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资料：老百姓的真实经历

【明慧网2005年5月1日】当我读完“九评共产党”以后，被对中共恶党的剖析如此透彻所感动。我过去经常想这样一个问题：从开天辟地到现在，中国共产党是最邪恶，最坏的一种怪物，集十恶之大全，无恶不作，如果有人说土匪最坏的话，那么它抢走了你的东西或绑了你的票，你把它所要的东西和钱给了它们就没有事了，你就可以放心的过日子了。如果有人说日本鬼子最坏的话，它杀了你家的人，或抢走了你的东西，也就没有事了。而中共恶党杀了你家的人或抢走了你家的东西，还要株连九族，再给你戴上一个大帽子，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就连以后家里生的小孩都是黑的，也要受牵连，它们制作了很多型号的大帽子，在空中悬着，随时都能给不服它们心意的人扣上，如地富、反坏右分子、牛鬼蛇神、现行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不光是它们所谓的敌人，就是它们的朋友和给它们卖过命的人也随时遭到它们的迫害。

举几个例子：

1、五七年时在我们村有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男教师，和他母亲相依为命过日子。这个人为人正直也很和气。听说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是被共产党打死的。当他懂事的时候，问他母亲，他父亲是怎么死的时。他母亲为了不让他心里有负担，就告诉他说是被坏人打死的。当到五七反右时，工作队问他父亲是怎么死的时，他说是坏人打死的。就因为这句话，把他打成右派分子，判了20多年徒刑，下了大狱，迫害了姓李的教师一生。

2、我有一个姓孔的朋友，是个贫农。六0年他在部队当兵，是个排级干部，当时领导批准他回家探亲，当他回到家中时，小弟弟妹妹都饿死了，父母也因为没有吃的病倒在床上。等他回到部队以后，上级领导问他回家的情况，叫他谈谈人民公社的新气象。他问领导说：“让说实话吗？”领导说当然要说实话。他说：“我弟弟妹妹都饿死了，我父母也病倒在床上，没有人照管。”领导说他是诬蔑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公社，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反对三面红旗。把他开除军籍，下放到边疆劳动改造，再给扣上右派分子的大帽子，这个右派分子的大帽子戴了二十五年，才给平反的。大家试想一下，家里都饿死了，还得说它们好，喊它们万岁，不然就镇压你，多么邪恶啊。

3、文化大革命时中国人民被共产党欺骗得发疯，一天三顿饭要三敬、三祝，还早请示、晚汇报，有些人父母死了他都不哭，毛泽东死的时候，他象哭疯一样，简直要跟它去了一样。那时我在东北边疆的一个农场工作，我们当时住的房子很矮，屋里很暗，很多地方都透风。东北又非常冷，很多工人家都是用报纸把墙糊上的。有一个姓王的老工人是个贫农，他住的就是用报纸糊上的。因为当时报纸上有很多毛泽东头像，他没注意到，在墙上钉了一根大钉子，想挂点东西，结果钉在了毛泽东的头像上，被串门的人看见了就把他告了，把他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迫害了他一生，一直到他死。

4、还有一件事，当时我们工人住的都很集中，生产队建了一个大厕所，所有工人都到这个厕所解手。有一个姓牛的工人是贫农，早晨上厕所出来时被另外一个工人看见了，当这个工人进厕所发现厕所里有一块被用过的报纸，上面有一个毛泽东的头像。其实不知道是谁用过的，也不知道有多少天了，可是那个工人硬说是姓牛的用的，就去汇报了。把姓牛的抓起来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无奈几天以后，姓牛的上吊自杀了。试想一下，在中共恶党领导的社会里，上哪去讲理啊。

