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八个功友被铐在一起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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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0年4月16日】我叫邓国珍,32岁,我的父母都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是1999年4月得法的。

99年7月22日,国家取缔法轮功后,我们从自己的亲身感受出发,觉得这么好的功法根本就不应该取缔。我母亲炼功前,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四个加号),胆囊炎、口腔溃疡等多种疾病,修炼法轮大法不长时间就全部神奇般好了。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的父母再也没有吃过一粒药。所以我们一家坚持在家学法轮功。到12月份,我再也坐不住了,就到北京上访,谈自己一家的真实情况。

12月22日到达北京,住在功友家里,后来又来了很多功友,大家准备第二天到人大上访。当晚十时左右,突然来了一批公安,为首的问:“是炼法轮功的吗?全部带走!”对我们大声呵斥,把我们带到了海淀区东升派出所,坐了一夜。第二天晚上十时左右,我们被江西驻京办接走,我们在206号双人间,共关了三十一人,大家只能坐着或缩着,对面的207号房关的人更多,房门口有公安日夜守着,不能走出一步,24日一批功友带着手铐被带走,我们这一批(27个功友)是25日带着手铐被一伙公安押着送到火车站列车车厢旁,我是一个人带着一付手铐。吃饭,睡觉手铐都铐在卧铺栏杆上,上厕所都有人跟着。

26日中午到达南昌,先到派出所作笔录,下午3点左右派出所把我们二人送到二七北路看守所,我被关在18号牢房,进去一看,已经关了我们12个功友,我们11个功友只能坐在地上(0.9m X 4.0m大小,还要除掉20多个在押犯放包的位置)。12月30日中午,我们八个功友休息时间集体炼功,一个管教干部拿着饭碗在楼上大声喊:“你们在干什么?在炼功?”不一会管教干部把牢门打开,并说:“都出来上镣。”这时余保贞正在厕所,管教干部大喊:“还有一个呢?都出来。”我们八个人站成一排,那个干部说:“把最重的镣拿来,把她们镣在一起,你们自杀吧!”我说:“自杀有罪,我们师父说过。”就这样,我们八个功友(余保贞、江兰英、戴晓蓉、彭小兰、邓燕玲、何招娣、陈香和我)被镣在一起。戴晓蓉个子很大,正好和我被一付圈小的镣镣在一起,镣圈都嵌在肉里去了。我们只能慢慢地移,上厕所都是八个人一块去。寒冬腊月大家只能缩坐在地上,困了只能功友之间互相靠着打个盹。

2000年1月2日,我们八个人在放风间炼功,一个干部看见了叫:“她们又在炼功。”接着来了几个干部,牢房门打开了,政委冲了出来,推了我们几下,然后用力狠狠地煽了戴晓蓉两个耳光,用拳头打了她和其他的功友,打完之后说:“都出来,上镣那有这样上的。”把我们叫到门口,呵斥一阵,然后说:“分开!分开!给她们把手也镣在镣上。”然后又冲进牢房,把另外两个年岁比较大的功友(周桃红、陈香)镣在一起。我们五个功友(余保贞、江兰英、戴晓蓉、邓燕玲、何招娣、)每人都被铨了一只手在镣上,走路就像大猩猩,一划一划的,腰直不起来,上厕所都得请刑事犯人解裤子,晚上只能缩成一团眯一会。我们上了镣之后,小声说了几句话,政委又冲了进来说:“你们还在说话。”穿着光亮的皮鞋踢何招娣......等,周桃红说:“政委,你不要生气。”“啊!你还叫我不要生气!”就又冲过去踢周桃红。这样48斤重的镣一直带到一个月后放我们出去时才下。

今年2月23日,我们功友在一起学“转法轮”,才看12页,我又被抓押到二七北路看守所。3月24日下午2点多,刘干部把我叫到办公室,倪干部和市里一位干部已坐在那里,倪干部一边做着笔录一边说:“有几个问题要澄清,你能如实回答吗?”我回答说:“我们法轮功按真善忍办事,当然能。”然后他问了我几个一般问题,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当笔录到第二页,问到带镣问题时,我发现他避重就轻,没有把全过程如实记录下来(如只写带了一次镣,而实际是这次镣带了二十多天,直到走时才下)。向他提了意见,他就让我自己写,并对我说:“你怎么写都行,你可以回牢房写,写多少都行。”我在办公室把八个人带镣全过程如实写出后,交给了倪干部,并告诉他:“笔录我不能签字。”这时市里干部说:“她签不签字都一样。”当我提出要涂掉第一页笔录签字时,倪干部不仅不让我涂,反而恶狠狠地骂我:“你失去了做人的资格。”我刚走到办公室门口,倪干部就把我写的材料揉成一团抛到地上,这次我又无端被关押45天,直到4月7日才放我出去。

南昌大法学员 邓国珍
二000年四月十五日

身份证:360102680216072
电 话:0791-6825257
地 址:南昌市叠山路34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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