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礼”的古今之变（上）
礼，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或者如果概略地说，礼就是中国古代的整体特征。
自夏商周三代，至秦汉唐宋元明清，数千年历朝历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最重要的事就是祭祀与守卫疆域。“祀”排在最重要的位置。
祭祀是“礼”的根本之道。“礼莫大于敬天，仪莫大于郊祀”。礼没有比“敬天”更大的，仪没有比“郊祀”更大的。
说到这里，大家就不那么陌生了，“天”就是民间所说的“老天爷”，原来“敬天”在中国古代有这么重要的地位。位于北京的天坛和地坛，是清朝皇帝祭祀天地、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皇家祭坛，其核心功能是与上天（天父）和大地之神沟通。天坛的面积约为273公顷（约273万平方米），而用于皇帝生活、办公、朝会于一体的故宫，尽管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建筑群之一，面积约为72公顷（约72万平方米），故宫的面积也仅有天坛的大约0.26倍，即四分之一。而且遇到重大的事，皇帝要从故宫步行10公里到天坛行祭礼，以示虔诚敬意。
祭天是皇帝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天坛的建设体现了中国古代对“天人合一”和“敬天法祖”的重视。古人认为，天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天主宰着人间一切，人必须按照“天道”行事。几千年来，无论帝王将相或是黎民百姓，全都信天、敬天、畏天，他们以各种方式祭祀天神，祈求天神的护佑。
在古人看来“天命”与“人事”息息相通。人的善恶行为能够被天所感应到，即“天之照人，与镜无异”、“为善，天地知之；为恶，天地亦知之”。所以，人类要敬天修德，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
这是中国古人基本生活方式，一旦离开那个时代、那个场景，现代人很难体味到古代那种以天为尊的境界和真实。
翻开《二十四史》，朝堂之上，常常可以看到对哪里发灾异、洪水、地震等的讨论。而应对之道，就是君王视灾异为天谴，自查自找有无失德之处，“听直言、省冤狱”在《二十四史》中屡见不鲜。
据《清史稿》记载，清朝嘉庆帝即位后，下诏求言献策。洪亮吉任职上书房，写下千言的奏折，直言朝政之弊端，言辞激切，触怒嘉庆。下狱并定死罪，随后嘉庆后悔，又下旨改为流放伊犁。洪亮吉被流放伊犁后，这年四月，北方大旱，地方官们祈雨，不下；嘉庆祈雨，不下；设粥场赈济饥民，不下；下令赦免人犯，还是不下雨。嘉庆忧心忡忡，自己想到可能是冤枉洪亮吉，激怒了上天。他把平反的诏书亲自抄写，当他写完“钦此”最后一笔的时候，一道闪电划破长空，紧接着雷声大作，大雨从天而降！嘉庆感叹道：“天鉴捷于呼吸，实可感畏。”人之所为，神目如电。人的善恶行为能够被天所感应到，即“天之照人，与镜无异”。
但是，作为《二十四史》中高频出现的种种“灾异”，以及古代君王应对之道，从未在中共国的电影、电视中出现，因为共产党是无神论，其抹杀的恰恰正是千百年来人们所普遍信奉的天道伦常，从根子上切断人们对于神、对于天的信仰。
中共对于古代文化的扭曲、变异是系统的、长期的，它要完全把祖先留下的文化彻底清洗掉。
（1）从物质层面，在“文革”破四旧中，砸烂一切牛鬼蛇神，逢庙就拆佛，见到民间供奉的神像就毁，浩劫十年，中华文明神传文化，被共产主义者破坏得面目全非、七零八落。
（2）从精神层面，灌输“斗争”意识，“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大搞阶级斗争。
（3）在广播影视的传播中，人们看到中国古代是战乱不断、百姓困苦、宫廷角斗，没几天好日子过。
（4）在教育系统，从小学生起学的是“陈胜、吴广起义”的英雄事迹，中学生看到是鲁迅对封建社会的痛斥，翻开历史看到写着两个字“吃人”。
（5）在科研领域，以所谓的专业壁垒，每个研究者只管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知识碎片化，视野定向化，让学者摸到是永远是大象的一个局部，而看不到整体。
（6）文化古迹包装成了景点，但是游客难以见到这些古迹，还原在历史场景中具体意义。
通过数十年的“改造”，中共几乎达到了目的，中国社会已经没有一丁点儿“礼仪之邦”的样子，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粗俗不堪，人与人的关系勾心斗角，到了不可思议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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