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讯杂志记者在中国秘密采访法轮功学员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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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1年4月4日】 英国电讯杂志(Telegraph magazine)3月17日刊登了一篇题为“徒手与危险”(Unarmed and dangerous)的文章,叙述了杂志记者伊莎贝尔·谢尔顿(Isabel Hilton)在中国被秘密带去会见法轮功学员的经历:

1999年6月,中国政府突然禁止了法轮功--一个它曾经尊重过的精神运动。自那时起,法轮功的数千名信仰者被逮捕,至少120人在公安手中失去了生命。伊莎贝尔·谢尔顿(Isabel Hilton)被秘密带去会见因信仰法轮功而正受迫害的追随者们。

这位年轻人夹在一群早晨上班高峰的人流里若无其事地走近。他年轻、英俊、按照我被告知的那样身穿白色衬衫,系着蓝色领带。他直视着我的眼睛,然后好象不认识我一样继续往前行。我跟在他后面,心想,应与他保持多长的距离,才能够让任何监视者将我们视为没有联系的人。我真希望我过去曾经更多地留意那些冷战间谍电影中运用的手腕。我跟随的目标以稳健的步伐行走着,看上去很放松。他对着一部手提电话简短地讲了几句。几分钟后,他从北京繁忙的大路转入一个门道,向侧面看了我一下以确定我已经注意到他的改换方向。我被要求不要暴露我们曾经走过的确切路线。途中穿过了一个繁忙商场的早出的顾客人群,搭乘了两次出租车,每次出租车都走了很长时间。

在第一部出租车里,另一位男士已经在那里等待。他默默地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有一系列照片,拍的是一个人(我无法辨别这是一个男人还是女人)受了重伤躺在医院的床上。我的陪伴没有做解释。在第二部出租车里,第一个男士的手提电话响起。他简短讲了几句,然后将电话递给了我。我认真地听着下一步要我怎么做。“当你到达目的地时,”谈话者最后说,“打这个电话号码,确认你所在的确切地点。”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出租车在北京郊外的一栋大楼外面停下,我按照最后的指点去做,被带到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两张床,一台大电视机和一张扶手椅。我打了给我的那个电话号码,然后定下心来等待。几分钟后,传来一声敲门声,我的第一个访问者到达了。

这些安排是通过秘密的电子邮件和不断改换号码的电话通话,经过了几星期的协商确定下来的。预防措施非常周密;确实,这位身穿白色衬衫的年轻男士曾经为此道歉。“这样做很麻烦,”他说,“但是是有必要的。”那天我见到的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为我们这次短暂碰面而冒着危险。他们没有犯罪,但是人人都知道如果他们被抓住会发生什么事。

每隔一段充足的时间就陆续来敲门的这些人们全都是法轮功热心之士,法轮功是一个精神运动,据说拥有一亿追随者,现在是中国政府最为头痛的事情之一。这些追随者们来自中国的不同地区,两年来,从未向政府和无所不在的公安警察屈服。政府上个月再下决心扑灭此运动。“中国政府,”官方人民日报说,“要将这场斗争进行到底。”这些法轮功修炼者们都甘愿冒着被逮捕的危险来解释为什么法轮功虽受到迫害仍然有力量抵抗,以及为什么如此之多的修炼者都愿意面对牺牲。

1999年7月,法轮功被正式禁止,迫害开始。数名被指控为负责人的人们被判处长期徒刑,数千名普通修炼者失去了工作,被逮捕,并受到要求他们放弃信仰的威逼。数不清的人数被施酷刑。但是法轮功仍然在反抗。在每一个中国公众假日里,修炼者们明知会遭逮捕,都不断进行抗议。

这两位年轻女士在楼道里扫视一下,进入房间,然后小心地关上门。她们面带微笑但是略有踌躇。飘是一位22岁的圆脸护士专业学生。另外一位是盈,下岗商店员工。两人都来自山东省潍坊市,法轮功在那个地区深深扎下了根,因而那里的镇压也相应特别严酷。两位女士坐在床边,开始在包里寻找东西。

