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和女子劳教所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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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叫杨峰,因修炼法轮功在2005年3月1日被北京恶警非法抓捕。后被劳教两年。2006年9月1日被“释放”,但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出来以后,当地警察仍不断对我进行骚扰,并明确告诉我,如不放弃大法,我将面临再次的抓捕、判刑。无奈,我逃离了中国。

* 被非法抓捕 恶党企图逼我当特务

2005年3月1日晚7:30分,我象往常一样给同修送明慧的交流文章,刚进同修家的门不足2分钟,警察就来敲门。门一开,即闯进7-8个人,其中只有一人穿警服。恶警未出示任何证件野蛮的抄了同修的家,将同修带上了车,送往当地的派出所。恶警暴力抢走了我家的钥匙,将我带上了另一辆车,直奔我家。他们非法抄走我的电脑、2台打印机、几十本大法书籍、几百张光盘、2本通讯录及其它物品。夜晚12:45分,他们将我带到了当地的派出所。我在那里整整坐了一宿,第二天早上大约9点左右,我被恶警送往海淀分局,下午4点左右了,把我非法关进海淀分局拘留所的1筒7号。

1筒7号是一个大约20多平方米的屋子,屋顶很高,只有一盏暗暗的灯泡。这20平米中包括1平方米的厕所和半平方米用来放被子的地方。屋里共住了21个人,吃喝拉尿全在这里。有一张所谓的“床”,它是用砖头砌成的比地面高出15厘米,长约4米,宽约2米,砖头上面放了一层薄薄的板子。这里一年四季没有热水,洗漱及喝的全是冷水。每周只能洗一次澡,每次3分钟。几个人公用一个喷头,身上刚淋湿就得开始穿衣服了,因为时间到了。每天的早餐是一小杯米汤和有限的一点点咸菜,外加馒头,中午和晚上就是水煮白菜帮子和馒头。白菜帮子就是最外层的那层老帮子,并且根本不洗,吃完饭盆底一层沙子。睡觉时只能侧着躺,前胸贴着前一个人的后背,这样像沙丁鱼罐头一样一个挨一个,根本不能平躺。每天起床后全身都疼。这样躺下睡还不如坐着呆着,睡觉倒成了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北京的三月依然很冷。分局的恶管教们全然不顾我们的冷暖,将所有的窗户全部打开,我们就在这种穿堂风的屋子里睡觉,并且每天睡觉时都要用毛巾把头和脸全部包住,一来防冷,二来房顶的吊扇上大约有一分厚的灰尘,过堂风一吹,灰尘满屋飞,如果不把头和脸包住,尘土就往你脸上落,根本无法睡觉。

从在同修家被抓已经一天一宿没有睡觉了,我已感到筋疲力尽。当晚大约8点30分左右,我被第一次“提审”直至半夜12点钟。负责我案子的是一个叫刘大丰的恶警,他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一进门就开始骂我,用一些肮脏,下流的语言侮辱我的人格,他一边问我问题,一边骂,一边做记录,最后,他要求我在上面签字,被我拒绝。他揪着我的衣服往墙上撞,并用脚踢我。我告诉他:法轮功教人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我没有罪也没有错,所以不签。第二天,我告诉拘留所的管教王巍,我受到刘大丰的打骂,要求换预审,王说:知道了。可当天晚上,仍然是刘大丰提审我。这次他同样是骂骂咧咧,我的要求不被理睬,我开始绝食绝水抗议,连续三天。到第4天,他们要拉我去灌食,同室的许多其他人(非法轮功学员)都哭着求我吃东西,不要被他们拉去灌食,因为每次灌食,都要这些人跟着去帮忙,要他们按住法轮功学员的手和脚灌浓盐水(里面只加一点奶粉)。这些人说,他们实在不忍心看下去。因为每个法轮功学员灌完食后脸上全是血。我再次强烈要求换预审。他们对我的要求始终置之不理。

