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嘴子女子劳教所等地遭受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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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6年7月13日】我在修炼大法之前,曾身患多种疾病;得法后所有的病症全部消失了,喜悦的心情无以言表。家里的亲人看到我身体上的巨大变化,先后有13人走入大法修炼中,四代之家从此变得和睦了,整个大家庭真是和乐溶溶。

1999年7月20日邪恶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我百思不解,就和同修去省政府上访。到省政府后看到真枪实弹的武装警察守候在省政府门口,来上访的各地同修根本就进不去,都站在省政府周围,希望能见到政府领导解决问题。可是领导没见着,却见到很多警察在大面积抓捕法轮功上访学员,并往大客车上拖。

三个警察把我连推带拽的往车上拖,把我的胳膊使劲往身后拧,就听“咔嚓”一声,我疼痛难忍。当时我气急了,就脱下一只鞋(另一只鞋在混乱中丢失)想要打警察,就在这时我立刻想起师父的教诲“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样我扔掉了手里的鞋,心里平静了,警察把我拖上了车。

车上的同修开始和警察讲真相,车开的很慢,好多同修开始跳车,我也跳下来了,长春的同修帮我从修鞋铺那买来一双拖鞋。由于我放下了要找到一起来省政府的同修的心,奇迹出现了,茫茫人海中我们又走到了一起。看到警察还在一车一车的抓人,我们就躲开,不让他们抓。

集体学法炼功的环境被破坏了,每天在惊恐中度日。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我想作为大法的受益者,我应该去北京向中央领导人说明情况,告诉他们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好功法。

于是,我与一同修于1999年9月16日开始进京上访为大法说公道话。在北京的住处我又被恶警非法抓捕,生平第一次坐上了110.警察搜身时搜到了火车票,得知我是吉林人,我被遣送回吉林。到吉林站时,站前好长一段路都是“夹道欢迎”的警察,还录了像,当晚在新闻播出。之后我被当地派出所接回,在车上,我跟所长讲真相,可是他不听,还发着牢骚,骂骂咧咧的到了派出所。片警审讯记录后将我非法送入拘留所,当时让我签字是否同意拘留,我说“不同意”,他说“你签不签都一样。”结果我被扣上“扰乱社会秩序”非法拘留15天。

我在北京的25天中,家人天天被警察、村干部骚扰,使家人不得安宁。

1999年11月2日,我正在家中午睡,派出所所长、恶警陈跃彬等三人闯入我家非法搜查,翻出一本《转法轮》,在小叔子家翻出一本手抄本《转法轮》,就将我、小叔子俩口子我们三人以“扰乱社会秩序罪”非法拘留5天。多么荒唐可笑,在家午睡竟然是扰乱了“社会秩序”?!

1999年12月27日,我家一行6人(两个孩子)再次进京上访。来到信访办,到处都是便衣警察,根本就不允许进入信访办大门。我们在大门处跟前来问话的便衣讲真相,结果就被装上汽车,拉到驻京办事处。

在那里已有好多同修,一个一个的被非法搜身,连卫生巾都让打开,搜出的钱都被警察们据为己有。之后我们被四、五个人连成串的铐在火车的小茶桌上遣送回来,当地派出所非法把我送入看守所,其他同修被拘留。

在看守所里真是度日如年,有个姓刑的女警察脏话连篇,一张单人床大的地方要挤四到六个人,半夜起来上厕所就躺不下去了,刑事犯管这叫“砸刀鱼”。监舍极其潮湿,屋顶经常漏水,被子潮的就差出水了。吃的更是糟糕,汤里没有一滴油,碗底是泥和老鼠屎。

在看守所艰难的度过了27天,被非法送进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办手续时片警陈跃彬让我签字,我不签,陈跃彬狞笑着说:“你每次都不签,我照样送你劳教,那是你的新家。”

到了劳教所,那真是人们说的那样――人间地狱。每天至少要干17-18个小时的活,有时只能休息2-3小时,每天面对的都是管教的谩骂与刑事犯的欺负。吃饭只有五分钟,其实就是往嘴里倒饭,而且警察经常是骂声不断。

有一次让我扛100斤一袋的大碴子,几乎把我压趴下。面对超负荷的劳动,有的同修病的走路要两个人扶着,就这样警察也不放人。上厕所每天都有固定时间,有的尿裤子也不让上,有时大便没便完,管教上厕所就得起来。一有检查的,警察们就把我们干的活藏起来,拿出扑克、象棋装样子,等检查的人一走,就赶紧让我们干活,还得把耽误的时间补上,有时要干到凌晨三点。

2000年除夕之夜,全四大队的人都让到中厅唱歌,有些同修就背起了《论语》,管教侯志红,管理科姓连的科长等几人拿来电棍到处乱电。发泄完之后不让睡觉,坐小方板凳,不许动,动一点刑事犯就拿竹板打脑袋,打手。

