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中的一切都属于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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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5年11月5日】

尊敬的师父好!全体同修大家好!

我是1997年春天得法的,一直是闭着修,除了身体的多种疾病不翼而飞外,在身体的表面从来没有什么明显的感受,但是在实修中,却深深感到大法的超常与神奇。得法初期,我曾看过密勒日巴佛的修炼故事。其中有一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他当时身无分文,就把自己的“身口意”全部献给上师作为供养。我当时就想:我也应该这样:把生命的全部都交给大法。因为我的生命(不只是表面空间的肉身,生命的微观、层层生命直至生命的本源)都是大法造就的,一切都属于大法。所以我没有理由把有限的资源浪费,更不能用于自身的安逸上,应该把所有的一切都用于证实大法、救度众生上。虽然有时做的很差劲儿,在生活和修炼中始终是按这一原则约束自己,这方面我不想多讲,我只想谈一谈在修炼中的几次教训。

回想起六年来正法修炼所走过的路,虽艰辛,走的“跟头把式”的。但每一次的摔倒再爬起,都能深切的感到恩师的慈悲呵护,真是“佛恩浩荡”,每次的提高与升华,都会感到无以言表的幸福。细讲起来,那真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下面,就自己记忆比较深的简单谈一谈,境界有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纠正。

由于在中国大陆这种“党文化”的长期毒害下,在人的成长过程中,从小到大形成了许多不好的行为与观念,在修炼中往往对有些问题自己还意识不到,就是意识到了也很难去掉,因而几次摔跟头。

记得那是1999年11月18日,晚上九点多钟,我正在床上看书,突然有人来访,我开门一看是公安局的四个人,進门后,其中一人说:“这位是X副局长,今天来是核实一件事,听说你这儿有法轮功的材料?”我说:“我没有什么材料”。他说:“你穿上衣服和我们到局里去一趟”。我说:“都这么晚了,有事明天再说吧!”他说:“不行,现在就走”。就这样我被他们带到了公安局。到那儿才知道,他们已经抓了二十多学员,我是最后一个被他们“请”去的。由于一位新学员学法不深,讲了“真话”,把前两天在我们家聚会的(准备進京上访)二十几人,除去她不认识的,都说出来了。

他们把我带到公安局的国保大队(当时叫政保科),一位姓张的警察问我:你的材料是哪儿来的?都谁去你们家了?是谁让他们去的?我问他:“什么材料?”他说:“你不用替他们瞒着了,人家都把你供出来了。”我没有理他的茬儿,就向他洪法,讲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错误的……他不听我说,就照他手里的单子问我:“政府不让炼了,你对法轮功是什么态度?”我说“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我身体原来有多种疾病,炼功后都好了,过去上班一年挣两千多块钱,还不够付医药费的,现在一分钱药费都不用花了……”他打断了我的话:“没人听你说这些,现在就问你还炼不炼了?”我说:“为啥不炼哪?大法这么好,为啥不让炼哪?”我看他也是听信了电视的造谣宣传,就说:“你不要相信电视的宣传,那是对法轮功的栽赃,都是骗人的。一定是别有用心的人干的……”这时一个长得很瘦、满脸阴沉的人進来,坐在姓张的对面,伸手要过“审讯记录”,他看了看,满脸的不高兴,没说什么就走了。又过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他又回来了,走到我跟前问我:“你的材料谁给你的?”我问他“什么材料?我没有材料。”他对我凶狠的说:“你还不承认。”然后把一摞子纸拿到我面前说:“这是什么?”我一看,他把我的手抄经文等一些用过的纸(准备作打印试版用的纸拿来了,同时抄走我的电脑和打印机,当时不知道),我站起身来,大声质问他:“你们抄家呀?”他当时火了,“什么抄家?有你的家人在场。”我说:“那也不行,你们没经过我本人同意”。他这时气得暴跳如雷,对我吼道:“你的书呢?你把书交出来!”(其实我的《转法轮》当时就在床上放着,他们竟没看见)我也大声对他说:“书!?在这儿哪!”我手指着脑袋。他瞪起了双眼,我说:“你不信?我给你背”,我就开始背“论语”,他没等我背完一段,就不耐烦了,阻止我,他越阻止,我说的越来劲儿(从7.20以来造谣媒体整天诬蔑、诽谤大法,我正有话没处说)我便滔滔不绝的讲,简直没有他插嘴的份儿,嗓门儿越来越高,全走廊的人都能听到。后来竟把他气走了。当天晚上他们把我和另外两名学员关在国保大队的一间办公室里,让我们坐了一宿,凌晨我们开始炼功,值班的警察睡醒一觉,发现了,说:“别炼了”,我们谁也不理他,他也就不管了。