从我到达海淀分局的第二周起,海淀国保大队先后派了4名被中共“转化”了的邪悟者来“转化”我,共3天。每次都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最后海淀国保大队的领导杨键亲自上阵,他明确告诉我,别的法轮功学员根本没有这样的待遇,只有你,并告诉我根本不想判我,我当时不解其意,以为是我有海外关系的缘故,直到我在劳教所被强制洗脑后,大约2005年7月底开始,他们又来劳教所三番五次找我,并明确了他们的目地:让我在海外给他们当特务,并答应可以马上放我出去。我拒绝了他们。

同样没有经过任何的法律程序,2005年4月初,它们非法宣布对我劳教2年。

* 北京市大兴劳教人员调遣处 小人当道

2005年4月12日,我被送往北京市大兴劳教人员调遣处。第一天,我被单独关在一间屋子里,由一个人称“大眼王”的警察负责与我谈话。她为强制我写一份保证,与我足足谈了3个多小时,这期间,她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我则被要求站在她对面双手放在两侧,一动不动。她走后,我要活动双腿,可我的腿已经僵硬得让我几乎摔倒,幸而有两个吸毒人员扶住了我。“大眼王”头也不回的走了。

之后,“大眼王”派了4个吸毒人员看着我并强迫我写“保证”。这些吸毒人员都是多次进出劳教所的常客,她们知道如何讨好这些警察,她们也知道如何来整治我们这些法轮功学员。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也不需要向任何人“保证”什么。晚上10点了,已到就寝时间,我还没给他们一个字。于是吸毒犯们开始大声喝斥我,其中一个把胳膊肘架在我的肩上,靠在我身上耍赖,另一个对我大声吼叫,让我按照他们的规范坐好,即坐在儿童用的小塑料椅子,双膝、双脚并拢,两手放在膝盖上,后背挺直坐好。我知道下一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这时一个姓李的警察叫这些吸毒犯抬进来一个床板,意思是说我可以睡了。我问这些人:你们怎么办?她们说:我们只好在这里坐一宿。我对他们说:你们睡吧,我在这里坐着。她们说:我们不敢,那样的话,她们(警察)会骂我们的。无论是在调遣处还是在女子劳教所,这是最邪恶的一招,就是株连法。这些警察利用着这些吸毒犯来整治我们法轮功学员,当法轮功学员拒绝写什么“保证”或拒绝所谓“转化”时,这些警察就骂这些负责看管的吸毒犯,甚至于惩罚她们,迫使他们对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我所在的北京女子劳教所二大队有一个叫唐晶晶的女干警就曾说过:你记住了,这些干警永远都不会碰你一个手指头,但是会有人打你。

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叫张秀云,只因在调遣处拒绝写保证,被吸毒犯高赞和另一个吸毒犯打骂不说,两个吸毒犯将张秀云按倒在地,两人用身体一人压住她的一支胳膊,用手往下拔她的眼睫毛,疼得张秀云大声尖叫,整个楼道都能听到她凄惨的叫声。还有一名法轮功学员,也是因为拒绝写“保证”,被3进的吸毒犯齐欣扇嘴巴,踢打,晚上不让睡觉,整宿的站着。我每次路过水房洗手时,都看到她面冲窗户站着,背对着水房。吸毒犯为获得减期,为了不受恶警的惩罚而不择手段的逼迫法轮功学员写“转化”。一次,我在班里讲法轮功在海外的发展形势及法轮功真相等等,管我的那个班的班长因我说法轮功好她没有及时阻止我,就被叫去挨罚,双手抱腿,低头蹲着。恶警这样做,目地就是为了让那些犯人对法轮功学员产生仇恨,加大、加重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吸毒犯赵晖曾对我说,北京女子劳教所的现任所长陈力就曾经将一个拒绝“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交给她,她就对这名法轮功学员又踢又打,迫使这名学员妥协。这些吸毒犯打骂法轮功学员时,都是在楼道的最里面或干警办公室里边打,恶警同时在大厅加大音量播放音乐,以此来掩盖他们的罪行。

在调遣处,这些吸毒犯或其他罪犯可以随便的到处走动、聊天、串班,而法轮功学员即使呆在一个班里,互相之间也不允许讲话,也不可以坐在一起。坐着时两个法轮功学员之间必须有一个吸毒或卖淫犯夹在中间。

