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第八章):政治篇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

第八章 政治篇:魔鬼在祸乱我们的国家(上)、(下)

目录

引言

1.共产主义政治是毁灭人类的快捷方式
1)共产主义国家通过政权进行大规模杀戮与清洗
2)社会主义理念在欧美盛行
3)控制政党、议会、政府、最高法院是左派的最大政治
4)左派政党掌权后推行社会主义及变异政策

2.邪教的政教合一是共产主义政治的特点
1)中共的邪教政教合一
2)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的宗教特征
(1)当代自由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反叛
(2)进步主义的核心是变异道德
(3)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的社会主义导向

3.煽动仇恨、挑起斗争是共产主义政治的必然选择

4. 暴力和谎言是共产主义政治的最重要手段
1)共产极权之下的暴力和谎言
2)共产邪灵在西方煽动暴力
3)共产邪灵谎言笼罩西方政治

5. 极权主义是共产主义政治的必然结果
1)极权主义的实质是取消自由意志,取缔向善的自由
2)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
3)纷繁法律为极权铺路
4)利用科技把控制人推到极致

6. 共产邪灵把西方置于危险的全面战争之中

结语
*****

引言

今天的世界,政治的概念已经几乎无所不包。一个政策、一条法令、一个政治事件、一宗政治丑闻,都可以搅动社会舆论﹔一场最高领导人的大选,就可能吸引全球的注意力。大多数人只知道共产党国家实行的是共产政治,甚至认为共产党国家已经在抛弃共产主义。殊不知,共产主义背后的幽灵可以用不同的形式现于世间。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乃至当代自由主义、进步主义,都是共产幽灵在人间的不同表现形式。仔细考察,这已经是一个共产邪灵统治的世界。

表面上看,自由世界对共产主义之害认识得很清楚,然而,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多年后的今天,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各国政府却普遍采用了马克思的主张,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触目惊心。

作为自由世界抵抗共产主义的灯塔、把共产主义视为邪恶的美国,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第一次出现了公开表态为社会主义者的总统候选人,并距问鼎总统宝座仅半步之遥﹔而在被调查的年轻人中,竟然将近半数人对社会主义有好感。[1]在欧洲,社会主义早已大行其道。欧洲的一位政治人物说:“现在,社会主义结合了民主、法治以及福利国家制度,而且我觉得,欧洲的绝大部分民众都支持这些东西——如果英国的托利党人胆敢触动英国的全民医疗保健制度,肯定会落得斩首的下场。”[2]

在共产国家,邪灵直接掌控国家政权,利用政府机器,暴力杀戮人民、强力摧毁传统文化、败坏世人道德、迫害正教修炼者,以最后达到其毁灭人类的终极目的。

东欧共产主义政权虽然解体,但共产主义思想并未肃清。在几十年冷战对抗、间谍破坏、共产主义思想意识渗透之后,共产邪灵实质上猖獗于整个欧洲。

在西方,共产邪灵想直接掌控国家政权的企图虽然没能得逞,但是它想方设法用各种手段掌控国家政权,积极推动改头换面的社会主义政策,变异法律,鼓动暴力,变异道德,搞乱社会,以最终魔变西方世界,达成毁灭人类的终极目的。基于美国在自由社会的重要性,本章在展开论述中将以美国为重点。

1.共产主义政治是毁灭人类的快捷方式

“共产主义政治”并不限于共产党国家的政治。本书一再强调,共产主义是一个魔鬼,它拥有超自然的力量,可以利用具有坏思想的坏人和无知而轻信的人,做它在人间的代理人,推进它的目标。因此,在西方自由国家,共产邪灵操纵控制下的政治,也可以视为“共产主义政治”的另类形式。

1)共产主义国家通过政权进行大规模杀戮与清洗

如前所述,共产主义在东方多国直接篡夺了政权。有了政权,它就可以更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在那里,邪灵的一切政治都是为了维护其政权,同时扩大其影响力,无论是对民众的杀害、共党内部的争斗和清洗,对外部世界的欺骗、渗透,都是如此。因为政权在手,它可以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包括军队、警察、司法、监狱、乃至教育机构、媒体等,举倾国之力杀戮迫害本国人民,败坏人的道德。

苏联臭名昭著的古拉格集中营,苏共党内斗争的政治大清洗,中共内部的所谓“十次政治路线内斗”,历次政治运动中对中国人的屠杀,特别是中共党魁江泽民动用举国至少四分之一的财力迫害法轮功及其修炼者等等,这一切都是在共产极权控制下所为,也都围绕着维持其暴力政权的统治而达到其毁人的目的。

共产党人深知,政权问题实是共产主义政治的核心问题。共产主义鼻祖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教训时就强调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亦深谙此道,第一个用暴力建立了苏维埃共产极权。斯大林、毛泽东等也都利用一切政治手段、伎俩、阴谋、阳谋、枪杆子、笔杆子、杀戮、欺骗等,无所不用其极地篡夺、维护暴力政权。有了政权的掌控,或杀戮,或变异都可以得心应手地进行。

2)社会主义理念在欧美盛行

在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和政策大行其道已是不争的事实。美国是个特殊的国家,在十九世纪末20世纪初,共产主义运动于欧洲非常狂热的时候,其在美国的发展仍然很有限。德国学者桑巴特(Werner Sombart)1906年曾特别写下《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文探讨其原因。[3]这一切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2016年,美国某主要左翼政党总统参选人在其竞选中就公开大谈社会主义理念。在共产党语汇中,“社会主义”不过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本来在自由国家,共产主义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多数美国人对其避之唯恐不及。这位竞选人自己也坦承:“我知道有许多人,一听到‘社会主义’这个词,就非常、非常紧张”,但他却不避讳引入社会主义理念。出人意料的是,此人在竞选中成为一主要政党的两名领先候选人之一。

2016年竞选后期的民调中显示,在其中一个主要的左派政党中,56%的人称自己对社会主义持正面评价。[4]这种倾向社会主义的趋势早在2011年皮尤(Pew)的调查中就有显示,30岁以下的美国民众中有49%积极看待社会主义,而对资本主义评价积极的人只有47%。[5]这跟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左移、左派对社会主义的鼓吹以及年轻一代对共产主义不了解有密切关系。

其实,目前西方人对社会主义的幻想与100年前很多天真的年轻人(包括中国、苏联和西方)对共产党的幻想极其相似。年轻一代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传统缺乏深入了解,对表面上看似温和的社会主义没有抵抗能力,历史上人们对共产主义在轻信中受骗的一幕又在重演。

马克思提出的“按需分配”的核心思想对年轻人具有相当的欺骗性,他们幻想可以过北欧国家那样的高福利社会主义生活。其实,这些国家的“高福利”制度已经造成了种种社会问题。然而一旦有人要对福利制度本身做根本性改动,习惯享有高福利的民众一定会群起抵制,使其落选。这时候能够胜出的是那些主张继续扩大税收,扩大政府干预,用寅支卯粮的办法解决眼前困境的政治人物。正如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指出的:“一个社会把平等——即所谓结果平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结果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这样,往往目标是崇高的,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6]

