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七·二零”的那些日子

【明慧网二零二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辽宁省政府信访办的请愿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清晨，我跟母亲象往常一样到沈阳市南湖公园西门外的炼功点炼功，妹妹高蓉蓉去她所在的鲁迅美术学院炼功点。我所在的炼功点动功还没炼完，辅导员过来跟大家说，沈阳市辅导站站长和各区的辅导员在夜里被抓了。这消息太突然了，大家震惊，都很焦急，就商量着去省政府信访办上访，要求放人。因为辽宁省政府离我们的炼功点很近，省政府信访办就在省委大门马路对面。大家又三三两两的说了几句话，就匆匆散开，回家各自准备去了。也有当天要上班，去不了信访办的同修。

我和母亲赶到家，过了一会儿，妹妹高蓉蓉也回来了。我们交流了一下，决定在信访办上班前就赶过去，等他们一上班，就可以向他们反映情况，要求释放夜里被抓的辅导员们。其实，在这之前，经历了“四·二五”，经历了一系列的维护大法的事件，大家对这次突然出现的迫害，不是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但知道一下子把市、区的辅导员们抓了，还是全国性的，迫害一下子出现了，真的太突然。

蓉蓉回鲁迅美术学院，她所在炼功点的同修还在等她。上午八点前，我和母亲带着也修炼的小外甥女赶到辽宁省政府，到了之后看到已经有许多法轮功学员在那里。信访办的胡同里站满了法轮功学员，我们想过去已经没有地方可站了，就选择站在了省政府这边的人行道上。接下来有更多的法轮功学员从四面八方赶来，有沈阳市内各区的、郊区的，省政府门前的整条街两边被不断赶来的法轮功学员站满了，延至很远。我看到蓉蓉和她所在鲁迅美术学院炼功点的一些大学生同修也赶来了。

大家站在那里，信访办没有人出来见我们，省政府也没有人出来见我们。九点多钟的时候，一辆辆公交的那种大巴车开来，很多警察出现了，他们把默默站在那里的法轮功学员往车上拽、扯，对男学员拳打脚踢，每一辆车装满同修后就开走了。我和母亲也被拽到了大巴车上，我们被拉到了辽宁省体育馆，体育馆离省政府不远。

法轮功学员们被强迫在体育场的水泥台阶上坐着，被关在里面，不允许离开。到了下午，被关的学员人数越来越多，烈日下一口水都没有。我看到蓉蓉与鲁美的学生们也在离我们不远处水泥台上坐着，大学生们还很年轻，几位女生被晒的脸红红的，大家都很沉默。

到了下午五点多，警察要求大家留下姓名和家庭住址，留了就可以离开体育场回家。陆陆续续有的同修留了姓名和地址，离开体育场回家了。剩下的同修不留姓名和地址，坚持着。最后警察把大家也都放了。后来知道当时留姓名和地址的一些同修，很快被住家所在地的派出所警察找去谈话。

我们也是没留姓名最后离开的。蓉蓉与鲁美的同修们一起走了，我和母亲去了我们炼功点的一位同修家。到同修家后，又有几位同修赶了过来，也有没去省政府的。大家沟通了情况，交流下一步要怎么做，我们互相鼓励，要维护大法。

我和母亲回家后，晚上蓉蓉回来，我们又商量着第二天要去哪里。这时有同修来电话，说她们想去省委。因为去省政府被抓，连说句话的机会都没有，去省委再看看能不能说上话，反映一下想法。这样，我们决定也去省委。

睡了一会儿，凌晨一点多，我们就起来动身出门了。

七月二十一日——辽宁省委的请愿

辽宁省委离我们家远，这次小外甥女还要跟着去。昨天她也去了省政府，在我们被抓之前，有同修把几位小同修提前带回家了，包括我的小外甥女。

我们出门后，在路上打了辆出租车。车开到过一半的路程时，司机停了下来。蓉蓉问司机：为啥不走了？司机说：你没看见有拦车的吗？我们往车前方看，不远处有警察。这时警察过来问我们去哪里？我们说去省委。警察跟司机说让我们下来，别开了。我们下车后，警察马上把我们抓了起来，拽上警车开到一个公园里，好象是皇姑区的一个公园。

