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中坚信真善忍

记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李坤一家的遭遇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明慧网通讯员广东报道)“从九岁到二十三岁,我就有太多太多的不明白……”,一位广东女儿说,“眼见阿爸即将结束冤狱归家,而年近花甲的阿妈又被冤枉入狱。世上最痛苦的事不是一无所有,也不是拥有后再失去,而是曾经拥有也曾经失去,可是在失去之后以为即将再次得到时再一次失去。我想要的,从来不是什么功名利禄,我想要的不过是简简单单的合家团聚,全家安乐,可是这简单的幸福却为何那么困难?”

“我炼功做好人你们抓我,嫖赌的你们不抓。”李坤质问,警察回答说,“不嫖赌就没有税收,你嫖赌我不抓你,你炼功我就抓你!”

这不是小说,这是发生在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坡心镇的事实。

十四年折磨

苏武牧羊,十年苍苍,还有羊群为伴,蓝天阳光。李坤十四年冤狱,拳脚绳铐不离,遭受各种体罚虐待、酷刑折磨。现年六十岁的李坤说:

开始两个月,他们用造谣、诽谤的所谓教转材料对我进行洗脑,看那一套对我不起作用时,开始进行暴力“转化”,将我反绑在监区大院,他们上班时,则暴力虐待,除拳头打外,几个人还长时间压住我身上的某些穴位,那种痛苦无法用语言形容。中午他们休息时,则逼我在烈日下暴晒……我被折磨的消瘦落形、晒的似黑炭般,我妻子、大姐等家人四月份来接见,警察因害怕曝光不准我见亲人。

示意图:烈日下暴晒折磨
示意图:烈日下暴晒折磨

二零零四年底,十三监区,监区长刘付国,主管干事姓冯(高州人,华师毕业,后因迫害法轮功有功升职至副监区长),姓许的主管干事(徐闻人),监狱又对我进行精神折磨、体罚虐待、暴力迫害。白天出工时,我被逼接受洗脑的同时,在工场长时间脚尖蹲着,晚上回到监舍在五楼走廊蹲,有时蹲至一、两点,有时两、三点,有时三、四点,有时五、六点甚至天亮,有时睡下床十分钟、几分钟就叫醒一次。白天打瞌睡的时候,恶徒打手就拿一条很硬实的塑料尺敲我的额头、脚眼、脚骨、脚趾、手指、手背,被打的地方长年不消肿,头被打的整天是麻木的,被折磨瘦至皮包骨,当时我只剩七十多斤,走路精神恍惚、眼睁不开,连带班的狱警都担心说:不知我什么时候会跌倒永远爬不起来了,祈祷在他带班的时候千万不要出事。

一个夏季,高温三十七、八度的炎热天气,狱警还强逼我穿着长衫长裤,不给水喝、不给上厕所、不让大小便。回到监舍,夏天一个星期至半个月才给冲一次凉,全身发臭,冬天严寒天气则打开窗要我冲凉半个小时,后面还有恶徒用大块纸皮扇风。夜晚在监舍五楼走廊蹲着,一打瞌睡的时候,被值夜班的恶犯不单是拳打脚踢、还用烟头烙、烧烫。还用手指粗的竹棍戳我膝盖、脚趾等处。冬天严寒天气打开窗,用冷水淋湿我背脊,弄湿我后背的衣服,冷的我全身打冷颤。

中共酷刑示意图:火烧炮烙
中共酷刑示意图:火烧炮烙

整天要我用脚尖蹲着,后来用所谓“升降机”的体罚我(即每天连续十几小时不断蹲下又起立),这些都不能使我妥协时,又换新的手段——弯腰双手指触地。长期体罚折磨到我支持不住的时候,姓许的主管警察带头对我拳打脚踢,之后三、四个恶犯把我摁倒趴在地下,向后拗我的手臂、脚骨、腰骨,用尽力捏我手脚的麻筋,致使我全身骨头撕心裂肺的剧痛,惨叫声很远的监区都能听的见,喉咙都喊肿、声都喊哑了。无力走路,吃饭拿匙羹的力气都没有,吃饭时两个犯人架撑着我下楼吃饭。

酷刑演示:毒打
酷刑演示:毒打

二零零五年三月份第一个星期天,我终于承受不住,痛至休克、晕了过去,恶徒们将我拖至厕所,扒掉衣服用水淋,用拖把拖我的后背、拖我头,拖的我满头满背都是沙子。淋醒后只让我穿着一条裤衩,赤脚光身蹲在走廊吹冷风,姓许的警察还在一旁讲给人洗脑的歪理邪说。就这样长期体罚酷刑折磨下,身体终于垮了,身体又瘦至皮包骨,警察说:你只有“转化”,不“转化”就死路一条。

二零一零年一月份,狱方将我转回十三监区单仓禁闭,手段更加残忍。主管“教转管区”的副监区长冯某,警长曾建杏,开始的几个月则逼我看洗脑材料、光碟。八月十五中秋节时,监区长石森虎(自说本身是地主的儿子,父母曾受过邪党的运动迫害)认为还要对我加强“学习”。就因他这一句话,我又开始遭受到虐待,回到监舍开始蹲,不给坐了。过了中秋、“十一”后,副监狱长杜文涛下到监区来,与监区的领导和主管迫害法轮功的那些警察开会研究对付我的策略,第二天就把我转至六楼没有监控的监房,中午对我下毒手之前,姓冯的副监区长来找我说:你没有考虑的余地了(意即要我接受他所谓的教育,讲假话批判法轮功,对恶党歌功颂德,不然的话就用暴力强制转化)。姓许的警察说:咱们又见面了。(冯、许两人曾是二零零五年对我下毒手的警察)