“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些材料,”飘边说边递给我几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写了中国字。“我们昨天准备了一整天。”我迅速翻看着,这是一份非常长的被捕法轮功修炼者的名单和情况,以及一位名叫陈子秀的女士的死亡见证资料。陈女士是一位58岁的退休工人,2000年2月死于地方官员的残酷拷打。飘和盈来告诉我她们亲眼目睹了她的死亡。她们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发生在整个中国的对抗。

飘于1998年经朋友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功。“我变得更加有礼貌,工作更加勤恳--一切都改善了。因此我父母特别支持我和其他家庭成员炼功。”当她初遇法轮功时,法轮功还是合法的。但是,随后政府宣布法轮功为“XX”,并开始起草法律将法轮功定罪。1999年秋天,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准备在其年度会议期间讨论反邪教法,飘决心到北京向朱镕基总理请愿。她几乎是一到达就被逮捕了。自此以后她遭到了一系列拘留。(她也被停学),在这场已经成为宗教反抗的运动中,她从一个听话的学生变成了一个意志坚定的人物。“我被捕后,”她说,“我妈妈因我被停学而特别生气。她觉得这太丢人了。但是当我与她谈话之后,她转变了,意识到这是政府的错。”

2000年1月1日,飘和其他一些功友决定集体庆祝千禧年。他们再次被捕;但是,这回,他们的被拘禁是灾难性的。他们被带到潍坊市公安局所设的一个场所,误导性地称作“法轮功教育学习班”。在被拘禁的21天里,他们被以电棒毒打折磨。飘说,就是在那里,她亲眼目睹了陈子秀所受的折磨和死亡。

她和盈所描述的拘留所里面的状况与其他许多修炼者的描述是吻合的。她们说,修炼者们被命令放弃法轮功。如果他们拒绝了,他们就被用电棒毒打折磨。即使是被长时间殴打之后,陈女士仍然拒绝放弃她的信仰。不顾她的年纪和寒冷的天气,她仍被命令赤脚在雪地里跑圈。她们见到她摔倒,吐出深褐色液体,学护士的飘知道,这是严重内伤的征象。两位朋友努力照料这位严重受伤的女士,请求狱卒们送她去医院。她于2月21日早晨在拘留中心死亡。

政府还称法轮功有政治动机,但是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而且事实上它曾经支持过此运动以及其它气功团体,因而它的这种说法更不成立。在五十年代,共产党对气功颇有热情,以至在海边胜地北戴河建立了一个气功疗养院为党的高级领导人提供服务。在文革中,气功和其它传统和宗教实践一样受到压制,但是当毛于1976年死后,在难以理解的历史扭转中,一些著名人物鼓励了它的复苏,这些人物中包括了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

钱教授在五十年代从美国返回中国建造中国的原子弹。正如一名写作中国流行宗教题材的社会学家所解释的:“当钱学森回到中国后,他说,与西方相比,中国科学的任何方面都落后于西方,只有气功除外。他认为气功中包含了重要的科学之奥秘,并说我们必须要加以研究。领导层完全予以支持。在某一时候,几乎中央委员会的每一位成员都有一位气功大师。”

1992年,法轮功被迎入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这是一个政府支持的,由大约3,000个登记了的气功团体组成的组织。今天,李洪志被中国政府通缉,但是在1993年,拥有很大权力的中央宣传部和公安部联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受邀请作健康报告。

门外又传来敲门声。在走道里, 有一位年轻的女士,身穿庄重的黑色服装,佩戴一条珍珠项链。她旁边站着一位年纪大些的妇女,身材高大。她们挤入小小房间里。

穿黑装的女士是来解释我在出租车上收到的照片的。她说,在医院床上的那个病人名叫赵昕,32岁,是北京商业大学的讲师。她出生于北方哈尔滨市的一个知识份子党员家庭,是这个家庭的两个女儿中的姐姐。赵昕是坚定的法轮功信仰者,当法轮功被禁时,她对持马列主义观点的父母说,她宁愿退出共产党也不会放弃法轮功。她和其他法轮功修炼者一样,要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去年6月19日,赵昕在北京紫竹院公园炼法轮功时与其他数人一起被捕,次日被送入海淀公安局。她进行了绝食,警察承认曾用鼻管对她进行强迫灌食。6月22日,她因严重受伤被送入海淀医院,警察声称她因以头撞墙而受伤。她的妹妹来到医院,但是没有认出她来。赵昕缠着绷带躺在床上,一只眼肿得变了形,遍体鳞伤。她因第四、五、六节颈椎骨折等损伤而导致从颈部以下瘫痪。

