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道德和良知是衡量行为的唯一标准

功利的考虑、某种主义和思想流派、自私的观念甚至实践都被人们事实上或者在理论上当做行为或者真理的标准，但是这些标准都是十分不牢靠的。

在政治运动中，为了自保出卖他人的人在内心是愧疚的；认为听从领袖的教导、单位的安排、党的指示或者阶级斗争的观念而对他人进行不人道的迫害、造假、撒谎、污蔑和栽赃陷害、刑讯逼供等等，都违背了做人的基本道德。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无非是主张管用就是真理的庸俗的实用主义。而道德和良知，其实如同在家长教育孩子的时候一样简单明了，例如不撒谎、说真话、不损害他人、讲求正义、不畏强暴等等。只不过人们在这些基本的品质遭受权力的考验时，不肯按照良心的昭示行事，却为了保全自己受到威胁的利益而顺从了权力，从而对他人造成了伤害。当然，人在这样做的时候，都会进行一番慎重的利益和诸多因素之间的权衡，甚至用自己名利方面的保全和获得来论证或者弥补良知上的损失，实际上是对自我良心的作践。其实，只要你认识到良知和道德的宝贵，就没有必要进行复杂的权衡和算计了。这点在儒家的学说中是毫不含糊的。在儒家看来，如果生命和仁义发生了矛盾，舍生取义是也。儒家的学说就是要求人达到这样的思想境界，许多儒生怀着这样的信念为国家和社会前赴后继、殚精竭虑甚至赴汤蹈火，这就是儒家学说维持中华文明两千年的奥秘。没有这些，政治、学术、思想等等都不能持久。李自成一进城就不行了，中共掌权五十年就已经腐败到今天令人震惊的程度，真是到了亡党亡国的时候了。道德对人的制约在两千年中丝毫不爽，今天也没有任何人任何组织可以逃脱“丧失道德必然灭亡”的命运。当然，灭亡前的邪恶总有一番疯狂，对暴力和谎言的依赖无以复加，而这正是它愚蠢和短命的表征。因此，顾准想明白了，很多人坚信真理和正义的力量，在他们的坚守和承担中铸就了他们伟大的人格和真正不朽的精神。

当然，在权力的迫害中，人的内心是暴露无遗的，你的怯懦、自私和对利害的权衡昭然若揭，什么自由主义、人权、亲情都没有用，你怎么决定，你撒不撒这个谎？你揭不揭发别人？你肯不肯承受痛苦？你能不能拒绝自己欺骗自己？能否说到做到？这些都是简单的，而复杂的权衡往往落入功利的陷阱。在契可夫的小说里描写的非常清楚，在死亡面前人的内心世界暴露无遗，你为了真理和正义能够平静地面对死亡吗？那时候，什么都没有用，你的人格、你的品位和意志是唯一的依托。你所依靠的是人人拥有的构成一个人的最基本的要素——人格和良知。如果马克思主义好，为什么那么多中共官员腐败？它们真的信仰共产主义吗？马克思主义有足够的道义力量让人们内心信服吗？根本没有。黑格尔和马克思都露骨地宣扬，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还是有人不明白它们是什么货色。中共是非常推崇洪秀全的，而马克思在了解太平天国的恶行后把它称为中国的魔鬼。现在又什么“三讲”等等，都是自己都不相信的伪善和令人作呕的幌子，既掩盖不了眼下的恶行，也改变不了意识形态上的原罪。一个人的所作所为而绝不是自我的标榜，才是真实的自己。

当然，不是所有的学说都承认良知和道德的作用。一些学说表面上也冠冕堂皇。什么解放全人类，但是在解放前要消灭资产阶级的，杀人犯能够得到幸福吗？什么阶级斗争，整人的人下场能好吗？什么自由主义，没有对道德的重视和宗教传统，哪里有什么自由？什么法治和民主，没有官员的自律、廉洁的法官和对他人的尊重，哪里会建立什么公正和独立的法律体系？什么科学和物质进步，没有吃苦和积功累德带来的福分，哪里有什么物质上的富足？那些没有重视道德的学说都是一种一知半解的知识，却俨然如真理一般招摇过市。其实，技术和制度对一个社会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些是工具理性，是理性的自负。不管这些学说和思想如何，可以看看它在关键时刻有没有力量指导你遵从道德和守住良知，看看那些信奉者的行为和人品，就一目了然了。

当然，人的道德衰败了，儒家学说也不行了，才走到今天的局面。在最后的道德沦丧中，权力直接迫害的对象已经不再是资产阶级思想、异己的政治观念或者特定的人群，而是道德本身——真善忍了。这不仅涉及炼功的群众，而且触及所有人的良知。如果没有道德的约束和纯洁的真善忍的反衬，掌权者的恶行就无以评判了，那是多么自由的境界啊！消灭一切异己思想，历来是一切政治运动的根本动机。针对法轮功的暴力围剿和谎言诬陷既表明了权力的最后疯狂，也显示了一种道德重建的希望。而如此众多的民众牵扯其中，表明无论是重建或者沦丧都是规模浩荡。也许，权力和良知的角斗该结束了，也许这就是基督教所说的“最后的审判”？历史已经留给人们太多的启示和告诫了，中华民族中的每个人都已经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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