中午吃过饭后,所谓的互监组全换了人,监控头目张洋换了杀人犯黄建才(湛江霞山人,判死缓,黄在我刚转回十三监区的头一个月就掐住我的脖子,捏住我的喉咙强行灌药、灌水,致使我窒息失去知觉后,才松开手,此人心狠手辣,满脸横肉,曾因此事转离教转管区一段时间),其它成员有王威华(阳春人)、杨春朝、张洋(组员,不再是组长)等一共八个人,夜班两个,白天六个用刑罚。警察交待说不整死、不整断骨头就行。他们开始逼我从早上一直蹲至晚上十二点,晚上十二点后坐地板,坐到凌晨四五点,上床睡觉后有时又打、或用毛巾捂住口鼻不能呼吸十三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歹毒残暴:

1、用毛巾捂住口鼻把我的头摁到装满水的桶里,那种窒息的滋味非常难受。

酷刑演示:毒打
酷刑演示:毒打

2、用手指挖肝挖脾挖眼,勾住鼻孔将人往上提。

3、蹲着的时候,十分钟到半个小时,长的时候,一个小时就这样不定时将我摁住趴在地上,四、五个人摁压住胸部不能呼吸,同时几个人拗脚骨、拗手骨、再加上不能呼吸,一旦蹲久支持不住即拉至厕所,或时不时拉入厕所,面贴住墙壁,将两手反至背后,将手和小臂用力反拗至背后垂直,再用手顶住肘部前身贴住墙上下推动。那种痛苦的滋味不是用语言能形容、能诉说、能表达出来的,我嚎叫到声音也哑了,眼泪也流干了,连人体水份脂肪都干巴巴的,真是皮包骨的了。黄建才说我就喜欢看你难受的样子,我就高兴。深深切身体会到共产邪党红色恐怖下的种种流氓更流氓手段。

中共酷刑示意图:“飞”
中共酷刑示意图:“飞”

4、中午不准睡觉,深夜至凌晨给躺下一、两个钟头,其实不让你睡着的,眼睛一闭上就有人动了,有个恶犯专门守在床边拿着东西攥你的鼻孔、耳朵、眼睛,有时黄建才一巴掌打来,用毛巾捂住我的口鼻,差不多断气了才松开。蹲着的时候,冷不防从背后将你的头颈向左后、右后扭至极限,致使颈骨长期痛,胸部心口不知受了几多拳头(几百拳吧?记不清那么多了!),也是长期痛的。

5、每天被酷刑迫害后,所谓的犯医拿着血压仪器来量血压所谓检查身体,然后假惺惺地说你身体正常,要我签字,我要不签字几个人摁住对我又下毒手酷刑折磨。据犯医说姓冯的副监区长交代对我检查身体要我签字。

6、摁住我对着厕所,在这样完全没有人性残忍无法形容的情况下我疝气加剧。到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份,将我拉至恩平人民医院做手术,手术完之后就拉我回阳江监狱医院。手术一个星期后黄建才在我伤口还很痛的情况下又要我蹲,所谓学习体罚,护理医护的犯人说:你这么快又要人蹲了,刀口还没好,不要逼的刀口又裂开了。黄建才说:裂开了再重新手术。

戒毒所、看守所

二零零零年二月,江泽民准备“出巡”到茂名,整个茂名的气氛紧张起来,最急的要算610系统,他们嗅到了江泽民这次“出巡”的真正意图。在中共官场,领导人出巡,表面的原因都是冠冕堂皇,实质都是有其目的,这次也不例外。据说,广东对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不积极,李长春在广东还没有判一例劳教案例,曾庆红偷偷给江泽民出了一个主意,叫他到广州搞什么讲话,暗中给广东施压,同时也收买李长春。日后的事实证明,李长春果然在广东开动中共整人的破机器迫害法轮功,并以此进入所谓“常委”。

当时,茂名市电白区610国保大队长阮忠,紧急召集电白公安局国保成员和电白各镇派出所开会。电白坡心镇一次性把镇里二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关到坡心镇荒废了的一个戒毒所(即电白治江指挥部)。李坤也是其中的一个,一个好人为什么给关到戒毒所,乡亲都很疑惑,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大家也不是很清楚,李坤的女儿也一样不知道:

“后来,阿妈带我去了一个地方,那里有一堵长长的围墙,上面刷着三个字:戒毒所。以前听大人们聊天时说,谁谁家的儿子食白粉(方言吸毒之意),被送进戒毒所了。我很疑惑,阿爸又没吸毒,为什么要在这里?然后我见到了阿爸,还有很多认识的叔叔阿姨。他们对我说:不要害怕,你爸很快就可以回来了。我很开心。可是,我还是很想念爸爸。所以一到星期六早上,我就会和另一个小女孩带着作业走上三十分钟的路到那里,我看我阿爸,她看她奶奶。我们在里面做完作业后,也总要在那里呆到傍晚,直到看门的人强制让我们离开。那时候,一周七天,我最期待星期六。

“有一天,放学刚回到家,有人来家里说,爸爸因为绝食反迫害昏倒了,被送去医院。我慌慌张张跟着大人跑到医院,只见到躺在推车上的阿爸,一脸苍白,我以为他就快死了,怕的想哭。阿爸也看到了我,想跟我说话,抬手示意我靠前,我把耳朵贴近他的嘴边才听到他说:“不要怕,阿爸没事,很快就回家。”

