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所走过的路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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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3年8月22日】我是一名大陆大法弟子,今年54岁,我只读了三年小学。我看到明慧网的文章,呼吁大法弟子把自己的修炼过程写出来。我也很想写,可是由于自己文化水平低而且觉着自己修的也不是那么好,所以一直迟迟没写。有一天我同功友谈及此事,功友便鼓励我说:你写吧,写完我帮你修改。还有其他功友也鼓励我写,这样我就下决心把我所走过的路写出来。

我从小失去了母亲,我是在亲戚家长大的,结婚前曾经换过4个家庭环境。婚后丈夫虽然很爱我,可是却不知道关心体贴我。由于生活的坎坷我身体健康状况一直不好。在1975年的时候我得了一场大病,那真是死里逃生。大病过后身体更加虚弱了,接着又染上了好几种疾病,虽然多次住院,疗效都不显著。由于常年有病,用药太多,好多药吃了都不管用,而且一用药就过敏。后来,又学了几种气功,也没有什么明显效果。我被病魔折磨得真是生不如死,时常产生轻生的念头。就在我求死不得,求生又难的时候,偶遇一位气功功友,她说:她现在炼法轮功了,这个功法很好。我欣然接受,从此以后我就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路。修炼一段时间以后,我的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也远离了用药之苦。我不但身体健康,而且对人生充满信心,有了生活的勇气,我完全变了一个人。我真正体验到了大法的神奇,我决心坚修到底。

1999年的7.20,大法蒙受了不白之冤,我心里难过极了: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我们炼?我想要讨个公道。我就给国家政府领导人写信。1999年12月25日,我带着这封信去北京上访。那时进京的列车正在抓上访的大法弟子。我就同功友坐上去天津的火车,然后换公共客车去了北京。到北京后我们就去信访办送信。在这之前很多功友都没能走进信访办就被抓了,我们今天还很幸运,我俩走进了信访办,接待信访的窗口前围了好多人,我们刚走到那里,接待人员说不接待了,窗口前的人都走了,我没有动,等到人都走开后,我就把我写的信递了上去,接待人员看了我的信,看完后又把信还给了我。关于法轮功的事他们根本就不受理。天哪!偌大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没有老百姓说话的地方了。那个人看了我的信后就通知警察把我和同修抓了起来。过了不长时间就把我们送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进行审讯,然后就通知当地驻京办事处。当到办事处的时候那里已经抓了我们地区的好几个功友了,最后我们往回返的时候,一共是九个。在返途的列车上警察在车上赌博,他们输了大把的钱也不在乎,而且还说输就输吧,反正也不是我们自己的钱(当时我们有所不解,后来才知道他们临去北京之前,到我们每个人家勒索2000元人民币)。回到当地就把我们都送到了派出所,接着就开始审讯,审完后让每个人签名。我看到上面写的是审犯人的目录,我坚决不签。我说:我没有犯法,我不签名。警察很恼火,嘴里不干净的骂着。由于我非常坚决,警察最后签上了警察自己的名字。(现在想起来真是好笑,他倒成了被审判的对象了)我们一同回来的9个大法弟子中,我们这个派出所管区的共有5个人,其他4个人都被拘留15天,我却被当场放回家。

我进京上访没有告诉家人,所以我走后我丈夫得知,便坐飞机去了北京寻找我,但也没找到。我回家后丈夫把我的亲人都找来了。这些人又哭又闹说什么的都有,但只有一个目的:让我放弃修炼,放弃证实大法的行动。丈夫也大发雷霆,我从来都没看到他发那么大的脾气。当着众人的面撕碎了我的两件衣服,面对这一切我告诉我丈夫,这一切压力都是镇压造成的,我们修炼“真善忍”没有错,我修炼的决心任何人都改变不了,我就是要饭也要修炼大法。

自从进京后警察经常来我家骚扰,半夜三更来砸门,丈夫被他们吓得心脏不好。公安局还找到我们单位,让单位领导给我施加压力。

2000年12月5日早晨6时许,警察又来我家,要带我去参加洗脑班,我丈夫据理力争不允许他们带我走,警察说我丈夫妨碍公务要把我丈夫也带走。我说我的事你们就对我来好了,和我丈夫没有关系。他们强行把我带到车上送到公安局。这里已经抓来了好多大法学员,那天天气很冷(12月份东北的天气已经很冷了),好多人都没穿外衣就被强行带走了。警察根本就不给穿衣服的时间,他们真的很邪恶。他们把我们送到离居住城市很远的偏僻小镇,到了那里已经是10点多了,下车后看到警察手里都拿着警棍,表情很恶。当时我们住的地方据说是一个疗养院,可是他们都把疗养院变成了监狱,安排了武警部队站岗,大门口都有岗哨。警察在走廊里来回走着,每个房间里,还有邪悟的叛徒看管,他们禁止大法学员之间讲话,而且还把墙上贴了许多诽谤师父和大法的文章。我们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得起床,然后到操场上集合做操、跑步,做不好还要罚站、做飞机式、甚至打骂。不管年龄多大都得跑,有的学员腿肿得行走都很困难。由于我在来时正念就很足,来到这里后,我想我决不做违背大法的事,我修大法的这颗心是任何力量都动不了的。就在第三天清晨跑步的过程中我晕倒在操场上,管理人员把我拖到广场边上,恶狠狠的叫我站起来,当时我感觉身体没有知觉,全身麻木,根本就不能行走。他们看我实在不能动就找人把我背到住所,当时医生不在,护士给我量了血压,血压很高,而且不稳定,那时我的手脚冰凉,呼吸困难。护士要给我用药,我说我药物过敏。洗脑班的负责人说:我们都走不用管她。过了好长时间医生回来了,给我检查后说有生命危险,必须得送回家去。他们不同意,还说得请示市政府,他们同市政府联系后同意我回家。下午由医生和政法委的人把我送到家。就这样我离开了邪恶的洗脑班。回家后没过几天我的身体就恢复了正常,我又溶进了正法的行列中。