到那一看，已经有很多同修被关在一起，就是公园一处露天的地方，周围都是警察，还有很多辆大巴车。夜很黑，多个大型探照灯照向被强迫坐在土地上的法轮功学员们。我们看到了我们炼功点的几位同修，一位同修带着她女儿也在地上坐着，她女儿比我外甥女还小。警察态度很恶劣，对着大家又喊又叫的，要求大家必须坐在地上，不许站起来。有同修要求上厕所，也不被警察允许。

接着，陆陆续续抓来一些郊区的农村同修，他们是来城里上访的。我们这才明白，政府已经动用警察在城里设了关卡，只要说去省委或省政府，都不问是不是法轮功学员，直接就抓走。这也说明很多同修都在走出来，都要护法。

我们就这样被迫坐在土地上，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不能上厕所。早上太阳出来了，还是不让我们走。中午过后，有个人在公园外面的栏杆处往里面看，远远的我看到是一个老太太，畏畏缩缩的样子。她招呼我们，有一位同修走过去，距离挺远的，但警察却没有管。过去的那位同修回来了，手里拿了一张小纸条，说是老太太给的，老太太说自己是法轮功学员，要把纸条送给大家传看。

我和蓉蓉看的时候，上面写的是要大家都不要动，要呆在家里这样的话，还说是沈阳辅导总站写的。我们感觉不对，身边我们一个炼功点的同修也说不对劲，我们修炼法轮功每个人都是身心受益者，法轮功被污蔑，我们的同修被无辜抓起来，我们怎么还能躲在家里、不出来要个说法呢？这纸条上的话我们不能听信。何况辅导站的同修都被抓了，说是辅导站给的，就是撒谎。后来明白了，中共的迫害是明着暗着一起来，明着“七·二零”迫害直接开始，暗里中共驯出的各色特务也在被指派着全方位的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到了下午两点多的时候，有的警察面部表情奇奇怪怪的，多次对我们说：都回家吧，去看电视。这样，我们一下子全被释放了。

晚上跟同修通了电话，了解到当天我们想去省委，半路被警察拦截，被抓，被关押。而二十一日仍然去省政府的同修很多也是半夜就出门，在省政府周围静坐。但武警出现了，对同修大打出手。

七月二十二日——准备进京

就在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中共央视突然播出了对法轮大法的公开污蔑之词。

我们想起了二十一日关押我们的警察说的“回家看电视”。电视刚刚播完，我们家一位外地的亲戚就打电话进来，大声大气的开始说让我们不要再炼的话，并在电话里跟我说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的，不要跟共产党作对等等。我跟她说：你也看过一点法轮功的书，怎么突然就这样想问题了？她说我：你不懂，共产党可是不好惹的，等等。我说：我肯定坚信到底，她无奈的放下了电话。

晚上跟蓉蓉出门去一位同修家，往回走时，我们家楼上住的邻居大哥在小区大门外乘凉，看见我俩，跟在我俩后面，一边走一边似自言自语的劝我俩说：不让炼就不炼呗。

我父亲这些天看我们早出晚归，看见电视上开始污蔑法轮功，就很担心我们。但父亲看过《转法轮》，他知道大法好，所以父亲虽然担心，但没有说不好的话。

半夜，有位同修大爷敲门，这位大爷是炼功点每天拿录音机义务给大家播放炼功音乐的同修。大爷进屋后，说明来意：大爷的儿子不修炼，以前支持大爷修炼法轮功，有一阶段还把自己的家让出来给我们晚上学法用。现在在这么大的压力下，大爷的儿子逼迫大爷不许再到外面炼功，家里也不能放这个录音机。大爷抱歉的说：录音机我拿来了，你们拿着吧。明天早上我还是会去炼功点炼功。

送走大爷同修，我和母亲、蓉蓉都没了睡意。蓉蓉这两天也一直在跟鲁美的同修们交流，大家都有了想进京上访的打算。毕竟在省里没有讲理的地方了，那就象“四·二五”那样，去北京国务院的信访办，虽然听到一些同修说，各地都是这样严峻的形势。但毕竟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忍，有一颗善良的心，不会把别人往坏处想，包括没把中共政府往太坏了想，只是觉的领导层不了解法轮功，只要我们把事实说清楚，让他们能了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一群善良的民众，法轮功无条件的给大家健康的身体，提升修炼人的思想境界。这么多人在做好人，谁当领导谁不愿意好人多，对治理国家有好处啊。

