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堂堂正正闯出石家庄劳教所的经历

更新: 2018年10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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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4年10月19日】1999年10月,我再次踏上進京上访的列车,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为师父伸冤,哪怕上刀山、下火海,死而无憾。到了北京,便衣到处都是,气氛非常紧张,我来到游泳池甲1号信访局,这里戒备森严,便衣和各地区截访的公安人员,把信访局门口堵的只留一条能过一个人的小路,一一盘问,不准法轮功上访。

我刚走到路口,有一位老者和一名中年女商贩告诉我,你也是法轮功吧?不要再往前走了,刚才就抓走了好多人,用车拉走了。我告诉他俩说:我师父是冤枉的,大法是清白的,我如果不是学大法我就不到这里了,是我师父给我第二次生命,就是死我也得去。那老者看着我说:看来这法轮功是好。当我转身走向信访局的时候,突然一股热流通遍全身,就象脱胎换骨的金刚之躯一样,勇不可当。有三、四个便衣挡住我说,这里不准上访,有什么事情去到驻京办去说。我说,我去驻京办干什么?我找的就是信访局。我刚走没两步,有个便衣用手按住我的肩,我在那一站,头也没回,只轻声说:你干什么?那人就象触了电似的“嗖”一下把手抽了回去,再也没敢撵我。

我心里就一个念头,我要为师父伸冤。我不理睬有多少人墙,径直往前走穿过了那段人墙,跑来几个便衣把我挡住,问我是哪里的人,我说是中国人,我扒开人群继续向前走,它们又赶上来问我:我知道你是中国人,你住在什么地方?我说:没出这个地球。我又扒开它们。因为它们都问不出我的地址,都怕是它们那一地区的,因为一个县有一个法轮功進京上访,县长就要到市里做检查,有两个,就到省里做检查,有三个上访,县长就要免职,所以好多人围着我。一个中年妇女,抢了我的包,我说:那你就拿去吧,我倒一身轻,撒腿就往里跑,后面有个人追我说:你敢和警察赛跑!说着就把我按到在地,从我胸罩里扒走两千多元钱。又有好多人围了起来,我大声喊:这里可是信访局,光天化日之下,你们竟然敢干这等事。我用手指着那些人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在执法犯法?抢我包的和那个从我胸罩里抢走两千元钱的人,你们敢和我去里面说理吗?那些便衣呆呆的站着,谁也不敢再动,有人还了我背包和钱,我对着这些呆若木鸡的便衣说。我告诉你们,我什么都可以不要,命都可以不要,大踏步地走進了信访局。

到了信访局,办事人员给了我一张表格,我在上面填写的是:一、要求撤销对法轮功创始人的通缉,二、还大法清白、还我师父清白,三、给我们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写好后交给了办事人员,接着他们把我关押在一个地方,那里有很多同修也被关押着,大约20多分钟后,我被当地公安带走,后关押在本地看守所里。

看守所所长宣布不准学法炼功,不准宣扬法轮功,我绝食抗议,它们给我戴上脚镣。但我们几个同修还是坚定的每天学法炼功。所长下令让我们站墙根,后来又罚我们在冰凉的南墙根下罚跪。它们看到还是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正念,就用细细的绳子把我们反背捆着,逼我们认罪、放弃修炼,我善意的给它们讲清真象,并继续坚持每天学法、炼功。

就在我绝食七天的时候,它们强迫我在院子里跑步,并且脚步不准停下,所长在边上看着,不停的问:还炼不炼?不说不炼就在这里永远跑下去,跑不动让男犯人拖着你跑。我还是坚定的回答:炼!我的这种坚强的意志感动了许多犯人和还有些良知的警察,一个男警察在院子里不停的说:头可断,血可流,法轮功不能丢!

