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马耳他法轮功学员在战争纪念馆附近和平抗议在中国对学员的杀戮

【明慧网2001年8月13日】马耳他独立报2001年7月26日第十二版刊登了一篇该报记者的评论文章，题为：“有益的资料--可耻的酷刑和镇压”。文章写道：

我很高兴我的一些马耳他同胞们 -- 虽然只有几个人 -- 公开抗议政府在中国主席访问我国时表现出来的中国作风。我只是遗憾我没有和他们在一起。12年前，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后，一个男人在这个过程中公开反抗和死亡，以及一队坦克的令人难以忘怀的镜头，驱使我去参加中国大使馆外的抗议。我带着一个睡在手推车里的4个月大的婴儿，一个坐在手推车顶上的19个月大的婴儿，一个骑在儿童三轮车上的3岁的孩子走到那里。现在虽然我走起来容易多了，但我却发现更难了，我对此感到遗憾。那时的抗议中没有警察，当然没有骚乱。如果有的话，我就无法和我的幼儿们在一起了。这些年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是警察看到了太多的在哥德堡(Gothenburg)和热那亚(Genoa)高峰会议期间的新闻报导后而变得易于担心？还是他们得到了中国方面的指示？后者可能性更大些，因为这些人给人们带来了如此之多的忧虑，恐怖，压抑和苦难，因而他们也生活在对他们自己的生命和安全的担忧中。

但是，还不止这些。他们就是无法理解民主或言论自由，以及其它的我们西方人认为理所当然的自由。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我们自己的政府尽一切可能来压制这些珍贵的自由，但至少还明白这些自由是什么。他们不是不理解。而中国领导人的贴身随行人员们的行为表现却是完全不同的。所有在圣约翰大教堂外示威的人们，包括新闻媒体，都表达了同一个声音：中国领导绝对是惊恐过份了，他们认为他们的主席会看到抗议者，抗议者的展板，或听见抗议者的口号。首先他们要求我们的警察赶走抗议者。警察回答“不”。然后他们要求警察没收抗议者的横幅（这种行为最后一次是发生在1986年末，拥护政府的凶汉们抢过横幅），回答仍然是“不”。他们要求警察命令抗议者保持沉默，警察告诉他们这是“不可能的” -- 巧妙地提醒中国人，在民主国家，做事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最后，中国人恼怒地试图把他们那可怕的做事方法应用到自由国家的人们身上 -- 说服开车送他们去那儿的司机把车战略性地停在那儿以挡住抗议者们。你能想象吗？没有严重的外交事件，警察是不能逮捕中国人的。然而，警察还是告诉司机把车开走。想一想这些中国人是多么害怕 -- 害怕他们的主席会接触到自由的演讲和反对他的抗议者。这告诉了我们在中国国内的许多处事方法。

还有一件事情也告诉了我们许多，本来，那件事似乎并不那么重要，只不过是中国主席给我们总统的一件礼物。那是一件从秦始皇(公元前259-210)陵墓里挖出来的青铜古战车。民主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都不敢梦想把国家古文物在海外旅行中送给外国要人。而如果他(或她)这样做了，那必然会引起大规模的强烈抗议，媒体也会大声疾呼，要他(或她)付出代价。而中国先生却能这样做，因为在他来的地方，主席就是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那里的人民没有权利，他们甚至不能设想国家文物是国家的财产，而不是主席的礼品。那个地方的任何东西都是国家的，但没有东西是公众的财产。

然而，那是另一个问题。中国主席已经来过了，也已经走了，受到了那些为了经济利益的人们的笑脸相迎。然而，长久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印象的不是江XX忙着在全球把从他自己的人民那里偷来的一件件古代雕塑送人，而是一个学生孤身一人静静地站在一辆移动的坦克前，这已是媒体历史上最著名的图象。江XX会很不愿见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