我们看到了我们要圆容和突破的地方——主动去面对面邀约媒体，与前面联系媒体的同修形成前后的配合。

四、是救人，不是做事，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

说是要去面对面邀约媒体，可是毕竟没有做过，去了应该找谁，没有预约对方会不会拒绝见面，见面该怎么说，都是没有任何的经验。指导我们的只有师父的讲法：“今天世上的一切生命都是为法来的。你要想让他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你就去讲真相。这是一把万能的钥匙，是打开众生封存已久的那件久远就已等待的事情的钥匙。”[2]因为我们一行只有四个人，在去邀约媒体的时候，每次我们都统一着装，穿醒目的印有大法字样的服装和黄色的帽子，一進门就给对方带来很正式的感觉。我们再给对方介绍这次活动是跨越整个加拿大的活动，将拜访二百八十多个城市，共有五个TEAM，今天我们要在市政厅前面举行发布会，之后拜访市长和国会议员，通过这样的介绍，让对方知道这是一个大型的活动，而且要拜访当地的市长和国会议员，这个活动与他们当地有关，让对方感受到这是一个大的新闻点。接下来，无论对方是前台接待、记者还是媒体的负责人，我们对见到的每一个人都认真的全面讲真相，在这过程中大家真切的体会到了面对面讲清真相的威力。

举两个行程中的例子：

1、在某市的报社，前台是位性格开朗的女士，当我们介绍了即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后，她很敷衍的说我们可以把资料留下来，她会试着转给记者。现场有些尴尬，旁边的一位同修小声的提醒了一句：“讲真相。”发言的同修马上反应过来，继续给她讲真相，讲着讲着，这位女士的脸色就变的严肃起来，讲着讲着，她忽然站起来，抓起桌子上的资料对我们说，你们等着，我立刻就去叫人。

2、在一个城市的电视台，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帅气的年轻记者，听到我们是从多伦多来的，委婉的告诉我们，他们只关注本地的新闻和本地的故事。同修没有放弃，继续给他讲真相，听了一会儿，他就开始重视起来，并邀请我们坐下来，开始问我们一些问题，当同修回答了他的问题后，他说摄像师都有安排了，他要试着临时去找个摄像师就在会议室做个采访。他出去后我们就默默的发正念，没一会儿他就找来了摄影师。在准备采访的过程中，他听说我们在市政厅前面的新闻发布会在十五分钟以后就要开始了，当下就说，走，我们去你们的现场！

自从开始上门拜访媒体面对面讲真相，我们几乎每站都有媒体出来采访报道，而且经常是有两、三个媒体到场。中间有一天我们跑了四个城市，每站都有媒体前来采访报道，还见到了一位市长，不仅给市长讲了真相，而且市长还在征签板上签了字。一天的活动结束后，我给协调的同修打电话，说了一下当天的情况，当我说到当天有七个媒体采访报道我们的时候，协调的同修冲口而出说：“你们做的这些真是让邪恶胆寒！”

一次我们在一个主流电视台下班之前，成功的预约了记者第二天上午来新闻发布会的现场拍摄和报道。就在我们四个人返回住处的路上，亲眼看到我们的住的地方向天空中放射着光芒，一道一道的光芒呈扇形射向半空。师父说：“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3]我们心里很激动，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这一切都是大法的威力！

五、修正自己的一思一念，破除干扰

第一周的周末，协调人安排了一次电话交流，我们和其它省份的同修分享了一下一周以来的一些体会，交流结束后，我怕自己和同行的同修产生自满的心，就和大家说，我们各个组都会做的一样好。

