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幸运的是,二十一年后,我得到了法轮大法,从此生命焕然一新,我跟随师父一路走到今天。
他一说我就信
一九九七年正月初二,小弟兴冲冲的告诉我,他从工作单位知道一种功法,特别好!我以前没听说过法轮功,但还是说了句:“我信。”几天后,小弟借了一本《转法轮》给我看。我刚接过来,他就直接把书翻到最后,让我看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的小传。刚看完小传,小弟却把书从我手里拿走了,舍不得给我留下。
我心里很失落,不痛快,心里总惦记着这事儿。过了几天,小弟媳妇来我家串门,我第一句话就抱怨:“他老舅真孩子气,那天拿了本书,就让我看了一点就拿走了。”她问我是啥书,我说叫《转法轮》。她说:“这书还在我家呢,很厚,我这就给你拿去。”
翻开《转法轮》,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师父的法像,我觉得特别和蔼可亲,好象在哪里见过。看了《论语》,太深奥了,根本摸不着边,但越看越爱看。而且我一边看着,不知不觉两眼都是泪水。家人不解:“看的什么书啊,怎么还哭上了?”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哭。《转法轮》表面看到的是教人做好人,可好象又不那么简单,总之就是感觉有说不出的好,相见恨晚。
我捧着书,看了一天,也哭了一天,然后就吃饭、睡下了。当我一觉醒来,才惊觉二十多年的失眠就这样好了,人也精神起来了。我心里纳闷儿:我就看了一天书,师父就管我了?第二天我又看了一天,把全书读完。当场决定:这功我要学!
后来,我让小弟给我请来了一本《转法轮》和师父的教功录像带,自己在家里学。为了把动作做准确,我不怕费力,不怕麻烦,每次看录像学功我都坐到轮椅上,挺胸坐直。就这样,我一整天把五套功法都学会了。
慢慢的,我知道了,大法不只是教人做好人的,而是教人修炼的,是来度人的。学的日子多了,越发觉得无法用人的语言形容大法有多么好。这么好的功法,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于是我开始洪法,所有的亲朋好友都不错过,把大法的好和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们。这样,他们很多人也走入了大法修炼。
我们村成立了学法炼功点,开始只有十几个人,不长时间就发展到了三十多人,在家学、不到炼功点来的还有其他四十多人。其他同修开始到周围的村子去洪法,于是周围村子也很快有好多人开始得法炼功。
我为洪法的同修高兴,但我做不了那么大的事,我就做小事——我在自家门口摆一张桌子,放上一台录音机,播放《济世》和《普度》,有路过的人就送一张大法简介。看我这样,也有许多人说三道四,但我一点也不在乎,因为我知道大法好,我受益了,也想让更多人受益。
记得第一次看师父在大连讲法录像时,屏幕上刚出现“第二讲”的字样,我就感到一种强大的能量扑到了我的脸上和上半身(我的腰以下没有知觉),浑身麻酥酥的,就是有能量通过的那种感觉。
随着学法修炼,我可以清晰的感受到思想的升华,就象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那样:“世界观都发生转变了”。我身体的变化更大,许多病痛,如心率过速、低血糖、甲状腺肿大、咳嗽和严重失眠,都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不见了。而且皱纹减少,皮肤白皙,都很明显。我本来四十六、七岁就绝经了,可炼功后,五十多岁的我又来了例假,身体朝年轻方向发展。
大法好,我不放弃
其实中共邪党对大法弟子的干扰、迫害,我地在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前就出现了。那时,我们早上集体炼功的时候,就有陌生人或警察在周围晃动。他们为了阻止当地学员周末到市广场集体炼功,就监控每个小炼功点,不许人去。记得那个周末的一天,天还没大亮,就有人在我们的小炼功点周围晃动,让人觉得有一种恐怖感。
为了不让他们发现,我告诉周围的同修:一个一个的陆续离开,连衣服和坐垫都别拿走。就这样,人越来越少,当他们发现的时候,只剩下了几个年岁大的同修在那儿打坐。等他们明白过来,赶紧开车去追。
从那一天起,我们的炼功点转移到了我小弟的院内。小弟拿出一丈三尺长的红布,我们自制了一个横幅,上面有“真、善、忍”,也有法轮图形,炼功时就挂在前面。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早上五点多钟,一帮人强盗一般闯入小弟家中,抢走了横幅和录音机,强制我们解散。并威胁我们:以后不许再炼功,否则就算聚众闹事,要处理。
到了晚上,大家竟不约而同的到了小弟家,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做坏事,大法是正的,不能随意剥夺我们炼功的权利。可还没开始,就听见院里人声嘈杂,是那帮人来了。于是一部分人就从后门出去了,只剩下我们姐妹四个。
那帮人一進门就有人大声喊:“你们怎么这么不听话?!不是告诉你们不让聚会了吗?!”我说:“这算什么聚会呀?我们是亲姐妹。”弟媳说:“也就是一起炼炼功,学学法,做个好人有啥不行啊?”一个人立刻面目狰狞,恶狠狠的喊道:“不许你们说话,都给我老实点,再不老实都把你们带走!”
