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里受的是非人的待遇，每天要干14-17小时的活，甚至更长。星期日多数加班，很少休息，每个大法弟子由2-4个犯人包夹，全天24小时在它们的监视之下。
一些恶警任意打骂大法弟子，拽头发，撕嘴，脚踢，搧耳光，拧大腿内侧，并指使犯人打骂大法弟子，并给以减刑奖励。大法弟子李霞、严红、刘春兰等多次遭受毒打，她们被拖翻倒地，拳打脚踢，用脚踩身上，打得满地翻滚。大法弟子李霞因此致残，大小便失禁，两腿沉、痛、酸软无力，走路靠人搀扶，在车间的地上躺了一年多，解教时还两条腿打着晃走出劳教所。大法弟子闫香凡说了句“大法好”，一恶警上去撕着闫的嘴拖进值班室。大法弟子孙江义在宿舍被邪恶犯人打，就找到干警反映被打之事，这个恶警不但不过问被打之事，反而问孙，你说“法轮功好不好？”孙回答“好”，恶警“啪”一个耳光打在孙的脸上。就这样一边问一边照脸上左右的搧耳光，打得孙口鼻出血，鼻青脸肿。凌晨，大法弟子张海丰早早起床准备炼功，被几个邪恶犯人知道，冲到床前把她从上铺拖下来，把全身衣服扒光，按在地上拳打脚踢，之后不让穿衣服，在宿舍门口冻她，伤痕累累的她站在寒风刺骨的门口冻得全身发抖。四个犯人在恶警的指使下，把崔秋菊拖到后院不由分说暴打一顿，打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
不久，劳教所接到“上面”通知，对法轮功学员迫害升级。恶警们使用刑具，诸如警绳，电棍，老虎凳，集体在烈日下曝晒等手段，对200多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残酷的迫害。2001年12月27日早，干警与保安一起行动，把几十名法轮功学员押进“执法队”，逼迫我们写“保证”，不写就用刑。我们几十人被执法队分别隔离为一人一间房子里，由干警与保安轮流值班看守，不许打瞌睡，不许坐，站着不许靠墙。被用刑，不时听到凄厉的叫喊声。
4个恶警叫我跪下，我不屈服，它们就用膝盖顶我的腿弯，顶几次没顶倒，它们在我的腿弯处又是踢，又是踩，忙乱了一阵子就走了，一会拿着绳进来，还邪恶地说：“这警绳买了几年还没用过，这一次叫法轮功用上了。”说着叫我把棉衣脱下给我捆绳，还说我年纪大了，比他们[其他大法弟子]少受多了。后听同修说。有的被烟头烧，有的坐老虎凳，皮棍打，电棍电。恶警对我们这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好人怎么能这样惨无人道呢？时间在一天天延续，身上的绳越捆越多，增加到三根，一根捆着两个脚脖，一根反捆双臂，把两手捆得都快触到脖子上，一根从脖子拉下来捆到脚脖上，欲站不得，欲蹲不能，保安还不时托着我的两个膀子往一块挤压。我们这些已经绝食抗议23天连走路都打飘的人，又被连续罚站了四天四夜，而且还在不停的上绳，撕心的剧痛、难熬的困倦交织在一起。尽管户外下着大雪，我们却被折磨得大汗淋漓。我右臂被捆残，胳膊酸沉，疼痛无力，夜不能睡，三个月后右臂肌肉明显萎缩，大法弟子严红手臂被捆致残，手不能弯曲，且半年后还未消肿，最后被保外就医。
我们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入所后被分为四队，被打残致残的案例每个队都有，我仅举了发生在身边的几例。八个月后我胳膊好了，但现在仍是一个粗一个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