第二天，我们第一站来到了一个城市，并提前拜访了媒体，但是直到新闻发布会结束，也没有记者过来采访，大家心情有些低落。上车后，我就想自己哪里出了问题？忽然我想起了自己昨天说的话，各个组做的一样好，那好，你不是想一样吗？就让你们都一样。我把自己想到的说出来和同修们交流，同修们立刻说，问题就在这里。师父说：“这和我们过去搞的绝对平均主义有些关系，反正天塌下来大家死；有什么好处大家均摊；长工资什么百分之几的，一人一份。这种思想看起来好象挺对的，大伙都一样。其实怎么能一样？”[4]是啊，我的说法上看起来好象挺对的，其实这个绝对平均主义那不是党文化吗？我在国内的时候曾经在外资企业工作过，这些年也一直很注意反思自身被党文化侵蚀而存在的问题。我在企业做管理和经营工作，在工作中遇到各种问题和制定企业规章制度的时候，我都很注意剔除其中的党文化因素。包括我看管理的书，每段话都会拿师父的法来对照，有不符合法的我就不用。这样一步步的走过来，可这没有发现和修去的党文化的影响还隐藏着这么深。每个地区有每个地区不同的情况，大家都在走自己的路，而我们却在求都是一样的。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立刻说，我们收回昨天的话，否定这个干扰。在这以后的每个城市都有媒体前来报道，而这个城市这一站是我们行程中三十多个城市里唯一没有媒体前来报道的城市。因为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党文化的影响，留下了无法挽回的遗憾。

还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城市拜访了当地的报纸和电台，到发布会开始的时候，报纸的记者来了，电台的没有来。一个同修失望的和我说，电台怎么没来呢。因为当时有些忙，我顺嘴回了一句。活动结束后，另一个同修问我，你刚才怎么和那个同修说电台不重要？我说，我没说啊。前两天协调人电话里和我们提过，报纸还是比较重要，电台可能不那么重要。当时我们还说不要有区别心，哪种媒体都重要，我怎么还可能说出电台不重要的话呢，我肯定没这样说。同修也没和我争辩，我们抓紧开车去了下一个城市。到了那里，我们先去拜访的是电台，接待我们的是两个年轻的主持人，当我们介绍过情况后，其中一个人慢吞吞的对我们说，我们电台不重要，你们应该去报社。出来后我立刻明白了，我肯定是说过这样的话，只不过那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说的。我赶快否定了这个错误的观念。在接下来的行程中不仅有很多电台到现场报道我们，还有的直接在直播间录制采访，让我们大法弟子的声音通过常人的电台把真相传播了出去。也慢慢的明白电台的报道覆盖的范围很大，尤其是在加拿大中部，人员居住分散的环境下，电台的作用很重要。有一次我们在拜访媒体的时候，接待员直接说我知道你们，我在一个电台听到了你们的故事。

六、结语：整体配合

当我们進入草原省的第一天，我车上的倒车影像就忽然看不清楚了，我也没有太在意。在结束了整个的行程刚回到安大略省的时候，我去加油，发现我的倒车影像清晰了。师父说：“他们总是和人比，和他们自己的过去比，而却不能跟法的各个层次的要求来衡量自己。”[5]我悟到，这是师父要我们在行程中不要满足，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现在行程结束了，可以回头看看这段走过的路了。

回顾这一路的经历，我感受到师尊时刻的看护和引导，也体会到了整体配合的力量。大的城市媒体邀约的难度比较大，每到一个地区，当地的同修都早早的做好了前期的准备，活动的过程中都积极参与协调和配合。因为有了当地同修的支持，行程中几个大城市的媒体和国会议员拜访都進行的比较顺利；我们车上带着三十几个城市要交给媒体、当地市长、国会议员的不同的一百多份资料，开始的时候我们每天就是匆忙的按顺序和标签拿出来就用，慢慢的时间久了，我才体会到这背后的份量，上百套资料，打印、装订、排序、装袋，按时间顺序贴好了标签和对方的名字，从开始到最后，没有一份错误，没有形成任何干扰；同行的几位同修一路上敞开心扉交流、彼此认同、互相配合；还有很多利用休息时间负责电话跟進媒体的同修默默的在努力，这些都让我深切的感到了同修作为一个整体相互配合的巨大力量。我非常庆幸自己参加了这么一次难忘的讲真相的项目，途中遇到的期待真相的有缘人也更让我感到救人和讲清真相的重要。

我们都是为法而来，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在以后珍贵的时间里修好自己，走好自己修炼的路。在师父的引导和加持下，尽好的完成我们的使命。

注：
[1]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六年纽约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四》〈二零零三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也三言两语〉
[4]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5]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和时间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