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非法关押八年多 沈阳王希斌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一日】辽宁沈阳市王希斌女士一九九七年修炼法轮大法后,以前的多种疾病不翼而飞,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好。同时,她的精神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自私、多虑、争斗、怨恨,变的宽容、忍让、任劳任怨、为他人着想。随之而来的是,家庭和睦了,孩子懂事了,工作、事业有成了。周围亲朋好友、邻居同事都从她的变化中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

可一九九九年江泽民出于妒嫉而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王希斌女士因坚持修炼而遭多次迫害,她说:“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十六年里,我三次被抓,四次被抄家、抢劫,二次被判刑(一次三年,一次三年半),一次被劳教(二年二个月),一次被关洗脑班(一个月)。在看守所被关押中被单位除名。在这八年九个月中,我受到酷刑折磨,非人的虐待,给我从精神到肉体造成了巨大的痛苦、经济上造成巨大损失。迫害中给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甚至是不可挽回的终生的伤害。”

二零一五年六月,王女士加入诉江大潮,对迫害元凶江泽民提出了控告。以下是她在控告书中陈述的被迫害的情况。

1、第一次被抓

二零零一年六月的一天晚上七点多,沈阳市铁西区贵和派出所七、八个着便衣的警察,胁迫邻居敲门,冲進我家,不出具任何证件,抄抢走我的全部大法书籍、讲法录音及真相资料及私人用品,将我戴上手铐,塞進警车,还把我女儿也带上车(女儿未修炼法轮功),给女儿精神造成伤害。这时我看见儿子坐在车里,原来是儿子贴真相被抓,牵扯到我(儿子被关在沈阳张士教养院迫害后不练了)。

在派出所,警察录口供,我不配合,他们找来铁西分局专门搞逼供的“高手”给我上一种叫“苏秦背剑”的刑罚搞逼供,将一只手从肩伸到后背,另一只手从后背往上伸,再用手铐将两只手铐上,然后将手铐挂到高处(或者脚尖能够着地,或者够不着地,随他心情)。这种酷刑让人生不如死,十四年过去了,至今胳膊仍留有后遗症,不能上举和后弯。

两天后,我被送到沈阳第一看守所关押。一進看守所,就被强行扒光衣服侮辱。在看守所,我绝食反迫害,他们用野蛮灌食折磨我,把我的鼻腔口里捅出血,嘴肿很高,用钢勺撬嘴,牙撬掉了几个,没掉的也活动了,插管子使胸部难受,经常咳嗽吐血。他们为推卸责任,把我送進了监管医院。

在看守所被迫害期间,工作单位却将我除名,给我和家庭造成灾难和痛苦。二零零二年六月,铁西区法院开庭,诬判我有期徒刑三年,把我送到沈阳大北监狱(搬迁后改名为辽宁省女子监狱)。

一進监狱,我又一次受到扒光衣服的侮辱。我被分到九监区二小队,小队长是董芳,监区分管法轮功的队长是张延彤。每天早七点出工,晚七点收工,每天还要把干不完的活带到监舍去干,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觉。我的脚和腿每天都肿到膝盖,鞋也穿不了。夏天热,又借口不能和人接触,就把我的床放在门后,我被迫害的前胸起痱子,一挠肿成一片,奇痒无比,以后年年犯,直至现在到伏天时还有反应。

她们为了转化我,软硬兼施,强制看污蔑法轮功的资料、电视,让犯人收集我的言、行(多数是犯人编造的),在犯人大会上让她们拿出来批判。还让犯人都不跟我说话,孤立我。在过大年前执行员(管事犯人)看我帐上有一千多元钱,让我捐款给监区的图书室,我不捐,她们就封我的帐,不让我买东西。并骂我。 我虽然说了不捐,可他们还是强行扣去我二百元。丈夫单位被买断了,丈夫年纪大,人家不愿要,给甩出来,在社会上办了失业救济金,每月二百多元,孩子还没有稳定收入。那一千元钱是一家人省吃俭用,给我镶牙的。他哪知道那点钱在这里根本不够干啥。那时是我们一家生命最低谷时期,如果没有大法,根本走不过来,不是家破人亡,也是妻离子散了。