2002年春天长春大法弟子利用电视向世人讲清真相的壮举鼓舞了我,我又有了去北京天安门打横幅证实大法的念头。这个念头与日俱增,所以在3月12日这一天我又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为了防止家人的干扰,我没有当面讲清,只是留了一张字条,放在了不易马上发现的地方。可是偏偏那天丈夫却很快发现了这张字条,他计算到我乘做的火车所行走的位置,然后打电话通知A市的亲家,亲家接到我丈夫的电话后,马上坐出租车追赶我乘坐的这趟火车,他们比火车提前20分到达了B市,中间花了100元的车费。他们上了我乘坐的这趟火车,挨个车厢查我,也没找到,最后他们找到了乘警帮他们找。

因为是在夜间,很多人都睡了。他们爬到每个铺位上查,他们真是费尽心机,不遗余力的阻止我证实大法,我想他们真是太可怜了。他们终于在软卧铺车厢找到了我,我当时心理一震,他们怎么来了呢?这时警察要我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我没有告诉他我的真实姓名。又到了一站我们便下车了。回到家里我心情非常懊丧,我带的条幅也被亲家给偷偷扔在车上了,我想虽然我没能在天安门打横幅,我在家乡也要把条幅挂出去。我就做了一个稍大一点的条幅挂在了一个大楼的墙上,这个条幅一直在那儿挂了好几天。

在2003年1月至两会前我所居住的城市大街、小巷、道边、路旁,墙、窗、楼道里、电线杆上到处都贴上了奖励民众抓捕大法弟子的通告。抓一个大法弟子奖励500--1000元。通告上盖有公安局的公章。我看到这些通告后心情很沉重,邪恶真是变着方式害人呢。我想坚决不能让邪恶得逞。从发现那天开始我每天都要找机会出去揭下几张。我先揭我住所附近的,然后逐渐扩大范围。大街上人来人往,车辆川流不息。有一天晚上我揭了许多,可能在揭的过程中被坏人告密了。就在我又往下揭的时候来了一辆警车,我被抓捕了,然后他们把我送到派出所,对我进行逼供,并且叫我骂师父,我坚决不配合邪恶,就不报姓名、不报地址。他们就对我拳打脚踢,拽我的头发,用拳头猛击我的头部。打得我晕头转向。(而且回家后还晕了还几天)我想是师父和大法救了我,我宁死也不能做违背良心、违背大法的事,经过几次审讯他们也没得到结果。他们要把我送到公安局去,由于几天来家里一直没有我的音讯,家人便四处找,正在这时家人找到了这个派出所,并要求他们立即放人。他们不肯放人,后来通过关系才给我放了出来。有一件事情要交代,我在最后揭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个人好象在监视我,我一看他,他就装着打电话,由于我执著多揭,还给自己订了计划一定要揭多少张,所以被邪恶钻了空子。

我这次被放出来后,我便抓紧时间讲真相。我听说边远农村还有不了解真相的地方。一天晚上我同一位功友带上几百份真相资料去了那村庄。做完后已经很晚了,那里因为偏僻很少有车,可是我们刚到路边就过来一辆出租车,司机很热情叫我们上车,而且价格很低,还一直把我们送到家,我真是体会到了师父的慈悲。我只做了一点点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可是师父就是这样关怀备至。

还有一次,街道主任给我家来电话,说不要出去做证实大法的事了,还说不出去就没有事。我告诉她,我没有做坏事。吃完午饭后我心里很烦躁,就不想在家呆着,便出去走走。晚上回来后丈夫对我说:我刚走半小时警察便带车来抓我,他们查遍了整个房间,连柜子都查看到,然后说上午还在家现在怎么没人呢?

还有一次是在晚上,警察又来抓我,我想我不能被他们抓走。我就走进了阳台,躲在一角站着。他们进屋后到阳台也看了,却没看见我。我想都是师父在保护我。

几年来我经历了多次考验,通过这些事情我体悟到时刻想到我是大法真修弟子,一道道难关都能闯过去。虽然我还有没修好的地方,但是,我一定要在这条修炼的路上走下去,决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不辱没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我就是要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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