蓉蓉那边，因为是大学的环境，学院的领导早就开始领会、嗅出中共运动的风向了，开始对蓉蓉和大学生法轮功学员们施压，“四·二五”之后就一步步的逼迫，不让在校园炼功了。之后在校园门外炼功也不可以，鲁美炼功点上的同修只得去附近的居民小区里炼。

蓉蓉本人在“四·二五”之后，不断的被学院院长、书记等人找去谈话，经常是半夜就被保卫科的车接走，学院院长要谈话、书记要谈话、纪委书记要谈话。谈不通后，他们又想出一计，让蓉蓉去外省，给学院的一个工程做账，说住宾馆，给高工资待遇，想把蓉蓉调离开沈阳。蓉蓉是鲁美炼功点的辅导员，他们以为蓉蓉走开，炼功点的学生们就没人组织了。蓉蓉告诉他们：“我哪也不去。大家修炼都是自愿的，我在不在这个炼功点，大家都照样修。”

七月二十三日——进京路上

这个早上，我和母亲再去炼功点。我们拿着录音机，跟同修一起在炼功点炼了“七·二零”迫害开始后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次户外集体炼功。从此，我们失去了在大陆集体修炼的环境。

来炼功点炼功的人数跟之前比少了很多。有农村的同修在准备进京前，路过我们炼功点也一起参加了炼功。二零一二年我在明慧网【征稿选登】《真理之路》一文中写了那天早晨炼功的情景：“今早，炼功点的电源被掐断了，我们在录音机里安上电池，一位农村来的同修手捧着录音机，大家坚持把功炼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我们的炼功点炼功，今天我就要与几位同修去北京，那几位农村来的同修也是要去北京。其实，二十日就有学员们开始进京了，作为普通公民的我们，能毅然去维护大法，是深知了大法的珍贵，胜过我们的生命。这不只是大法给了修炼者健康的身体、思想境界的升华，最根本的是大法给了人一条返本归真之路！万古机缘降临人间！”

早上炼完功回到家，蓉蓉也回来了，因为今天是我们要进京的日子。这几天，鲁美的年轻同修们也经受着很大的压力，学院动用人员看着他们，不让他们出来再去省委或省政府上访。学生同修家大多是外城市的，学院找来一些学生的家长，看着自己的孩子。有同学说，有的家长还被派到火车站，跟鲁美的保卫科人员一起在那盯着、拦截准备进京上访的学生，不许他们上火车。蓉蓉也听到有同事告诉她，学院在看着学院内的法轮功学员。

一位学生同修跟蓉蓉和鲁美炼功点的同修们说，他知道在哪里能坐上出沈阳的巴士车，可以绕过这些眼睛，进京。而且分段走，先坐去兴城的车，到兴城再坐去北京的车。我们就选择了这条路。

今天是要出发的日子了。小外甥女也要跟我们去，我们觉的她年龄小，去北京也许会很危险，不带她。她很认真的跟我们说：“我也是师父的弟子。”看着孩子坚定的眼神，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小同修的选择。这样，我们决定带上孩子。我们没跟老父亲说我们的打算，没告诉他我们要去北京。为了不暴露出发地，我们分别出门，选择的上车地点，是在沈阳市文化宫一个不起眼的胡同里。到了之后，才看到几辆破旧的私家大巴车，我和我母亲带着我小外甥女上车坐好。一会儿，蓉蓉和近十位鲁美的学生同修也陆陆续续的来了。大家坐在车上，互相不说话，装作不认识。这是事先商量好的。

车终于启动了，往沈阳郊外开，没有发现跟踪和拦截。但我们心里还是很紧张，听说在快到锦州的路上会有盘查。

本来是晴天，出沈阳城不久就突然开始下暴雨。雨太大了，我没见过那么大的雨。车还在开，雨水从车两侧直接灌下来。车上的常人没人说话，我们同修间互相望望，心里很感动，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们，这个雨大到没有了检查。