第二天早晨,在他们上班之前,我们就帮他们打扫卫生,擦桌子、扫地,后来又帮他们清理卫生间的下水道,值班的警察吃饭回来,发现我们都不在了,吓了他一大跳,他四处找我们,当他看见我们在帮着搞卫生时,才松了一口气:“我以为你们跑了呢”。其实当时完全可以走脱,但是当时谁也没悟到应该反迫害。第二天我们二十几名学员都被送到了县看守所。别人都送到了监号,唯独留下我,说是“特殊照顾”,送到里面(小屋),号里的犯人跟我说:“你的罪不轻啊!”我问:“啥意思?”她们说:“送到这儿来的都是等着判刑的,人家外边大屋的都是有期限的(行政拘留15天)”。这时我才明白“特殊照顾”的意思。我心里说,我才不在乎呢,不就是判刑吗?没啥了不起的,我可以把牢底坐穿。但是想叫我背叛大法、出卖同修那是痴心妄想。

过一会儿,我丈夫来送被褥,在走廊里破口大骂,……然后又对我吼道:“明天就跟你离婚。”结婚二十年他还是第一次对我这么凶。因为头天晚上抄家后,他也被带到了公安局,局长对他说:“你挺有钱啊!给你媳妇买这些玩意(电脑、打印机),你媳妇炼法轮功你不知道吗?”我丈夫说:“法轮功挺好的,这几年炼功病都炼好了,真不用吃药了。”局长一听就火了“你媳妇是法轮功头子,你是保护伞啊!”(自那次以后,他再也不敢说真话了,对我的态度也由支持到不支持,后来被迫跟我离婚)这次我被关進牢房,给他“丢了面子”,他责怪我不听劝“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政府不让炼就别炼了”,孩子也曾劝过我“你也像别人那样交两本书,说不炼了,然后偷偷在家炼。”我说:“我不能说假话,师父在《转法轮》285页写着“我不愿意说的话,我可以不说,但是我说出来的就得是真话。”我修的“真、善、忍”,我怎么能说假话呢?”尤其是书不能交,师父说“以法为师”,《转法轮》这本书就是法,把书交出去,那不就是背叛师父吗?因为“4.25”那次進京上访的事,7.20迫害以后,把所有進京的学员都找去了,很多学员都说了模棱两可的话,交了书,应付过去了。最后只剩下我一个没去,几次找我找不到,就去找我丈夫。我丈夫几次劝我去公安局:“人家说,就差你一个人没去了,等着结案呢。”我说:“上访是公民的权利,是合法的。我又不是犯人,上公安局干啥?”

在这个小屋呆了不到两个小时,管教就把我调走了,又转到了另一间大屋,但是就我一个人,并派了一个刑事犯看着我。这个刑事犯一進屋就跟我说:“你真行啊,敢跟公安局打架”。我想她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又一想,这可能是师父借她的嘴点我。冷静下来反思自己,这次做得太差劲儿,简直不像个炼功人,争斗心那么强,整个一个常人,这么长时间白学了,光顾自己发泄自己的郁闷,忘记了自己大法弟子的身份。禁不住泪水不住的流,越想越后悔,感到对不起师父。

