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善良夫妇徐智银、刘欣被非法判刑(图)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明慧网通讯员广东报道)二零一八年四月八日,广州法轮功学员徐智银、刘欣夫妇被绑架构陷,非法关押;二零一八年九月十四日他们被非法庭审,十二月二十七日,广州市荔湾区法院对夫妇二人非法宣判:徐智银被非法判刑四年、刘欣被非法判刑一年。

'徐智银、刘欣'
徐智银、刘欣

九月十四日徐智银、刘欣被非法庭审时,四位律师出庭为他俩依法作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要求释放。公诉人的所谓“证据”自相矛盾、漏洞百出,所有“证据”都站不住脚。详见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报道:《广州善良夫妇徐智银、刘欣被绑架构陷、遭非法庭审》

这次两位律师出庭接判决书。徐智银、刘欣到庭。刘欣从被非法抓捕开始血压一直飙高不下,因此两次上庭都有医生跟随。

刘欣在法庭上一一列举江泽民所犯罪行,从迫害事实讲到信仰自由,期间喘不过气,歇息了一阵。法官蔡正尧一直未打断刘欣,并让她喝水,随身女警和法警全程劝她平静,态度温和。

公诉人指控二人所谓制作和传播法轮功资料,法院认为指证“制作”的证据不充足,不成立;指证“传播”的证据来自监控摄像头,“认定”摄像头拍到的人是徐智银,同时拍到二人一起,跟所谓证人的指证吻合,认为二人合作,徐智银为主,最后非法判徐智银四年、刘欣一年,并分别对他俩所谓罚款九千元和五千元,没收所抄书籍等物品。

听到结果,徐智银和刘欣都说要上诉。刘欣说多判一天都是冤枉。刘欣喊着“法轮大法好”离开法庭。

开庭宣判时间很短。庭上的一位男士总结道:法官和全场人都感受到无奈与震撼。

因为刘欣血压飙高不下,不久前其独生女儿在律师的帮助下,向荔湾区检察院提交了《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书》,其中说:“警察突然闯入抄家导致刘欣受到惊吓、呕吐,此后出现高血压,高压一直在200以上,低压是120到140。不久前用电子血压计测量时,血压计爆表;用手动(水银柱)血压计测量时,高压220,低压140。刘欣体重也降了很多。刘欣在看守所七个多月以来,血压持续处于高危状态,被鉴定为高危三级,频繁出现疲劳、心悸、情绪波动大、头晕等状况,随时都有血管爆裂和脑出血的危险,再关押下去,可能会出人命。”

律师去检察院、法院交涉后,被检察院案管中心告知不予立案,理由是她拒绝药物治疗。律师会见刘欣后得知,刘欣曾吃过三天药,非但降不下来,鼻子上还长个大脓包,就不再吃了。听说通常吃药后高压可以降下来,但低压很难降,低压高最危险。

其女儿曾给白云区看守所所长写信求助,信中写道:

一直到二零一八年九月十四日开庭以前,我都没有见过我的母亲,但每此会见后都会从律师的口中得到相同的话,“还是高血压,高压200多”、“最糟糕的是低压也高,低压高更加危险。”“现在你母亲属于高危三级”……

于是二零一八年五月里,我和律师去了三次派出所,提交了两次取保候审申请,我哭着求警察,说人命关天,而警察却说,出了人命也不由他负责,那是看守所的事;我去了公安分局,他们也是百般推脱,从不露面。二零一八年六月,检察院批捕,期间我更数不清去了多少次公安局、派出所,找了多少公检法人员,递了多少份我甚至记不全名称的材料,七月,案子到法院,九月,开庭……五个月来,我终于在法庭旁听席见到了我的母亲,她步履蹒跚,身形消瘦,她诉说着警察是如何闯入她的家中,把她绑到派出所,再送到看守所,她惊吓、呕吐,此后一直高血压。开庭开了一整天,她坐在那,隔半个小时,要喝一次水,三次情绪失控,一直在平复自己。

那之后,我的心再也无法平静。

《弟子规》里写道: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这是中国人的孝道,病痛折磨中的人,是多么渴望陪伴与分担,就像发烧的时候,希望有人来探探额头,而我的母亲不是发烧,是高血压啊!她每天承受着担惊与苦痛,从酷暑熬到严寒,我却连给她递一碗水的机会都没有,有人说老无所依是一种痛苦,那在囹圄中老无所依,甚至生死未卜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何等残忍。