通过高福利社会主义,使得政府不断扩张,让人用选票“主动地”从自由走向奴役,正是共产邪灵的一步棋。一旦全世界国家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现在的“北欧模式”从民主走向极权也不过一步之遥。因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一旦社会主义阶段完成,政治头领们马上就会推动向共产主义过渡,私有财产、民主竞选机制马上就会被废除,国家就会迅速走向极权,高福利制度将被钳制人民思想与喉咙的枷锁取代。

3)控制政党、议会、政府、最高法院是左派的最大政治

在西方国家,有通行既久的民主制度,如美国的三权分立的制度,要想像在东方国家那样直接掌控政权,并非易事,所以它们势必要采用各种政治手段,迂回地、间接地让西方国家政府变成邪灵掌控的机器,以售其奸。

美国是以两党为主的多党制,共产主义要想进入美国政治主流,必然试图控制两大党中的一党甚至两党。控制政党之后,下一步就是控制越来越多的议会席位,让自己的候选人占据政府或者法院里的关键职位。从美国被共产邪灵渗透的情况,人们可以看到事情的严重性。

在美国,左派党一直挑动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的对立以争取选票,也同时着手争取越来越多的移民,及所谓“弱势群体”如同性恋(LGBT)、妇女、少数族裔等让他们成为左派党稳固的票仓。为了赢得这些选票,他们鼓吹共产主义理念,抛弃做人的底线,放弃神为人定下的道德规范,极尽讨好之能事,甚至包庇犯罪的非法移民,好让他们为左派党站台、投票。

一位一向支持左派主要政党的亿万富翁斥巨资赞助左派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及其重要公职,想办法把更多左派党人士送入华盛顿掌控国家机构及权力。由于各州州务卿负责选举相关事务,在选举发生争议时,州务卿的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往往可以“四两拨千斤”,造成“一锤定音”的效果,因此该人大力支持各州州务卿的竞选。[7]

非法移民在美国犯罪后,左派党政府则为他们开脱,还设立庇护区保护他们不被制裁。前任左派总统当政时,曾试图让500万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最后其提案被最高法院搁置而未得逞。另一左派候选人在竞选时也声称如果她当选总统,要继续完成前任总统未完成的事情。不但如此,她还要再接纳62万难民,同时拿出4千亿美元来养非法移民。[8]

左派政党力争让非法移民也可以投票,其动机当然不是为了非法移民,而是为该党争取更多的票源。马里兰州大学公园市于2017年9月12日以4比3的投票通过了非公民参与地区选举投票的议案,成为全美允许非公民参与投票的最大城市。议案指出,不仅公民能参加地区投票,绿卡持有者、学生签证者、工作签证者甚至无证居民都可以参加投票。[9]

为了拉选票,控制政权,左派党在共产邪灵的控制下,不择手段,令人对美国的未来充满忧心。

4)左派政党掌权后推行社会主义及变异政策

学者研究发现,前任左派政府被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严重渗透,支持前任总统的团体中有很多都和社会主义组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前任左派总统是新马克思主义者索尔.阿林斯基的弟子。他上台后,任用毛派智囊,大搞全民健保,甚至不加入还要罚款,同时颁布法令让大麻合法化,同性恋合法化,变性人可以参军,等等。在左派掌控的加州州议会,有的左派议员试图取消共产主义者不能参政的禁令,后来在越南裔的强烈反对下撤回。

该届政府制订的某些政策甚至败坏人伦。2016年时任总统签署的“跨性别厕所令”,就是允许“跨性别者”按照自我认同,随意进入相应性别的厕所。即使一个人的性征是男的,但只要他自称认为自己是女人,就可以进入女厕所。而且,这个“跨性别厕所令”推行到全国所有的公立学校,拒绝的州将被停止许多联邦拨款。

2.邪教的政教合一是共产主义政治的特点

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国家的政治体制主要是君主制。在君主制的漫长岁月里,神给了君主在人间治理的权柄,“君权神授”,皇帝或国王成为沟通人与神之间的神圣角色。

现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在实行民主制。民主实际上并不完全就是民众做主,而是民众选出一个人来替自己做主。比如大家选出了总统,这个过程是个民主的过程,但一旦选出来,总统就有权来替民众做很多决定,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等。民主并不能保证好人当选,当社会道德普遍下滑的时候,被大多数人推选上去的人很可能是善于吹嘘、煽动、钻营的人,是坏人,而不是好人,这对社会只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如果民主制不以神规定的道德为约束,民主的弊端就会出现,走向被煽动和操纵的暴民政治,使社会走向分裂和动荡。

我们在这里并不想具体分析哪种政体更好或更坏,而是想指出道德问题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而民主和法制不过是一种社会运作的方式。

1)中共的邪教政教合一

受共产主义指导的中共政权实行的是一种邪教的“政教合一”政体。它以邪教意识形态统一人的思想,败坏人的道德,以黑帮的方式来控制社会,最终的目的是毁灭人。

常有人将中共极权比作君主专制,这种观点似是而非。二者根本性的区别是,中国传统的君主并不定义道德,反而要受到神(或曰上天)规定的道德的约束﹔而中共垄断了对道德的解释权,因此无论做了多少坏事,中共仍然可以宣称自己“伟大、光荣、正确”。

道德是神定的,而不是人定的﹔是非善恶的标准来自于神的诫命,而不来自于某个政党的政策。因此当一个政党垄断道德的解释权,其必然的结果就是——“政教合一”。而共产党具有典型的邪教特征:

•共产党把马克思奉为精神“上帝”,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宇宙真理”,以所谓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来诱惑党徒为之奋斗终身。其宗教特征包括:编造教义,消灭异己﹔崇拜教主,唯我独尊﹔暴力洗脑,精神控制,组织严密,能进不能出﹔鼓吹暴力,崇尚血腥,鼓励为教牺牲等。

•共产国家的领导人有着个人崇拜的传统,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等都是如此。他们是各国共产邪教的“教主”,拥有不容置疑的道德解释权。无论他们是杀人,还是撒谎,都仍然是对的,因为他们可以解释说其出发点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抑或高深莫测地说“是在下很大一盘棋”。在这样的国度生活的国民,被迫放弃自己的道德判断,被迫跟着党说谎、作恶,心灵、精神上饱受摧残。

•传统正教教人向善﹔共产邪教则恰恰相反,它是建立在仇恨的基础上的。虽然共产党也谈到“爱”,但这个“爱”也是建立在“恨”的基础上的。譬如无产者之所以有阶级友爱,那是因为他们面对着共同的敌人——资本家﹔在中国,表现爱国的方式是“恨美国”、“恨法国”、“恨日本”、“恨韩国”、“恨台湾”、恨海外那些一心为国但却批评共产邪党的人。

2)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的宗教特征

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目前成为了西方“政治正确”的标准,其实已经被推上了“宗教”的位置。