好好的一个人给关在戒毒所三十三天,然后给送到医院抢救,然后暂时释放李坤。

看李坤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在二零零零年七月份,阮忠带一帮人到李坤家里撬桌子,乱搜一通,有钱抢钱,没钱抢物,又把李坤关到电白看守所。看守所里,强制李坤劳动做装饰闪闪的小灯泡,穿拉电线,开头几天双手十指全部磨起血泡化脓,很疼根本干不了活,但也得干,因是有任务的,任务不完成就不许睡觉要干通宵,不干或任务不完成就遭牢头、监霸毒打、刑罚,有的其他犯人经常遭毒打、刑罚,几天或更长时间不许睡觉,连续干活也无法完成任务。

憋在心里的话

二零零零年年底,李坤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他觉得这时候终于可以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了。“法轮大法好”这句话憋着心里太久太久,心里太委屈太委屈,来到天安门表达心里朴素的感受,也是最后的选择,没办法中的办法。李坤一刻也没停留,把身上带的横幅高高举在头上,高呼“法轮大法好”,又一声“法轮大法好”,在天安门上空回荡。一群便衣和警察飞扑过来……

那天是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一日,李坤被关在北京门头沟看守所,李坤不服,绝食抗议,第八天的时候,无条件释放了。李坤可以说是个例外,全国各地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的人,多数会被接回当地拘留和罚款,不报姓名的会给送去神秘的集中营或被失踪,有的送去马三家劳教所,在那里会发生更可怕的事情,包括活摘器官。

李坤参军退伍后,在家务农,身体也是一身糟,肠胃病、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结肠炎、便秘、乙肝大三阳、鼻炎、神经衰弱、经常头痛等多种疾病,被折磨得晚上睡不着觉。在一九九八年一月开始学炼法轮功,三天后神经衰弱神奇般好了,头不痛,睡觉也睡的香;半个月后胃病好了,以前不敢吃冻、硬、难消化的东西,后来吃什么都可以了;一个月后乙肝也好了,脸色变的红润,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以前一天睡十几个小时还是感觉很疲劳,总觉的睡不够,影响工作,身体净化后一天睡三四个小时也不感觉疲劳;暴躁的脾气也改好了,戒去烟、酒、赌瘾等不良嗜好。

妻子梁桂芬未修炼前也有胃病,经常与婆婆顶嘴,修炼大法后,身体健康,处处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对公公、婆婆更加孝敬,与婆婆不再顶嘴,一家人和蔼可亲,左邻右舍及李坤的姐姐们都赞叹“法轮大法真神奇”。

“炼法轮功前,阿爸吸烟很厉害,他的牙齿是黑的,左手食指和中指的第一个关节处都是黄的。但阿爸炼功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吸烟,脾气也好了很多,渐渐地不再觉得他可怕。有时候他还代替阿妈给我洗头发,当我不满意阿妈给剪的发型而哭着不肯上学时,阿爸会耐心的在旁边哄着,说等我长大后要给我剪出最好看的发型。当我第一次考试成绩不理想时,忐忑不安地拿着试卷让阿爸签字时,他没有怪责,只是笑着说:继续努力就好。”女儿李松蓉回忆说。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整个家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真善忍”的种子扎根在心里,“法轮大法好”烙在生命里,李坤想着:这辈子一定要做一个好人,让大家都知道法轮大法好。李坤可能想不到,做一个好人,这么简单的要求,在这个国家,竟然要用自己的生命才能换来。

父子含冤入狱

李坤的儿子李鑫华在电白电海中学读高一,学校组织诽谤法轮功的游行,李鑫华拒绝参加,被学校勒令开除,书没得读,只能到工地干体力活。

李坤有家不能回,这两年,阮忠带队不知道有多少次到家里抄家抢劫抓人,从北京回来后,阮忠一伙更是时时打听李坤是否在家。

李坤只好离家出走,全国上下没有说话的地方,李坤只好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法轮大法好”,“二零零零年元旦,我与吴金成、刘剑宗、我儿子李鑫华在茂名市区悬挂大法真相条幅、横幅。第二天半夜两、三点,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茂港分局共几十人,在茂南分局彭剑科长的带队下,包围了我们租住在茂名新坡商业城三街的出租屋,围住出租屋,又敲又拍,然后用铁棍撬开门,警察冲上二楼,抢走我们的台式电脑一台、彩墨打印机(佳能、爱普生)两台、联想多功能打印传真扫描一体机一台,以及装订印刷工具(铡刀等)一套、大法资料一批、手机两台、Call两台等财物,并从我身上抢去二千四百九十元现金、从吴金成身上抢去一千一百八十元现金。参与迫害者有:陈力、梁伟彬、柯家豪、苏同佳等。

中共酷刑示意图:吊背铐
中共酷刑示意图:吊背铐

“警察将我们四人绑架至茂南分局,不准睡觉,把我手用手铐反铐、戴着脚镣、脚尖踮地反吊在沙发的背后三日三夜。茂港分局自称绰号叫“李黑仔“的刑侦股副股长李刚(音)对我刑讯逼供,拳打脚踢,并穿着皮鞋踢我小腿胫骨,痛的我至休克。后转至茂名第二看守所刑事拘留二十多天后,被所谓逮捕转至茂名第一看守所,日夜奴工十几小时。茂南区检察院非法起诉我,茂南区法院于四月二十五日非法开庭,枉法判处我十四年,吴金成十四年、刘剑宗十二年、我儿子李鑫华五年。我上诉,茂名中院无理维持原判。”

就这样,李坤和儿子被关在阳江监狱。

亲人的担忧

李坤的女儿想象不到,或者说不敢去想象,父亲承受着痛苦折磨的样子,内心的牵挂和无奈难以言表:

“每一次去见阿爸,我都忐忑不安:不知能不能见到阿爸,不知阿爸身体如何、精神状态如何,不知自己有没有长高些、长肉些,等下见面时一定要好好说话,不能哭,不能让阿爸担心。每一次见面时间都很短,大清早起床搭车、转车再步行到监狱,为的是能在监狱的人员中午下班前请示到接见批准,得到批准时多半已是下午三四点,然后排队等待会见安排,最后和阿爸见面的时间却连半个钟点都不到。可即使只是短短的二十分钟却是来得那么不容易。

“在某次请求接见的批准被拒绝后,我心情很是低落。这时坐在办公椅上的610头目悠悠地说了一句:‘你不要一副憎恨社会的样子。’憎恨?那一刻,我的心情真是五味杂陈,想笑,想大哭,想发泄,想问他为什么?当派出所的人来抄家、来绑架阿爸时,有一个警察跟我说:‘你爸爸是好人,我是坏人,所以我要抓你爸爸。’我想问他:为什么?看到其他家属自由直奔会见楼进行登记排队,而我们的会见请示总是迟迟不见批准条时,我想问他:为什么?看到其他家属自由自在在聊天通话,而阿爸身后站着一个戴着耳机的狱警,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时,我想问他:为什么?拿起话筒正要和阿爸笑笑、打声招呼,就有声音挤进来要求不能用家乡语通话时,我想问他:为什么?遇到不会说的粤语用家乡语替代,又有声音打断谈话警告,阿爸对着那个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警察解释时,我想问他:为什么?我真的很想问清楚这是为什么?可是我的理智、我的教养不允许我在公共场合大声喧闹,我更怕我这一问,见面的机会更加渺小……

“大人们总是对我说:不要担心,你爸很快就会回来。可是他们却不知道,我是多想知道这个‘很快’究竟是哪年哪月哪日的哪一时哪一分哪一秒,我知道他们想让我宽心,所以我也不追问他们。当同学们朋友们开心地聚在一起分享自己的爸爸对他们的宠爱时,我能分享的只有小时候的快乐,大多数时间里我只能安静地充当听众,不断地对自己说:阿爸就快回来了,就快了,就快了。就这样,从九岁说到二十三岁。”

父亲的眼泪

李坤的父亲是退伍老兵,参加过抗日战争,参加过“朝鲜战争”,出生入死,想不明白,这个国家,这个政府现在是怎么了,黄赌毒不去管,对一心做好人的妻子、儿子、儿媳妇、孙子,一轮轮的抄家,一次次的绑架,家无宁日,风浪不停。有一段时间,老伴,儿子,儿媳妇,孙子都被关押在监狱或者洗脑班,剩下老人和小孙女相依为命,孤苦伶仃。历经沧桑九死一生的老人独自掉下浑浊悲愤的眼泪。

“爸妈说,爷爷年轻时当过兵,参加过朝鲜战争,他的听力就是在上前线时因为耳膜被震破而受损的。初中上历史课学到朝鲜战争,老师说:‘你们的爷爷可能就参加过,可以回去问问他们。’放假回家后,我让爷爷给我讲讲他的英雄事迹。爷爷这样开始他的故事:那天,我们整连的人出战,最后只剩下了三个人。说着伸出三根手指比了比,说完后就陷入了沉思,我唤了许久,也没有将他摇醒过来。

“这一生,我欠的最多的人是爷爷,却再也没有机会还他的爱、他的恩。爷爷离开人世已六年多,可是我已渐渐记不起他的样子,虽然我还会经常和朋友聊到爷爷,聊到他对我的疼爱。

“爷爷是个很可爱的人,热心、喜欢小孩,也很宠我。看电视大家喜好相左时,哥哥和他抢遥控器会被骂,而我和他意见不一致的结果总是我赢;有好吃的总会留给我,初中以后我开始住校,一个月才回一次家,每次回家爷爷总会从房间里拿出给我留着的都已经有些发烂的水果;去邻居家玩,他们会告诉我说:你每次放假,你阿公都会提前好些天跟我们念叨着你要回家了呢。

“这样疼爱我的爷爷,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只有他和我两人相依为命。那时奶奶和爸妈因为炼法轮功都被绑架了,两个哥哥在外面读书。不久又有法院来人说要封宅拍卖,逼迫我们从家里搬出去。爷爷每天为这些事忙进忙出,可是总会准时回来给我做饭。爷爷做的饭并不好吃,可是我洗的衣服也总是不干净。那时候我常常想:我们是不是很快就要流落街头当乞丐了?阿爸他们回来找不到我们怎么办?

“后来,奶奶回来了,爷爷却对着她哭了。奶奶说:你什么大风大浪都经过了,我们又不是做了什么坏事犯了大罪,你哭什么呀?爷爷只说:我只是担心我老了没地方住,你们到时没有家可归。

“爷爷的泪,从我记事起到爷爷离世,我见过的只有两次。最后一次是他在辗转听到阿爸在茂名第一看守所被吊着打得昏死过去的消息。

“自从阿爸被迫害后,爷爷用他那并不多的退休金维持着家里的开支,支持我的学业。那时候我便想着什么时候才能长大,长大了就能赚钱,就能让爷爷过上更好的生活。可惜那时的我并不懂得‘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道理。刚升上高二的第一个星期六,爷爷突然离世,毫无征兆,所有人都措手不及,直到现在已有六年多。每次去见阿爸时,他总会细细问起爷爷的身体,而我总是一句‘爷爷很好’来搪塞过去,这个谎言太大,让我很不安,也让我愧对阿爸。”

李坤的父亲自从李坤被迫害后,一直思念着儿子与孙子,整个人寡言少语,因遭恐吓,神不守舍,于二零零七年一天不幸摔伤,下午即含冤离世。老人死不瞑目。

李坤的母亲,八十六岁的老人杨美琼对坡心镇警察劝善:“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如果所有的人炼法轮功家家户户都不用闭户,人人安份守己,你们去查一查法律,有哪一条说法轮功是违法的?查不到就不准你们到我家抢东西。”恶徒们一声不吭四处搜刮,把搜出来的几箱法轮大法书籍、挂历、真相资料、一台卫星接收器,摆放在二楼大厅拍照,然后连同一千多元的退党币抢走。

