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北京法轮功学员和家人五年来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2004年9月9日】1988年我从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某国家机关工作，之后成家育子，丈夫对我和孩子疼爱有加，但优越的生活，令周围人羡慕的工作及家庭并没有使我感到快乐，生活中总是感觉有那么多的不如意，我不知道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

1995年我有幸接触到《中国法轮功（修订本）》一书，一天读下来，感觉真是一本好书！他是一本教人做个真正的好人的书，看后使我身心受益，我的世界观从此发生了变化。我变得豁达了，开朗乐观了，能理解别人、体谅别人了，周围的世界一下光明了许多。之后我又拜读了《转法轮》和师父的经文，开始修炼五套功法，身心得到不断的净化。

我所工作的国家机关负责把守国家的经济大门，每位工作人员（公务员）手中都掌握着一定的权力，接受進出口客户的各种好处也就成了家常便饭。修炼前接受这些好处时我觉得理所当然。可修炼以后，我认识到那是不对的，是不能接受的。身为一名国家工作人员，为国家负责是自己的责任，为客户服务是应尽的义务。从此我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按照师父说的，做个好人，更好的人。

1999年7月，出于对法轮功修炼人数众多的妒忌，江××发起了对法轮功及其修炼者的无理迫害和打压。

7月20日、21日连续两天我去北京市信访办上访，要以自己修炼大法后亲身受益的体会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那几天去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非常多，警察、警车随处可见，没有走到信访办就被武警拦截抓上公交车带到石景山区的露天体育场扣押。在被登记了姓名、地址、工作单位后，晚上才被放回家。

从那时起，我在单位被停止工作。每天被安排在领导的办公室里被迫观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片、报纸、杂志、红头文件等。

那段时间感觉真是度日如年，每天被逼迫观看污蔑大法及师父的录像片，明明知道那些完全都是颠倒黑白的不实之词！讲出我了解到的法轮功真象后即被勒令住嘴。慑于强大的压力我于是保持沉默。为了防止我与其他法轮功学员接触，领导规定我在单位时不准接听电话，同时派专人接送我上下班。我的奖金自此被扣发，我和家人的工作、生活被打乱。

1999年12月27日，得知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将对李昌、姚洁等几名法轮功学员進行非法审判。我带上身份证件前往那里参加旁听。那天，法院周围布满了便衣、警察。我向法院门外的警察出示了我的身份证件讲明来意后，被带上早已停靠在法院门外的公交汽车上。车上已有不少法轮功学员，陆陆续续又有来参加旁听的学员被带上来，我们都被捕了。我被关在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拘留所里，拘留我的理由是：扰乱社会治安。到2000年1月4日傍晚我被释放。

1月5日，即我被放出的第二天一早，我的科长（女）和我的一位男性同事来到我家里；随后两位身着警服自称负责我所在地治安的警察也来造访。其中的一名警察不停的教训：炼什么法轮功啊？干点别的好不好？……边教训边四处翻找东西。我对他没有出示工作证、搜查证就在我家翻箱倒柜而提出质疑，于是他提出：既然我单位的领导在这儿，那就去我的办公室看看？这期间我丈夫送孩子上学后又回到了家里。于是我听信了他们的谎言，和丈夫随着他们坐上车。当我发现车子并不是驶向我单位所在方向时，我意识到我被绑架了。他们把我拉到了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治疗精神病人的医院）。我试图跑掉，但他们把守着各个车门。我被四个男人（两名警察、我的男性同事和我丈夫）每人抓紧一个肢体的抬進了医院的楼道，我挣扎着拼命想摆脱他们，穿在我身上的长羽绒服被拉扯掉了，眼镜被打掉了；我喊出：“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我不是精神病人。”

我被带進一间诊室，医生问了我一些问题，我向她讲了我的遭遇，她认定我思维是清晰的，拒绝接收我。绑架我的人不死心，去找院方交涉。下午，院方把我扣留下来。我被带進第四层的女病区，被命令脱掉外衣换上病号服。鞋子、皮带、外衣和身上的钱均被收走。直到1月13日，我在精神病院与形形色色的精神病人度过了8个不眠之夜，在那里的经历我终生难忘。