在那里,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处处体现出了大法弟子高尚的品德、无私无我的行为和宽阔的胸怀,使所有的犯人无不尊敬。拘留所里关押着两名女犯也跟着我们每天学法炼功,严格要求自己,不哭不闹、不喊不叫,不象过去一样再给看守所里找麻烦和捣乱,她俩的举动使所有的人感到吃惊,都说这法轮大法就是好。我不放过这个机会,向其它号里的男犯人讲清真象和洪法,他们听的都很高兴,有的向我要经文,他们说:你能给我多少给多少,一个30岁的男犯人要拜我为师,出去后一定要学法轮功,我说,师父只有一个,進门不分先后,都是弟子。

两个月后,我被非法送石家庄南高基大街8号的女子劳教所第四大队。一入队,就派了两个女犯人监控我,不准学法、不准炼功、不准和同修说话。并且每个大法弟子都有两个监控控制,每天早上6点半出工干活,到晚上10-12点收工。

2000年3月初,大法弟子们都悟到不应该这样被迫害,就集体罢工,要求无罪释放所有的大法弟子,还大法清白,还师父清白。这一下激怒了劳教所的所有干警,它们开始对我们大法弟子大打出手,罚我们站墙根,以立正的姿势站着,一直从早上6点站到晚上10-12点,有专人看着,上厕所得一个一个去,它们不高兴了就不让厕所,用脏话羞辱、讽刺、辱骂我们。我站得全身发肿,十个手指头肿的象是个红萝卜,铮明发亮,不能拿东西,脸胀的变了形,眼睛眯成一条缝,嘴胀得吃不了东西。腿上用手一按就是一个坑,铮明发亮。脚穿不下鞋子,只好穿一双棉拖鞋,全身疼痛难忍。四大队的大队长尚长明,恶狠狠的让我到车间干活。我严肃的告诉它,我没有犯任何罪,关押我是错误的。我要是接受劳动改造,就是承认了政府的错误决定。它说不管你冤不冤枉,不干活就给我继续站着。多么大的压力也改变不了我坚修大法的信念,师父的法我会背多少就背多少,不停的背。在院子里炼功,每次都被几个人上来打骂、制止。但我仍然坚持我的正念,即使到了晚上,我在宿舍里仍然坚持炼功。

3月20日左右,我被叫到队长办公室,七、八个干警对我進行毒打,拳打脚踢,揪头发。它们打一番问一次,还炼不炼。我说炼,又打,又问。我坚定的说:“炼,炼,炼,打死都炼。”它们气急败坏的拿来劳教所的刑具之一:绳子。两个男队长用力的用绳子把我的双臂背在后面,一圈一圈的用力捆绑,我的头被一个叫小王的队长死命的向后推,气管好象要拉断似的,骨头好象要断。绳子捆上后,我周围围着一圈干警,冲我拳打脚踢,揪头发,打耳光,骂着脏话,还说“难道你就不怕死吗?”我说:“生无所求 死不惜留 荡尽妄念 佛不难修”(《洪吟》)并告诉它们,人总有一死,有的死重如泰山,有的死轻如鸿毛,我就是为大法而死,死而无憾。它们再也不问了,静静的。这时我全身疼痛难忍,心跳加速。我默背着“生无所求 死不惜留 荡尽妄念 佛不难修”就在我将要昏过去的时候,它们给我解下绳子。过了10分钟左右,它们又给我上了第二次绳,这次比上次还要狠。它们不解气,又把我倒背捆绑好的双臂提起,为了增加我的痛苦,又从下面加了一些东西,使我更痛苦。疼痛的加剧,心跳的加速,我难以忍受,这时就默念:“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和《苦其心志》。

我感觉快要不行了,但自始至终没吭一声。我全身麻木,没有知觉,只有大脑主意识是清醒的,想从地上站起来,可是身体根本不听使唤,一动不动。这时中队长王换芳,用脚踢我手臂,踢到前面,就在前面,踢到后面,就到后面,没有了知觉。它们还骂我装蒜。接着又一个同修被叫来,毒打,警棍,电棍,上绳,不管怎么折磨,都没有改变我们的信念。它们又出新花样,由耿行军和高崖松,每天早上8点开始“操练”,站队,正步走,跑步走,不许停,其中五名48-53岁的大法弟子,脚必须抬到一定的高度,必须落地有声,象军队训练,不合要求的拉出来单炼,就象金鸡独立,做正姿势,停在那不许摇动,否则抬手就打,抬腿就踢。早上6点半起床就罚站墙根。8点队长一上班就练队到12点队长下班。四小时不停。耿行军指挥,喊口号的喊累了,就轮流喊号。大法弟子上厕所得打报告,耿行军批准,才能一个一个的去,就这样在烈日下不停的走正步,跑步。它们说:就这样给我练,练死你们。中午饭刚吃完,又被强行站墙根,中午烈日炎炎,晒到2点队长上班,继续练到6点队长下班,又被强行站墙根到晚上10-12点,一个个被晒得漆黑。