警察四处搜刮,床头、床尾、厕所、厨房、杂物间四处乱翻,老人家的衣柜、箱子都乱翻一遍,见到几十块钱也要抢走。年迈的老人杨美琼见他们这帮土匪的流氓行为,大声训斥:“这是老人家的私钱你们也敢抢走?”恶警才怏怏还回给老人。

坚守的妻子

在乡亲们的眼中,李坤的妻子梁桂芬是一个孝顺的儿媳,一个善良的好人。在李坤十几年被关押的情况下,梁桂芬忍着心中的悲痛,硬撑起这个家,细心照顾八十多岁的婆婆生活起居,同时又要负担一家人的经济,由于经济紧缺,没钱供小女儿读书,而学习成绩一向很优秀的小女儿,梁桂芬又不忍心叫她不读书,只好借钱供小女儿读书,单身一人到农田里耕田养家。这些在邻里间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坚毅乐观的形象深深烙在女儿心里。

“小学四年级那年,我十岁,记不清爸妈他们前前后后被绑架了几次,只记得那时候阿爸不在家。每到晚上我都不敢睡觉,我害怕了睡着之后又突然被抄家的人吓醒。那个冬天很冷很冷,阿妈把阿爸那件厚厚的军绿色外套从衣柜里拿出来,说穿上它就会很暖和。阿妈跟我聊着笑着,渐渐地我们都累了睡着了。可是半夜里我还是被吵醒了。屋外有人大声地喊着阿妈的名字,要她开门。我不敢说话,只是睁着眼,阿妈没应他们,只是不停地哄着我睡觉。那些人喊了一会终于停了,我们都以为事情过去了。接着就听到了从一楼传来很重很重的砸门声,一声又一声,就像砸在了心上,又重又沉。他们砸了很久,感觉大门就快被砸烂,心脏快要停止跳动时,阿妈下去开门了。我不敢跟出去,甚至不敢爬起床。紧接着我听见一群男人重重的脚步声蹬上了二楼到了客厅,还听见阿妈和他们的谈话。‘这样三更半夜的,你们这么多人这么大动静的是为什么事呢?’阿妈问。其中一个声音说:‘不用多久的,开个会大家聊聊,等下就回来了。’阿妈想了想说:那我带件外套再跟你们走。然后阿妈就回到床边,我知道有个男人站着房间门口看着我们,可我还是哭着求她不要走,阿妈说:‘别哭,快睡,妈去去就回来。’我从来不知道这个‘去去’是那么久。那天晚上阿妈走后,再回来,已是一年后的夏天,那时我快要升上小学六年级了。

“阿妈被绑架劫入狱时,阿爸被迫流离失所,不能回家。阿妈出狱后,阿爸和前去探望的二哥一起被绑架。从那时开始,家里的主要开支和我的学费都由爷爷支持,而阿妈每天起早贪黑,到田里干农活,贴补我的生活费。

“南方的冬天不下雪,可是风里会夹着淅淅沥沥的雨,又湿又冷。清晨四点极不情愿的爬出温暖的被窝,披着雨就跟着阿妈到田里收菜去卖,露着的双手被寒冷的空气刺得生疼。七、八月里,中午的太阳火辣辣。割了一个上午,水稻割得差不多了,阿妈的擦汗毛巾湿了一次又一次,每一次都能哗哗地拧出水来。我的头有些发晕,慢慢站起身来,听着阿妈打算着要去哪位婶婶家借打稻机。

“爷爷去世后,阿妈的压力更大了,每天更是早出晚归,种完茄子种水稻,种了辣椒种玉米,我们家的田种满了,别人家的田地空着的话,阿妈也会要来种。寒来暑往,水稻黄了一季又一季。除去买化肥的开支,辛辛苦苦卖了农作物所剩的钱少之又少。而这些钱很多都花在了我身上。阿妈自己的牙刷那毛被磨短了也舍不得换,袜子破洞了也不肯买新的,一分钱分作两半花,就这样供着我完成大学的学业。

“这些年,我痛苦、也曾自暴自弃;可是阿妈却一直默默地坚持着。走出校园踏上社会,一个人工作生活在异地,越发体会到生活的艰辛,才懂得阿妈这么多年的艰苦和坚忍以及坚持,越发觉得阿妈的伟大,越发心疼阿妈。都说母爱如水,可是阿妈的爱却是如山又如海沉稳而不失温柔。”

妻子被绑架判刑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李坤还在四会监狱,妻子梁桂芬又遭绑架。同时在李坤家里被绑架的还有十三位法轮功学员。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茂名市茂港区法院对梁桂芬非法开庭。公诉人黄海滨称梁桂芬家里有法轮功书籍和真相资料,在家宣传法轮功,还举出其余被绑架的十三名法轮功学员的所谓供词。亲属请的辩护律师麦颢蓝,没有按法律及当事人的要求做无罪辩护。庭审后,亲属责问律师:梁桂芬没有犯罪,为何不作出无罪辩护?麦颢蓝表示怕中共迫害他、要他的命。