第二天上午非法提审,我问了一个管教,是谁来了?他说:“这次是专门负责法轮功的副局长亲自出马”,我问他长得什么样,听他一说才知道,就是昨天要打我的那个人(此人非常凶狠,自1999年7.20他追随江氏极为卖命,曾大规模抓捕法轮功学员,有几十名法轮功学员被抓捕,拘留、罚款、抄家,并在其中索贿受贿。2000年的时候,一次将二十几名学员全部报上去劳教,但是上边没批。之后不久此人于2001年7月突然患癌症死亡)。管教提醒我:“回答问题你可得加点小心。”我的心里并没有怕他,但是见面后,我为我的态度诚心的向他道了歉,听我这么一说,他反倒笑了。这样气氛缓和了许多,我就把我炼功以来身心受益的情况,心平气和的叙述一番,他也没再多问什么,只问了我,中央的什么“两高”解释你知道不知道?我说“不知道,我从来不关心国家大事”,又说了一些“法轮功问题可大可小,毕竟不是刑事犯罪,以前抓的学员怎样处理的……”类似的话。三天后,他们把我转到了行政拘留这边,告诉我说:“15天以后你就可以出去了”。一共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18天。临走那天,他们把我连同行李一起送回家,也没人问我还炼不炼的话,也没签什么“保证”,好象是把这个茬儿给忘了。回到家,丈夫把我反锁在屋里,不让我下楼,不许我接电话,断绝与外界的任何来往。我没把它放在心上,在家里先静心学学法,过几天这一切也就解除了。

98年,企业全员“买断工龄”。失业后因年龄大,一直没找到适当的工作。2000年5月份我买了一台二手复印机,求亲戚装了一台淘汰的(486)电脑。准备开复印部,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学会了电脑。表面是为了自食其力、再就业,实质上是为了我们印自己的东西方便。因当时我们地区找不到能突破网络上明慧网的同修,和明慧沟通一直很困难。就靠个别同修,有在市里住的亲属,几经周折,才能得到一点明慧资料。有时偶尔从外地传来一份传单,我就复印出来,有时都折得皱巴的,压平展后,把字迹不清的地方用笔描上,做底稿。到2000年的“十一”前,由于我们邻县有40多学员進京上访,所以市公安非常惊慌,紧急下达命令,要求各县把辖区的学员看住。

那几天,先是街道两位干部来到我家劝了一番,我就对她们谈了我炼功后身心受益的情况,我说:“其实不像电视说的那样,若真是谁一炼就走火入魔,或是投河、剖腹、上吊了,那谁还敢炼啊?不用谁劝,早就没人炼了。正因为给人们带来了好处,才会有那么多人相信,才会有那么多人炼。”这两个人听了,说:“是啊,现在的人谁也不傻”。没过几天,镇上领导把电话打到了我家,又查问了一番……。为了阻止学员進京上访,片警就挨家挨户收学员的身份证,并强迫交什么“保证金”。这期间片警先后两次来家里骚扰,让我在“保证书”上签字。保证不炼功、不進京上访。当时我没有给他签字。我说“我不会给你任何承诺,因为上访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准人上访,国家设信访局干什么?‘信仰自由’是宪法规定的。”我又给他讲了许多真象。片警回去后向所长作了汇报。结果那天晚上,我丈夫一進家门,就训斥了我一通:“你怎么跟人家说的?人家说你不给签‘保证书’,话还挺硬。公安局长说了不把握(没写保证,可能会進京)就收進来(关進看守所)”。我说:“我也只不过说了真话,我讲的是道理”。“我们头儿说了,你得把你媳妇看住了”。就从这天起,每天都有人在监视我的行踪,一天要接到几个电话,察看我在家不在家。

10月3号,从外地传来了一点明慧消息,消息说,“十一”在天安门广场抓了许多上访的学员,看后我的头脑中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不能再等了,我要進京去护法”。但另一个我说“如果進京回不来,丈夫、孩子怎么办?他们肯定会被牵连”。在那之前,所有進京上访都被抓回来了,押回当地后,有妥协的、签了“保证书”15天或1个月后放出来了;不妥协就被送去劳教。面对严酷的现实,真是進退两难。为此我流了许多泪。我从大法中得到那么多,今天师父遭诽谤,我不能为了自己的“小家”而不顾“大家”。为了维护大法,也顾不了那些了,常人中有句话叫“忠孝不能两全”,最后我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卫护大法。