我的脸一层层的掉皮,而后是脓水流出。有天队长洗澡间开着门,我从门前过,镜子里一个陌生人站在那里,细想是我,连我都认不出我自己了。学员一个一个的被折磨得不象人样。每天都有人被队长叫進办公室打警棍。几乎每个学员都轮流被打。警棍打到臀部砰砰的声音,传出很远,听到同修被毒打的声音,虽然不是打在自己身上,但我感觉就象打在自己身上一般。其实,我们心里承受的痛苦要胜过皮肉之苦。被打完后马上参加练队,耿行军还故意拉出单练,加倍,加倍,惨无人性。

有一天我被叫到办公室,一進门,有四个干警在场,耿行军手提警棍,在我面前走来走去,接着它把警棍压在我的左肩膀上,威胁我说:“干不干活?”我说:“我没有任何罪错,关我是错误的,我不接受劳动改造。”它说它不管你有没有罪,到这里就得服从,不服从就打。二话没说,把我拉到桌子旁,抡起警棍,用尽全身力气,狠狠的打下去。一下,二下,三下,警棍带着呼呼的风声,它嘴里好象还说着:“疼不疼?”之类的话,好象是给自己加油添劲。我咬紧牙关,心里默念不疼不疼,一声不吭。打完十警棍后,耿行军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喘着粗气,得意洋洋的看着我冷笑。我依然心胸坦荡,无怨无恨,不气不恼,坚定正念,向它讲着真象。当它歇过来后,还想再次打我。这时电话来了,找它,它不走,腰上BB机又叫了起来,它还不想走,又来了两个人说叫它回去,它还没走,楼下又有人叫它说它家里的人找它有事,它慌张的离去,我知道是师尊助我。(那次上绳,我用心和师父讲话时,也是有队长慌忙解绳。)

然后又是继续练队,站墙根,每走一步就象站在刀刃上,一步一步都连着心肺,从内脏到外壳,无不是在刀刃上行走。那时我只有一个念头,哪怕有一口气在,也要看到还我大法清白、还我师父清白,要堂堂正正的从这里走出去。有两个同修看我这样都劝我回车间干活,给自己一个台阶下。我平和的对他们说:“我宁可站死都不回去,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算。”在我的带动下,她俩本想回去,也坚定的留了下来。就连那些队长每天都在看着我,议论我不行了,一天,二天,三天,我坚持,坚持,以一个大法弟子超常的忍耐走到了2000年5月1日。我被劳教所秘密转移到5大队,我们18名同修被锁進一楼,这18名都是它们认为最顽固不转化的。按它们的说法,是不服也得服,打也得打服。

三个大法弟子一屋,三个女犯监控,修炼的人不管任何环境都离不开学法,炼功,管你监控不监控,学法炼功是我们的必修课。于是这些监控说,你们炼我们也练,练拳脚打你们,谁打得狠,打得重,队长就表扬谁,给谁得利,给谁减期。女犯李明娟恶狠狠的说,它要在这里把杀人的手段炼成,出去后杀他十个八个的。掐脖子,摔布袋,用拳打要害,用脚踢。纪依霞,何小平,唐维兰毒打折磨大法弟子最狠毒。好多叫不上名的恶人被干警幕后指使,丧心病狂,灭绝人性。它们一天24小时看着,我们三个坚定的学法,炼功不间断。会背多少背多少,默背,出声背。白天,因为学法炼功招来毒打,上手铐,上吊铐。耿行军把学员铐在桌子脚上,站不直,不许坐在地上,只能蹲着,不准睡觉。半夜里,大声吼叫,吓唬大法弟子,铐在暖气管子上,铐在厕所,铐在大铁门上,铐在晾衣房,铐在办公室,铐在窗户上,怎么铐得你难受就怎么铐,铐得到处都是。早上炼功时,一个同修念完炼功口诀,全体都炼。白天学法背法声音不断,从早到晚,女犯用毛巾塞嘴,用小勺撬,拳打脚踢,用水浇,大口大口的痰用卫生纸包上,塞到大法弟子嘴里,用尽了办法,也没能让大法弟子停止。记得有一天,基本上所有的大法弟子全部背法,声音响彻云霄,它们的阴谋彻底失败了。带队的女队长李维真无奈的说,不关了(在五大队整整两个月不见天日,四处是墙,那种处境,真能让人发疯)。7月1日,返回了四大队。