这样我们顺利往前走，过了锦州市，巴士车基本就都走小路。私人开的大巴，为了多赚点钱，走小路不用交高速费，沿途感觉就象是在村庄里转，老百姓上车、下车的，让司机把东西捎到下一个村庄的，繁繁琐琐，总是停车。越往前走天越黑，车上的人越少了。快到兴城时，车里几乎就是我们这些同修们了。

我和蓉蓉商量，她带这么多年轻人，在兴城火车站坐火车去北京，会不会被查、遭拦截？蓉蓉与几位同修商量后，决定我和我母亲带小外甥女在兴城下车后，去火车站，坐火车去北京。他们不坐火车，在兴城去找能去北京的大巴车。

到了兴城，已经是深夜。大巴车就停在了火车站。我和母亲及小外甥女进了火车站，看到蓉蓉和鲁美的学生同修们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那时，能感到周围的空气中都有坏物质，很压抑。我们在火车站里等了很久，快凌晨时火车终于来了，检票口查的很严。我不知道蓉蓉和学生同修们如果选择坐兴城火车去北京，能不能过去这里的关口。

后来知道，蓉蓉和学生同修们走了一段庄稼地，很神奇的找到愿意带他们进京的车。这样，蓉蓉他们比我们早到了北京。

七月二十四日——到了北京

我和母亲带着孩子在北京下火车时，已经是早上近八点了。没来得及吃早餐，我们打车直接去了北京信访办。到了府右街路口，看到路边都是维修时使用的拦截物，人行道都被挡住了。后来想想，是中共惧怕法轮功学员去信访办，所以加了拦截物。

无奈，我们让司机往前开，去西单。因为西单路口当时有个电报大楼。“四·二五”蓉蓉来北京上访时，她和我们沈阳和平区的一些辅导员，就在西单电报大楼前的人行道上站着。当时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人多到都排到西单这边来了。那天，蓉蓉还在电报大楼往家里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告诉我在场上访的学员太多了，北京的天特别晴朗。这是我记得的“四·二五”当天，蓉蓉在电话里跟我说的话。

这次，我和母亲及小外甥女在西单电报大楼前下了出租车。我们是想给沈阳老家的一些同修们打电话，问问大家的情况，看看想来北京的同修都走成功了吗？给辅导员打电话时，我问她蓉蓉有没有给她打电话？如果打了，我想知道蓉蓉他们现在是否进了北京，他们在哪里？辅导员告诉我蓉蓉没有给她打电话。这样，我们联系不上蓉蓉他们了。

我们在电报大楼里，一会儿想起来再给谁打个电话，一会儿出去看看外面是否有同修。二十四日的北京，那天非常非常热，才是早上九点多，热的已经形容不出来。太阳很高、离人很远，发着白光，往上抬一点头都感觉刺眼。

当我们又回到电报大楼里打电话时，在大楼的一楼大厅的四周，有一个一个的电话位。也可以坐到中央的休息椅上，我坐在那，过来一个大学生模样的男孩，他问我来北京做什么？我没有回答，只是笑笑。他又问：“是法轮功学员吗？”我没理他，转身去了一个电话座前。男孩跟过来再次问我，我说：“我不能相信你。”他说他是北京某大学的学生，是法轮功学员。我想了想，背了师父《洪吟》〈无存〉第的一句“生无所求”，他接着背了“死不惜留　荡尽妄念　佛不难修”。我到母亲身边，跟母亲说了情况，我说我觉得能相信他。母亲也看着那位大学生，对他笑着，告诉我她也相信。

这时，大学生来到我们身边，还是象跟我说话时那样压低着声音告诉我和我母亲，是北京的老学员们看七月二十日开始天太热，想尽所能照顾一下各地来北京上访的学员。所以，他们几位大学生同修就跟他们学院的一位教授同修配合，到西单这边找来上访的学员，找到的就到教授家去休息一下。

男孩告诉我们不要在这里多说话了，周围都是特务。他告诉我们出电报大楼顺人行道往右走，会有另外一位男大学生跟上我们，在路上走过我们身边时，会给我们一张纸条。

我们按照他说的，出了电报大楼往右走，很快一个男孩从我们身边走过，顺势往我们手里放了一张小纸条，并在走过时低声说：就在前面的路口过路，到路对面去，按照纸条上写的上哪路车，在哪下车。