刚進病区的那天傍晚，我因拒绝吃病号饭而被三、四个护士四肢分体的捆绑在铁床上。被当作特护“病人”被迫接受主任医生的特别护理，而他对我的心理“治疗”是：“不要再坚持炼法轮功了，再坚持下去会影响你的前程，影响你丈夫的前程，会毁了你这个家。”在二楼男性病区，我见到一位法轮功学员，他是在北京就读的大二学生，因为法轮功的问题上访而被拘留，其父母把他保释出来。为了保住他的学籍，为了不影响他今后的前程，他的父母听信了警察的建议，把他送到了精神病院。他在精神病院已经住了几个月了，长期被迫服用药物，被注射针剂。

2月4日我和我的母亲、女儿来到天安门广场，打开了写有“真、善、忍”的横幅。我和我的母亲第二次被拘留了。

在朝阳分局的拘留所里，警察使用减刑，提前释放，立功等手段指使普通犯人打骂、侮辱法轮功学员，以迫使我们放弃修炼。我和几位学员因在号里炼功而被牢头唆使的几个犯人用鞋底抽我们的脸，踢踹我们的前胸后背并夹杂着污言秽语的谩骂。

3月初我被通知被判劳动教养一年（自2000年2月6日起至2001年2月5日止）。之后，我所属单位派人来到拘留所通知我：我已被单位党组织开除党籍。3月底我被通知劳动教养所外执行，释放回家。

回家后我才知道在我被拘留期间，我丈夫把我8岁的女儿送到了远隔北京千里之外的南方的一个小城镇的亲戚家。我从拘留所回来，单位一直不允许我去上班，且在我被关押期间即已停止发放我工资以及停止我的一切福利待遇。4月20日，我被告知当天必须做出选择：1、放弃修炼法轮功，回单位上班。2、继续坚持修炼法轮功，辞去国家公务员的职务。

我坚信做好人没有错，修炼“真、善、忍”没有错；我选择了后者，被迫离开了已经工作了近12年的我热爱的工作岗位。

孩子已被送走，我又失去了工作，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使我的丈夫整天闷闷不乐，多次提出要与我离婚。他时不时就要向我发一阵火，甚至连摔带打的。在我的家里再也找不到了往日的温馨与宁静。

2000年12月31日下午，我外出去小区食品店买东西时被片警拦截。在光天化日，众多路人围观的情况下，三名警察强行拉拽我，把我硬往狭窄的普通桑塔纳警车的后备箱里塞。我质问他们身为执法人员怎么能如此执法犯法？他们却说我的劳教期还没有结束，他们可以随时带走我。（其真实原因是第二天恰逢元旦，他们害怕大法学员们去上访讲真象。）他们强行检查我的包，搜身。在我的包里他们发现了写有“法轮大法千古奇冤”和“法轮大法好”的两张纸。以此作为迫害我的证据，把我又送進了拘留所。

在拘留所里一关就是三个半月。其间只在2001年1月1日提审过我一次，此后的三个半月中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那间阴冷潮湿的只有二十多平方米，挤住着二、三十个犯人的牢房。漫长的三个半月中，我们每天在空气浑浊的牢房里被罚坐板十几个小时。有几次甚至半夜被叫起来罚坐板。狱警定期的搜监，强迫我们脱光衣服搜身；每天只吃两餐，基本上就是窝头就清水煮白菜帮；没有洗过热水澡，身上实在太脏了就用凉水洗洗头，冲冲身。我被判劳动教养再延期一年。3月15日离开拘留所，被送往调遣处。

所有在调遣处呆过的人都知道那里是中国政府最黑暗的地方之一。我们每天被强迫進行十六、七个小时的劳役，扛上百斤的大麻袋，里面装满了机器压磨出的一次性木筷子。我们被命令把麻袋从外院扛到关押女犯的小院里，扛到每间小屋的门口；然后每十几人挤在十二、三平方米的小屋里包筷子。很糟糕的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经过最基本的洗手消毒，屋里脚下踩、床上摆，院子地上堆放的到处都是根本没有经过消毒的，并不卫生的筷子。我们被警察唆使着用湿抹布浸湿的上面写有“已消毒”字样的长方形纸条包裹好每付筷子，再成把捆扎好，放入印有“***厂生产***一次性消毒卫生筷”的纸箱中。我们被狱警奴役着，在肮脏的环境中，用我们龌龊的、磨出泡、流着血的双手，包装一次性“卫生筷”。狱警靠奴役我们榨取血汗钱，靠欺骗世人赚取昧心钱。