监狱每年初二之前都让犯人买好吃的(监狱克扣犯人标准伙食费,再做成小灶高价卖给犯人),监狱从初三到初五三天不开伙,但可以给犯人热饭。而我被封帐了,不能买东西,只好挨饿。有一个丹东姓陆的犯人实在看不下去了,过来给我拨一半她的饭,我说:我不能要你的饭,会给你带来麻烦的。她说:“我不怕,不管犯什么罪,也得给饭吃”。第二天刚上班,队长就把她叫去训了一顿。

招数用尽了,也没好使(转化我),最后大、小队长不得不赤膊上阵,拿出看家本事——耍流氓、无赖。一天早晨出工时,小队长跟我说:今天你不用出工了,你到车间水房站着,直到转化为止。并要管水房的犯人看着,要我站在水房中央,手放到两侧,腿不能打弯,不许我东张西望,不许蹲下,吃饭站在原地吃。如果我有违反,看着我的犯人不减刑。就这样每天从早七点站到晚七点,水房里潮湿阴冷,鞋每天都是湿的,晚上包夹看着不让晾,收工时腿肿很粗不会动,意识指挥不了它,得慢慢移动,恢复。可是一收工就是急的,包夹一来接,拽着就跑,得赶快回到队伍里去。每天收工包夹都是连推带搡,连喊带骂,不但要承受肉体上的痛苦,还要承受精神上痛苦。一周后的某天晚上,小队长跟我说:你今天不收工,到他们上夜班的屋里站着,什么时候想明白了什么时候找我。其实,她已经都布置好了,只等去表演了。犯人们开始轮流攻击我,这个说:今天你不转化,我们都减不了刑。那个说:你不是做好人吗?因为你我们都减不了刑,你是什么好人!有人因为减不了刑来打我;有的往我身上吐唾沫。有的掐我。开始我还能回头瞅,后来我也瞅不过来,也没有能力瞅了,任她们打了。再后来,就不行了,开始往下堆了。我一瘫到地上,她们就把我拽起来,再瘫再拽,随着频率的增加,她们也不是拽了,就是往起拔,往起提,往起擼。从腰到肋骨往上擼,擼得我腰象折了一般,肋骨火烧火燎的疼,大气不敢喘,碰一下象针扎一样。她们就这样折磨我,一直到我没有意识,没有反应为止,然后在事先写好的“转化书”上拽着我的手按上手印,然后又给我读了一遍,我只依稀听到有“自愿转化”和“同犯×××做证”字样,其它都不知道了。过了一会听见监区长和小队长说话的声音,好象说任务完成的挺好,让把我弄到屋里去。两个犯人过来了,其中一个一拽我,我疼的大叫一声,她们也不敢动了,就把正在加工的衣服盖在我身上,就这样我一直在地上躺到其他犯人出工。

在非典期间我写了“严正声明”,声明所谓‘转化’完全是强迫的,不生效。监区长看后当着我的面撕掉了,她说:“转化书”已经放在你的档案里了,永远跟着你。在我冤狱期满出狱前要我写“总结”,我写大法弟子在哪都是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做好人的。她说:你已经转化了,重写。我揭露她的卑鄙伎俩,她气急败坏的把那几个在“转化书”上签字作证的犯人找来,她们异口同声的说,是你自己转化的。监区长洋洋得意的说:听到了吧。我说:如果一个人打心眼里愿意做那件事情的话,还需要又是物证又是人证的吗?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她立马语塞,悻悻地说:行了,都走吧!一个月后,我终于告别这人间地狱,回家了。

2、第二次被抓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一天的晚上,我和同修在铁西兴华公园讲法轮功真相,被预谋已久蹲坑的铁西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到铁西分局,被铐在铁椅子上。当晚他们抄了我的家,抄走大法书和几张真相资料,第二天把我和同修送到沈阳第二看守迫害。

在看守所,又一次被扒光衣服侮辱。在看守我绝食,警察叫来五~六个刑事犯将我拖去灌浓盐水,致使我胃痛,不能吃东西,我坚持炼功恢复了。一个月后,铁西分局的警察将我提出去,给我读了劳动教养决定书,不让我看,也不给我,说你听就行了,这是给马三家教养院的。