梁桂芬当庭指出黄海滨列举的所谓证据不属实。十三名法轮功学员之一的梁秋媛曾多次举手要求发言,不准,无奈当庭起立,愿做梁桂芬的证人,指控公诉人的证词作假。梁秋媛指出,黄海滨所称的十三名法轮功学员的证词是伪造的。这时,法警过来阻止梁秋媛发言,并威胁梁秋媛,再说就离庭。梁秋媛对阻止她的法警说:都不合事实,是冤枉的。但由于被法警阻止,梁秋媛无法完整讲清。梁桂芬的婆婆当庭哭诉说:梁桂芬是个难得的好媳妇,儿子被绑架后,都是她一个人在家辛辛苦苦耕田维持这个家庭,还照顾我这个八十几岁的老人……梁桂芬亲属要求无罪放人。

十二月二十五日,梁桂芬亲友曾带着十三名法轮功学员联名写出的真实证词送茂港区法院。可是,法院人员不敢接证词。但亲友不屈不挠的努力,将真实证词送进法院。

十二月二十七日,茂名市茂港区法院再次开庭,审判长梁友斌只字不提十二月二十五日亲属送去的十三名法轮功学员的真实证词,还是采用公诉人的假“证词”,对梁桂芬非法判刑三年半。梁桂芬说公诉人的证词不是事实,要求发言。梁友斌不理会梁桂芬,就宣布休庭。整个过程约一刻钟。十点四十分左右,警察开车带梁桂芬出来时,法院门口增加警察,拦住亲属不准靠近,亲属齐声喊“法轮大法好!”

亲属从法院出来,直接到茂港区公安局找相关负责人。上到二楼,在一条长廊里,亲属敲响国保的门,外面的人不准亲属敲,谎称国保的人不在,问亲属来这里干什么?亲属说法院叫我们来的,我们有苦难无处诉,我们的亲人是冤枉的,是你们绑架我的亲人,我们就要找你们。

亲属继续敲门,一大批警察涌过来,把亲属用暴力推、拖下去,还试图要打亲属,一名亲属大叫,不准打人。一名亲属说,警察用力拧她的手,把她拖下楼后,用力一推,她差点就站不稳了。另一名亲属说,警察掐住她的喉部,她差点就透不过气来。警察还威吓亲属说,再来就把你们抓起来,还说要打亲属。亲属说:你敢打?我亲人犯了什么罪?是冤枉的,难道不能来这里问你们要人吗?难道我们没有权说话吗?这是什么法律?最后警察欺骗亲属,叫众多的亲属中找三个代表到信访办。结果,信访办不开门,欺骗亲属离开。

亲属到了庭外,要求律师麦颢蓝去拿判决书出来,麦颢蓝推诿不敢,亲属再三向其说明:等到梁友斌邮寄来判决书,都要几天时间。亲属担心没时间做上诉的准备。最后,在亲属的陪同下,麦颢蓝才帮亲属拿到判决书。

上诉后的骚扰、威胁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梁桂芬向茂名中级法院提出上诉。

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梁桂芬的女儿李松蓉,写信给中央第八巡视组人员及茂名公检法人员,揭示她家遭受中共的种种迫害,父母因信仰“真善忍”十四年来轮流入狱,告诫茂名公检法人员不要昧着良心干违法的事,立即无条件释放她母亲回家;同时呼吁看到这封信的乡亲们伸出援手救救她的母亲。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日下午四点钟,电白水东东阳北街居委会人员方琳(音,女)和王某(男)带领电白县610主任郭某,同时跟来的两名身穿制服、自称是派出所警察,闯入家住在水东东阳北街的李坤(梁桂芬丈夫)的姐姐家。这伙人从梁桂芬上诉案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日开庭后第三次串门骚扰。

梁桂芬的姐姐问他们又来干什么,方琳谎称:在这里经过,顺路过来看看。家属说:你们这一伙人没事不会过来的,你说实话,不要假惺惺。610郭某气愤地说:你上次带三十几人到茂名法院闹事。姐姐说:难道开庭不是公开的吗?不是旁听者谁都可随便去的吗?也是他们关心我亲人发自内心自愿去,我可没有那能力去组织他们。再说法轮功学员学“真、善、忍”做好人,去到哪都是好人。

郭某说:你不用说这么多,不用跟我洗脑。姐姐说:我弟(李坤)被非法判了十四年,留下一个家属妇女(梁桂芬)在家务农,维持整个家庭开支,照顾八十几岁老母和三个子女,我弟还未有放出,这个(梁桂芬)又给你们绑架去,留下老母无人照顾,好好的家庭被你们搞成这样。

姐姐诉说中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声泪俱下。郭某说:不要激动,谁叫她(梁桂芬)组织这么多人在家学法轮功。姐姐说:都是一群七、八十岁的老人,在一起学法轮功做好人,你们政府还要建敬老院给他们呢。最后这伙人临走时,郭某带着威胁的口气说:你不要随便带人四处去,到时后果你自负。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日梁桂芬上诉案于茂名市中级法院。第一次开庭时,梁桂芬依法行使回避权,申请所有共产党员全部回避此案,茂名中法休庭。三月二十五日,茂名中级法院通知梁桂芬的家属在四月三日对梁桂芬再次开庭。因三月底茂名万人游行反PX(对二甲苯),茂名市中级法院取消了四月三日开庭,改在五月八日上午九点半再次开庭。

开庭前一天(二零一四年五月七日)梁桂芬儿子姑妈李女士遭当地610人员威胁恐吓,说她如再这样式的个性,就要抓起来。五月七日早上九点,李女士准备出门,在路口看见电白县610主任郭水安(音)、冯翠云、水东镇一个戴眼镜的,还有一个较年轻的小伙,他们也看见了李女士,李女士打算转头回家,他们就跟过来了,在李女士的家门口,郭水安堆着虚假的笑容。李女士责问郭水安:“没来意绝不会来我家,你一定是有什么目的才来问我,我弟的事,你们是骗我一次又一次,今年又说是四月底放人(李坤),你们又不放人,又说到五月,现在又借口说到六月。”