从3号到10号这几天,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因当时形势严峻,很难想象進京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我把丈夫、孩子平时换洗、换季的衣服、家里腌的鸡蛋再过多长时间该咸了……一切事情都做了详细的安排和交待,最后把家里的存折交给了丈夫,并嘱咐他:“这是给孩子攒的读大学的学费”……做好了有去无回的准备。(其实是人的观念。后来有同修笑我:“你進京上访咋还这么婆婆妈妈的”。当时我想:在哪都应该是一个好人,在家里也应该是一个贤妻良母,我就这样一走了之,这不是对家庭的不负责任吗?所以应该有个交待。)这时一些同修听说我要進京,也来劝我说:“你再考虑考虑。”同修们是担心我此行“凶多吉少”,怕我万一回不来,我们地区与明慧沟通会更困难。我已考虑再三了,進京护法是我很久以来的夙愿,我意已决,九牛拉不回。

临走的那天,丈夫拿来一大堆打字、复印的活,我跟他说:“我不想干了,没心思。”我只给他印了几样,剩下的打字排版的活让他拿到街里的复印社去了。我一看,再不走出去,就会被他们拖住后腿,困在家里。所以,当天晚上就踏上了進京护法的征程。

2000年10月11日我只身来到北京,走上了天安门广场,正想着要是能遇见同修就好了,这时从我的左侧走过来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小姑娘,她歪头冲我一笑,快步走到我的前面,我断定这就是同修,我紧追几步,走到她身旁,她小声问了我一句“你是‘登泰山’的吗?”我会心一笑,问她你是哪的?她说是长春的,已经来了一周了,并且嘱咐我“现在这儿的便衣特务特别多,你要警惕点,谁要问你干啥来了,你就说你旅游来了”。分手后我来在天安门右侧的长椅上,与人聊天,询问“十一”以来天安门广场的情况。长椅上坐着的多数都是上访的学员,我们谈话的内容被混在学员中的特务听到了,然后就是被翻包、盘问,我问那个武警:“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说:“看看你是不是炼法轮功的”。就因为我说了一句:“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你们警察不去管坏人,干嘛专门抓好人?”他们不由分说,就拽住我的胳膊“一看你就是法轮功”,我把胳膊一甩,大声对着广场过往的中外游客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公民,你们有什么权力随便抓人?”围观的游人越来越多,他也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再拽我,这时,另一个警察在打手机,不到五分钟,就开过来一辆(依维柯)警车,几个警察就把我推推搡搡抓上了警车。上车后穿制服的警察便马上拉上车窗帘,抡起巴掌左右开弓打我的耳光,紧接着抬起穿着皮鞋的脚,朝我的肚子狠狠的踹了一脚。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把我弄懵了,他对我吼叫:“还喊不喊了?”

他们把我送到“驻京办事处”。到了“办事处”后,一个女的把我带到厕所進行搜身,收走了我的身份证。然后有一个姓贺的被称作“书记”的人,跟我唠了一阵子家常,也没说什么,就告诉我说:“你在这儿呆一宿吧,明天家里来车接你回去。”我又被带到了另一个套间。等到他们吃过晚饭,那个姓贺的人,喝得醉醺醺的,开始“审讯”我,问:“是谁派你来的?来这儿和谁联系?还有谁要来?”问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话。我告诉他们:“我是自己来的,没有人派。”他就是不听,硬逼我交待他想知道的问题。一遍又一遍问着同样的问题,然后就是一遍又一遍的打我耳光,当时看他的那个样儿,真象个小丑,真可笑,我禁不住笑出来。这一笑把他激怒了,更加凶狠的打我,先是打我的脸,打得我是鼻青脸肿,后来又抓着我的头发往后抡,我摔倒在地上,然后他又是连踢带踹,踹得我满地打滚。屋里的其他人都看不下去了,上前劝他停手。他也打累了,呼呼直喘粗气,这才算罢休。他让我坐到沙发上。当时我心里没有恨他,师父教我们“与人为善”,当时只是觉得他也挺可怜的,他这种行为是在无知中害自己呢。因为人无论在世间做了什么,都得在将来自己去承受、偿还。学了大法,我懂得了这个道理。