接下来的日子,每天看到、听到的都是铺天盖地的谎言、诬陷、打压,天塌了一般。当时我的心里真像一个没了娘的孩子,接下来的路不知道该怎么走了。修炼环境被破坏了,怎么办?静下心来想想,再难我也要修炼,因为大法是好的,是对的。
师父在多次讲法中告诉弟子要“以法为师”(《悉尼法会讲法》),还说:“实修者不执于求而自得,一切功,一切法尽在书中,通读大法自会得之。学者自变,反复通读已在道中。师必有法身悄然而护,持之以恒,他日必成正果。”(《精進要旨》〈拜师〉)
外面封锁的很严,那就在家里修炼,严格要求自己,照常学法炼功,横下一条心,谁也阻挡不了。
有一天,村里的高音喇叭响起来,喊着村里每个学员的名字,要求把所有的法轮大法书籍全部上交,不许私自保留,否则查出来就带走、判刑。听到这儿,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不能交!把书给了他们我还怎么学法呀?!
接下来,邪恶又搞什么签字,让学员签字和大法决裂,签了就回家,不签的就要被汽车拉到乡政府办洗脑班。于是我就往汽车那儿走。他们可能看我是个残疾人,就让我回家了。
面对骚扰讲真相
那时候只要是大法学员,不管是签字的还是不签字的,村委会的干部几乎天天领着警察到家里骚扰,二十四小时监视,每个学员都有五个人监视不许外出。晚上这些人就在院墙外蹲守,每隔十分钟就喊一次:“睡了吗?”
有一次,他们到我家骚扰,我问他们都是干什么的?村干部给做了介绍,有乡长等乡干部,有派出所警察,还有其他什么部门的负责人。我把同修送来的真相资料用被子盖住,我靠在上面,可心里还是“怦怦”直跳。
他们想给我洗脑,说什么围攻中南海。我告诉他们,起因是有人对法轮功做了不公正的报导,学员去反映情况,天津却抓了人,还说让找上边儿。那上边儿当然就是北京了,这才出现了北京的万人上访,根本不是什么围攻。
乡长冷笑:“你还挺会说。”然后又丢下一句“不要再炼了”,就走了。
当时我因为怕资料被发现,声音比较小,总觉得自己不够理直气壮。
后来他们又来我家,而且都是生面孔。我客气的和他们打招呼,然后给他们讲了我们修炼人的故事:
迫害前,我们经村委会同意,每天早晨在村里的娱乐中心炼功一小时。当时那个院子很脏、很乱,到处都是乱草和碎砖破瓦,根本没法用。我们几个学员自发的开来农用车,从家里自带锹、镐等农具,干了整整两天,把院子打扫的干干净净,焕然一新。当时村里的人都说:“看人家炼法轮功的,不要报酬,活儿干得这么好!”