在不同历史时期,西方左派使用不同的标签,有时称自己为自由主义,有时称自己为进步主义。两者理念的核心并无明显差别。

自由主义/进步主义有终极的理想,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类似,即鼓吹所谓人类的“自由”与“进步”,并把它当成一种意识形态神圣化,任何与之不同的理念都会被其批判或打击。

它的道德基础也与共产主义类似,是无神论、进化论、科学主义。它用人的自我与理性取代对神的信仰,把人自己当成了神。

它打击的目标也与共产主义类似,把社会问题归咎于现行制度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或缺陷,要颠覆或改造现有的制度。

它的手段与共产主义相类似﹔他们认为自己的目的如此“崇高”,以至于使用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因此暴力和谎言成为他们常用的手段,在不同情况下“灵活”运用。

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的准宗教特点,与其发端的历史背景不可分割。

十八世纪以来科学的进步,极大地加强了人的自信,形成了一种“进步观”。进步思想的先驱法国哲学家孔多塞在其代表作《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称,理性将人类引向幸福和道德(善)之路。进步思想越到后来越狂妄,开始把人的理性推上了神坛。

进步主义思想让人把理性、良心和造物主分割,进而认为人并不需要通过造物主的拯救,可凭借自己的理性和良知扫除一切贪婪、恐惧、嫉妒等等恶念,认为人终究可在人间建立天国,对神可以不屑一顾。十九世纪法国政治家、艺术评论家卡斯特格拉理(Jules Castagnary)说的一段话典型地表现了进步主义的狂妄心态:“在我被逐出的那个神的园子旁边,我要建立一个新的伊甸园。……我要让‘进步’站立在它的入口,让他手执燃烧的长剑,对上帝说:‘不准你进来。’于是人开始建立人类的社会。”[10]

人一旦有了这样的念头,就会激发出要掌控人类命运,操纵人类未来的幻想——也就是说,人要扮演上帝——要缔造一个没有上帝的乌托邦,一个“人间天堂”,实质上与共产主义思路一脉相承。正是这份企图“替天行道”的愚迷狂热,注定要在人间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血雨腥风。

3)当代自由主义、进步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新变种

(1)当代自由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反叛

古典自由主义在政治上从个人的自然权利出发,要求立宪限制王权和政府权力,目的在于保障个人自由。因为个人权利是天赋的,政府则是公民立约所建,其职责仅限于保护公民。政教分离的目的在于让政府无权干涉公民的思想和信仰。

当代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共产主义藉“自由”的名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渗透和反叛,一方面强调极端的个人主义——极度放纵人的欲望,不守任何道德和规矩﹔另一方面强调结果的平等而不是机会的平等。举例来说,就财富的再分配而言,他们的重点是接受者的需要而不是纳税人的权利﹔涉及纠正歧视政策时,他们站在历史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立场,而无视这些政策造成的目前受害者﹔在法律方面,他们以避免惩罚无辜者为由,而无视对罪犯惩罚的必要﹔在教育中他们以支持低学术能力、弱势家庭为由,而不顾资质出众的学生的发展﹔在管制淫秽出版物方面他们以自由表达为借口取消对道德堕落出版物的限制﹔在政教分离上他们强调的是不信仰的自由而不是信仰的自由﹔在福利立法方面他们关注的焦点是人们需要什么而不是应该得到什么,如此等等。

当代自由主义的重点实际上已经悄悄从“自由”演化为“平等”,但却不愿改称“平等主义”,因为这样马上就会被人识别出其共产主义实质。

古典自由主义的宽容本是一种美德,但共产邪灵利用当代自由主义,把宽容作为实现其变异道德的手段。从古典自由主义先驱洛克在《论宗教宽容》对宗教宽容和政教分离概念的论述可以看出,宽容的主体主要是指掌握强制政权的政府宽容对待个人信仰。对于每个人所信仰的通往天国的真理之路,其正确与谬误的裁决权在于神。人的灵魂属于自己掌管,政府不能用强制手段去逼迫人信仰或不信仰什么。

当代自由主义忘却了宽容的真正目的,把宽容等同于不做价值评判,由此发展出所谓“价值中立”的政治概念,也就是对所有价值不做评判,一视同仁。价值中立其实就是没有价值,把坏与好、罪恶与美德混为一谈。这实际上就是对普世价值的否定和颠覆。它用美丽的词语给魔鬼开了一扇门,打着“自由”的旗号把反道德和反传统的行为合理化。同性恋的标志彩虹旗就是这种所谓“价值中立”的写照。如果正义的力量和声音介入,当代自由主义就用危害个人自由、平等、歧视弱势群体等等借口进行反击。

当代自由主义荒谬到连性别都混淆不清。2003年,加州通过了AB196法案:任何一个商业雇主或非盈利机构拒绝雇佣变性人或者异性装扮者可以被罚款,最高为15万美元。[11]州参议院不但通过,而且将性别定义为,“自我性别认定、表现或者行为”,“不管其表现和行为是不是和该人在出生时的性别相一致。”[12]

(2)进步主义的核心是变异道德

当代进步主义思想是达尔文进化论在社会领域的直接运用,其后果是以“进步”的名义造成传统道德不断偏移并发生变异。

人类在传统价值观的指导下,运用自己的理智,通过努力改善自身的境遇,同时使社会越来越富裕文明,这本来无可厚非。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曾经出现过“进步时代”,政府的某些改革举措纠正了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弊端,具有正面的意义。

共产主义入侵美国之后,绑架了“进步”一词,也绑架了“进步主义”这个概念,强行向里面注入了共产主义的邪恶内涵。它催生了“大萧条”之后的“新政”,经过60年代的民权运动、反文化运动、女权运动、环保运动等等,直到今天,让美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代进步主义的本质是不认同神留下的传统社会秩序和价值观。传统的道德观中,善恶、是非的衡量标准来自于神。在进步革命中,不信神的人视传统道德为进步的障碍,而要重新评价所有的价值观。他们否认绝对的道德,而是以社会、文化、历史的现状来建立其道德体系,也就是一切道德都变成了相对概念。道德相对主义在西方社会中随着进步革命而影响到政治、教育、文化等方方面面。

马克思主义是道德相对主义的典型,认为符合了无产阶级利益(实质是统治阶级)的就是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道德不是用来约束“无产阶级”的,而是成为了“无产阶级专政”打击敌人的武器。

由于两者存在某些相似性,共产主义绑架进步主义似乎“顺理成章”,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时至今日,共产主义在西方仍然打着进步主义的旗号,大摇大摆地继续行骗。

(3)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的社会主义导向

综上所述,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其是对美国宪法和立国之本及美国传统价值观的背离。其本质是要改变(实质是摧毁)一切传统的信仰、道德价值以及现存的西方社会制度。进步革命在西方的目标与后果,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从内部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列出了消灭资本主义的十大举措。我们看到,在“进步主义”的旗帜下,这些举措在美国都已经一定程度地实现了。不妨列举如下:

•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征收高额累进税

•废除继承权(作者按:美国1916年开征遗产税)

•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按:1913年成立了美国联邦储备体系,也就是中央银行)

•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按:美国有各种监管机构,有国有邮局和国营的铁路)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按:1935年美国成立了社会保障局,还有劳工部﹔平权法案要求妇女可以从事与男人一样的工作,包括当兵)

•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

人追求美好和进步并不为过,但当那些主义变成一种政治思潮,取代、排斥传统道德与信仰的时候,就成了共产邪灵在背后操纵人、引领人走向堕落和灭亡之深渊的工具。

3.煽动仇恨、挑起斗争是共产主义政治的必然选择

本书开宗明义指出,共产主义的本质是邪灵,它主要是由“恨”构成的。这就决定了共产主义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播撒仇恨,挑起斗争。在煽动仇恨过程中,败坏人类道德﹔与此同时造成人群撕裂,共产主义政治力量则趁机夺权,建立极权统治。煽动人们互相斗争是共产主义夺权的主要手段。

共产主义政治的核心是划分人群,然后挑起仇恨,制造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开篇即写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3]把本来不存在阶级对立的地方硬是分出对立的阶级,然后挑动他们之间的互相斗争,这是共产党夺权的“法宝”之一。

共产主义挑起斗争的主要方式是:片面放大各种各样的因人心败坏而造成的社会问题,并表明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不是人的道德问题,而是这个社会体制生病了,生病的原因是存在着某种压迫,人们必须找到这个压迫者,并与之斗争从而解决“社会问题”。

共产主义政治挑动的仇恨斗争不限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古巴共产主义头目卡斯特罗为古巴人指出了“人民公敌”: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及其支持者的“腐败”以及大种植园主的“压迫”是一切“不公”之源,共产主义许诺推翻他们的“压迫”就可以建立“公平社会”,从而挑起了古巴人和古巴人之间的仇恨、斗争,为共产极权铺路﹔在中国毛泽东的“发明”是向农民许诺“分田地”,向工人许诺做工厂“主人”,向知识份子许诺“自由、和平、民主”,让农民和地主、工人和资本家、知识份子和国民政府斗得你死我活,共产党趁乱夺权﹔在阿尔及利亚,共产主义头目本贝拉(Ben Bella)发现挑起宗教争端、民族仇恨是获取共产政权的捷径,因而掀起穆斯林和基督教徒、阿拉伯人和法国人之间的仇杀,贝拉则由此建立了共产政权。[14]

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国父们以宪法立国,每个公民都效忠于宪法,社会通过家庭、教会、社区结成强韧的纽带,因此整个社会的阶级观念相当薄弱,传统阶级斗争方法难以奏效。于是共产主义邪灵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从社会生活各方面来分化人群。比如分化员工和雇主,通过工会扩大员工和雇主之间的矛盾﹔分化不同族裔,如黑人、穆斯林、亚裔、墨西哥裔等,藉民权而鼓动少数族裔和白人之间的斗争﹔分化不同性别:如鼓动女权运动挑战传统父权﹔分化不同性取向人群,如同性恋权利运动即以共产邪灵为其主要背后推手,甚至为强化斗争造出新的性别人群,如酷儿(Queer,同性恋等的泛称)等﹔分化不同宗教信仰者:如藉“多元文化主义”挑战传统西方文化和历史﹔分化不同国籍人群,如通过鼓动支持外来非法移民“权利”造成“外来者”和“本国人”冲突﹔分化平民和政府执法人员,以“自由”的名义挑动人群和警察对抗、非法移民和联邦移民执法人员对抗、州警察和联邦执法人员对抗,等等。人群被划分得越来越细碎,造成任何人讲一句话、做一件事都可能不小心惹怒了另一群体,甚至引发一场冲突斗争。把斗争变成社会常态,把仇恨播撒入每个人的心中——这正是共产主义的险恶用心。

分化人群、挑起仇恨是同步进行的。列宁早就写道:“对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我们应当而且必须通过语言在大众心目中播撒仇恨、反叛和蔑视。”[15]

共产邪灵在现代西方的政治手段,就是抓住一切机会,通过各种各样形式的“社会正义”渲染和煽动仇恨,并使冲突不断放大升级。

1935年美国纽约哈莱姆黑人区发生骚乱,起因是社区误传一个黑人小孩偷盗商店的东西被打死。美国共产党马上利用这件事情组织黑人民众进行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当时在华盛顿DC组织大规模抗议的美国共产党员伦纳德.派特森(Leonard Patterson)在退出美国共产党之后披露了自己当年受命组织抗议的经历。[16]

1931年的“斯考特博罗男孩案”(Scottsboro Boys)中,9名黑人男孩被控强奸两位白人女子,此案引发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的严重对立。美国共产党马上大肆鼓噪黑人抗议,利用此案扮演为黑人主持公道的角色,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包括后来成为一左派总统导师的弗兰克.马歇尔.戴维斯(Frank Marshall Davis)便是因此而加入共产党。美国学者保罗.坎戈(Paul Kengor)博士指出,在这场案件中美国共产党的目的不仅仅是吸引大批美国黑人,以及各种自由主义者、进步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社会正义”斗士加入共产党,更重要的是借此把美国丑化成一个不公正的、种族歧视的国家,宣称类似这样的案件遍地都是——只有共产主义和极左派的理想主义才能够把美国从“邪恶”和人民被“压迫”的“病态”系统中拯救出来。[17]

当代美国的每次大规模社会冲突、骚乱中,都少不了共产主义团体在其中煽风点火。1992年洛杉矶黑人罗德尼.金(Rodney King)因酒驾被白人警察抓捕中遭到殴打的录像在电视新闻中公布。案件判决后原本和平的抗议人群正要散去时,突然有人用金属广告牌砸向一辆过路汽车,于是抗议迅速升级为一场大规模的烧砸抢骚乱。洛杉矶县警长(Sherman Block)在被问道共产党党徒在骚乱中的参与时说:毫无疑问,这帮人在其中烧、砸、抢。骚乱数天中,校园和街上到处是美国革命共产党(The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进步劳动党(Progressive Labor Party)、美国共产党(CPUSA)等各种共产主义团体派发的传单。其中一张写道“为金的判决复仇!……战士们把枪口调转过来!士兵和工人联合起来!……”一位洛杉矶警察透露,“在判决宣布之前这些杂种们就在发传单了。”[18]

列宁早就指示共产党徒:“骚乱-抗议-街头战斗-独立的革命队伍-这是大众起义的发展阶段。”[19]

前文提到的前美共党员派特森也披露共产党徒如何专门受训,按照列宁指示的方法在冲突中煽风点火,把抗议变成暴力骚乱,最后发展到街头战斗﹔甚至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不惜故意制造冲突。[20]

