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丘市大法弟子揭露当地邪恶迫害两例(续)


【明慧网2006年8月5日】

一。大法弟子惠瑞英自述遭恶人监视、抄家和勒索

我叫惠瑞英,现年69周岁。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利用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我们大法学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我1999年底进京上访,我来到天安门广场,打开横幅,接着恶警用车把我拉到安丘驻京办事处,都剑勇负责看着我,骂了我3天,后被押送安丘公安局,由家人接回。

我于1996年7月喜得大法,疾病不治而愈,我的丈夫和大儿子都修炼法轮功。我被非法关押回家后,继续遭迫害,我第二次进京上访,又被强行扣留,被一个恶警推在一个小道里,用食指剜着我脖子下面的一点,还使劲推我,折腾我大约1小时左右,用伪善欺骗我说出地址,我坚持不说,并绝食绝水抗议迫害。恶警无奈,三天后放我回家。

1999年底,恶人们派出两个人在我家监视着我们,不让我的老伴出门,不让我的儿子上班。一个专门管买菜,一个专门看着我老伴,不让学法炼功,否则不给我的两个儿子发工资,这样折腾3个月,气得我老伴生病,放弃修炼,交出大法书籍。原本健康的老伴被迫害生病,医治无效于2004年离开人世。

2004年9月,我在管公发真相资料,被恶人绑架,押至安丘看守所,被非法拘留27天,在这期间恶警非法抄家,抄去大小录音机4个,放相机、磁带、大法书、布等共计值3000元人民币,我老伴的“五七坟”那天我还在受迫害。在看守所里,一顿饭一个小馒头、萝卜片、白菜帮子,熬的汤里没有一滴油,晚上吃臭咸菜,最后被折磨的心脏病突发,“610”怕发生意外,逼迫家人交上1万元钱,才放我回家。我的大儿子在2000年也被非法关押过8天,罚款5000元钱。

二。大法弟子程玉英自述被非法关押的经历

我是1996年喜得大法的,一次偶然的机会朋友送给我一本《转法轮》,当时并不在意,随意拿起来翻看翻看,结果越看越爱看,爱不释手。以前我学了多种功法,从来没有谁像师父说的这么好。师父教人怎样做一个好人,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这真是一本宝书,是一本高德大法,也像一颗璀璨的明珠,照亮了炼功人的心田。

我按照师父的教导去做,在个人利益上不与别人争斗,在家庭中做一个好母亲,处处为别人着想,我身体的好多病,腰椎、颈椎、腿疼、肠胃病、神经衰弱,在不知不觉中好了,这样我的几个儿子、儿媳再也不用为我操心了,可以放心的工作。我也亲自目睹了安丘有多少个同胞被疾病折磨的生不如死、负债累累,自从学炼法轮功后身体迅速恢复健康,从疾病中解脱出来,家庭经济负担也减轻了,还看到有多少夫妻不和,婆媳吵架每天鸡犬不宁的家庭学了法轮功后夫妻恩爱相敬,婆媳和睦。看到这一切的一切,从心中感到高兴,发自肺腑中感谢师父传给了我们这么好的功法,真是对社会、对国家、对个人有百利而无一害。

从1999年4.25以后我的电话被监听,行动被跟踪盯梢,几个大的炼功点早晨炼功时,有面包车停在跟前,并在车上偷录象,家具城炼功点有人从楼上往学员身上扔矿泉水瓶子,这是一家关门倒闭的大楼,却有人干涉,不让在此炼功,便衣警察在周围晃来晃去,说是上面叫这样干,他们不得不干。香港城炼功点也是每天早上都有警车,炼功也不得安宁。

1999年7月20日,早上刚从炼功点回到家,赵永秀校长到我家说,下面有警车让你去。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便跟他上了警车,把我拉到城关教委关押起来,他们轮流逼迫我写“不炼法轮功的保证书”,关押了半个月左右,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写了“保证书”。在写“保证书”的第二天,安丘报社的记者来到我跟前,逼我说些诬陷法轮大法的话,我没配合。又一天,公安局来了一位公安人员,要给我录像,我还是没配合,他没趣的走了。

把我放回家后,单位每天来人轮流看着我,我失去了自由。在我强烈的抗议下,他们不得不搬出我家。在我住的工商局家属院外,他们也派上人盯梢。有一次,有人骑摩托车约我到他家玩,刚走到家属院门外,马上围上几个人拼命的追我,无奈之下,我下了车,不去了,他们才放心。我不管上哪,他们都跟踪,在这红色恐怖压力下,在这不公正的对待下,我再也忍无可忍,决定到北京去向政府领导反映一下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我于2000年初(农历99年的腊月二十六)来到了北京,听说信访局全是便衣、特务,根本进不去,自己不知道怎样才能见到有关领导,在天安门广场走来走去,寻思办法,办法没想出来,就被北京公安局非法抓起来,被潍坊公安局驻北京办事处接走。在潍坊驻京办事处里面关押了很多功友,年龄大的有70多岁,年龄小的只有5岁。他们没收了每个人的钱、大法书,也不开证据,回到安丘后被非法拘留2天。

回家后,仍然过着没有人身自由的日子,我百思不得其解,法轮功给那么多人解除疾病痛苦,根治了多少年来在医学上根本无法医治的顽固疾病,对祛病健身有多么神奇的效果,并且教育人如何做好人使人道德回升,这么好的功法怎么会被这样对待呢?政府领导肯定对法轮功不了解才做出这样的错误决定,我必须向领导再去反映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于是我在2000年6月再次到了北京,刚到信访局附近,就被安丘驻京办事处的恶警抓起来,我们说来到北京就是为反映情况,我们得写出来,我们几个人联名写了上访信,让他们交给信访局,交没有交,不知道。第二天各单位来人把我们绑架到安丘驻京办事处,几十名大法弟子手臂挽着手臂表示不给平反不回去,恶警的恶性暴发了,拳打脚踢用“单摘瓜”的方式一个个的被他们拖走,有的大法弟子被打的鼻青脸肿,满脸是血,当时的情景真是惨不忍睹。

我被拉回安丘后送到学校,他们想把我关在二楼,由女教师轮流看管,让孩子送饭。在我强烈抗议下公安局才让儿子把我接回家,儿子们也很高兴我修炼后身体健康的状况,但由于受谎言的毒害和红色恐怖的压力,也对我上访不满,我心里很难过。外面对我跟踪盯梢,家里电话被监听,孩子不理解,没办法只好离家出走,流离失所两年。

2001年正月,由于中共政治流氓集团制造了“自焚”事件和一些杀人、自杀等谎言,蒙骗了广大群众,煽动群众仇恨法轮功,使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法轮功充满仇恨,我感到师父受委屈,法轮功和师父都被蒙冤,到北京上访无门,只好采用发传单的形式向群众讲清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一个好功法。

一次,我在发传单时,被恶警抓去,非法拘留两天,2002年3月1日,我被东关派出所绑架到安丘“610”洗脑班,在洗脑班主要进行精神迫害,让邪悟者讲他们邪悟了的歪理邪说,并强迫看污蔑师父和大法的录象,在自己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妥协了。现在我再次声明:强制洗脑作废,所写所说对师父对大法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坚修大法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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