马三家教养院阴森可怖,因为据说有江泽民的指令,想怎么迫害就怎么迫害。我每天被强制坐巴掌大的塑料凳,听污蔑之词。我闭眼睛,队长任红赞就来掐我的眼皮。我低头,她就揪我头发往墙上撞。为了不让我们发正念,她们撤走墙上的钟、日历,让我们没有时间概念。

一天,大家统一反迫害,不穿劳教服。一个男狱警進来了,问为什不穿?我说:因为我们都是好人没有罪,这里進進出出几年来也有上万人,别人不知道,你们应该知道哇,你看那厕所收拾的里外湛亮,一点味都没有;那食堂更是,一点灰尘都没有。餐具、桌凳几年来象新的一样。有人吃饭时无意间将脚蹬在凳子上,别人看见了就告诉她拿下去,而且所有清洁剂、工具都是我们自己掏钱买。这样的人是坏人吗?他有点语塞,他说:我们也是为共产党做事,没办法。我着急的说:难道你没有你自己吗?难道你只是个驱壳吗?他立即火了,站起就来抓我,嘴里喊着:好哇,你骂我是蛆,今天我非整死你不可。他把我推出门外,一拳将我打倒,用穿皮鞋的脚,往我头和肋骨上一顿踹,我用手护着,头破了,手也破了,肋骨可能折了(不给看,也不知道),不能喘气,不能动,睡觉躺下、起来都得有人帮。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到,江泽民发起的这场对法轮功迫害,受害的不仅仅是法轮功学员,他把公、检、法、司整个一条系统的人,都拖下了地狱。就象那个男狱警,他知道法轮功都是好人,他却说:没办法。因为江泽民下令叫他做,他敢不做吗?可是他做了就是他的罪恶,他就得还。这宇宙中有个理,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谁做了什么都是给自己做的,都得偿还。所以奉劝那些还在执行江泽民命令的人,赶快给自己留条后路吧,不要再为江泽民的罪恶买单了。

一天任红赞喊我收拾东西跟另一队长走,说去综合楼(专门转化学员的地方)。到那后,队长叫一人拿剪子把我的头发剪成男式的,我不让剪,她说:到这来就由不得你了,还叫来两个人(犹大),说:这两人把×××都转化了,我就不信转化不了你!她们不让我出屋,每天给我灌输邪悟理论,还在我面前谤师谤法,给我造成精神的痛苦。我告诉她们我的生命是大法构成的,我不能容忍你们这样的行为,你们再这样,我就冲出去喊“法轮大法好”。她们怕影响太大队长会收拾她们,收敛了许多。她们拿师父的法来断章取义,我就给她揭露,她们看唬弄不了我就交差了,我也就回去了。

几天后,任红赞又叫我收拾东西跟她走,来到一楼大铁门前(专门酷刑折磨坚定的法轮功学员的地方),一阵铁链子响过后,把我关到一间屋子里,我问:给我弄到这干什么?她说:你害怕了吗?如果你想转化还来得及。我说:大法弟子堂堂正正,怕什么呢?!她说“那你就呆着吧,会有人来‘关照’你的”。这里只有一张桌子和地上一个草垫子,我的房间紧挨着大铁门,只要走進和走近的人,我都能看见,而铁门里其它屋的情况却不知道,只能凭听声来判断。这進進出出的人和哗啦、咣当的铁链子、铁门声还有训斥声、打骂声、喊叫声,使我精神高度紧张,不能入睡,心里随时戒备着,不知道会有什么人来和怎样“关照”我。一天我看到队长慌慌张张奔我而来,后面跟着一个“四防”(转化后帮他们干事的人)。队长说:赶快收拾东西跟“四防”回队。回到小队才知道,有大变动:人员打乱,重新分楼层。