赵昕心碎了的家人努力寻求法律帮助,但是没有律师接受这桩案件。警察拒绝调查或公布记录以及负责处理她的警察名字。

这位年轻妇女的眼中充满了泪水。“她的家人心都碎了,”她说。因为她的父母曾经是循规导矩的党员,赵昕的悲剧将他们震醒,认识到了人民共和国专制权力的现实。这种虐待在中国司空见惯,但是现在,却被应用在了一个运动的追随者身上,而这些追随者认为自己是和平、守法、对社会负责任的人。

政府对法轮功的镇压是嚣张的但是毫无条理。多数指控都是用以攻击法轮功。法轮功有着强大的道德宗旨,而政府,相形之下,则被视为道德腐败。

“如果你到中国农村,流行宗教的标志四处可见,然而它却没有受到迫害。甚至官方基督教堂,或者西藏佛教都不是威胁,因为政府对他们了如指掌,并完全在控制之下。”她身体前倾,挥动手指以强调她的话。“但是法轮功则无法掌控。他不是有组织结构的宗教,没有定期集会地点和等级制度。法轮功的人们非正式地在街角和公园相聚。没有教堂可以被政府关闭。这些人们交流经验而非划分地盘。政府无法对他们进行掌控。除此之外,法轮功中有一个强有力的道德宗旨,你瞧,他看上去有多危险。”

我的最后一名来访者肯定会引起政府的担忧,不是因为她的战斗精神,而是因为她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她对法轮功的彻底投入。她是一位高个子,自信的女人,30多岁,她讲话的口吻中流露着她的背景影响--北京精华的培育,享有特权的教育,以及,直到几个月前在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中的讲师职位。

“人人都认为我非常成功,”她说,“但是不知怎么,我并不开心。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糟糕。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不讲真话讲假话。我也是一样,但心中并不情愿。所持的态度是,撒谎骗人没有关系,去拿属于你的东西。”

“我生长在一个无神论家庭,觉得所有其他种类的信仰都是完全的荒唐可笑。但是,当我听到李老师在天津的讲话,我开始明白了。然后我开始修炼。我生平头一次感到了快乐。”

现在,她已经被停职。她的手腕上仍然有手铐的痕迹,那是几个月前在被捕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因戴手铐而造成的。在她的双腿上仍然有遭受毒打后留下的瘀伤。她的家庭收入是以前的十分之一,而恢复职务杳杳无期,除非她放弃法轮功,她说她永远不会这样做。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资料,自1999年7月以来,至少120名法轮功修炼者已经死于中国公安之手,其中62人是妇女。赵昕的名字还未加进这个名单:她未能从“自己造成”的重伤中恢复过来,最终于12月离开人世。仅仅在山东一个省份就有24名修炼者死亡,几乎一半人是死于飘的故乡潍坊。数千人被拘留、逮捕或判处徒刑。

我的所有到访者都视自己为在邪恶时期的公正之人。“如果政府坚持这个政策,”这位大学讲师说,“我肯定只会有一个结局:法轮功的胜利。”他们离开了,互相祝愿并询问有无需要帮助的地方--一张床过夜和一顿饭。如果这个团体是有代表性的,两年的迫害已经把他们从遵纪守法的公民变成了地下反抗力量--对他们来说,所有的努力,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给法轮功恢复合法地位。

现在,中国领导层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威胁到它竞争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也成为对香港自由限度的测试,法轮功在香港仍然合法。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天安门广场,这是中国革命的象征性中心。游客们还未到达,但是广场上已有很多中国人,一些人在做晨练,一些人在放风筝或观看升旗仪式。巡逻的警察很多。一位中年妇女以法轮功特有的姿势双盘坐下,举起双臂。就在几分钟内,她就被匆匆带走。总体上说,在中国社会里,这些修炼者们的影响--或者,甚至现今此运动的规模--已经无法估量,但是他们坚定的决心则是无可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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