我们在白天干活，晚上睡觉的小屋里，不许随便走动（根本也没有走动的空间），不许随便出屋。每天只有两次限定的上厕所时间。

一天，我因拒绝在房间里一边劳动一边轮流读诬蔑法轮功的文章而被叫到狱警的办公室，遭受狱警的惩罚、教训：用她穿着皮鞋的脚踢踹我的头，长达半个小时。

4月6日我被从调遣处送往北京市大兴区新安劳教所，开始了另一种暗无天日的生活。那一天和我从调遣处送往劳教所的有五、六十人（其中90%以上是大法弟子）到劳教所后我们被分到各个大队。我和其他十几人被分在五队。我们被命令脱光衣服，接受警察的全身搜查。之后我们被分到各个班。我所在的五队共有7个班，一百二十几人中只有五、六个普通劳教人员，其余全部是大法学员。

刚被分到班里，即被警察安排的三、四个已被迫放弃修炼的人包围住，伪善的开始给我洗脑。不听她们的所谓“规劝”，就开始露出狰狞的面孔，呵斥、体罚、拳脚相加。邪恶的疯狂打压使她们的人性扭曲，从她们身上一点也找不到原来修炼人的影子！夜晚，我被叫到狱警的办公室里继续遭受体罚，面向墙壁站着。我一次次站着睡着了，险些摔倒；一次次被狱警安排盯着我的人（普通劳教人员）叫醒。站了一宿后，第二天，三、五个人继续围攻我，给我洗脑。晚上继续安排人围着我不停的说，不许睡觉。仍坚持不写“不修炼”的保证书，那么全班的人都被取消了睡觉的权利，全陪着我。全班人并不都是修炼大法的，他们工作了一整天后还要受我的连累睡不了觉，我的人心被带动了，我的思维被搅乱了，我想坚持，但我身心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让邪恶钻了空子。[注]

每天我们除了被迫進行繁重的劳动外，还要被迫观看经过剪辑，添加或删除内容的人工合成的诋毁法轮功及其修炼者的录像片，遭受严重的洗脑迫害。

在我被关押期间，我丈夫因生气、心情郁闷、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而病倒住進了医院，被检查出患上了严重的乙型肝病。他所在单位得知我的情况后，曾经一度逼迫他与我断绝关系、离婚。

为了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为了要做一个好人，在强权的邪恶迫害下，我的家庭被拆散，我的家人天各一方，我们都成为邪恶迫害下的受害者。我的母亲也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而先后14次被关進拘留所，为了躲避邪恶的迫害，而不得不离开住所，在外流浪长达半年之久。

两年的劳教期结束后，经多方联系，我又找到了一份工作，把孩子接回北京。但片警和社区居委会人员还不放过我，经常来电话，甚至上门来骚扰，了解我的思想动向。法律只约束人的行为，但在现如今的中国还要辖制人的思想。我的家人成天为我担惊受怕。

2002年“十一”前夕，警察和社区居委会以及街道610办公室人员又来骚扰我，让我填什么问卷书，我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们要强行带走我，我对上门来的警察说：“我已不是共产党员了，你们没有理由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更没有理由要求我跟你共产党想的一样！现在我丈夫病得很厉害，我不能跟你们走！”这次他们没能得逞，悻悻的走了。

在中国，对法轮功及其修炼者的无理打压迫害已经五年了。江泽民一伙一意孤行，驱使广大公安干警残酷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打压逐步升级。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经过确认的已有1036名；伤者无数；无数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无数坚持信仰的修炼者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学业，失去了人身自由。这场迫害该结束了！我们拥有做人的权利，同时拥有自由选择自己信仰的权力，做好人没有错！

［编者注：署名严正声明将分类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