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律师:人们正在承担漠视中共活摘罪行的后果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二日】(明慧加拿大多伦多记者站报道)武汉肺炎(中共病毒)自2019年年底在武汉爆发后,以猝不及防的速度肆虐全球。中共从一开始就对疫情数字进行隐瞒和造假,从而造成了这场危及整个世界的灾难。

日前,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如果世界上的其它国家在对待中共的器官移植滥用问题上,能更加积极地对抗中共歪曲事实、掩盖真相、混淆视听、颠倒黑白的做法;如果全球当初在对待中共器官移植滥用问题时,能坚持要求中共透明化及实施问责制;如果当初中共面对了来自全球范围的压力,而不得不将其医疗系统透明化、责任化,那么我们现在就不会有这场武汉肺炎(新冠病毒)大流行。人们现在正在承担对中共活摘罪行漠视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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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

不断掩盖事实真相是典型的中共式行为

大卫・麦塔斯认为,中共只看重自身的政治声誉。任何让共产党丢脸的事情,中共的第一反应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尽其所能保住自己的脸面。它不断掩盖事实真相,使问题在掩盖中持续蔓延和恶化。中共在活摘器官问题的处理上是这样,在应对萨斯传染病时也是如此。“对于这次武汉疫情,如何起源,如何传播,中共在第一时间如何应对,在我看来,都是如出一辙,典型的中共式行为。”

“我们必须警惕中共的医疗体系和他们的说法。”他说,“不能信赖他们的数据,不能相信他们的表态。最近听说他们的死亡人数增加了一千多人,这不太可能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我认为他们的数据都是编造出来的。”

他说,在和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无论是医疗的事情还是任何其它事情,只要是和中国有关,就不要相信中共。在应对中共病毒流行中,台湾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中共有多糟糕,同是华人社会的台湾就有多棒,完全是反过来的。如果我们能像台湾人那样对中共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就不会到今天这一步。我们应该像台湾人那样应对中共。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共产党。”

人们正在承担漠视中共活摘罪行的后果

大卫・麦塔斯提到,在活摘器官问题上,最初只有他和大卫・乔高等很少人参与调查,并发表了报告,现在越来越多人站出来反对在中国发生的非法器官移植。但是,力度还是远远不够。

“这种反对浪潮还没有达到它应该达到的程度——政府间合作的高度。”他说,原因在于,中共控制的是一个地缘政治及经济大国。中共不只是在中国抛出维稳筹码,他们同时试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外宣,施压、恐吓,利用经济和政治筹码来掩盖事实,否认真相,混淆视听,颠倒黑白。“世界上有太多人,为了得到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选择同中共合作,随波逐流。”

他说,如果世界各国在对待中共的器官移植滥用问题上,能更加积极地对抗中共歪曲事实、掩盖真相、混淆视听、颠倒黑白的做法;如果全球当初在对待中共器官移植滥用问题时,能坚持要求中共透明化及实施问责制;如果当初中共面对了来自全球范围的压力,而不得不将其医疗系统透明化、责任化,“那么,我们现在就不会有这场武汉肺炎(新冠病毒)大流行。我们现在正在承担对中共活摘罪行漠视的后果。”

“我们要吸取的教训是,我们不能无视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权侵犯行为。”他说,有人可能认为,可以无视中共的非法器官移植,因为这是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和加拿大人,和美国人没关系。“但是,这次的冠状病毒(中共病毒)就是对这种想法的回应。”

他说,可以推测,中共并未蓄意放出病毒,但在病毒开始传播后,中共采取了“故意视而不见”的做法。可以说,全世界都在盲从,都在和中共一道“故意视而不见”,“如今我们尝到了苦果”。

“为COVID-19(中共病毒)受害者伸张正义法案”是可行的

“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侵犯人权应承担刑事责任。”大卫・麦塔斯说,“故意视而不见”就是刑法中的犯罪构成要素之一。“纽伦堡审判”中已经涉及到了此类医疗纠纷和医疗问题。在纽伦堡审判中,有一场是对纳粹医生的审判。他们(被告)中的很多人都说——这也成了他们常用的挡箭牌(辩词)——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是说,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什么,但他们不知道尸体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他们处理的标本是从哪里来的。纽伦堡法庭最终还是根据“故意视而不见”的定罪原则,将这些医生中的一部份判处了死刑。法庭认为:他们不知道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发问,他们不关心,不在意。他们只要去探究,本来是可以发现真相的。

他说,这一点对武汉肺炎(新冠病毒)来说同样如此,中共最关心的不是“这事发生了吗?”他们不关心事情的本身,只关心这件事情是否影响共产党的政权稳定。他们的这种“故意视而不见”,就可以被看作刑事责任的要素,国际层面的刑事责任。

他说,在加拿大、美国,在任何有普遍管辖权立法的国家,都允许对危害人类的罪行进行刑事起诉,不管这人(被告)是什么人、什么国籍,只要这个人(被告)来到该国境内,就可以起诉他。所以美国参议员Josh Hawley提出的法案——“为COVID-19受害者伸张正义法案”,是可行的。

将中共指定为国家恐怖主义,直接制裁作恶的官员

“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机制,使民事责任的追诉成为可能。”大卫・麦塔斯说,无论是在美国引入的法案类型,还是采用刑法中现有的非适用原则——将中共指定为国家恐怖主义。“我认为,我们需要调用现有的机制,因为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可能在普遍管辖权制度下,对中共的危害人类罪发起指控。必须启动这些机制,中共的相关责任官员在做坏事时才会有所顾虑。”

他说,还可以启动类似《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法案,直接制裁作恶的官员,把他们列入制裁名单。“我们在加拿大、美国、英国都有这样的法案,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法案提出制裁者名单。我建议政府启动这一法案。至于把哪些人权罪犯列入制裁名单,这完全可以由政府决定。”

“我们可以要求政府启动这一法案。”他说,“实际上,就器官移植的暴行,我们已经要求加拿大政府把施暴者列入制裁名单,但政府还没有付诸行动。对于病毒事件也是一样,我们应该要求政府启动问责名单。这不需要立法,不需要执行条例,如果想做的话,政府明天就可以做这件事。”

他说,加拿大和其它国家有法律规定,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行为不可以享有国家豁免权。如果要这样做,就必须对这个国家做出“认定”。“我认为,中共可以被列入这样的‘认定国’。显而易见,武汉肺炎(新冠病毒)已经引起了全球范围的恐慌。中共对病毒在开始传播时的‘故意视而不见’,以及造成恐慌后仍然‘故意视而不见’,我认为中共符合国家恐怖主义的定义。”

“显而易见,台湾人可以做什么,任何人都可以做。”他说,任何地方都可以发布疫情消息并采取抗疫行动。台湾人很老练,他们意识到疫情正在发生,而且是真实及很危险的。这就使得台湾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这也是他们能认清中共的结果”。

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毕业于牛津大学,是人权、难民及移民领域的法律专家。2006年7月,他和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经过独立调查,发表了《关于指控中国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独立调查报告》。国际人权协会(IGFM)将2009年度的人权奖,颁给他与大卫・乔高。十几年来他们前往世界40多个国家,呼吁关注中共活摘器官的问题,并因此成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追踪调查过程的纪录片《活摘》,2015年获得美国广电最高荣誉——皮博迪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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