一九九九年底,该交电费了。我们那里是每季度交一次电费,我家每次大约120元左右。这年冬天正赶上儿媳妇坐月子,家里是床,没有火炕,也没有暖气,我们就借了电暖器。这东西很费电,所以年底该交电费的时候,我特意嘱咐丈夫多拿点钱。结果交钱时,会计看串行了,按下一家的数交了钱,却在我家的名字后打了勾。
丈夫回家告诉我,交了96元。我当时就说,“不对,咱们平时每个季度都是120元左右,今年冬天我们用了电暖器,应该更多,怎么还能少交呢?”于是我让丈夫回去找会计核实一下,这才发现弄错了,我家又补了508元。村书记马上就在大喇叭里广播了这件事,说别人都怕电费交多了,而我家交少了还主动来补上。很多人说我们傻,但也有人赞叹说:“人家炼大法的就是不占便宜。”
对方听我讲到这儿,也不禁说:“说的真好,好就在家偷着炼吧。”
二零零零年春的一天,村长带着乡政府的六、七个人来到我家,说看我在不在家。我说:“我这样的还能上哪儿去?”村长说:“今天你们师父的大法身在天安门显现,让你们都到天安门圆满去!”我听了哈哈大笑:“这就奇怪了,我是他的弟子都不知道这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这回就知道谁在造谣了吧?”那帮干部一下都笑了。从那以后,他们几年也没来找过我。
几年后的一天,村委会的人又领着一帮人突然来到我家,当时我正在做真相护身符塑料牌,情急之下,赶紧用被单蒙上,但蒙的不严,我就发正念让邪恶看不见。他们一進来还是老一套,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我说:“法轮功教人做好人,而且祛病健身有奇效,对个人、对国家百利而无一害,为什么不炼?另外《宪法》里也规定了信仰自由……”后来一个大个子说:“你说不炼就不行?”我说:“你说对了。”
二零零八年四月底的一个晚上,我正准备炼功,门外来了一男一女,直接進了屋,他们说是派出所的,而且很客气的说:“没打扰到你吧?”我说:“打扰了,我正在炼功。”他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拱手作揖。
那女的一看谈话要开始,就拿出录像机准备录像。我严肃的制止她:“不许录像!”那男的也示意关掉录像机。
于是,我从大法洪传世界,《转法轮》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说到祛病健身的奇效。又从百姓看病难,无钱看病,说到社会分配不公和各种腐败。最后说到善恶有报,大法度人。
他们一直老老实实听着,也没说什么,最后拱着手退着离开的时候问我:“你不恨我们吧?”我说:“修炼人没有敌人,也理解这是你们的工作,可还是要告诉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有福报的。”
开朵小花救世人
二零零一年,邪党自导自演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伪案,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但我作为大法弟子,很容易就发现了一些明显的破绽。比如:大法不叫人自杀,自杀是有罪的;身上着火,头发却完好无损等。这时候我更意识到,不但要自己明白,更要让世人明白“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否则世人就会被恶毒的谎言毁掉。
可那时农村大法弟子少,文化程度低,年龄比较大,经济条件也比较差,全村也没有几家有电脑的。没有正规的真相资料,我就用手写,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法轮大法是正法”、“天灭中共”等短语写在纸上,再装進用红纸折成的小纸包里,发到各家门口。
后来,一个镇里的同修突然给我家送来一台刻录机。我赶紧联系了一个本村的同修,让他想办法买光盘。另外还有十几个同修主动出钱买了电脑,和市里的同修学习后,我们也开了一朵小花,建成了一个小资料点,从此开始做资料救人。
师父让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可我不会走路,怎么办呢?我就先从家人入手。因为我修炼后的表现家人都很认可,对我很支持,所以没费什么劲儿,家人就全三退了。
孙女从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到研究生,她的同学好象都愿意来我家。只要她们来,我就给她们讲真相、劝“三退”。此外,我把我家周围的左邻右舍也都劝退了。
正法还没结束,需要救度的众生还有很多,我愿意听师父的话,修好自己,继续做好该做的事。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