第二天我睡醒觉,看到邻床的学员还没有回来,就和另一学员到中厅看她,结果被管教侯志红一阵骂,然后叫到管教室,一顿电棍电的心直抽搐,电棍声使中厅的同修都落泪了,管教电累了,骂够了才让我俩回去。那些背“论语”的同修一直都关在中厅遭受坐小板凳、不让动、不让睡觉等迫害,有四个同修坚持了四天四夜,最后说胡话,晕倒了才让回寝室。

有一次一小队的同修炼功,我也在中厅炼功,被大队长张丽梅发现,她叫来管教把我们炼功这些学员五花大绑,在走廊站成一排,几个管教拿电棍电。面对邪恶迫害,学员们背起了师父的经文“生无所求,死不惜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洪吟》)。管教更是恼羞成怒,电棍没电了就再换一个,最后直到几根电棍都没电了,恶警也累了就把我们押上没人住的五楼,光脚站在满地是冰的水泥地上“开飞机”,让刑事犯看着。当时正是三九天,时间一长,脚被冻的直抽筋,头被控的直晕,撅的稍高点就挨打、挨骂,然后一个一个叫到管教室。

我被叫去之后,恶警问我还炼不炼了,我说“炼”。恶警说:“好,我今天让你炼个够,你炼吧。”我知道她没安好心,就没动,她说:“我让你炼呢。”于是我就手结印,看着她们,恶警说:“你把眼睛闭上。”我把眼睛闭上还没等炼呢,就被两个电棍三个竹板打的直晕。同修王秀芬因炼功被绑在死人床上,只穿线衣、线裤,正是冬天,开窗户冻,最后把她折磨成精神病才放回家,不久便含冤离世了。

到三大队后,有一同修因炼功被电的脑袋变形,管教为了封锁消息把她关入小仓库,我和好多同修为此绝食,管教才稍有收敛,同修邓世英(已被黑嘴子女子监狱迫害致死)就因坚持修炼,警察不让她洗脸、刷牙、洗澡,干一天活,还要站到深夜,有时班委睡着了,竟要站一夜,之后被绑在死人床上很长时间,后又以超负荷劳动来迫害邓世英。韩翠艳、翁月玲也被关进小仓库并绑上死人床,关了很长时间,她们每天都在喊“我要炼功”,恶管教一看也转化不了,就诬陷她们是精神病,给送精神病院去了(听说是回家了)。

在繁重的强制劳动下,坚持修炼就加期、体罚、蹲小号、不让睡觉、犹大轮番洗脑。我回家后在同修的帮助下,知道师父慈悲没有放弃这些不争气的学员;在师父耐心的指导下,我这个迷失的孩子走出了泥潭,又从新走入了正法修炼中来。

每逢敏感日村干部、片警便到家骚扰。十六大召开前,警察来到我家,一看我和妯娌不在家,便告诉家人,不让我到处走,还说明天给你们开个会。第二天早晨5点半我炼完功,肚子疼的不行要上厕所,门还没打开便看见汽车大灯,直射入院,马上又关掉了,我知道是恶警来了,我便叫上弟弟、弟妹只穿上鞋、毛衣毛裤(冬天)跳墙走了。

恶警企图跳进院,因不好跳才叫门,家人开门后恶警进屋一顿找,用带来的电筒四处照,又到邻居家找,都没找到,无奈开着车走了,不一会又开回来了,见人没回来,又开走了,不一会又回来了,大有不抓住不罢休之势。

我在师父的保护下离开了家,之后几天村长、村书记几乎天天到我家骚扰,问我在哪呢?让我给他打电话。当时正在办洗脑班,我村另一同修被绑架,直接送劳教。这位同修已是第二次被非法劳教。

还有一天,我正在家学法,突然想上厕所,就上了房后的厕所,刚进去就听警察大声问话,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又一次摆脱了邪恶的抓捕。可是家中的大法书、师父的法像没有保护好,香炉等也被抢走。恶警没抓到人不死心,第二天又来我家非法搜查,当时整个大院只有不修炼的小叔子的媳妇和孩子在家,孩子一人在屋睡觉,弟妹和恶警理论,恶警破口大骂,五、六个恶警竟把弟妹塞到汽车的后备箱里,弟妹不配合,把弟妹的手都掰伤了(半年才好),幸好妹夫回来了,才把她救下来,四岁的孩子吓的直哭。弟妹为此受到很大的惊吓与伤害,孩子吓的见到警察就躲。丈夫每天都为我担心,更令我伤心的是,在我被非法劳教一年期间,我的父亲和年迈的祖母由于过度思念与担心,两位老人带着牵挂离开了人间,这都是邪恶的江氏集团及恶警帮凶对我们的迫害。

在几年的腥风血雨中,我不修炼的弟妹、孩子和所有的亲人都遭受到极大的伤害,我衷心祝愿所有支持、理解我的亲人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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