郭水安怕邻居会听到说:“我们不要在这里说,进房里面说。”李女士说:“你们怕人知道呀,怕人听到?”郭水安不再是刚来时那个虚假的笑容了,贴得很近李女士的面前说:“你母亲八十多了,你还带她到处去,去坡心镇对面闹事,躺在那里不走,阻碍别人办公,你要负责任。”李女士责问道:“我负什么责任?我家在水东,我母亲在坡心。”郭水安说:“坡心镇的人员说是你带她去的。”李女士说:“我母亲家在坡心,她不会认路去?用谁带着她才会认路吗?你们非法判我弟十四年,又要迫害我弟媳,难道她老人家不能去要你们放人吗?”郭水安说:“是谁(梁桂芬)什么事造成的?造成你家这样的,政府都不让学了,谁在家里组织这么多人,组织十几人在家,做头头。”李女士说:“她不是犯法、不是吸毒,她们所学的法轮功书是教人做好人,按“真善忍”做好人是坏事吗?”郭水安没话可说了说:“你带其他人到处去,又请律师。”李女士问道:“请律师,可以请吧?请律师不是犯法吧?”郭水安说:“律师说的话不中听。”李女士惊讶的说:“律师是按法律说话。这与我请律师有什么关系?”

李女士与郭水安辩论时,已经有不少邻居出来观看。水东镇那名戴眼镜的说:“你领××党的钱,法轮功有钱给你吗?”李女士说:“我没有领共产党的钱,我的工资是我双手做来的,工作时在工资扣出,现在才发放的。”李女士的邻居插口说:“不错,她的工资原来是单位工资扣出来现在才发的,炼法轮功的人以前很多。”还不等邻居把话说完,在一边的冯翠云马上阻止好心的邻居发言,转口说李女士很顽固,并恐吓李女士还继续这样的个性,就将她抓起来。李女士说:“我有什么事,就叫我家人追究你。”另一位邻居也说:“法轮功以前可以学时,人家觉得好,已经学过来了,不应该这样对她(李女士)。”已经很多邻居出来了听了。

郭水安这伙人自知羞耻,无趣地走了。

上诉开庭经过

五月八日,茂名中法门前,早上八点多至九点半前,茂名地区各县市610与国保人员纷纷出动,如临大敌,制造恐怖气氛。开庭前中院门前依法等候旁听人群中特务便衣来回走动。开庭后连坐在中法门口对面的人都有特务未经允许拍照,非法侵犯公民肖像权。

在开庭过程中有旁听人员吴先金的姐姐遭高州610电话恐吓,说中院已全副武装准备,要将吴先金当头头对待,说是他组织了一帮人到中院旁听,要他赶快回来。暴力恐怖威胁依法旁听手无寸铁的合法公民,610也未免对个别人太抬举了,依《刑事诉讼法》,二审开庭为公开审理,公民均有权旁听,又不是去打砸抢,组织者、头头从何说起。

在开庭过程中,有不明身份不知是国保人员还是法院的法警,扛着摄像机对旁听席上的亲友进行秋后算帐式的录像,未经许可录像,侵犯公民肖像权,刘律师当庭向审判长提出抗议,说这里不是有闭路电视吗?还录像干嘛?黄说录像经过他允许的。

来自北京的张权利律师与广州的刘正清律师同时依法担任本案辩护人,在开庭阶段,审判长黄昌文告知当事人梁桂芬:声称经请示院长,梁桂芬提出申请共产党员回避要求不符合《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具体准确到不符合哪一条规定,黄未明说),故驳回申请。茂名检察院公诉人员同称经请示检察长,不符合《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驳回申请。黄说如不服可申请复议。

在法庭调查阶段,辩护律师刘正清律师当庭宣读了一审结束后十三位证人写给一审审判长的证词:

我们是茂港区坡心镇十三位法轮功证人。我们是在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日被茂港区公安分局坡心镇派出所绑架去的十三位法轮功证人。在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茂港区法院开庭时,公诉人公报我们十三位证人证词极不属实的,全部都是茂港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陆尚辉指使人员对我们这群七、八十岁的老人威吓诱供,诱骗我们只要签字、按手印就释放我们,并不是开庭对公诉人所讲的内容,全属是茂港区公安分局和检察院合伙栽赃梁桂芬。请梁庭长秉公按照法律办事、主持正义,还我们清白,并无罪释放梁桂芬回家照顾老年体弱的婆婆。

张律师并当庭向黄提交了今天还有六位愿出庭作证的证人名单,黄说这些证词来源非法,张律师说这些来自案宗材料中的,怎会来源非法。黄声称律师应提早递交名单,并说这些证人身份住处不明。张律师说可以让证人出庭并当庭核实证人身份。黄说不会让这些证人出庭作证的,并说这些都是一审证人。张律师说你让不让证人出庭作证是你的事,但名单还是要提交给你。

审判长黄昌文要求律师向梁桂芬发问。刘律师问梁桂芬炼法轮功目的是什么?梁答是为了有一个好身体。刘律师又问你修炼法轮功是否有左邻右舍及周围人投诉、控告过你?梁答没有。张律师问你炼法轮功是为了有一个好身体,那你身体的病好了没有?梁说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吃过药。张律师说那就是好了。

茂名检察院公诉人发问:十一月二日当日那十三个人是怎么去到你家的。梁答说不知道。公诉人又问那些资料是不是从你家搜出来的。梁答不清楚。

刘律师发表辩护意见:那十三个人在一起炼功又怎么样,我也看到很多人在公园七八个人、二十个人一起跳舞晨炼。我的当事人作为一名法轮功修炼者,家里有法轮功书籍不是很正常吗?那些佛教徒家里不也有佛教的书籍吗?有是正常的,相反没有才不正常了。

