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让我受益,我为大法直言

更新: 2020年0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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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零一年四月三日】   从80年代中期,我就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由于肝脏不好,导致免疫功能低下,三天两头跑医院,稍有个风吹草动就感冒发烧闹肺炎,几乎每个星期都得上医院,药片不离身,一把一把的吃,有时中药西药一齐上,不行就得打针,一打就是十天半月,真是苦不堪言。后来单位不景气药费报不了,只好用亲朋好友的名字拿药,一次就得几百元,花钱费时不说,给工作、给家庭、给生活带来诸多的不便。为了锻炼身体不惜重金曾学了多种气功(至少不下五种),到处找气功师看病,花了很多的钱,但都不见效果。94、95又开始跳迪斯科,运动量虽然很大,可身体并没有好转。各种医疗方法都用了(包括频谱仪、按摩器等)终不见效。不健康的身体,加上单位又不景气,给我带来了很大压力,造成我精神和经济负担都很沉重。

  96年5月15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有幸得到李老师的高深大法,通过看书使我明白了法轮大法是一种修炼方法,而不是祛病健身的一般气功。从此我走上了修炼的路。得法后,我如同禾苗盼到甘露,如饥似渴的读老师的书,努力按照李老师书上的要求去做,坚持学法炼功,我的身体得到了净化,心灵得到了升华,没有了压力、没有了烦恼、没有了痛苦,心境快乐而祥和。从得法的那天起三年多来没吃过一片药,没去过一次医院,彻底告别了医和药。为企业、为自己节约了很多的医疗费用。修炼后,使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和人活着的真正意义。李老师教我们做好人,做高尚的人,做健康的人,做一个无私的完全为了别人的人。我身心发生的显著变化使我真正悟到法轮大法的巨大威力,我工作的轻松愉快。

  97年厂里破产,新单位接收后我本符合内退条件,但当时因生产需要领导要我留下继续工作,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别人都说,你真傻,退了再找一份工作不比在这儿拿钱多呀,就是不找工作也落个清闲自在。当时我首先想到的是企业而不是自己。留下后首批上生产线的80台单笔血流图机,当时车间90%多的人都没干过这种产品,我即要完成焊接难的工作和自己的生产任务,又要插空指导装配班的一些工作,我只是一个工人,不是技术指导,但我尽了我100%的力量,同车间的兄弟姐妹一起努力,终于按时完成了生产任务。当车间内勤后,我除干好我的本职工作外,从不在办公室坐着,哪里需要我就到哪里,而且还要干快、干好。我用大法严格要求自己,从不与人计较什么,努力帮助车间主任做好工作,站好了最后一班岗(我已退休)。

  在家里我也同样:李老师在《转法轮》一书中指出:“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我按李老师书上的要求去做,不但孝敬自己的老人,对公公婆婆也同样孝敬,与家人和睦相处,包括双方的亲朋好友。生活上关心丈夫,做好家庭的后勤部长,使他把自己的工作做的更好。教育好一双儿女尽自己做母亲的责任。搞好家务把家里整理干乾净净。而并不象媒体中报导的练了法轮功就什么都不干。什么跳水呀、跳楼呀、剖腹找法轮呀,那些都是电视台瞎编的。

  4.25以后,7.20我两次去北京,说实话,如果我为个人的得失,我不会去北京,正因为我修炼了,师父教我们做好人,对社会负责,对人负责,在任何环境下,在任何压力面前,都要做到真善忍,要讲真话,所以舍家弃业,不顾个人得失,进京上访。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受党教育多年,我们党的一贯政策是“实事求是”,毛主席说:“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我要向党讲真话,我真正尝到了学大法的甜头儿,我身边的太多太多的大法弟子亲身的体验和他们身心发生的实实在在的变化,法轮大法真的是福益社会,福益人民,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处于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热爱,我以一颗赤诚的心用宪法赋予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向政府反映自己修炼大法的真实情况,这样我觉得才对得起党对我多年的教育和培养,才符合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作风。

  我热爱我们的祖国,我以一颗赤子之心向政府尽忠言,不要相信那些谣言,否则你们会被科痞、文痞、气功痞搞得不得安宁,真正不稳定的因素是他们,是他们在制造广大人民群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从而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真正危险的是他们,我忠心希望政府所有的各级领导,在你们的工作之余,百忙之闲,不带任何观念地看一看《转法轮》就明白法轮大法对社会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他将对我们国家大局稳定,祖国的建设发展,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注:我上有80多岁的老父亲和体弱多病的公婆,下有一双尚未成年的儿女,和一个别人都羡慕的美满家庭。我很清楚,我写这封信的后果是什么,但是为了这宇宙大法,为了真正使我们中华民族不遭受损失,我应该仗义执言。

大陆大法学员 200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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