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好的师父，这么好的功法，1999年7月20日，江氏集团却开始全面迫害。我要为师父和大法说句公道话，7月21日我就和功友去北京，走到潍坊火车站，有恶警不让进，我们又去汽车站，等车时被两个恶警抓住，强迫我们上了警车，我不上，他们硬把我们拖上车，（恶警都给我抓掉了两个衣服扣子）拉到潍坊体育场大厅，关到夜间两点多。寒亭公安局又把我们拉到郭家官庄派出所搜身，翻去了现金一千零叁拾元五角（没有任何收据）。
1999年11月19日，我和功友又去北京上访。到了天安门，当时这里戒严，警察不让进（因20日是澳门回归的日子）。我们想到公安部去上访，但在天安门周围转了三圈也没找到。因夜已十点多，我们回到火车站写了一封证实大法好的上诉信，寄给了公安部。回来后，受到当地公安局的迫害。一到敏感日恶警就到我家骚扰，威胁说不让再去北京，单位找上专人看着。
为了证实大法，我在2000年2月和功友再次去北京上访，当走到北京近郊，有恶警查车，一男功友被拖下车带走了。我和其他两个功友租车到了信访局，信访局的门外全是公安便衣，信访局的牌子都摘掉了。公安便衣一见我们，一拥而上把车围住问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们理直气壮的说：“是，来上访！”他们不让进也不让走，打手机叫来警车把我们拉到潍坊驻京办事处，把我们非法搜身，钱都拿去了，后给我们戴上手铐，让我们坐在大理石地上。当时天很冷，地面又凉，又不给我们饭吃，变着法折磨我们。回来后，单位上我家把我的工资本要去，说顶罚款，后来又给了我，实际没罚。
2000年7月，我们再次上北京上访，共五个人，当走到天津时，被恶警从车上赶下来带到派出所，让我们说姓名、住址，我们都不说，被拉到天津收容所。我们绝食抗议。晚上我们都起来炼功，被恶警按着头向墙上碰，用拳头打，五天收去“生活费”75元，回来后单位上来人找我，我不在家。他们把我老伴叫到厂长家里（厂长吕文天）。区社（寒亭区供销合作社）主任老白，指着老伴的脑门大骂：“你什么共产党员，自己的老婆都管不了！……”把老伴骂哭了。并让老伴看住我，不让去北京等。每到敏感日就到我家骚扰，给全家人的身心造成很大的伤害。
2002年4月8日晚，我因贴真象材料被抓到寒亭看守所，拳打脚踢，受尽折磨，真是人间地狱。更邪恶的是株连九族，“610”人员直接抄家，当时拿走了彩电一台，影碟机一台，自行车一辆，录音机一台，并交罚款4000元。交款时，我儿子要“收条”，他们不给，老伴跟它们说彩电是儿子结婚的并不让他们拿，他们说：“你老实点，不准你动，对待法轮功就象对待计划生育一样，想拿什么就拿什么。”（这就是江、罗的手下的自白）。也就是从那时起，老伴被恐吓成疾，过了两年含冤离世，这是江氏集团欠下的一笔血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