我不敢想象她午夜惊醒的模样,我不敢想象她洗完澡或者是哪一次猛然起身后缓不过劲儿的情形,我不知道她迈出左脚后还有没有力气抬下一只脚,我不知道她抬起下一只脚时会不会倒下,我不知道她倒下之后,还能不能,再站起来。我能做什么?我的问候,要花一天写成信,一天寄,设想着第三天她能看到,然后等、等、等……等到她回信,等到律师的下一次会见。

我的母亲她太善良了,她的信里有很多“好”字,她说同仓的人对她很好,狱警对她很好,她心情很好;而我的母亲太诚实了,以至于她从来不在信里写她的身体,因为她没法骗我她的身体很好,所以她从来不说一句她的感受,她患高血压是什么感受,我都不知道。至今我只知道律师口中的数字,那两个徘徊在我耳边的数字,高压220,低压140,而每当听到这个数字,我脑里就浮现着那天开庭,她佝偻的背,蹒跚的脚步,消瘦的身体,和强装的笑容。

她总说她很好,可是她不好,高血压三个字,压在哪一个家庭身上能好呢?她病了,我多么想给她量一次血压,或者让她在我的肩头靠一靠,告诉她,有什么难,我们一起扛,有时候我甚至发傻地想,把我也关进去吧,我想陪她啊,可是再一想,如果我进去了,外面再没有人给她送衣服了。

“这里很冷,给我寄厚一点的衣服”、“要高一点的拖鞋,冬天要用冷水冲脚”,她信里写的每一个冷字,都象寒冰刺在我的心头,那是一种罪上加罪的感觉,我多么怕哪一天从看守所传出一个坏消息,说她倒下了,她倒下的时候手脚冰冷,那是因为她还没来得及等到下个月的顾送,就倒下了。那我甚至不是一个无法尽孝的女儿,我是什么?我自己都不敢书写。

对不起,所长,我宣泄了这么多痛苦,而我真的不知道我的母亲到底做错了什么,我做错了什么,要遭受这些?是,她炼法轮功,她是为了强身健体才修炼,她杀人放火了吗?坑蒙拐骗了吗?作为家属我清楚的知道,她没有。那么她有罪吗?也许她是执政党认为的罪人,可罪不至死吧?

尤其我母亲是被冤枉的:庭审时,检方出示的证人戴卫东的两份笔录自相矛盾:在一份笔录中说没看到刘欣派发资料,在另一份笔录中说看到刘欣派发资料;而法庭作为证据的、当庭播放的视频中,根本没有刘欣在案发小区的形象,疑似的影子都没有,更不要说派发资料了,反证刘欣被诬陷的。

我不知道一群跟我一样接受唯物主义教育长大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在豪赌什么?一个高危三级的高血压病人还关在看守所里,半年多,高血压持续半年多啊,前段日子律师说我母亲血压爆表,我听到这个消息都要吓得高血压了,真的不怕出人命吗?是觉得半年都熬过来了,说明可以拖得更久吗?数字摆在那里都没有人在意吗?科学啊,科学都没有人信了吗?难道大家开始用好奇的眼光凝视着我的母亲,把人命当作了一场实验吗?

尊敬的所长,不论您是否知道您的所里有这么一个生命垂危的人,我都希望您可以去了解一下,我的母亲叫刘欣。我听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个残疾人去坐车,亮出自己断掉的脚,要买半票,卖票的人说,“你没有残疾人证,得买全票”,所有人都说卖票的人不通情理,但在法制社会里,他只会受到舆论的谴责,而谁可以受到追究呢,是不给残疾人开残疾证明的人,还是看到残疾人证还不让他买半票的人?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我母亲,是那个残疾人;要告我母亲的人,是卖票的;而您,是可以给我母亲开具《保外就医申请书》的人,这个申请书,不但能让卖票的人知道,现实摆在眼前,要重新、要慎重考虑;也能够让有能力,有义务反映真实消息的机构,豁免于追责。

所以,我以刘欣家属的名义,郑重恳求您,为我母亲出示《保外就医申请书》吧,您只是反映了一个真实的消息,于理,作为一方官员,您对被看守人员的身体负责,绝无错误,万一我母亲真有什么三长两短,将来我们追究起来,也不会找您,因为您尽力了;于情,您给我们全家,至少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恩情,我希望做一个孝女,自然会铭记这份恩,今生不能涌泉相报,来生也愿结草衔环。我母亲说,与人,要结善缘,我们结个善缘,好吗?不要让悲剧降临,好吗?

遗憾的是,这个可怜的女孩的恳求未被采纳。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造成了太多的家庭悲剧,愿相关公检法人员能够善念萌生、良知苏醒,枪口抬高一寸,释放好人,给自己积德留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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