调遣处的那些警察贪婪的很,如果哪个法轮功学员手里有点贵重物品,或者他们喜欢的东西,他们马上就以所谓的“违禁品”予以没收,然后占为己有。我在英国买的两个发卡就是以“违禁品”的名义被堂而皇之的被掠走了。

不仅如此,他们连我的劳教决定书也抢走了,不仅仅是我的决定书,其他法轮功学员的决定书也被他们在搜监时被没收了。这一切更加说明,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是见不得人的,怕曝光的。

调遣处是所谓“培训规矩”的地方,无论是进出厕所还是水房,只要有门的地方都要喊报告。每天的早,中,晚吃饭前都要背劳教人员守则,所谓规范30条,还要唱2首劳教人员的歌,之后才能吃饭。去大厅打饭时还要说报告词:我是×班劳教人员×××,谢谢队长之类。不仅如此,去大厅打饭时,必须走楼道的右边,眼睛不许斜视,时时刻刻从精神上刺激和强化你是一名“劳教人员”。每天早晚点名时,点到谁的名字时就要双手抱腿蹲在地上,不许抬头,不许用眼睛直视点名的警察。无论多冷的天气都是凉水洗脸,洗脚,包括刷牙并且每次只有3分钟。每周只允许洗一次澡,洗一次衣服,平时不允许洗袜子和内裤。28平方米的房间少则睡12人,多则16个人,每天晚上点完名就锁门,大小便全都便在屋子里的塑料盆里。屋子里臭气熏天。

* 北京女子劳教所

2005年4月25日,我被送往北京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去劳教所的路上,我的双手不仅被用手铐子铐着,还被强迫将双手放在前排的座位上,低着头,人格受尽了侮辱。

我被分在了女子劳教所的五大队。头两周,有两个女干警负责“转化”我,给我洗脑。一个叫张素敏,另一个姓郭(名字记不清了)。这2个人对我使用车轮战术,轮番找我谈话,从早上6点到晚上11点左右。由于我拒绝放弃法轮功,从第三周开始,由五大队的大队长陈×华负责“转化”我。她不让我睡觉,一天只睡2-3小时。夜里坐在小塑料椅子上很冷。我要求增加衣服,陈不允许,说什么:我穿一件衬衫都没觉着冷,你冷什么?不行。趁陈出去的工夫,我赶紧加了一件衣服,陈回来后见我正在系扣子,就说:你撒泼,你躺地上吧。凡坚定信仰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总是从人格上侮辱。可笑的是,她们所用的“转化”语言几乎都是一样的,看得出是经过培训的。包括有关天安门自焚的案件,完全是一个口径。这期间陈×华强制我看了大量的光盘,全都是栽赃和陷害法轮功的,完全是无中生有。别人中午都有午休时间,包括这些干警,我则被要求早起晚睡,每天早上4点半左右就要起床,而晚上12点左右才能睡觉,中午不允许休息,强制坐在儿童的小塑料椅子上,一遍接一遍的看这些诬陷法轮功的光盘。

到后来,陈×几乎天天找我谈话,从上午一直谈到夜里2点以后才能睡觉。第二天早上,她便回家睡觉。这也是她整治法轮功学员的手段之一,就是不让睡觉。正常的睡眠时间应该是早6点起床,晚上10点熄灯就寝。有一位61岁的法轮功学员患有高血压,陈也是用同样的手段折磨她。老人跟我讲,每天夜里12点睡觉算早的,通常都是2点以后才能睡。一个星期下来,有一天老人一头栽在地上,被送往医院抢救,才脱离了危险。在五大队时,别人都是一周洗2次衣服,而我每周只能洗一次衣服,而且是占用我仅有的几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洗。总之,只要不放弃信仰就处处想方设法整你。

在我被抓时,我修炼法轮功已近8年的时间了,我知道法轮功是什么,尤其是99年7月20日以后,我更是经过了自己的深入思考才选择了这条路。我知道只要我不放弃大法,再往前走对我将面临着什么,但我义无反顾。

1999年7月20日以来,中共利用手中的权力和所有的媒体编造了大量的谎言栽赃和陷害法轮功及李洪志师父。恶党随意的抓捕,劳教,判刑坚定法轮功信仰的人,并对他们施行酷刑折磨,从精神和肉体上双重摧残法轮功学员。更为邪恶的是,在国际社会的大力谴责和呼吁下,他们把迫害的手段变得更加隐蔽,从表面上看你的身体上没有外伤,但这种精神上的摧残要远远大于对肉体的伤害。肉体的伤痛可以恢复,但精神上的创伤是永远都无法弥合的!