5、我是1949年生人，和建国同龄，可我也是深受中共恶党迫害的。听我父亲讲，他八岁时和我爷爷奶奶从大家分出来的，就三口人，老的老，小的小，村里的坏人就欺负我们家，把我们两家地中间界石挖出来，往我们这边挪一块，就把挪出的地方占去了，把山场的界石挪一块占去了。我们是山村，每家的场院有上坡的，有下坡的，我家场院在下坡。收麦子时，上坡那家把水沟通到我们场院中间，下雨时，水直冲场院中间。还不敢说，说了就要打人。实在没有办法，我爷爷就把我父亲送到武馆练武去了。两年以后，互相也没打仗，他们都把界石挪回原位了。水沟也改过去了，这时我母亲也过门了。练武到第三年，村里来了共产党，八路军，要找一个村长。有个人说我们村里有个练武的，当村长准行，正好今天来家了。有个当官的说：“走找他去。”他说这话正好叫我一个远房亲戚听见了，他赶快跑来，给我父亲报信。我父亲提前走了。当他们赶到我家时，问父亲哪去了，我爷爷说没回来。那个当官的说：“根据可靠情报，刚才还在家里，现在走了。”就把我爷爷奶奶和母亲抓走了，大门贴上了封条。我父亲听说以后，就回来了，没有办法就当了这个村长。以后又给八路军当保管员，以后又领民兵出常备民夫抬担架。家里的地没人种了，就雇了一个长工和一个半拉子。到土改时，家里一共14亩山岗薄地，勉强解决温饱。那个土改工作队长说：“在这个穷山里，你家属于比较好的，还雇了一大一小两个人。”就强迫给划了个富农成份，把给它们卖了这么多年革命的人推到敌人堆里去了。如果不出去干革命也就不用雇人了，也不至于划成富农了。把家里的财产都抢了。又过了二年多，又来了个复查斗争，又把家里清洗了一遍。想想看，中共恶党的心都让狗吃了。到我出生时，用他们说法真是家贫如洗了。在我两岁时，因家中没有吃的，我奶奶有点小病没钱医治，才50多岁就过早的去世了。在我三岁时，我母亲又在饥寒交迫中含恨离开了人间。在我四岁时，家里来了一位继母，这位继母对兄弟们很好，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家中依然是很苦的。

到58年冬天，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父亲就领着我们全家逃荒到东北一个农场去了。到了东北以后，那里天气非常寒冷，又没有钱买棉衣，又正赶上三年大饥荒，能活下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所受的苦没法形容，到我上学时依然吃不饱，穿不暖。到六四年，恶党又搞了一个四清运动，那时我念五年级，在我们班，我的成绩是最好的，尽管那样，也受到学校的歧视，说什么家庭出身不好，同学们也看不起我，有的还欺侮我。举个例子，我们那个学校离村七八里远，造成去上学，中午带饭，晚上放学回家。天天这样，就在我们同学中有兄弟俩，是贫下中农，哥哥比我大一岁，弟弟比我小一岁，他们兄弟两天天中午逼着我，把我的中午饭分一半给他们，不然就打我，我回家还不敢说。就这样，一直受着他们的欺侮。有一天他弟弟感冒了，没去上学，我想这下报仇的机会来了，放学时我提前走了，在半路上等着他，等他一到，我就把他打了。他去我们家告状，说我把他打了。等我回家时，父亲狠狠的打了我一顿，当我说出来他们兄弟俩每天分我一半干粮时，我父亲也掉泪了，说人家是贫下中农，咱惹不起啊，所以我就读了五年书，就不念了，再也不想去那个学校了，秋天我就参加工作了。参加工作以后，并没有改变环境，因为出身不好，它们说政治不可靠，凡是好一点的工作就不让我干，把最累，最脏，最苦的活让我去干。那时我才是个十四岁的孩子，给的钱也是最少的。

到66年，文化大革命时更是雪上加霜，整天喊口号，打倒资产阶级，狠抓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叫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和家庭划清界限，每天还要有思想汇报，汇报家里人都说了什么，有没有变天账，真是有冤无处诉。就是因为这个事，为了和家庭划清界限，我就要求调到了一个很边远的边疆农场工作。原以为这下可行了，没想到，用它们的话说，天下乌鸦一般黑，还是以政治不可靠为由，把最累最脏最苦的活叫我干。当时我想：只有努力工作，来弥补自己的不足，没想到不管怎么努力工作，也换不来它们的同情，因为它们的心是黑的。

当我21岁时，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问题，要想改变命运，就得有我自己要走的路。这时，我认识了一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医生，是个女的，也是受过恶党迫害的。她跟我说：“要想出人头地，必须要有一技之长。”在她的帮助下，我开始发愤自学中国古代中医学。在以后几年中，不断有人找我看病，环境也慢慢的改变了。

到24岁时，有幸接触了气功，以后又认识了位非常有学识的老先生，那时他90多岁了，他给了我一些古代中医书，还有《周易》，《玉匣记》，《增册补义》，《梅花易数》等书，还给了一本古本的《推背图》。他跟我说；“我老了，赶不上，将来有一位叫十八子的大圣人，出世传法度人，掌管乾坤，你以后要能拜他为师，那是很了不起的。”

我又认识了一位修道的人，是他们那一门的掌门人，60多岁，也非常有学识，我跟他说：“我拜你为师吧。”他说：“我发现你的根基比我深，咱就兄弟相称吧。”所以，以后我就叫他道兄。他对我说：再过几年，也就是师父出山传法的年代，有一位姓李的大圣人出世传法救度众生，掌管乾坤，我们都是他的徒弟。当时他还不知道，师父在吉林长春某地方，他还说有深山修道的都见过师父，所以，以后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师父。当我第一次看到《转法轮》时，我马上意识到：我找到真正的师父了，因为修炼的目地明确，所以一直很坚定，从来没有动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