等他冷静下来,我对他讲:“虽然你打了我,但我心里并不恨你,因你也是受蒙蔽的,不了解真象。我是炼了法轮功,这两年身体好了。不然的话,你就得打出人命来。”我就给他讲我炼功后受益的情况。我说:“政府不应该这样无理智的迫害,这也违反了国家当初对气功的“三不政策”,这样下去势必造成像“六四”一样的重大冤案。后来他态度上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对我说:“其实我也不想这样对待你,我们远日无仇、近日无怨的。是你们公安局长来电话,让我一定要问清楚:是谁派你来的?和谁联系?还有谁要来?”我说:“你问这话挺可笑的。现在的形势你也看到了,上访的结果是什么?这不明摆着吗?如果我派你上访你干吗?给你拿路费你也不干哪。”听我这么一说,他也笑了。我又对他说:“只是觉得我们在大法中受益了,应该说句真话。但这也需要勇气和胆量。现在的中国人有多少人敢说真话?尤其在对待法轮功问题上,很多人都在违心的说假话。它让人出卖良心、失去做人的尊严,让人成为失去灵魂的行尸走肉。”他们听完我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他对我说:“觉得好就在家偷偷炼呗,把大门一锁,小门一插,谁管你呀!别出来惹事,这不给人找麻烦吗?”我说:“如果不是这场迫害我们都在默默的做好人、静静的在炼功,不会给任何人找麻烦。”

当天晚上他们分成了两组看着我,一组先睡觉,另一组整个晚上打麻将。整个房间被他们弄得乌烟瘴气的。这一夜,我在反思自己,我被抓的过程。我非常后悔:我怎么就这么不理智呢?刚刚学完师父的新经文《理性》,怎么就这么轻易的被他们抓来了呢?我来这儿干啥来了?什么都没做。不行,我得走,不能让他们就这么轻易的把我弄回去。产生了这一念,我就做出走的准备:开始他们叫我在墙角坐着,把我的包放在窗台上,后来我移到中间茶几边,把包也移到了脚旁边。第二天,我抓住了时机从那个套间走出来。走到楼梯处,就跟在两个打水的人身后,随着她们往下走,结果多走了一层,走進了地下一层,她们進了房间,我跟着又向前走了几步,发现正走到一个破仓库的门前,门没上锁,我就临时躲進了仓库。过了大约半小时,我估计他们找不到我,也该回房间了,所以我就从容的走出了驻京办事处。其实我能顺利的走脱,这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我悟到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法理,自己只是有这个愿望,其实都是师父在做。

从北京回到家乡,同修们见到我都感到意外的惊喜,想不到我能这么快就顺利的回来了,从而破除了人的思维模式(進京上访就会被抓、被打、被判刑),证实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感到师父的慈悲呵护,师父时刻都在身边。知道我安全回来的同修都受到很大的鼓舞。

虽然回到家了,但是我丈夫的压力很大,不敢让我在家住。因为这次進京,公安局跑了空车,没抓到我,他们就逼我丈夫找了一张我的照片,上网通缉我,从此我就在外面流离失所(这也为我提供了方便——在一位同修配合下,为本地区做资料,保持与明慧的沟通)。直到2001夏季,因孩子上高三准备高考,丈夫才不得不硬着头皮让我回到家,他把原来住的房子卖了,在学校附近租的房子。