今天西方社会煽动骚乱、暴力的形形色色的组织,可能自称“团结一致”、“安提法”、“终结父权制”、“黑人的命也是命”、“拒绝法西斯主义”(“Indivisible,”“Anti-Fascist,”“Stop Patriarchy,”“Black Lives Matter,”“Refuse Fascism”)等等,尽管名称不同,其实都是共产党徒或者共产主义同路人。激进、暴力的组织“安提法”(Antifa)由各类共产主义变种组织或共产党同路人组成,如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拒绝法西斯主义”(Refuse Fascism)是美国革命共产党主席创立,它实际上是个左派激进组织,组织了多次大规模抗议活动,目的是推翻2016年总统选举结果。[21]

他们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在西方社会不断挑动各种冲突斗争。要想理解他们的真实宗旨,只要看一看1956年国会报告披露的美国共产党给其成员发出的指示就一目了然:“前线的组织必须持续羞辱、抹黑、贬低批评我们的人。如果反对者太麻烦,给他们贴上法西斯或者纳粹或者反犹太标签……不断把反对者和臭名昭著的标签联系起来。经过不断的足够重复,这种联系就成为大众心目中的‘事实’。”[22]

4. 暴力和谎言是共产主义政治的最重要手段

在共产党的教义里,为了共产主义这样一个“崇高”的目标,任何手段都不过分。共产党公开宣称,要把暴力和谎言作为取得世界和统治世界的工具。从第一个共产政权苏俄出现到今天,在短短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共产主义造成了上亿人的死亡。共产党徒杀人、放火、绑票、欺骗,无所不用其极,邪恶骇人听闻,而且绝大多数当事人毫无悔意。

共产邪灵编造的谎言,有“小谎”、“中谎”和“大谎”之分。这个分类对共产极权国家和西方国家同样适用。一个谣言、一则假新闻、一次对政治对手的栽赃陷害,这类谎言虽然性质恶劣,但只是“小谎”;在一段时间内,通过复杂的运作和多方面的配合,制造出来的具有一定规模和体系的一系列谎言,可以称为“中谎”,例如中共为了煽动民众对法轮功修炼者的仇恨,于2001年炮制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最难以识破的是共产邪灵编制的“大谎”,因为“大谎”几乎等同于整个魔鬼的意识形态,它的规模如此之大,层次如此之多,历时如此之长,涉及方面如此之广,参与的人如此众多,参与其间的人如此之“真诚”、“投入”,以至于人们极难看清谎言的全貌和真貌。共产邪灵历史上编造的“大同社会”的所谓“共产主义理想”,由于无法在局部或短时间内进行检验,就属于“大谎”的例子。上文分析过的被共产主义绑架的“进步主义”概念,也属于“大谎”的范畴。过去几十年来共产主义劫持某些社会运动,把群众引导向邪灵想要的动荡和革命,比如环保运动等,亦属此列。

1)共产极权之下的暴力和谎言

共产党鼓吹阶级斗争,而且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共产党宣言》公开宣称:“他们(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1]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也提出:“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只能通过暴力革命。”[2]共产党在夺权过程中,无论是巴黎公社,还是俄国革命,或是中共煽动的工农运动,都使用了非常血腥的暴力手段,不分老弱妇幼,烧杀抢掠,手段之恶毒,骇人听闻。共产党的暴力统治犯下的罪恶更是罄竹难书。

共产邪教既用暴力,也用谎言来维持权力。谎言是暴力的润滑剂,也成为另一种奴役人的方式。使用暴力期间和使用暴力的间隙,谎言都不可或缺。暴力有时暂缓,但谎言却是常态。共产党什么都可以许诺,但从不考虑兑现其承诺,而且为了需要,可以随便地改变说法、改变形式,毫无道德底线可言,无耻到极点。

共产党说要建立一个“人间天堂”,从一开始就到处散播弥天大谎,制造了无数“人间地狱”。

中国的毛泽东、阿尔及利亚的本‧贝拉和古巴的卡斯特罗夺权之前都声称绝不搞共产极权。但掌握政权之后,都立刻开始高压极权,大规模清洗同党,迫害异己与社会大众。

共产党还狡猾地歪曲语言本身。这是共产邪教欺骗人的主要方法之一,即改变语言的语义,甚至把完全相反的概念等同起来。语言不断地重复,让变异的语义深植于人的头脑中,比如“神”等于“迷信”;“传统”等于“落后”、“愚昧”、“封建”;“西方社会”等于“敌对势力”或“反华势力”;物质上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是“国有资产的主人”;大众尽管没有任何权力,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指出社会不公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等。因此,在和深受共产邪教毒害的人谈话时,会发现双方往往缺乏沟通的基础,因为同样的话,说者表达的是一个意思,而听者用共产党的语义理解所听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共产邪教不只自己撒谎,还利用全民政治学习、全民政治表态和全民政治过关来让全民撒谎,败坏人的道德。“摩西十诫”告诫人“不可做假见证”,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当人知道共产邪教在造假,也会以假话来应付。共产邪教知道你在说假话,但说谎本身说明你已经宁可说假话也不坚持真理,这就是道德下滑的标志。我们多次说过,中共最希望做到的还不只是杀死人的肉体,而是为了让人的道德堕落到地狱中去,至少在这个层面上,中共已经部分达到了它的目的。

2)共产邪灵在西方煽动暴力

共产邪灵由“恨”等低层败坏物质构成,它的共产主义理论也带着恨的特点。其宣扬阶级斗争,把问题的根源都归结到传统的社会制度,归结到有钱人对穷人的“剥削”,煽动穷人对有钱人的妒忌与仇恨,并由此转化为暴力行动。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扩张、共产邪灵的操纵,暴力与谎言在西方社会也随处可见,使社会陷入仇恨和战争状态。

除了共产主义政党普遍宣传赤裸裸的暴力之外,还有形形色色受共产邪灵操纵的左派也鼓吹暴力。比如在美国备受左派推崇的阿林斯基,出身黑帮,后来成为左派的“军师”。他否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但他的政治理念与政治手段显示,他毫无疑问跟共产党是一路货色。

阿林斯基的《激进分子的守则》被美国的街头运动作为教科书。他毫不掩饰他的书是给“一无所有者”(the have-nots)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要把权力不择手段地从富人手中转移到穷人手中,把美国变成一个共产国家。

他表面上强调“渐进、渗透、辩证的过程,而不是流血的革命”,但实质上,他对暴力非常欣赏,只不过是使用了更隐蔽的方式。美国社会主义组织黑豹党信奉毛主义,以毛泽东的“枪杆子里出政权”为口号。阿林斯基嘲笑说,当敌人掌握了所有的枪杆子的时候,再用“枪杆子里出政权”当口号就幼稚了,这时候应该声称相信选票和民主过程,有枪杆子时再用武力不迟。因此他的主张实质跟中共的“韬光养晦”、最后“亮剑”如出一辙。他的一个“规则”,就是鼓动激进派在政治操作中不惜采用各种流氓手段进行恐吓,最后达到搅乱与破坏的目的。