这里已经做好了周密的安排,把坚定的大法弟子集中在一个它们叫严管班的地方,配上二中队最凶恶的女犯做监控,每天24小时监控:每天汇报,强制坐小板凳,不许说话,不准背经文,不准炼功。我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走到哪里,无论环境多么恶劣,都阻止不了我学法炼功讲真象。每天为此而被打骂。女犯马玉莲用毛巾勒大法弟子的脖子,脸憋红了再松开,再勒,再松,用手捂嘴和鼻子。我强烈抗议,正好有几个队长進来,我告诉四大队的副大队长付振爱,这样下去会出人命的,它皮笑肉不笑的说,出了人命它担着。我说人命关天谁能担得了。它说:“我说我担得了就担得了。”笑着走出门去。唐维兰更是凶狠,打人都是咬着牙,连喊带骂,连拧带掐。它把我按到木板床上,头按在木板上,骑在我身上,激烈的打击我的头,恶狠狠的咬牙切齿,转过身去用力击打另一个同修的头部,转过来再次把我按倒,猛击头部。马玉莲用辣椒往大法弟子嘴里灌,脸上抹,我也被它灌了辣椒。这天是最激烈的一天,从早上6点半我们集体炼功开始,一直到晚上10点。打骂没停过。紧一会,松一会。我们大声背诵《洪吟》中的《无存》“生无所求 死不惜留 荡尽妄念 佛不难修”响彻整个四大队。我们背诵《威德》“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惧十分。”震撼着整个劳教所,让那些警察象热锅上的蚂蚁,就连恶毒的唐维兰都说,它满脑子都是“世间大罗汉,神鬼惧十分”。它们花了16个小时,也没能阻止我们,这些恶魔败下阵来。

后来99名大法弟子亲自签名,控告江××,好象是在明慧网上发表后,被劳教所知道了。半夜所部来人,个个提审,问我是谁写的稿,我说是我,它们说不是你的字体。我说,上面有我亲笔签名,就代表是我写的。提问不了了之。后来有两名起稿的大法弟子秘密失踪。

劳教所又组织了什么报告会,让各地邪悟的人诱导大家邪悟,强迫写四书,看污蔑大法的录像,听它们读报纸,我抗议,不参加。

由于这十六个月的残酷折磨,我的肉体受到极大的伤害,开始是全身无力,眼睛看不清东西,走路不稳,后来到浑身疼痛,刮骨抽筋般的痛,气闷,就象一股一股的电流通向体内,一抽一抽的奇痛难忍,后来肌肉萎缩,内脏萎缩,不能走路,不能吃东西,手不能拿筷子,四肢不灵,嘴发紧,说不清话,手指并拢,记忆力大幅度下降,心脏跳动飞快,脉搏摸不到,血压几乎没有。它们通知我家人领我去医院诊治,医生说我站不起来了,下半生就让我爱人照顾吧。它们还不放我,又把我带回四大队,想让我写了四书才放人。我和中队长王换芳在警卫室谈话,苏培英在场,还有严管班班长田影娟(女犯,吸毒的),我说:我是个修炼的人,到哪里都要修,要炼,“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

2000年农历大年三十,邪恶怕我出意外,就让我丈夫和我弟弟把我接回家。我堂堂正正闯出了劳教所。

(首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交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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