我们横过马路，在车站等车时，看到给我们纸条的男孩，在酷热里站在电报大楼不远处，他还要继续帮能找到的同修吧。

上了公交车，车上热到座位都没有人坐，我感到那种热已经让身体一阵阵的发冷。车过天安门广场时，我和母亲特意往窗外看，希望能在广场上看到同修。但天太热，硕大的广场上没有什么人影。

公交车开出去太远了，几乎到了北京的郊区。车到终点站时，下车看到同样有一位大学生模样的男孩，他问我们是来找教授的吗？我们说是。他说离车站远一点等着，一会儿我走，你们就跟着我走，但要保持距离。

我们离开车站，在远处望着他。又来了两班车，男孩上前跟其中几位下车的人说话。一会儿，男孩开始往前走，我们在后面远远的跟着。这时发现还有人在或远或近处跟着走，对面的路上也有人跟着。我们知道了，都是坐车过来的同修。

走了很长一段路，进了一个大门，里面是一个小区，有很多楼。我们陆续跟着走到一个高楼下，男孩告诉我们上哪层楼，之后他转身往回走了。我们爬上很高的楼层，敲一户的门。门开了，我们进去后看到满屋子的人，但很安静。记的房子有三到四个卧室，中间的厅很大，大家席地而坐。一位戴着眼镜、个子不高的人，是这个屋子的主人，就是那位教授同修。他跟新进来的我们打招呼，忙着给我们从饮水机里倒冰冷的水解暑、降温，并问候我们辛苦了，让我们在他家里休息、降降温。

这时，有同修开始小声交流，说各地区的情况，说来到北京后的情况，互相交换着信息。有同修说七月二十日当天，就有火车往东北拉了一整列车东北上访的同修。因为十九日就有同修来北京上访，因为一些地区二十日前就已经有同修被抓。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河北的女同修，梳着短发，她说她是他们炼功点的辅导员，因为离北京近，“七·二零”当天就带很多同修进京了。来到北京后，信访办也不接待。她带着同修在街上走，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天听说北海公园同修多，就想去交流交流。结果，她在前面走，她身后的同修不断的被公安抓走。她一路走一路哭，心里跟师父说要怎么做才好呢，怎么做才好？说到这，这位同修又哭了。

因为来北京前，想的就是去信访办，说明情况。到了北京才知道也没有说话、表达诉求的机会。

就这样，大家交流着，认识到有义务让各自家乡更多的同修来北京护法。

这时，还有新来的同修不断的进来。教授同修出去一会儿回来了，带回一摞打印的师父的经文分给大家，让大家有法学。教授说，他是研究生导师，有一个能用学院打印机的权利，可以给大家打印一些。哪天不能打印了，就再想办法。

有同修要离开教授家，教授挽留着，同修说已经休息过了，给新来的同修腾出地方来，感谢教授提供给大家交流的场地和机会。我和我母亲带着孩子也准备离开，教授挽留我们，说孩子小，今晚就住在他家吧。我们谢过教授同修，还是离开了，给其他同修让出地方，让大家都能休息一下，主要是能有交流的机会。

我们回到公交车站附近，那里有一栋没盖完的楼，没有居民，可以暂时坐在楼的阴影里休息。远远的，我看到整个下午，那位领我们去教授家的男孩，还在车站等同修，一拨一拨的送同修去教授家。男孩的T恤衫前后都是白花花的汗碱。我还看到那位河北的辅导员同修，她头上顶着一条湿毛巾，也在帮着给新来的同修带路。

期间，有一位家在附近的北京女同修，过来让我们去她家。我们说就不打扰了。

傍晚时，我们见过的三位大学生同修同时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说已经帮我们找好了一家小旅馆，旅馆的老板有同修认识，很可靠。让我们务必去旅馆住，毕竟带着孩子。其他同修可以住在外面地上，他们也会帮助找附近安全的区域。这样，我和我母亲带孩子到小旅馆住下了。