2006年9月1日,我在劳教所期满回到家。然而这种所谓自由的生活并没有使我的精神变得如何轻松,相反我的内心却永远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因为我违心的说了我不想说的话和做了我不想做的事,我是违背了自己的良心才换来了肉体的解脱,这对于一个有良知的人来讲真是生不如死!

2005年6月,在劳教所的直接干预下,我被送往所谓“攻坚队”迫害。这个队是专门为那些坚定信仰法轮功的人设立的。通常法轮功学员都是半年以上不转化才被送往那里,我则是一个半月就被送到那里去了。后来我才知道真正的原因:海淀国保大队要求劳教所尽快转化我,目地是让我去海外给他们当特务。

* 所谓的“攻坚队”就是人间地狱

攻坚队的迫害手段五花八门,一种比一种邪恶。

首先是罚坐高板。这种高板是30公分见方的,由塑料制成的凳子,上面凸凹不平,每天要坐上18个小时左右,并有严格的坐姿:双膝并拢,双脚并拢,双手放在膝盖上,后背挺直,不许闭眼,且一动也不许动,只要想动就得要向监视我的吸毒犯薛梅打报告。比如渴了,要对吸毒犯说:报告班长,求喝水。如果这个吸毒人员说“动”,那么就可以拿起杯子喝水,喝完水之后,还要向吸毒人员说:报告班长,求放杯子,吸毒犯说:动,就可以把杯子放回原处。如果身上哪里痒,也要向吸毒犯打报告,要说:报告班长,求挠痒痒,如果她说动,我们就可以动,如果她说不行,那么我们就不能动。就是说,大法弟子连自己的身体动一动的权利都没有。无论任何一个动作都要打报告,得到许可后才能动。如果没有经过允许而动了,吸毒犯轻则破口大骂,重则大动干戈。有一个法轮功学员,被三个吸毒犯打得满脸又青又肿。这名学员早在2001年时就被劳教过一年,这次被抓又被判了2年半。她被折磨得身体落下了严重的毛病。她的丈夫也因练法轮功在2001年被判5年大刑。这种高板仅仅是折磨我们肉体的方法之一。一两个星期下来,许多人的屁股都坐烂了。一个四大队转过来的法轮功学员就是如此,吸毒犯马强竟然在她的两腿之间夹一张纸,只要纸一掉下来就表明两腿没有夹紧,马强就对她又吼又叫。一次她要求见责任干警唐晶晶,被马强从后面用枕巾将她的嘴勒住。有的吸毒犯或其他劳教人员实在看不下去对大法弟子的这种精神加肉体的双重摧残就好心的劝我们“转化”,不要再遭这份罪了。他们说,作为包夹感到很为难,对我们好了,恶警们要骂他们;对我们不好,他们感到不忍心。他们与我们素不相识,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折磨我们呢?还有一些有良知的劳教人员把这些恶警怎么教这些人整治法轮功学员,他们怎样串通,用什么样的手段都告诉了我,希望我能够帮助那些还在受到虐待的法轮功学员,希望我能够把消息传到国际社会。

其次是饥饿法,就是不给吃饱饭。每天早、中、晚饭只给半个酸馒头,连咸菜都不给,一个星期下来,人就瘦得没有样了。我曾经对负责我的干警李子平说要求增加饭量,被李告之:不转化就被视为故意和共产党对抗,别想吃饱饭。修炼的人是没有敌人的,坚定自己的信仰怎么能和对抗联系在一起呢?这也许就是这个邪党的逻辑吧。吸毒犯的饭吃不了,宁可倒了也不给我们吃。