新楼层的分布为:一楼为坚定的学员,严管。三楼是转化的学员,松管。二楼是准备往上、下分化的学员,我被分到二楼。

一天二楼出现了一帮男狱警,横眉立目的,一看就象打手,大家都感到了气氛的紧张,终于这一天到了。我被石宇队长叫到一个屋里,交给一个叫马吉山的男狱警,他问我:还炼吗?我说:这么好的功法咋不炼呢?!他抓起我的手就往铁床栏杆上铐。我问:你这是干啥?他说:你不是炼吗?叫你尝尝炼的滋味。他把我另一只手铐到另一面栏杆上,两只胳膊成一字形抻直,把脑袋塞進二层铺底下,再将两条腿用绳子捆起来,这种刑罚叫抻刑。只一会儿,手铐就勒進肉里,再一会儿大汗淋漓,再一会儿就昏过去了。然后拽着我的手在早已准备好的“转化书”上按上手印。第二天他说昨天那个不行,再写个正式的。我不写,他说:昨天那滋味挺好吧,要不再来一次?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嘴脸暴露无遗。三天后我回到小队,才知道整个二楼的人都被这帮打手用各种酷刑强行转化。

一次我拒绝剥大蒜,受到加期两个月的迫害。在我回家时,马三家劳教所打电话让铁西区“六一零”来接我。在路上,他问我,认识的怎么样?我说真、善、忍哪有错啊!就这一句话,他们就又把我送到“沈阳市铁西区张士教养院”,劳教一个月。

3、第三次被抓

二零零九年六月八日,我在和平区大润发超市,送给一个男人一张神韵光盘,被他领着和平区胜利派出所的警察抓走,当天他们抄了我的家,一无所获,第二天又抄了一次,在我丈夫褥子下搜到一张真相单张。我丈夫告诉他们,那是我从外面捡的,他们叫我丈夫写个证明。

在公审我的法庭上,起诉书中出现两个证人,我问另一个人是谁,他说出我丈夫的名字,我问他证明我什么,他说证明你炼法轮功,我当时就觉的其中有诈。回家后才知道,派出所警察用这种卑鄙下流的手段骗我丈夫写证明,再把它变成诬陷我的证据。二天后我被送到沈阳市第一看守所,在看守所我又一次受到扒光衣服的侮辱,受到强制抽血的迫害。

大约在二零一零年的三月份,我被投入辽宁省女子监狱七监区二小队迫害。一到监区又扒光衣服检查,侮辱。把被褥都拆掉,将棉絮拿出来检查。白天在一间没有监控的屋里,两个转化我的人强制放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强迫看污蔑书籍、材料。开始让我坐着,后来站着,再后来强制站在一块方砖上,不准移动一步。晚上别人都睡觉了,才把我带到最里头靠冷山的小屋里,睡在靠窗户没有被褥的光板上。她们就这样整整折磨我三个月。后来整个监舍刷浆,没有地方了,又用强力劳动来折磨我,让我收拾三层楼的地面、门窗、玻璃上的浆,这哪是六十多的人干的活呀,累的我腰酸背痛,四肢无力,走路都摔跟头。

半年后我回到小队,小队的环境更恶劣。监区为创收,定额、数量不断攀升,惩罚手段层出不穷。我被叫作“案板工”,为做服装流水线的机台做辅助工作,一个人要服务多个机台。如果你活没干出来或有质量问题,不用犯人头和队长出面,涉及到哪道工序,那个机台工都得跟你玩命,因为牵扯到挨罚,扣分和减刑的问题。每时每刻都得考虑能否供应上机台,哪儿可能出问题。如有问题,赶快带回监舍哪怕不吃饭,不睡觉,也要补救。不然就会出事,就会有人被罚、被打、被扣分、不减刑、电棍电等。所以人人自危,人人自保,互相争斗,互相伤害。在这样恐惧、紧张的氛围下,在超强度、超负荷劳动的高压下,身心每天都在分分秒秒中煎熬着,这样的日子终于熬到了尽头。

迫害中,给家人带来的承受和痛苦也是很大的,八年来丈夫、儿子、女儿,每次去看我,都被盘查、逼问,甚至侮辱、谩骂,为了能看到我,他们只能忍气吞声。丈夫晕车,每次去无论多远的路,都骑自行车,冬天脚被冻伤年年犯。伤害最重的是儿子,自零一年我俩一起被绑架后,把他送到张士教养院转化后,他就不炼了,从此一提法轮功的事,他就急眼。四十多岁了,也不找对象,我每次想了解他被迫害的情况,他都闭口不谈。

女儿当时二十岁,我和她哥被抓,对她的打击太大了,她后来告诉我,那时她每天都精神恍惚,想起来就哭,不管在哪里也不管有多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