深谙阿林斯基的专家大卫‧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表示,阿林斯基及其追随者对现行制度毫无幻想,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标就是彻底摧毁这个制度,并把这个过程视为一场战争。[3]因此他们会不择手段,并根据实际的需要来决定何时采用暴力、用何种暴力,以及使用何种谎言。

在美国社会,可以看到一些政党在打击政敌时不择手段,造假、人身攻击,和共产党很相似,而且常诉诸暴力。暴力倾向越来越强,社会的对立与撕裂也越来越明显。如今美国左右两大党之间的关系,简直就是当年共产阵营和自由世界的对峙关系,互相之间已经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自从2016年新任总统当选以来,美国发生多起由“安提法”引发的暴力事端,目标针对新总统的支持者以及其他保守人士,地点在支持新总统的集会上或其它公共场所。“安提法”阻止人们发言,甚至进行身体的攻击。

近年的难民潮给欧洲各国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出于“政治正确”支持移民的“精英”对反对难民政策的普通人也痛加责骂,称之为“痞子(Pack)”、“硕鼠(Ratten)”、“无赖(Mischpoke)”等。[4]

2017年6月,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党鞭斯蒂芬‧斯卡利斯(Steve Scalise)在打棒球时,被另一党派的支持者开枪射击,几乎丧命。一位来自中部的左派政党官员甚至说,他很“高兴”该人遭枪击,此官员后来被解职。

这些暴力冲突的背后都有共产邪灵的因素,并非所有的人都希望出现冲突,但少数起核心作用的共产主义分子,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就足以掀起轩然大波。

受共产邪灵的影响,一些政党与政客弱势时,宣称保护人们的民主权利,遵循民主规则程式;当其势力足够大时,就用各种手段压制持不同意见的人,肆意剥夺别人的民主权利。2017年2月,当一名越南裔参议员在美国西部某州州议会批评对一名前反越战参议员的赞誉时,她的麦克风被静音,后来被强行带走。[5]这种情形发展下去,最后必然会导致共产主义式的极权专制。

3)共产邪灵谎言笼罩西方政治

共产主义在西方声名狼藉,所以谎言成为共产主义扩张的必然选择。

共产主义团体和左派常常打着“自由”、“进步”、“公众利益”的幌子来争取民意支持,实际上是要实施他们推动社会主义的计划。这与共产主义用“人间天堂”的谎言骗人殊途同归。某些政党制定符合共产主义的政策,却冠以其它名号,无共产主义之名,却行共产主义之实。比如要搞社会主义的全民健保,不说是社会主义,而是说“公众民意”、“所有人的医疗”;要搞最低工资,不说最低工资,而说“基本生活工资”(living wage)。结果西方政府越来越大,政府对公民生活的干涉越来越多。

亲共产主义的政客和团体为了选票做出空洞的许诺,做法与共产党骗取民心非常相似。比如他们常常承诺给民众提供高福利,甚至许诺要给每个成年人一份工作和一份医疗保险,但这些钱从哪里来、最后的后果会怎样,没人去关心,因为很多人本来也没有想兑现竞选时的承诺。

美国西部一位国会议员参选人最近透露,自己曾经加入一左派政党多年,他们包括联邦部长级官员、国会议员、联邦参议员、州议员、市议员等曾经成立了一个政治组织,制定了一个25年的计划,想要通过操控不同层次的政府职位,未来竞选总统。他发现本来宣称要致力于帮助社区处理帮派暴力、青少年辍学、少女怀孕、非法移民、福利不公平等问题的组织,却始终在让那些人依赖于政府。他把这称为“奴役制”路线。

“当我对组织中的其他人提出质疑时,他们却反问我三个问题。‘一、如果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下届候选人还有什么可去解决的呢?二、你知道因为我们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有多少资金进入我们城市吗?三、你知道这些问题创造了多少工作机会吗?’我当时在想,这些人是在明确告诉我要从社区人们的痛苦中、帮派暴力中、孩子互相残杀等中赚钱?”

他表示,如果花时间,看看该党的投票记录就能发现,他们想让人们失望、受到压迫、陷入贫困,因为他们可以从中牟利。这促使他后来离开了该党。[6]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一个有40年历史的自由主义团体“当前社区组织改革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for Reform Now,简称ACORN)被揭露伪造了数千选民登记表。[7]

2009年这个团体再次传出轰动全国的丑闻。该团体打着维护正义、捍卫低收入居民权益的口号,以协助低收入人群的医疗、住房、选举等工作的名义,得到巨额政府资助金和联邦纾困款。两位调查者乔装成“妓女”和“皮条客”到ACORN在全国几个大城市的办事处“寻求帮助”,并秘密录像。录像显示,ACORN员工教他们如何用假公司、假身份来开设妓院,教他们如何洗钱、藏现金、躲避搜查,如何向警察撒谎、逃税漏税等。尽管ACORN一再为自己辩解,但因为名声已经太臭、影响太坏,最后丧失经费来源,一年后关门。[8]

此外,很多表面看起来相当动人的政治许诺,但最终结果却可能毁了民众的未来,比如哈佛大学两位教授研究发现的“柯利效应(The Curley Effect)”。[9]

《福布斯》杂志这样概括柯利效应:“政客或政党通过实施某些政策,扼杀和窒息经济发展,从而使选票向自己一方倾斜,最终取得长期的主导权。与人们的直觉相反,使一个城市更贫穷反而会把一手制造贫穷的人引向政治成功。”[10]

具体而言,政客可以通过扭曲的(左倾的)财政与税收再分配政策和言论,比如给工会、政府项目和一些少数企业税收优惠,而给其它企业和富人增税,这样,受益者(包括穷人和工会等)就会慢慢依赖给予他们优惠的政客或者政党,从而在竞选过程中通过选票和捐款给予该政客支持。而仇富政策和用来支持政府项目的高税收迫使富人和企业离开这个城市,进而减少了该政客或政党的反对者。这样,政客或政党地位长期稳固,但城市的税收和工作机会却逐年减少,甚至最终走向破产。

《福布斯》文章指出,柯利效应的影响非常广泛,包括美国十大最穷的、人口在25万以上的城市都受左倾政策影响。如今左派占官场绝大多数的西部某富裕州,事实上也面临同样的危险。[11]

左派还重新定义语言。比如“平等”,保守主义者认为是“机会的平等”,然后公平竞争,让强者胜出,而左派则指的是“结果的平等”,即无论一个人是否努力,得到的都应该和别人一样。保守主义者认为“宽容”是对不同信仰、不同意见的包容,在个人利益受到伤害时能够宽和大度;而左派则将“宽容”理解为“对罪恶的容忍”。其它对于自由、正义等的理解双方都存在很大差异。支持同性恋、男女同厕、大麻合法化等败坏人伦的行径被冠以“进步主义”的名号,仿佛真是道德的进步,事实却是在破坏神赋予人的一切伦常。这也是左派变异人道德观念的手法,是共产邪灵的目的。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美国是自由社会的中坚,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但当今的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美国,高税收高福利、“集体主义”、“大政府”、“社会民主”、“社会公平”等等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左派思想受到推崇并付诸实践,这跟共产邪灵的谎言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年轻一代,不了解共产国家的残暴历史,一味向往、追求一个虚幻的理想,而被改头换面后的变种共产主义所欺骗,在不知不觉中走上被毁的不归路。

