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六十三岁的龙华鲜携女向最高法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 以下是龙华鲜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的事实：
我叫龙华鲜，原昆明市物资局边贸公司（现已破产）退休职工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原来我的身体很差，患有头痛、肩周炎、胃病等疾病，身体虚弱得夏天不能穿短袖，冬天不敢出门，才40多岁就病退，日子了无生趣，人被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
修炼法轮大法后，我身上的病痛就不治而愈，身心轻松健康。通过阅读大法书籍，知道了做人应该重德行善，善恶必报是天理。
我母亲龙顺芳，今年已经八十五岁高龄，身体康健，心胸宽敞。但是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她却是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一身的病，一个文盲在几十年的修炼中，已经能通读《转法轮》这本书。我们一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美好。
但是，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以个人意志发动了迫害法轮功的运动。我认为政府对我们这个修炼群体不了解，于是于一九九九年八月份去昆明市委上访。还没有见到负责人说上话（当时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就被送到西山区第二中学拘禁了一天，到晚上12点才回家。
二零零零年四月二日，我怀着一颗相信政府的心，去云南省政府反映我们修炼法轮功后的身心受益情况。电视上说的是污蔑，请政府明查，还我们师父清白，还法轮大法清白，并恢复打压前的自由炼功环境。我被昆明市东站派出所非法拘禁两天，之后，盘龙区国保大队抄了我的家，抢走了我的大法书籍。我又被劫持到盘龙区看守所非法拘禁一个月之后，送进云南省第一女子劳教所（在昆明市官渡区大板桥镇），被非法判三年劳教。
二零零二年回家后，我们一家在昆明市东部客运站旁经营一家土杂店，卖烟、酒、糖、茶，还有牛奶等。我按照师父教我的“真善忍”的法理，做事考虑别人，不卖假货。有时收到假币，自行销毁，不让它们再进入流通害人。我善待身边遇到的任何人，告诉他们做人要凭良心，当你善待别人，也会得到别人的善待。当然也遇到来行骗、甚至是抢劫的，我就告诉他们这些不道德的行为会遭到报应的，只有凭良心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自力更生才是正途。附近的居民都知道我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我的商店是“放心店”，所以自经营以来我的生意一直很好。
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昆明市官渡区国保大队警察冯军等人来到商店（当时我没有在店里），封了我的店，绑架了我的女儿周晋。非法搜查我的商店和家，抢走台式电脑一台、笔记本电脑两台、移动硬盘两个（后周晋索要回来，却已经被弄坏了）。非法拘禁周晋在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看守所10个月，后非法判刑三年，关押于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
在非法关押期间，年仅二十八岁，可爱善良的花季女孩遭遇了悲惨经历。在官渡区看守所的时候，周晋及同监室大约二十五人左右每天都要做大量的奴工劳动，她几乎都完成不了任务。每天晚上都要有两到三个小时站班，不许睡觉。周晋还被非法关押在大约一至两平方米的禁闭室里十五天，双脚戴着重达几十斤的定位脚镣，吃喝拉撒都在一个地方，折磨得精神恍惚。二零零九年二月，周晋被送往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非法关押。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日，冯军以叫我去调查问题为借口，将我从街上绑架到官渡区国保大队，当晚我被劫持到昆明市看守所。我被非法关押十一个月后，被昆明市中级法院枉判三年。我不服，提出上诉。云南省高级法院于二零零九年四月十四日维持邪恶的原判。二零零九年八月份，我被送往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非法关押。
在监狱里，每天从早上六点半到晚上十点半，整整十六个小时，我被强制坐小板凳迫害，还被强制做奴工。每天专管法轮功的警察轮番用各种方法来逼迫我放弃修炼法轮大法，使我饱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迫害。她们还利用包夹对我进行指桑骂槐的人格侮辱，强制我观看污蔑大法的录像，要求我写观后心得。女儿周晋也在女二监遭遇了和我大同小异的悲惨经历。
从一九九九年八月份开始，我们一家人就一直受到盘龙国保大队的警察监控。二零一一年我重获自由后，我和家人的手机、电话仍然处于被监听、监控之下。
我的师父给了我重生的机会，教我做一个真诚、善良、忍让的好人而江泽民出于狭隘的嫉妒心理，将个人意志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利用国家宣传机器污蔑陷害法轮功创始人和大法弟子，一手炮制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真善忍”信仰的运动，挑拨世人仇恨法轮功，把人拖入污蔑神佛而造业自毁的深渊，违反了天理和维护公平正义的人间法律，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