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良妇女遭酷刑 河北白莉莉控告首恶江泽民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白莉莉,今年六十四岁,河北省高邑县张家庄人,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为大法说公道话,遭北京东城看守所、丰台看守所警察、石家庄劳教所残酷的折磨,二零零二年八月被绑架后,遭“北京法制培训中心”折磨两年——绑“死人床”、野蛮灌食、输不明药液等,之后又被非法判刑三年,受尽苦难。

二零一五年五月,最高法院宣布“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政策后,白莉莉于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以自己受迫害的经历,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白莉莉于一九九五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她感到这个功法太好了,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使人身体健康,道德升华,大法福益社会,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

她在《刑事控告状》中说:“(石家庄劳教所恶警)就用胶皮棍打屁股,也不知打了多少下……疼得(我们)都趴在床上一片(是通床),我们的屁股黑紫,好长时间都退不下去。即使过了七个多月,我的屁股上,仍留下一个鸡蛋大小的硬肿块。”

“(‘北京法制培训中心’的)警察看我不“转化”,就把我四脚朝天的绑在一个大铁床上,每天强行灌食,一次还给我灌浓缩的盐水。天气冷了,吴队长给我开开空调的冷风吹我,特别冷。开始他们一给我输不明药液,耳朵就叫,不输就不叫,后来整天都叫,落下了一个耳朵叫的毛病。”

酷刑演示:打毒针(注射不明药物)
酷刑演示:打毒针(注射不明药物)

北京东城看守所:背吊铐一天、戴“猪脸”的面具、手铐、脚镣等

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一意孤行,以个人意志强加给其他常委,江泽民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发动了这场对法轮功创始人的诽谤和对修炼群体的全面迫害,绑架法轮功学员。媒体宣传诽谤法轮功,为了让政府全面了解法轮功真相,为了制止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在上访无门的情况下,于一九九九年十月,我去天安门拉开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被警察拳打脚踢,狠命的毒打后,被非法抓捕,关押在东城看守所。

酷刑演示:毒打
酷刑演示:毒打

在监号里,警察抢走了我的大法书,我跟她要书,张姓科长(女)把我两只胳膊、手、背吊铐在大铁门上,脚不沾地,我立刻喘不过气来,汗珠滴了一地,处于昏迷状态,我被整整吊了一天。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我去新华门,找政府反映我们的真实情况,被警察非法抓捕,关押在东城看守所,在监号里,有一次因炼功,被戴上手铐、脚镣,还被戴上一种叫“猪脸”的面具,眼睛、鼻子、嘴巴都被封在面具里,看不见东西,呼吸非常困难,挨打时,呼吸更困难,直到我喊出“救命,”她们才住手。在北京东城看守所里,经常被打骂、被掐、上吊铐、背铐、戴手铐脚镣,各种刑法,已记不清有多少次了。这次被非法关押了四十五天。

中共酷刑示意图:手铐、脚镣
中共酷刑示意图:手铐、脚镣

在二零零零年除夕,为了说句公道话,为了告诉善良的世人们法轮功的真相,在天安门广场的正中央,拉开了带有法轮图案和写有真、善、忍的旗帜,警察从四周冲过来抢旗,拳打脚踢,打倒在地,狠命的毒打,并强行连推带打推上车,仍然拳打脚踢,不停的抽嘴巴子。然后被关押在北京东城看守所。

石家庄劳教所:殴打致昏、“上绳”、胶皮棍打屁股、吊铐十一天

后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关押在石家庄劳教所,有一次,陈姓科长(男)在楼下正在打一位大法弟子,我看到后,我喊了一声不许打人,陈科长转身,三步并两步上了二楼,抓住我的头发一直拽到办公室,恶狠狠的上来一个大耳光,把我打昏在地,就这样,一连三次,昏倒在地。

接下来给我“上绳”,疼得我当时只有一点点思维,还有一点气。

中共酷刑示意图:“上绳”
中共酷刑示意图:“上绳”

接着,就用胶皮棍打臀部,也不知打了多少下,还用东西堵着我的嘴,打完后,我只能趴在床上,疼得浑身不能动,别的法轮功学员也被打了胶皮棍,疼得都趴在床上一片(是通床),我们的臀部黑紫,好长时间都退不下去。即使过了七个多月,我的臀部上,仍留下一个鸡蛋大小的硬肿块。

劳教所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犯人打法轮功,谁打得狠,就给谁减刑期,所以劳教犯人们更肆无忌惮地打骂,残酷迫害大法弟子,一些犯人都得到了减刑的奖励。

二零零一年五月一日,劳教所把我们十八名大法弟子秘密转移到三大队,封闭式迫害。男队长们手脚更有劲,刘队长上来就扇耳光,专打脑袋。一次因炼功,把我吊铐了十一天,还有一次吊铐了七天,吊一两天是常事,汗水直往下滴,喘不过气来,呼吸非常困难。