记得2002年2月4日辽宁法轮大法日那天,我们全县不论县城还是农村,到处可见到“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法轮大法清白”“天上人间同贺法轮大法日”条幅、粘贴等。那天丈夫回到家,满身酒气,進门就劈头盖脸骂了我一通,随后他又把电视机打开,看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我阻止他,不想让他看,他非要看。他总想从电视里找点“理由”和“证据”来说服我,让我放弃大法。当时我很生气,看他醉醺醺的样子,一时也跟他说不明白,就说了一句“人话你不信,你专信鬼话”。我心里怪他,不该相信电视的造谣宣传,你明明知道大法好。过一会儿快到八点了,我就去另一个房间发正念,他一看我不理他了,就更来气了,过一会儿,他过去看到我立掌,上前就把我的手搬倒,我不理他,再立起来,他看制止不了我,就左右开弓打我耳光,我还是不理他,眼睛都没睁,还是接着发正念,他就到另一间屋子的立柜前,拉开门,把里面师父的法像摔到地上。等我发完正念只看到像框和地上的碎玻璃,没看到师父法像,我想他不敢毁坏。从那天起,我便与他分居。心想我这次得给你点教训,看你还敢不敢再对大法不敬?你不是不信有报应吗?这次就叫你遭点报应。(其实还是用常人心对待这一关了)

后来有一天,他从我婆婆家回来,跟我又提起离婚的事(以前已经几次提出离婚,但我没答应),他在外地部队工作的弟弟今天跟他说了:“像我嫂子这样(不放弃修炼),你若在我们部队,早就把你开除了”。弟媳也说:“在我们那儿,孩子高考政审时,家里有炼法轮功的都不让上大学”。公公、婆婆一听着急了:“把你媳妇找回来,赶快跟她离婚,然后让她远远走着”。(我在外住的事,他没敢告诉他的父母)。我对他说:“你真够蠢的,现在关键是叫孩子安心学习,全力以赴准备高考,在这关键时刻你又要把我撵走,孩子能安心学习吗,每天都担心妈妈,她能考上大学吗?”我跟他说:“我不会和你离婚的。”我没有担心孩子政审的事,心里想:人各有命,能不能考上大学,那是她命中注定的,但我没跟他多说。9月份孩子顺利的考入了她理想的大学,并没有经过什么政审。在这期间,他逐渐有了一些转变,有时我趁他高兴,也能给他耐心的讲一些真象,后来他也能主动的看一些真象光盘。到6月份孩子考学前夕,才与他和好。虽然和好了,但我这样任性,给他造成了很大的痛苦,也给我们的婚姻留下了很重的阴影。

孩子送走后,又到了“十一”所谓的敏感日,我想他一害怕,又得撵我走。所以我先做了离家出走的准备。果然,有一天我吓唬他:“有人发现我在家了”。这次他真的又害怕了,给我准备点钱,叫我赶快走,就这样我再一次流离失所。现在回想起来,自己那时已经偏离了大法还不自知。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要最大限度的去符合常人”,这个法就是针对我这类学员讲的,修炼不能走极端。可是,当时也没理解那么深,就想着全身心的投入大法中,我也不愿再听他没完没了的唠唠叨叨,什么“不想整天跟你担惊受怕,不想跟你操这份心了……”。我没有遇事为别人着想,结果被魔钻了空子。

一个月后,2002年11月11日那天,县公安局出动了几辆警车、十几名干警,副局长带队,还有个肩扛摄像机的(可能是县电视台的)。一名恶警先把门骗开,谎称是查电表的,我把门打开,他看看我,又看了看手里的照片,认出了我:“我们已经找了你两年了”,他抓住我的胳膊不放,我挣脱与他撕扯,结果把拖鞋弄掉了,光着袜底、踩了一脚泥(刚刚下过一场雪),他把我连拉带拽关進了路边停着的警车里。过了大约半小时,他们又把我拽回我的房间,到屋一看,十几个警察正在折腾,整个房间被他们翻得一片狼藉。他们还录了像。那位副局长一把将我推坐在电脑前的凳子上,然后对我吼:“把电脑打开!”(他们已经弄了半小时了,因有密码,他们没打开),我对他说:“电脑坏了”,这时,他们把摄像机又转向了我。我站起身对那个扛摄像机的说:“你把它放下”,他没有放下,我就伸手去拉摄像机。那位副局长就左右开弓“啪啪”打我两个大耳光,并且满口的污言秽语。他们把我的电脑,打印机、手机、BP机、电话,还有大法书籍、磁带、录像带等都拿走了,就连电脑桌、皮箱等物品都搬上了车。还有三千多元现金,都被他们抢去。