第三就是不给水喝、限制上厕所。我在攻坚队时正值6月。6月的北京,有时气温能高达摄氏40度,每天发给我的水量只有约500毫升,渴了的时候只能用这点水润一润嘴唇。这还不说,就连上厕所也受到刁难,少则等上半小时,多则2-3个小时是常有的事,导致后来我的膀胱长期疼痛,甚至有没有尿已经没有感觉了。每次上厕所都要先请示,至少还要两个吸毒犯跟着。55岁的法轮功学员南秀萍有痔疮,上厕所时想多蹲一会儿,被吸毒人员牛宇红从后面揪住头发一把就给拽了起来,同时嘴里还骂骂咧咧。吃饭、喝水、上厕所、睡觉本是上天赋予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剥夺它!恶党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采用了多么卑鄙的手法,不惜从人的生理本能上折磨我们。

第四是,不允许洗头,洗澡,洗衣服。只要是坚定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几个月或半年以上不许洗衣服和洗澡、洗头,许多大法弟子的头发都粘在了一起。40多度的高温天气,牢房里只开一扇窗户,门关着,门上还挂着帘子,坐在那里不动都流汗。两个星期下来,我穿的衣服都臭了,我要求洗衣服,被拒绝不说,还被吸毒犯薛梅大骂了一通。这就是我在前面说的他们采用了更加阴险和隐蔽的手法来迫害法轮功学员,但中共对外又宣称:现在是人权最好时期,对法轮功学员采用的是教育,感化,挽救的方法,实际上,他们采用的方式完全是暴力加谎言的流氓手段,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第五是,24小时的跟踪记录。在攻坚队,我始终被单独关在一间屋子里,有三名吸毒犯24小时监视,每人8小时,三班倒。犯人对我进行24小时的跟踪记录,比如:几点喝的水,喝了几口;几点去了厕所,大便还是小便,小便量多少,颜色是黄的还是白的,大便是干的还是稀的;我的面目表情如何,高兴还是不高兴,都说了什么话;睡觉时是平躺还是侧卧,夜里几点翻身等等,等等,都要详细的记录,目地是要从心理上进行突破。由于英国政府的极大关注及海外同修的大力呼吁,2005年11月24日,联合国酷刑调查委员会成员来劳教所点名采访我。在联合国人员到来之前,二大队的大队长恶警杜敬彬找我谈话,骗我说是外国电视台的人要采访我。我在劳教所时经常看到有外国人来劳教所录像,我不想为邪恶做任何的宣传,所以我拒绝了。同时杜也明确的告诉我:劳教所的意思是不许你接受采访。在联合国酷刑委员会来劳教所之前,他们将受虐待的法轮功学员从劳教所转移了出去,一共转移了4车,直到联合国的人员走后第二天才又将她们用车拉了回来。如果真正象中共对外宣称的那么好,为什么不许接受采访呢?为什么还要将人转移呢?

不允许家属接见。劳教所对坚定信仰的法轮功学员不准家属接见,甚至也不允许有纸和笔。所以如果想写举报信或上诉书等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在迫害的初期,法轮功学员不转化就直接延期,后在国际社会的呼吁下,他们把迫害变的隐蔽了起来,只要不转化,到期后表面上人被放了,实际上,当地的610和派出所在劳教所门口等着,将人直接拉到转化班继续洗脑,如果不放弃,就继续送分局,再次被判。这是五大队的警察张素敏亲口告诉我的。后来我在攻坚队时一个吸毒犯也告诉了我同样的事情。因为她亲眼看到了法轮功学员到期后假释放,没过多久就又被送了回来。2006年6月我在劳教所时恶警们又以文件正式宣布说:只要不“转化”就继续延期。

* 被残酷折磨的大法弟子们

由于精神加肉体的双重摧残,一年半的劳教生活,导致我的视力严重下降,记忆力衰退,再加上被强制洗脑后的痛苦,我的头发全白了,我的精神一度到达了崩溃的边缘;长期的营养匮乏,再加上长期罚坐高凳,使我全身浮肿。出狱后很长时间,我的腿走路很困难,幸亏我坚持炼功,才使我的身体在短期内迅速恢复。