5. 极权主义是共产主义政治的必然结果

共产极权国家对个人生活的全方位控制,这一点已经广为人知,毋庸赘言。非暴力共产主义以渐进的方式不断扩大政府权力,加大对社会生活的控制,最终将走向极权体制。世界上尚未建立共产极权的国家,人们也随时可能失去各种自由,处境十分危险。更为可怕的是,现代极权主义利用科学技术,把对个人的监视和控制提高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极权主义的实质是取消自由意志,取缔向善的自由

人按照神所确立的传统价值生活,神还引领人发展出基于传统价值的文化。这种文化是连接人与神的重要通道,而在此文化的基础上派生出一套社会管理方式,也就是政治生活。

神给人自由意志和自我管理的选择权。人通过道德自律而自我管理,承担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19世纪法国著名政治学者托克维尔在考察了美国政治后,对美国的自省、对邪恶的了解、耐心和用非暴力手段解决问题等方面非常赞赏,他认为美国的伟大在于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12]

共产邪灵要的是极权政治,让人反传统反道德,扼杀人信神向善之路,让人从神的子民不知不觉地变成魔鬼的子民,听从魔鬼统治。在共产党国家里,政府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包括经济、教育、媒体等。在此境遇下,事事必须唯共产党马首是瞻,协从共产党“假、恶、暴”的政治。如果有人良心未泯、修心向善,将违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法律政策,成为共产党的敌人,要么沦为在最底层挣扎的“贱民”,要么干脆就是死路一条。

在自由社会中,政府也在向极权化发展,逐渐变成无所不包的大政府。通过国家计划实现中央制定的方向并控制经济是极权政治的特征之一。而现在西方政府通过国家财政、税收、金融等宏观手段干预和控制经济以实现政府计划的程度越来越强,趋势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西方政府管理范围扩大,涉及信仰、家庭、教育、经济、文化、能源、交通、通讯、旅行等等。从中央行政权力的扩大,到地方政府对居民生活的管制、到浩如烟海的立法,以及法院对案件的判决,已经造成政府部门全方位的权力膨胀,对社会的强制也到了空前的地步,比如强制全民购买健康保险,否则将被罚款。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剥夺一部分人的财产和个人权利。

极权政府以“政治正确”为借口,剥夺人的言论自由,规定人们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能说。有人公开否定邪恶的政策,被戴上“仇恨言论”的大帽子。如果有人敢反对“政治正确”,轻则被孤立,重则被开除或解职,甚至遭到恐吓和人身攻击。

用变异的政治标准取代正的道德标准,再用法律、规章和舆论等强制执行,用强大的压力在社会上制造出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从而扼杀人的自由意志,取缔天赋的人向善的自由──这是极权主义政治的实质。

2)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

如今福利国家政策已经成为全球普遍现象,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党派,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在政策方法上没有本质的区别。生活在共产国家的人来到自由世界,都对西方社会的福利待遇印象深刻,从小孩免费教育、医疗保险到养老都有国家资助,认为这里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

16世纪法国著名预言家诺查丹玛斯曾预言:“届时玛尔斯将统治世界,说是为让人们过上幸福生活。”现在的福利社会,不正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面搞的共产主义那一套东西吗?只是不用暴力革命的方式。

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本身不是过错,但政府高福利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问题。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高福利是以强征税为基础的,而且福利本身就会造成诸多问题。

英国法学家迪塞观察到,在1908年以前,一个人不论贫富,是否为自己的健康保险,完全是每个人自由定夺的问题。他的选择同他要穿一件黑色上衣还是一件褐色上衣一样,与国家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国民保险法到头来会给国家,也就是给纳税人带来比英国选民们所预料的要沉重得多的责任。……失业保险……实际上是国家承认自己有责任使每一个人免受失业之苦……国民保险法正符合社会主义的理论。”[13]

北欧模式的社会主义福利被世界很多国家认可并采纳,曾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带来繁荣的正面例子被西方模仿。在北欧,整体税务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世界最高,几个国家都在50%左右。[14]但有论者指出,政府搞的社会主义医疗福利有六个致命问题:无法持续,免费的东西人人都想占便宜多拿;没有奖惩,医疗行业的从业者只要不负法律责任,干多干少报酬都一样;造成政府大量亏损;人们钻制度的漏洞进行偷窃、滥用并进行地下经济;国家通过医疗制度决定人的生死;官僚制度造成管理混乱。[15]

2010年,一个叫约拿斯(Jonas)的人在北欧某国的一个急诊室里不得不自己给流血的伤口缝合。他首先去了门诊,门诊关门,到了急诊室等了三个小时,伤口一直流血却没人处理。但他对自己采取的不得已的救护举动最后又被医院工作人员作为犯法而举报。这只是一个小例子,真实的情况比这还恶劣。因为免费的医疗人人都想要,造成资源被滥用;“资源有限”与“免费”两者造成大量供求无法匹配,供不应求造成排长龙现象,那些真正需要的人等于被社会主义医疗制度变相惩罚。

这还不只是效率问题。更大的危险在于人们“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都由政府包办,看似是一种享受,换个角度看其实是对政府的全面依赖,把自己的一切都交到了政府手中。到了这种程度,走向极权体制易如反掌。

托克维尔曾经说过:“如果暴政是在我们今天的民主国家里浮现,那它将会改变为另一副面貌;这样的暴政将会更为广泛,但却同时带有温和的色彩,它将会在奴役人民的同时,却不让他们感觉半点痛苦。”福利国家可谓其睿见的最佳注脚。[16]

3)纷繁法律为极权铺路

极权政治取消了向善的自由,却给恶留下了空间。人们想用法律来解决人作恶这个问题,正中魔鬼圈套。现代社会各个国家普遍法律繁多,美国税法有7万多页,健保法近2万页,连法官和律师都无法通晓这么多法条,更遑论普通人。联邦和全国各州市郡县,平均每年通过超过4万条新法律,可谓多如牛毛,稍有不慎就触犯法律,轻者罚款,重则坐牢。

从钓鱼可以使用什么样的鱼钩,到在公共场合喝汤不许出声,都受法律管制。美国西部某州颁布一项限制耗能的新法,根据新规定那些达不到严格要求的大屏幕电视将被限制使用;全面禁止使用塑胶袋;有的城市,居民在自家后院加个凉棚都要得到政府许可等等。

过于繁琐的法律会模糊人的道德观念。由于法律太多,很多法律违背或远离人的道德直觉,造成了现代社会这样一种倾向,即当人们想做一件事时,只问合法与否,而不关心是否合乎道德。长此以往,共产邪灵的代理人要想直接把魔鬼的意识形态制订为法律,将变得更加方便易行。