他们把我绑架到公安局,又把摄像机对准了我,拉着架式要“审讯”我,一个警察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没理他,我对摄像的人义正辞严的说:“你们是不是也想搞一个假新闻来蒙骗老百姓啊?没有用,你们录了也没有用。”(后来问常人,那天的录像他们一直没放过)。我又对那个警察说:“你们连我的名字都不清楚就把我抓来了?你们有什么权力审讯我?我不是罪犯。”我对那个副局长说:“你知道我们是被冤枉、被迫害的,还这样对待我们?等到将来我们平反时,你怎么办?”他说:“到那时你们再抓我。”随后他们给我带上了冰冷的手铐。

他们派警察日夜倒班,轮流看着我,我就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讲真象,半个月后,差不多已经都讲过一遍了,这时我静下心来反思自己,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漏洞?想来想去想不明白,我已经放下生死,没有怕心了,为什么还会遭受这种迫害?虽然还有一些执著,但都算不上“根本的执著”……在法理上我第一次感到困惑。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正念也越来越弱的时候,我的亲属巧妙的把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及时送到我的手上。捧着师父的讲法,我泪流不止,一遍又一遍的读着师父的讲法,越读心里越亮堂,越来正念越强。师父在讲法中说“这些问题出现的目地,是旧势力觉得有的学员认为修了大法了就什么都不怕了,我只要是大法弟子了,什么危险都没有了。所以它们看到了:这不行,这不等于上了保险了吗?学了大法就不怕了,这本身这颗心还不够大吗?所以它就要在大法中制造麻烦。”自己以前确实有过那种想法,也许是这一点被旧势力抓到了迫害的借口。是师父的慈悲引导,使我走出了迷茫。

一个月后,在师父的呵护下,我再一次摆脱了邪恶,5个月后回到了证实法、救度众生的队伍中。经历了一次次的挫折,自己也在一点点的清醒,通过同修之间的交流以及每周仔细阅读明慧周刊上弟子切磋文章,更多的是师父借同修的嘴一次次的点化,使我渐渐的找到了自己许多一直意识不到的执著与漏洞——做事爱走极端、钻牛角尖,这好象是与生俱来的,从小到大都这样,同修也几次对我说:“你不够取中”,师父的经文《取中》这一篇也学过多少遍了,但没有理解更深。

回想2002年10月6日的离家出走,完全是人为造成的。在那之前,因为看到外地同修流离失所、全身心投入大法,产生了羡慕之心,心里想:这样也好,也免的跟常人浪费时间。当时虽然对师父讲的“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的形式修炼”(《在新加坡法会上讲法》)也有一定的认识,但没理解那么深,所以被魔钻了空子。另外自身还有很多非常顽固的人的观念,比如:从读小学时,我们的班主任就几次说过我“目中无人”,在走入修炼以来,自己也一直有一颗骄傲自满的心,以为自己走的正,在修炼这条路上从没动摇过,没向邪恶妥协过,没给自己的修炼路上留下污点,(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是自己走偏了)。所以一直是趾高气扬,看不起别人,表现为不宽容,遇事总是强调自己,爱发火,听不進别人的意见,意识不到自己无形中成了领导。长期以来在整体中的作用很坏。现在看来,我没修去的哪一样都可能成为邪恶迫害的借口,因为它们是以个人修炼提高为目地的。

摔了跟头后,经过深刻的反思,才渐渐认识到这些自己该修的东西,自己必须从零做起,从头开始修。破除人的观念,修去这些顽固的人心,同化大法,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

今天,以我的教训提醒众同修,少走弯路,在剩下这有限的、最后的修炼道路上勇猛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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