张律师发表辩护意见时被公诉人直接打断。张律师即时向审判长黄昌文提出抗议:我发言前是都是先举手,经过审判长同意后才发言。然而公诉人直接打断我的讲话,他眼里哪有你这个审判长?黄说他可以监督你们。张律师笑着说:监督也得经过允许才能发言呀!黄无言以对。

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审判长黄昌文明显表现出偏袒公诉人一方,及用种种借口理由掩盖办案机关制造伪证,不敢深入调查,所谓法庭调查只不过在走法律程序而已,并未能站在秉公公正执法的立场上。被刘律师当庭指出黄执行双重标准。具体表现为刘律师说到法轮大法洪传海外,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喜爱,被黄打断,说与本案无关。刘律师说怎么无关,只要我证明法轮功是好的,是无罪的,就可证明我的当事人是无罪的,怎会无关。

公诉人发言时配有话筒,声音大的在场人都听的见,然而当事人及律师发言时极少有话筒。公诉人给法轮功扣大帽子,说法轮功是颠覆国家政权的组织。刘律师说,我说法轮功如何好被审判长打断,公诉人说法轮功是颠覆国家政权的组织,审判长不打断。颠覆国家政权与邪教何关?你就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定罪不就行了,用“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定罪干嘛?这是公诉人的信口雌黄。公诉人哑口无言。

公诉人说该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份,要求法院维持原判。张权利律师说你说证据确实充份,你问过每一位证人了吗?公诉人无言。梁桂芬怒斥公诉人害她,说我修“真、善、忍”何罪,难道要“假、恶、斗”就可以吗?这位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农村妇女,站在法庭上,责问手握代表正义法槌的法官,法官哑口无言,因为正义在梁桂芬手上。

最后茂名市中级法院审判长黄昌文问梁桂芬还有什么要求没有?旁听席上亲友中爆发出依法立即当庭无罪释放的吼声,审判长黄昌文、公诉人仓皇收拾东西夺路而逃;审判员李楠呆呆的站在那里;法警失色,叫喊着赶快把梁桂芬用手铐铐起来,好象怕亲属抢人一样。

茂名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梁桂芬被判刑三年半,被劫持到广东女子监狱迫害直到现在还没有释放。

女儿的愿望

“从九岁到二十三岁,我就有太多太多的不明白。阿妈常常教育我:‘要做善良的人,做好人。’有朋友告诉我说:‘我觉得你不会害人,所以和你做朋友很放心。’阿妈又说:‘与人相交,要真诚。’大学同学说:‘你这人,说好听点,叫单纯,说不好听点……总之,你这样的人很难在社会上生存。’后面的话,她虽说不出口,但我知道她的意思,我很困惑,究竟如何才算好?

“每当我觉得委屈向阿妈倾诉时,阿妈总说:‘不要老怪别人,要做好自己,要想想是不是自己哪里没做好。’我知道阿妈对真、善、忍的坚持,但是阿妈说的‘做好人’真的好难好难。

“眼见阿爸即将结束冤狱归家,而年近花甲的阿妈又被冤枉入狱。世上最痛苦的事不是一无所有,也不是拥有后再失去,而是曾经拥有也曾经失去,可是在失去之后以为即将再次得到时再一次失去。我想要的,从来不是什么功名利禄,我想要的不过是简简单单的合家团聚,全家安乐,可是这简单的幸福却为何那么困难?

“以前看书,每看至‘肝肠寸断’‘伤心至极、吐血而亡’,总觉得作者为文学艺术而采用的夸张。至阿妈被绑架以来,我时刻挂忧,茶饭不思,夜不成寐。着手写这封信时,那些宁愿忘记的痛苦犹如历历在目,先是恸哭,肝肠欲断之痛如今是深有体会;哭到最后,竟咳出些血块来,全身无力,只是泪流不止。我不甘!我不服!

“十四年前,警察们多次非法闯入我家,绑架我的家人,非法抄家,非法没收财产物品并一直无法讨回。那时我还是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对世界毫无所知,对法律毫无概念,重复而糟糕的经历让我对人群、对社会心生恐惧,对被绑架的家人只能暗暗抹泪思念。当同学议论我阿爸是罪犯,说不要和我交朋友时,我因为那些恐怖的经历而不敢出言反驳,为此自卑自闭多年。

“十四年后的今天,警察做法同以往如出一辙,时间似乎并未让这社会有所改变,而我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说服自己要放手过去的痛苦直面现实,学校的所学不断告诉我要相信国家,相信法律,相信生活会越来越美好。而今阿妈再次被绑架,残酷的现实狠狠地打击着自己重建的信心。

“十四年了,十四年的光阴好长,一路走来,很是痛苦挣扎。虽然现实残酷,可是我不愿不想放弃那么艰难才建立起来的信心,不愿也不想再次被锁进自己的内心围墙。”

后记

李坤在二零一四年六月二日走出四会监狱,朋友告诉他:

那个阮忠得风湿性心脏病半年,动了大手术,留下半条命;那个书记李日添,给罗荫国咬出来了,进了监狱;那个罗荫国(历任中共茂名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被抓后,咬出一百多人,后来死在监狱里;那些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李东生、王立军等高官纷纷遭恶报被判重刑入狱、被病痛折磨致死……那个江泽民,据悉已经被软禁,等待着历史的大审判。

听到这些,李坤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十七年了,当年就劝他们不要迫害法轮功,不要伤害法轮功学员,难道是要成全我们的信仰吗?不需要啊!如果当年能够听得进去,那该多好啊,没有我一家的苦难,也没有今天这些人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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