再好的法律,其力量也只是外部的,难以约束人的心灵。老子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当恶的力量大行其道时,法律也无能为力。法律越订越多,大政府通过法律把人越管越死。人们忽略了社会问题是魔鬼放大人的恶造成的,反而觉得可能是法律出了问题,从而走入用法律解决问题的恶性循环,一步一步把社会推向极权主义。

4)利用科技把控制人推到极致

极权主义使用国家机器、秘密警察监控民众,而现代科技把对人的控制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让人不寒而栗。

《商业内幕》近日总结了中共监控公民的10个方式:[17]

1. 使用脸部识别技术,从茫茫人海当中抓到目标

2. 让群聊管理者监听人们

3. 强迫公民下载允许政府监控公民手机照片和视频的应用程式

4. 观察人们的网上购物

5. 警察戴着具有脸部识别功能的眼镜在人潮汹涌的地方(比如街头和火车站)搜寻目标

6. 在火车站安装机器人警察,它可以扫描人们的脸部,并跟要抓捕的人比对

7. 使用脸部识别技术抓出乱穿马路者

8. 随机截停行人,检查他们的手机

9. 追踪人们的社交媒体帖子,顺藤摸瓜找到用户的家人和地理位置

10. 建立预测软件汇总人们的资料,标出那些当局视为具威胁性的人物

《金融时报》刊文指出中共社会信用系统的险恶用心:它不仅使用大数据来衡量信用得分,还要量化全体中国公民的政治倾向。文章说,这个社会信用体系可以通过重新调校,产生“爱国”分数──也就是评价一个人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与执政的共产党的价值观保持一致的分数。[18]

随着档案机制和大数据化结合,只要政府需要,不服从或者分数低者会失去工作;银行将终止他的房屋贷款;交通部门将吊销他的驾驶执照;医院可以直接拒绝为他提供治疗。

今天,中共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监控系统。在中国的公共场所和马路上,监控摄像头随处可见,可以在7分钟内从14亿人中找到一个上了黑名单的人。手机上微信等监控软件使得监控“登堂入室”,带着手机的人毫无隐私可言,让人无处可逃。在科技越来越发达、政府权势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自由社会政府如果继续左倾,民众将面临同样可怕的被监控的命运,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6. 共产邪灵把西方置于危险的全面战争之中

由于共产邪灵的渗入,今天的美国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分裂,左派动用了全方面的力量对拥有传统政治主张的人进行阻击。这种状态用“战争”来形容,可以说一点都不为过。

在近代美国,虽然也可能出现选举期间言辞上的激烈对抗,但一旦大选完成,便开始疗伤阶段,弥补裂痕,开始正常的政治生活。纵观今天的西方政界,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强烈的对抗与撕裂,政治秩序显得畸形而令人担忧。政坛人物、不同党派间互相指责甚至攻击,政策上进行阻挠;民间游行此起彼伏,而且规模不断扩大,暴力趋势明显。

在政府内部,选举初期一些左派人物就开始谋划以不同标准对待不同党派候选人。选举结束后,左派阵营又开始发起诉讼,意图夺回大选。新总统上台后,属左派政党的美国西部某州州长表示,现在有一股支持全面抵抗新总统的“龙卷风”。该左派政党高层承认,一支愤怒的自由派大军要求他们向新任总统发起一场“全面战争”,逢政府必反,务求以此重夺民心。[19]

左派试图以各种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政策问题上,左派很多时候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正常情况下,不同党派在具体政策问题上存在分歧并不奇怪。但不管分歧多么严重,不同党派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希望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得到保证。但匪夷所思的是,不但保护边界的建议遭到猛烈攻击,甚至有个别州还通过了“庇护城市”法案。这些法案禁止联邦执法人员查问移民身份,拒绝为联邦执法人员提供犯罪的非法移民信息。

在媒体舆论上,左派占主导的主流媒体在总统选举前大量为左派候选人背书,因此选举结果令很多人瞠目结舌。选举结束后,主流媒体配合左派政客大力炒作各种事件,把民众的注意力放在对新任总统的打击上,甚至不惜造假,以假新闻扰乱民众视线。对新任总统的各种政绩,主流媒体几乎视而不见;对有严重问题的左派候选人,主流媒体的态度则是轻描淡写。

在正常社会里,不同团体或党派也可能有不同的主张,甚至可能发生冲突。但冲突是暂时的、局部的,最终双方会试图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只有受共产邪灵的阶级斗争思维支配,才会时时事事以战争心态进行斗争,认为与对手绝无和解与合作的可能,必须彻底打败对手,全面推倒现行体制。

这种全面战争体现在政治博弈、政策制定与媒体舆论的全面对抗,带来了深度的社会撕裂,极端行为与暴力行为数量上升、范围与规模扩大。这正是共产邪灵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2016年,美联社与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创办的公共事务研究中心的最新民调显示,约85%的受访人认为国家比过去更深陷政治分裂;80%认为美国人在最重要的价值观上意见大为分歧。[20]

一个国家的统一需要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或者文化,虽然各个宗教的教义不同,但是非善恶的标准是相近的,这使得即使在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各个种族也可以和睦相处。然而当价值观发生分裂的时候,国家的分裂也就提上了日程。

结语

人往往有弱点和恶的一面,对权力、财富、名声的追求古已有之。魔鬼有目的地集中利用人性之恶,在各国内部造成了一个“魔鬼代理人”体系。国家如同人体,各个机构如同人体的器官,各有功能,各司其职。如果国家的各个机构都渗透了有意或无意的魔鬼代理人时,就如同外来的意识代替了人的灵魂,或者说,外来的意识直接操纵了人体。

如果有人让整个社会摆脱魔鬼控制时,这个系统很可能会无所不用其极地反抗,如运用媒体抹黑,搞人身攻击;用误导的信息混淆大众视听;让各个职能部门不配合,使得政令成为空文;用大量资源去支持反对派,使社会陷入分裂和争斗;甚至用各种方式制造经济和社会问题,造成社会动荡,让不明真相者把矛头指向反对魔鬼的人和人群。很多人既是这个系统的缔造者也是其受害者,他们虽然可能做过坏事,但是并不是人类真正的敌人。

政治因为其掌控的国家力量、私人力量所无法匹敌的天量经济资源及干预能力,善用之可以成就不世之功,为万民造福;滥用之则会造下天大的罪业。本章的目的是为了揭示当今世界政治中的共产邪灵因素,帮助人分清善恶,识破魔鬼的奸计,让政治回归正途。

美国前总统里根曾说:“我们往往认为社会太复杂,不能靠自治,精英掌控的政府比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更好。可是,当我们每个人都不能管理他自己的时候,谁会有能力去管别人呢?”[21]美国总统川普说:“我们崇拜神,而不是崇拜政府。”[22]

政治的权柄,需要回归到以传统价值为基石的正道。人类得到神的佑护,才能不被魔鬼操纵,才能避免走上被奴役与被毁灭之路,才会有真正的出路。


下载印刷版:《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全套上、下册(2.1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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