而蓉蓉和鲁美的学生同修，他们到北京后，也是去了信访办。进不去，也是到了西单。但我们没遇到他们。

蓉蓉说当时天太热，她带着学生在西单的商场里，大家也没心思吃东西，渴了就去商场卫生间喝口自来水。

七月末八月初——还在北京

第二天，我们离开教授同修那里，回到北京天安门附近。

之后，我姐姐从深圳也赶到北京。蓉蓉带大学生同修在北京没找到上访的渠道，大家商量着就回沈阳了。他们回到鲁美后，学院用不给毕业证威胁当年要毕业的修炼学生。

因为很快到了暑假，蓉蓉来北京来找到我们。

那个暑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在西单，能遇到很多同修。有的同修甚至一路走一路结印，希望能有同修看到自己，与同修联系上。我们炼功点和附近几个炼功点的一些辅导员和同修也到北京了，大家每天各处走，见面交流，心里越来越坚定，都说我们都走出来护法，让更多的同修走出来，事情就正过来了，师父就能回大陆了。那时就是这样的想法，没有对中共邪党邪恶本质的认识，就是希望通过大家的举动，能让中共高层听取我们的心声，能知道大法是好的。

当时，前门外大栅栏的一些私人小旅店里住着很多同修，因为住国营旅店查的严。还有更多的同修是住在户外、卧地而眠。那时天热，天安门广场周围有随地睡的常人，同修睡在地上，也不是很招眼。

记的在前门附近，见到一家大法弟子，年轻的父母带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父亲手里提着一个很旧的黄帆布兜，里面装着饼，一家三口就这样进京的。他们的地方口音很重，那位父亲同修跟我们说，他们在天安门广场附近遇到一个女子，那个女子主动告诉他们夫妻：别傻了，你们以为江泽民不了解你们吗？他是一定要迫害的，你们不可能让他回心转意。同修问女子是做什么的？女子回答：我就是他身边的，太了解他了。你们别傻了。

有同修去信访办，当场被抓；有同修在天安门广场走过也被抓走。我们住在大栅栏的小旅店，有一天我们出门回来时，沈阳一位也在这个小店里住的同修过来告诉我们，上午有公安和便衣冲进来，把很多同修抓走了。她和一起住的同修在房间里听到走廊上声音不对，马上拿起她们为了坐火车防检查而带的单位的技术资料。刚一拿到手，门就被冲开了，警察和便衣冲进来看到她们在看技术资料，问干啥的，同修回答说开会来了，他们没再说啥就走了。

之后，我和我母亲及蓉蓉在北京被抓。我们被关押入沈阳驻北京办事处的金山宾馆。跟着沈阳公安警察来抓我们的，还有我父亲单位的人。那人之前也认识我们，对我父亲很尊重。这次，在沈阳警察对我们的威胁和呵斥中，他笑着问我：你从小到大上学，有多少老师啊？为啥就跟法轮功师父走？我回答他：那些是我常人中的老师，现在这是我的师父。他转身离开，再也没对我们说什么。

我们当夜被押上火车，回沈阳后被送到沈阳看守所遭超期关押，在看守所里曾遭电棍电击，我们和被关押的同修一起绝食反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只是开始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迫害开始后，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逐步升级。全中国的电视、广播、报纸每天都在污蔑法轮功；酷刑、肉体摧残、精神摧残；株连亲友，发动整个社会从方方面面对坚定修炼的法轮功学员监控、骚扰；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有我的妹妹高蓉蓉。

我是一九九六年五月修炼法轮大法的，学法后知道法的珍贵，也知道修炼会有各种各样的考验，但“七·二零”是我所想不到的。

而“七·二零”之后的那些年、那些事，更是我无法想到的。

“七·二零”是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起始，也是大法弟子用短短几年在大法修炼出来的正念反中共迫害，且在自身遭受严重迫害中，依然救度被中共谎言裹挟、将被中共带入深渊的可贵的中国民众的起始。

今年，二十六年后的这个“七·二零”，我依然坚信着这个起始会有终结的时刻，那就是中共解体，中国人获得救赎，法轮大法在神州大地再次公开洪传的时刻。

回首往事。我最想说的是：中共的残酷迫害，让我失去很多，有时痛苦弥深。但法轮大法、真善忍、师父，在我的心中给我的信念却越来越强大，充满我整个生命。因为，这是宇宙的真理，是宇宙中所有生命能得救的唯一保障。

（责任编辑：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