还有我认识的大法弟子南秀萍在二大队受尽了折磨,除了每天罚坐十几小时的高板,吃不饱饭,不许洗头,洗澡达几个月之久,一次我在筒道里迎面碰上了她,见她的头发全都粘在了一起,包夹她的吸毒犯佟静、马菲菲、王双霜、牛宇红打她、骂她不说,她的鼻涕流下来到了胸前都不许她擦,由于长期罚坐这种高板,她的脚和腿全是肿的。她被长期隔离在一间阴面的屋子里,冬天特别冷,脚上长满了冻疮,南要求把棉鞋从库里拿出来穿,被包夹王双霜拒绝。由于她住的屋子特别冷,这些恶警给那些包夹每人都增加了4床褥子和2床被子,而南就只有一床比纸厚不了多少的褥子和一床薄薄的被子,由于南秀平坚定信仰,后被转到了三大队。

2006年7-8月间,酷热难当,有一老学员中暑了,不停的呕吐,被送进了劳教所的医院,在那里,她头晕得厉害,要求躺着,不但不被批准,这些恶医们反而命令她绕着楼道走十圈。这位老学员患有高血压,再加上中暑,身体上的痛苦可想而知,这么有限的一点点要求不但不被批准,反而在她痛苦的基础上再去折磨她,当这位老学员走了十圈以后,这些恶人们又说:我给你数着呢,你刚走了3圈,再接着走7圈。

一名年岁大的法轮功学员在筒道里喊“法轮大法好”的口号,被吸毒犯于艳红殴打,打得老人在筒道里大声哭喊,把睡觉的人都吵醒了,于艳红后来告诉我:如果我不管她,队长(指干警)会骂我的。这名学员后来被送往集训队,关在2平米的小阁子里。

来到国外以后,从明慧网上得知了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除器官的事情,让我联想到了从我一进调遣处就被体检的事情,不但做了胸透,验血,妇科检查,连身体上有没有疤都查的很细。到了女子劳教所以后又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在我被释放之前,即2006年6月又做了一次详细的检查。想起这些就让我毛骨悚然,因为我不知道如果我还在那里,下一个被摘除器官的人是不是我。

* 非法的奴工劳动

法轮功学员“转化”后,必须参加劳教所里的奴工劳动。有时做手工活,或外加工活。比如2006年夏季就要求我们去包白糖。车间里苍蝇到处飞,根本没有任何卫生设施,从把白糖装进口袋到最后封口,全部都是法轮功学员手工操作。我就曾与这家工厂的老板聊过,问他包一包白糖给多少钱?他说几分钱,但最后到我们手里的钱就是每包一分钱。法轮功弟子夏天还要强迫去大田干农活,而普教(法轮功以外的其他劳教人员通称为“普教”)的任务就是包夹法轮功学员,他们不需要参加任何的劳动,也不需要参加任何的“学习”(所谓的“学习”不过就是一种形式,只要到时参加考试就行了,不需要去上课)也从没见针对他们不同性质的罪过进行过什么教育。从进劳教所的第一天起,他们就是按照这些恶人的命令专事迫害法轮功学员。一个普教就曾跟我讲:我们哪里是来劳动改造的,简直就是给他们干活来了。第一次被关进来的吸毒犯或其它的劳教人员在恶警那里并不吃香,因为他们还不懂得怎样做“包夹”,三进和四进劳教所的吸毒犯才是深得这些恶警的欢心的,因为他们知道如何整治我们法轮功学员。如像三进吸毒犯薛梅,四进吸毒犯马强等等是这些吸毒人员中的主力,凡有难以攻克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叫她们俩去做包夹,就连工作几年的警察都不如她们俩受重用。他们俩也因此而升级晋升为“绿牌”(“绿牌”是有很多的优待的)。

我在五大队时,法轮功学员的劳动是编织毛手套,所有的手套全部出口销往国外。每天的定额是必须完成一副。实际上要完成是很困难的,所以必须几个人配合,有人专门负责织手腕,有人专门负责织手指。每副手套的加工费为0.97元。白天干活,到了晚上还要占用自己的睡眠时间背考试题。

* 恶党任意滥抓滥关法轮功学员,特别是老年学员

在当今的中国,劳教所简直就可以说是专门为法轮功学员开的,法轮功学员与普教的比例是80:20.我在五大队时,张素敏就曾经告诉我,我们和公安都是有联络的,当普教不够时,我们就让他们抓点普教进来,用他们干警的话说这就看谁点儿背(意思就是倒霉),就被抓进来了。