酷刑演示:吊铐
酷刑演示:吊铐

犯人们拿着牙膏往我头上、脸上抹。犯人还把包着痰的卫生纸塞进我的嘴里。

他们还经常把我上“蹲铐”,把两只手铐在暖气上、椅子腿上,只能蹲不让坐,一蹲就是一天。

犯人们经常用拳头打我的头、拽头发、脚踢心口、踢下身、踢小肚子、用手连掐带拧乳房,掐身体的阴面,说下流话,做下流动作,打得全身青一块紫一块。

上厕所是一个屋一个屋去,无论再憋也得忍着,一次我实在憋不住,拉在裤子里了,就这样,没白天没黑夜的迫害,我写了侵犯人权的上诉材料,却不予上报。七月三日,又把我们转回四大队。

警察强迫我们不停的走正步,练队列(让不停的走,不让休息),谁走不齐就打谁,用手打累了,就用警棍打,整整体罚了一个月。

还罚站墙根,每天站到很晚,脚都肿了,穿鞋都困难,在长期的超高压的残酷迫害下,我的身心长期受到了超负荷的压力和超强大的残酷伤害。

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一次我十四岁的女儿患病,没钱看病,向邻居借了五百元钱自己去医院看病,医院诊断是急性阑尾炎,要求住院手术,因无亲人签字,无法手术,只好每天上医院打点滴,孩子曾拿着诊断书和要求释放妈妈的书面申请书去派出所,之后,街道、派出所通知将孩子看管起来,把我十四岁的女儿关进东直门敬老院,哪都不许去,不许她接触任何人,连星期六、星期天都不许出去,就连上下学都派两个同学跟着她,幼小的孩子失去了人身自由,心灵深处承受着超负荷的压抑,孩子非常孤单,她想要她放在别人家的猫来陪她,可是怎么去要,谁又能给她送来,她与外界完全切断了一切联系。

从劳教所释放出来的当天,北京东城街道、派出所到我家找到我,逼我到街道和其它地方诽谤大法,逼得我丢下未成年的孩子,离家出走后,北京东城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到处抓我,抓不着我,就把我儿子带走(我儿子有心脏病),当时儿媳正在坐月子,把儿子带到石家庄燕春饭店,一直审到夜间很晚,才放回来,儿子白天开车,又累又怕,回家后吐血了。

丰台派出所:殴打、穿皮鞋碾脚趾、腿关节

在二零零一年八月份,在晚上九点多钟,丰台派出所警察打开我们的房门,闯进屋子,拿着一根特制专业打人的棍子,打我们,后来就把我们弄到丰台区派出所地下室,我被关进一间屋子里,把我背铐上,头上戴着很厚的塑料袋,坐在地上,用刀划开我的上衣,只露文胸。

酷刑演示:踩脚
酷刑演示:踩脚

之后,一个三十岁左右的警察穿着皮鞋,全身站在我的两条腿上,用穿皮鞋的脚专碾我的脚趾头和两条腿的关节,疼得我叫的声音都不成声了,折磨的我死去活来。他们用矿泉水瓶子装来凉水,往我脸上泼,清醒后,接着用脚碾。

后来又换了一种刑法,给我戴上手铐站着,三个三十岁左右的警察用那根棍子轮番打我一个人,打累了就躺在床上,又换另一个人接着打,打头、浑身上下,打个不停,打左胸特别厉害,嘴里还骂我师父,我对他讲,你能这样骂你的父母吗?他听后,我看到他更加用尽全身力气打我的头,打个不停,打得我小便失禁,尿了一地,就这样,不停止的打到天亮,把我送进医院,我的左胸高出来四、五寸,从头到脚全是伤痕累累,全身肿的很厉害。

下午东城派出所的警察来接人,他们看到我被打的样子,都没敢接,他们就回去了。

“北京法制培训中心”折磨两年:绑“死人床”、野蛮灌食、输不明药液等 又非法判刑三年

二零零二年八月,我流离失所在福州,我在屋子里看书学法,突然闯进屋来几个警察,说是看天线什么的,之后非法抓捕了我,后将我关押在“北京法制培训中心”。

酷刑演示:死人床
酷刑演示:死人床

警察看我不“转化”,就把我四脚朝天的绑在一个大铁床上,每天强行灌食,一次还给我灌浓缩的盐水。天气冷了,吴队长给我开开空调的冷风吹我,特别冷。开始他们一给我输不明药液,耳朵就叫,不输就不叫,后来整天都叫,落下了一个耳朵叫的毛病。

一次吴队长把我从铁床上放下来,绑在一个大椅子上,他专用他的头撞我的脑门,撞个不停,疼得我撕心裂肺,叫的不是声音,我的整个脑门被撞的起了一个大血包(至今落的凹凸不平),一直到我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才把我又绑回铁床上,终日捆绑在肮脏不堪的大铁床上。

七十天左右,从铁床上解下来后,我完全失去了记忆。后来整天不让睡觉,眼睛只能睁着,眨一下眼,都要被推、拽。在被非法关押了两年之后,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被非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在一次次长期高压残酷迫害下,我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在我不清醒的情况下写了“四书”。从此离开了大法。不久,我得了糖尿病,后来发展到糖尿病并发症,心脏、肾、肺都出了问题、眼睛也看不清了。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我又走入了大法,短短几天全身疾病不翼而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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