北京女子劳教所原有7个大队,每个队都是一百二十人左右,每个班12个人,面积大约28平米。三大队和六大队基本上都是普教(也有个别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被送到那里,但数量很少)由于疯狂的抓捕法轮功学员,七个大队不够用,后又增加了一个八大队,用来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北京的劳教所容量有限,有许多被转往外地。

在北京的女子劳教所,至少有70%的法轮功学员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有至少30-40%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2次以上。每天早上出操,一眼望去,全是头发花白的老人。

许多人不解,你们炼功在家里炼不就行了吗,不就不被抓了吗,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被非法关押后,我遇到了许多炼功人,他们大部份都是从家里被抓来的。法轮功学员李兰平正在家里照看孙子,当地610来她家问她还炼不炼法轮功,她只说了一个“炼”字,就被从家里抓走了,被非法判2年半,至今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女子劳教所。李兰平已是60多岁的人了,这次是她第三次被抓。

法轮功学员张小京,正在单位上班,被领导找去谈话,就这样从单位被恶警直接拉走了,被非法判劳教2年半。她第一次被抓是在2001年,当时被判一年。她的丈夫是现役军人,迫于压力与张小京离了婚,她被抓走时,家中还有一80多岁全身瘫痪在床的老母亲。因无人照料,老人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临别也没有见上自己的女儿一面。就在张小京被判不久,她的儿子也因修炼法轮功被判了几年大刑。在当今的中国,有多少这样的家庭只因修炼法轮功被就被这个邪恶的共党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在我刚被非法关押进劳教所时与法轮功学员苏巍分在一个大队(五大队)。2005年9月中旬她被释放,当我来到英国上《明慧网》,才知道她刚回家两个月即就又被非法抓了起来,这次被判了2年半(第一次被判2年)。

还有一名老年法轮功学员在买菜的路上就给抓走并被非法判2年劳教。当时这位老人已是65岁了。

* 恶党穷途末路 企图从大法弟子中寻找特务为其效力

由于我有许多海外关系,并且我知道许多海外的真实情况,所以我被强制“转化”后,仍被长期隔离在一间黑屋子里,与吸毒犯和其他的劳教犯人住在一起,与法轮功学员隔离。后来很多劳教人员都明白了法轮功是什么,帮助我传一些师父的新经文及食品给正在被关禁闭的学员,这也是这些邪恶们想不到的。这一切更加说明这场迫害是不得人心的。我所在的北京女子劳教所二大队的一个干警明确告诉我说:其实,在这个筒道里一百多人中,真正“转化”的只有一、两个人而已,到后来有许多邪悟的帮助邪恶做“帮教”的人也都渐渐明白了。一个曾经邪悟了的人跟我说:怪不得他们不让我们理你,不让我们跟你说话呢,原来事实真相并非像他们说的那样。由于这些邪恶封锁了互联网,一些法轮功学员被谎言欺骗了,当他们真正明白过来后,又都从新走回到修炼中来了。有一次,劳教局来人,找一些“帮教”开会,这些恶警们问他们:怎么样才能让这些学员脱离李洪志?居然问出这么可笑的问题,由此可见尽管邪恶使尽了招术,却再也没有办法了。

从我自身的遭遇和经历,我知道中共派了大量的特务在海外来搜寻海外法轮功学员的名单及活动情况。中国的公安部门为了调查我不惜花了大量的金钱、时间和精力。他们从2000年起,就开始跟踪我,直到2005年初非法将我抓捕。我在劳教所时,碰到另一名法轮功学员,刚刚从美国看女儿回来,下飞机后还不到3个小时就被抓了,被强制“转化”后,当地国保大队的人也是胁迫她要她在海外给他们当特务,被这名学员拒绝。稍有一点正义感的人有谁愿与邪恶为伍呢?

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明白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明白恶党的邪恶,其中也包括那些在大兴调遣处和北京女子劳教所的恶警们,希望你们立即停止做恶,为自己选择一个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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